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主席語錄》曾轟動海外：分析文革一針見血

在中國大陸進行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人人每天都要高舉並且誦讀一本《毛主席語錄》，同時用以聲討、批判“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可是鮮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東西方很多國家卻廣為流傳一本與《毛主席語錄》開本、封面、版式大體上一模一樣的《劉主席語錄》，其中輯錄了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論。不過其內容並非都是當時中國大陸所批判的劉少奇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謬論”，還有不少是與毛澤東的觀點有所不同的馬列主義觀點。僅憑這兩本語錄，就不難看出：中共黨內的確存在兩條不同政治思想路線的鬥爭，不過其是非曲直不是依靠政治權力和行政手段來決定，而是要由廣大群眾在全面知情的條件下來分辨，還要通過歷史實踐來檢驗。因此這本《劉主席語錄》的出版，在海外不能不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不能不轟動海外，以至在東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掀起大波新浪。只是中國大陸當時在完全對外封閉的條件下，對此毫無所知。即便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由於此書早已絕版，也從未聽到有人說起，在書刊中也沒有見到有人論及。

那麼這一本《劉主席語錄》究竟是哪一個行家選編的呢？他為什麼要選編這本書呢？他是如何選編這本書的呢？這本書是如何在香港出版，然後又傳播到東西方多國去的呢？它最後如何成為絕版稀世的珍本呢？我是如何得知並且尋覓到這個歷史文化善本的呢？我想許多讀者一定對這些問題饒有興趣，渴望了解。

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聽我的知心好友、中共黨史權威胡華教授說：香港有個司馬璐，掌握不少新史料，寫了一系列中共黨史書。直到2000年4月至8月我訪美期間，才有機會三次拜訪定居在紐約市法拉盛區鐵森納街的這位海外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他對我暢談了平生曲折的傳奇經歷和學術研究成果。1919年，司馬璐生於江蘇泰州，幼年時失去父母，自稱「五四孤兒」。後由一位馬姓人家收養，只讀過兩年私塾、三年小學，隨後行乞、揀破爛、當學徒、當報館練習生和圖書館管理員。他歷經磨難，刻苦自學，發奮讀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取名馬義。1937年6月加入中共，年底到延安，曾任抗大圖書館主任等職。1939年被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派到西安、重慶等地工作。1943年脫離中共，後加入過中國民主同盟，又自建過中國人民黨。1949年底，隻身從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後，他決定轉向學術研究，從舊書堆中悉心搜購到很多難得的資料，分專題撰寫出多本中共黨史。他想以漢朝秉筆直書的大史學家司馬遷為榜樣，又追念他年輕時的戀人璐，便改名為司馬璐。他在香港自辦了自聯出版社，先後出版了自己撰寫和選編的十二部《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以及《瞿秋白傳》等專著。他知道我是長期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教研工作，中共黨史也在我關注範圍之內時，就把他編纂的全套書贈送給我。但他又十分惋惜而遺憾地說，唯獨有一本國際影響很大的書，現在手邊一無所有，無影無蹤，那就是《劉主席語錄》。我對這本聞所未聞的小紅書特感興趣，於是就細問究竟。他說，「文革」初期讀過傳到香港的《毛主席語錄》後，據他的長期研究，認為毛、劉二人的思想觀點有同有異，毛未必全對，劉未必全錯，所以就設想並且動手選編兩本書，即《劉少奇選集》和《劉主席語錄》，並於1967年6月在香港先後出版，大受海外華人社會歡迎。他完全沒有料到，《劉主席語錄》遠比《劉少奇選集》更為暢銷，面市後供不應求，甚至有人排隊搶購，只好一再重印，先後約印五萬冊，並且還被譯為英、法、日多種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爭購版權，有的還答應送給旅日的飛機票。英文版印數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傳廣告最多，《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各大報刊都登有此書信息。

這本越來越暢銷、越來越火爆的小紅書曾經轟動了東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建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政治排位一直是「毛、劉、周（恩來）、朱（德）」，可是從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的排位從第二位降為第八位，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又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顯然是針對劉少奇的。當時，許多人都非常關心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劉主席語錄》的出版滿足了海外眾多人士的政治好奇心。人們從這兩本語錄的對照中來分析、思考、判斷中國大陸兩條路線的鬥爭。司馬璐還給我看當時香港報刊上登載的中外報刊對《劉主席語錄》的評價。例如香港《明報》1967年8月16日發表的司馬長風的文章這樣說：“一個朋友送來一本本港出版的《劉主席語錄》，我覺得很好玩，就把‘毛語錄’從書架上取下來，把兩本語錄比較了一番。”“越看越覺得，（劉）這個人有些可取之處。拿這本《劉主席語錄》來說，其中有好些話非常通情達理。”用劉的一些話“來分析批評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針見血之效”。倫敦世界新聞社的書評這樣說：毛、劉“這兩個並肩奮鬥不下40年的同志到底為什麼發生衝突，目前的真相又為何，外界確實難明。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小小的《劉主席語錄》，多多少少總算揭開了雙方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的一點內幕”。書中所載，“有一大部分在中共反劉的論文中曾經引用過。所以是一本劉少奇的言論與思想的詳實記錄”。

