的事情，已經成為歷史。
鄧小平重要談話不是由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而是由深圳地方媒體「搶了頭功」等等一系列問題產生了種種疑問和猜測。
包括向時任廣東省委主要領導同志請示，均未獲同意；《深圳特區報》搶先發表鄧小平談話後，受到上面嚴厲批評等等。
、紀實書籍所敘說的事實必須準確無誤。對錯誤的東西，如果不澄清、糾正，報道或書籍公開出版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社會上造成的不良影響將會越來越大。
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我於2008年5月寫出了一份《關於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並發表重要談話的宣傳報道情況》的資料，共2萬多字，刊發在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主編的《經濟特區研究簡報》2008年6月第32期，印發給深圳市的在職和已經離、退休的各位領導，以及深圳方面當時參加接待工作的一些主要當事人。幾個月之後，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辦公室告訴我，所有看了第32期簡報的人都認為材料翔實，情況清楚。
》為標題，分兩期連載，引起轟動。《新民晚報》、《今晚報》、人民網、新華網、新浪網、百度網等紛紛轉載。《新華文摘》於2010年第16期又全文轉載。對此，我開始是有意見的，因為他們登載我的文章，預先都沒有同我商量，沒有經過我的同意。還好，這麼大範圍地轉載、傳看，至今還沒有人說我所披露的「內情」不符合事實，或者政治上有什麼問題。
這一次為了寫好這本書，我當然必須查證更多的資料、文檔和更細緻地翻看自己幾大包的筆記，也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我覺得，對於1992年鄧小平視察深圳之後，海內外曾經流傳的某些猜測或不實說法，必須根據我個人所知和了解的情況，給予說明和澄清。有些事情則還要給予補充、講明。
第一，並沒有具體說要誰下台，也沒有點哪個人是「左王」。20年之後，回過頭看，1991年春，老人家就到上海講話。但是，很多人沒有聽到、聽懂，或者有些人根本聽不進去。上海《解放日報》披露鄧小平談話內容的“皇甫平”文章，也沒有引起人們更大的關注。所以，“全退休”的鄧小平1992年春才又到由他自己“畫了一個圈”建立起來的深圳經濟特區來“休息”，並對中國改革開放和國家的發展大局有更多、更深入的談話。
但是，鄧小平是一位偉人。在批評的時候，只對事，卻不點具體的人名。在深圳視察期間，我們都沒有聽他具體說過要誰下台，誰誰是「左王」等等。1月20日上午在深圳國貿大廈談話中，講到培養接班人時他說：“那兩個人都失敗了。不是在經濟工作出問題，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他只講“那兩個人”，點到則止。更何況對在台上工作的江澤民為核心的新班子，鄧小平是真心支持愛護的。他於1989年5月31日專門同李鵬、姚依林談話：“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是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關鍵在領導核心。”“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因此，鄧小平在談到中央新班子堅持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問題時，當然是更有分寸了。
鄧小平南巡談話的態度，一直是積極支持的。並不存在迴避、甚至給我們施加壓力的問題。在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的過程中，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曾經幾次主動向鄧辦、甚至是鄧小平本人彙報，希望廣東的新聞單位能夠公開報道他老人家的重要談話精神。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破這個例」，“不開這個口子”。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為了深圳媒體能宣傳報道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也向鄧辦及至鄧小平本人請示，得到的同樣是「不破這個例」。
在這種情況下，省、市領導卻從未通知省市的宣傳部門和新聞單位：不要搞，不能搞。我們做具體工作的幹部也都心照不宣：直接的上司不反對，就等於支持。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就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任何一個改革，開始的時候都往往會被當作「離經叛道」。
鄧小平談話的問題，向省市領導具體請示，更不可能越級向中央的任何領導或部門請示。因為，在這個特殊時期，又是特殊的事件，鄧小平本人都說「不破這個例」，請示誰又怎麼可能“破這個例”呢。而且當時沒有向省市主要領導或中央某些部門請示，實際上也是為了不給他們添麻煩。
出去。如果出問題，我這個深圳市委宣傳部主管的副部長責任當然最大。那時候，我們除了作好可能受到批評處分的思想準備，根本沒有考慮將來會有什麼功勞，會得到什麼獎賞。正是在這種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而敢闖的精神感召下，大家才能夠互相配合、支持，團結一致，親密無間，千方百計，把鄧小平的重要談話精神報道出去。
工作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上得天時、下得地利。首先是得天時。經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的中國，絕大多數人在痛定思痛之後，更加認識到改革開放的重要和迫切，希望加快經濟發展，盼望民族振興。鄧小平1992春的重要談話，順應黨心民心，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那一年的春節，親戚朋友互相拜年、團聚，談論的話題很多都離不開鄧小平南方講話。