在香港出版的《劉主席語錄》還與在大陸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共同在日本引起轟動。當時，日本共產黨內部分為支持毛澤東的「毛派」和擁護劉少奇的“劉派”。《毛主席語錄》日文版銷量曾高達15萬冊；而《劉主席語錄》的出版為日共“劉派”提供了理論根據，所以好幾家日本出版社都爭向編印者購買版權。本書英文版、法文版的出版也有類似情況。此書在國際社會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在談到本書在海外熱銷的情況時，司馬璐還頗為坦率而且幽默地對我說：「不瞞你說，靠這本小書，我賺了一大筆錢，譯為外文按國際慣例都給版權費。這樣，我在香港才能買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還到世界多國旅遊。當時中國大陸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了稿費，還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不然的話，我還應該送給王光美女士一筆原始版權費。」

並有很多讀者來電慰問。既已悉數化為灰燼，因此，司馬璐先生於1983年11月從香港轉移到紐約定居時，一本也沒有帶去。

那麼有什麼辦法能夠重新找到這本絕版稀世的紅寶書呢？我在美國期間，先後托友人從哈佛大學東亞圖書館、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等處查詢，都沒有得到。2000年底我回國後，又托香港友人從香港各大學圖書館檢索，依然毫無蹤影。我想起1988年和1993年我兩次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期間，曾經在銅鑼灣一帶逛過香港的舊書店，從那裏可以買到難得的舊書，如果缺貨還可以預約登記。此書當初是在香港出版發行的，可能還有人收藏。於是，我就拜託香港友人不惜高價收購，終於在2003年春天如願以償，真是喜出望外。小書購到後，我請友人千萬不要郵寄，以免丟失，可留待在港工作、我過去的學生方便時親自帶回。看到原書才弄清了：扉頁上印有「香港自聯出版社編印」的字樣，並沒有署編者的姓名；底頁印有自聯出版社在“九龍彌敦道美麗都大廈商場二樓74號”的地址和電話號碼；還印有“河洛印刷廠印刷”，1967年6月初版，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對照兩本語錄，比較兩個版本異同

現在把《毛主席語錄》與《劉主席語錄》這兩本紅寶書對照比較看很有意思。兩者既有共性又有個性。這兩本書都是小型本、紅色塑料皮，書名都用燙金字，書前面都各有毛、劉本人正面半身照片，內容都是分編為33個專題。所不同的是《劉主席語錄》系64開本，《毛主席語錄》原先也是64開本，然而從1967年7月第五版起，為便於群眾隨身攜帶縮小為100開本。《劉主席語錄》前面還有一張「劉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劉少奇的手跡題詞：“學習雷鋒同志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編者這樣安排，我想意在表明毛、劉曾經是最親密的戰友，劉依然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目錄之前刊有劉少奇簡歷，錄自香港《大公報》1959年5月11日所刊資料；書後附有自編的劉少奇生平事略。看來這是為了便于海外讀者了解劉的革命生涯。兩書更重要的區別是《毛主席語錄》扉頁上印的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劉主席語錄》扉頁上印的則是“全中國的愛國者，團結起來！”《毛主席語錄》在「文革」期間出版的版本上都印有“最高指示”四個燙金大字，《劉主席語錄》在第一頁上也印有“最高指示”，可是其內容並非毛澤東的言論，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九條、四十條、四十一條、四十二條、四十五條，其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產生、職權、地位和行使職權的期限。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如果說我們國家有什麼最高指示的話，理應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各項決議和法律，那是全國各個政黨、團體和全國人民都必須遵守並貫徹執行的，而不應該把任何領導人的言論作為最高指示。《劉主席語錄》不僅在書前列出五條憲法規定作為最高指示，而且在書後附錄中收入我國1954年憲法全文，顯然旨在強調中國按理要依法治國，成為法治國家。應該說，編者當時這種立意和用心是值得讚許的。

再細看這兩本語錄的目錄，我們不妨先把各自33個標題並排對應開列如下：

《毛主席語錄》目錄

一、共產黨………………………………………

二、階級和階級鬥爭……………………………

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五、戰爭與和平…………………………………

六、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七、敢於鬥爭，敢於勝利…………………………

八、人民戰爭……………………………………

九、人民軍隊……………………………………

十、黨委領導……………………………………

十一、群眾路線…………………………………

十二、政治工作…………………………………

十三、官兵關係…………………………………

十四、軍民關係…………………………………

十五、三大民主…………………………………

十六、教育和訓練………………………………

十七、為人民服務………………………………

十八、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

十九、革命英雄主義……………………………

二十、勤儉建國…………………………………

二十一、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二十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十三、調查研究………………………………