元宵節之前，也就是大年還沒有過完，中央的領導核心就開始傳達、貫徹鄧小平的談話精神。這不能不感嘆中國共產黨之幸，中華民族之大幸。新華社於1992年2月20日就播發了這樣一條重要消息：即將出版的第4期《半月談》，刊登了雜誌編輯部輯錄的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公開發表的談話摘錄，題目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由此也可以說明：過了大年之後，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已經在傳達、學習、領會鄧小平南方重要談話精神。3月11日，新華社又播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開全體會議，討論全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消息，多處引用鄧小平在南方重要談話的內容，特別提到“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
消息，就會闖大禍，可能碰得頭破血流，而不會有後來屢受稱讚和表揚的結果。
的”。可是，我們並沒有放鬆自己的工作，而且因為受到一種責任的感召，從頭到尾都不敢半點鬆懈，認真記錄，見縫插針地抓現場新聞素材。有機會跟隨鄧小平視察採訪的《深圳特區報》記者陳錫添，就能夠抓住機會，認真寫好長篇通訊，終於一舉成名。攝影記者江式高在跟隨鄧小平採訪過程中，也十分認真地工作，所以能夠發表許多震撼海內外的獨家新聞照片，得到了省市和全國的新聞攝影大獎。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記者在跟隨鄧小平的採訪過程中，同樣認真努力工作，所以能夠在3月22日就發表《鄧小平在「先科」人中間》的通訊，比《深圳特區報》發表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還早4天。只不過《南方日報》的通訊分量相對輕了一些，所以影響力也沒有那麼大。我想，這應該不是前線記者的問題，而很可能是報社編輯部的問題。
；因為深圳毗鄰香港，思想文化和新聞輿論容易互相交流、影響，所以1992年春的《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八評」很快就在海外傳播。其結果與上海《解放日報》1991年春的“皇甫平”文章就大不相同。當香港及海外其他地區大舉轉載“原汁原味的鄧伯談話精神”的《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評論”的時候，就有人說，《深圳特區報》敢於頂風傳達鄧小平談話精神，發表評論，真是一個大新聞。
從來都是北京的中央新聞機構的「專利」。而深圳經濟特區由於所處的特殊地位、特殊環境和所具有的特殊條件，使上頭對深圳媒體的某些“反常動作”有時候反而會先問一個“為什麼”，也就不輕易、隨便地發號施令。這也往往使深圳媒體避免像內地的報紙那樣很快被封口的遭遇，有時間和機會等到“反常動作”在實踐中證明是“正常的革命行為”，所以，才會有最後上上下下皆大歡喜的結果。
不是這個地利、這個大環境，深圳的任何宣傳或新聞單位、個人，就是膽子再大、能力再強，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有機會突出表現、建立功業，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中留下小小的一筆。
但是，畢竟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是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中國共產黨是新中國的執政黨，一直強調「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在意識形態的掌握控制方面，更加強調循規矩，守紀律。所以，1992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就專門向全國各新聞單位發了一個通知，強調“今後中央領導同志在各地的活動，統一由新華社發稿。”
是一個很特別的「特例」，雖不可以說“前不見古人”，卻也可能是“後不見來者”了。
第四，鄧小平家庭生活和諧、溫馨，使他健康、長壽、頭腦清醒，老而不衰。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鄧小平在深圳視察。我跟隨做記錄只有這短短几天，而且還有一些場合跟不上，或不能跟，只能聽錄音、靠傳達，但是，我已經深深體會到這一點。
鄧小平很重視兒孫團聚、家庭團圓。在深圳視察的那幾天，鄧小平都在桂園裏面同家人一起吃飯。無論到哪裏參觀、視察，他都帶著家人一起，從坐輪椅的大兒子，到還帶紅領巾的小孫兒，都儘可能緊緊跟隨。在華僑城錦繡中華景點參觀，看到輝煌、祥瑞的「布達拉宮」，老爺子主動提出“我們一家子照個像吧”。鄧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是“延安的老幹部”，從跟著鄧小平同甘共苦、轉戰南北，到六七十年代鄧小平大起大落，同經風雨，50多年夫妻感情堅貞不渝，恩愛有加。鄧小平在深圳視察期間，卓琳總是隨和地跟在他的身邊。在各種各樣的公眾場合，大家看到的是鄧小平身邊卓琳慈祥的笑容，從沒聽到她在鄧小平談話中間插話。兒女們很尊敬自己的父親，但似乎並不懼怕老爺子的威嚴，甚且可以拿老爸開玩笑。
20年前，互聯網還很不發達，我只能通過查閱各種書籍報刊，進一步了解鄧小平家庭生活的相關資料，證明我的觀察是對的。1992年秋天，本人曾經在廣東《文明導報》上發表過文章，講述鄧小平溫馨、和諧的家庭生活同他健康、長壽和思考能力旺盛，有很重要關係。
海內外一些喜歡對鄧小平南方談話佚事多加猜測的媒體，卻好像不大關注這個「秘密」。而這，恰恰是鄧小平之所以成為偉人、並且活到90多歲的重要條件和原因。
本文摘自：《鄧小平南方談話真情實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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