二十四、糾正錯誤思想…………………………

二十五、團結……………………………………

二十六、紀律……………………………………

二十七、批評和自我批評………………………

二十八、共產黨員………………………………

二十九、幹部……………………………………

三十、青年………………………………………

三十一、婦女……………………………………

三十二、文化藝術………………………………

三十三、學習……………………………………

《劉主席語錄》目錄

一、黨的建設……………………………………

二、無原則的鬥爭………………………………

三、教條主義……………………………………

四、宗派主義……………………………………

五、官僚主義……………………………………

六、個人主義……………………………………

七、個人崇拜……………………………………

八、黨內民主……………………………………

九、黨員修養……………………………………

十、個體與集體…………………………………

十一、人民民主憲法……………………………

十二、從實際出發………………………………

十三、統一戰線…………………………………

十四、勞動創造歷史……………………………

十五、土地改革…………………………………

十六、中國工業化………………………………

十七、走群眾路線………………………………

十八、向群眾學習………………………………

十九、人民軍隊…………………………………

二十、人民內部矛盾……………………………

二十一、知識分子………………………………

二十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二十三、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

二十四、和平共處………………………………

二十五、和平改造………………………………

二十六、和平過渡………………………………

二十七、全民黨…………………………………

二十八、全民國家………………………………

二十九、全民經濟………………………………

三十、自由化經濟………………………………

三十一、物質刺激………………………………

三十二、真假馬列主義…………………………

三十三、馬恩列斯毛都有錯誤………………

對比以上目錄標題，可以看出這兩本語錄各自所要突出的重點有同有異。相同或近似者，如共產黨的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人民軍隊、群眾路線、黨內民主等；相異者，前書有階級和階級鬥爭、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戰爭等，後書有（反對）無原則的鬥爭、（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個人崇拜（註：這三個標題原文均無「反對」二字，我認為均應加上「反對」二字才符合所選內容原意）、和平共處、和平改造、和平過渡、真假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毛都有錯誤等。後書有的標題並不符合劉少奇的思想，例如“全民黨”、“全民國家”、“自由化經濟”，我認為這些提法並未能準確概括其所選錄的劉少奇言論的內容。

進而閱讀這兩本語錄所選的內容，就會發現其中也是有同有異。相同或近似者，如兩本書都講要重視共產黨的建設、黨內要有民主，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然而其所選重點確實是大有迥異的。前書十分強調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革命英雄主義等，後書則側重講和平、反對鬥爭擴大化、崇尚個人思想修養、重視物質利益等。

劉少奇的確有與毛澤東不同的、符合馬列主義的新見解

《毛主席語錄》由《解放軍報》編輯部選編，初版於1964年5月1日。隨後又五次修訂，出過六個版本，由於受當時「左」的思想影響，所選所編不免越來越具有片面性；《劉主席語錄》所選顯然更加切實、更加深刻。由於當時沒有收錄劉少奇尚未公開發表的言論，所以《劉主席語錄》所選也不全面、不充分。《毛主席語錄》1965年8月1日第二版有270頁，收入語錄427段，共8.8萬字。《劉主席語錄》才有110頁，收入語錄僅190段，共3.4萬字。兩相比較不大相稱，《劉主席語錄》過於單薄。但是《劉主席語錄》所選不乏精粹、精闢言論。例如，《劉主席語錄》第7頁上有這樣一段話：“不擇手段地對付黨內的同志，處理黨內問題……有這種意識的人，在黨內越是想抬高自己，並且用打擊別人，損害別人的方法去達到抬高自己的目的……總而言之，他邪氣十足，毫不正派。說這樣的人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反映無產階級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話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62年版）

《劉主席語錄》第26頁上有這樣一段話：「黨內的家長制。個別的領導者及領導機關，在這種黨內鬥爭方式之下，壓迫著許多黨員不敢說話，不敢批評，在黨內形成個人或少數人的獨斷。」（《論黨內鬥爭》1941年7月2日）

《劉主席語錄》第27頁上有一大段話講得更為透徹：「片面地強調黨內的集中制與黨內鬥爭，強調一切不妥協，強調機械的紀律，而廢棄黨內民主、黨內和睦與對於問題的認真討論和批評以及黨員的自覺性、自動性等。他們在黨內實行命令主義，遇事武斷，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實行‘愚民政策’，提倡黨員的盲目服從，實行無情打擊的黨內鬥爭與懲辦主義，大批處罰、開除與清洗黨員，造成黨員機械的紀律與封建的秩序，使黨內生活死氣沉沉。他們這樣，雖然也可能造成黨內某種一時的統一現象，但這種統一，是虛偽的、表面形式的、機械的統一……很明白，這種路線要毀滅我們黨，要使我們黨變成狹隘的無生氣的宗派主義小團體。」（《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1945年6月）

筆者認為，用以上三段劉少奇語錄不是完全可以認清「文革」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的所作所為是如何徹底破壞了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嗎？

劉少奇的確有與毛澤東不同的、符合馬列主義的新見解。例如《劉主席語錄》最後一頁引錄了如下兩段話：「反對毛主席只是反對個人。和彭德懷有相同觀點的，只要不裏通外國，就可以翻案。在黨的會議上講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見《井岡山》報1967年2月8日）“清華有一個學生寫了‘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標語……現在看來，說這個學生是反革命的結論，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會堂報告》1966年7月29日，見《井岡山》報1967年2月1日）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來看，早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創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之初，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都有人公開反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只能闡述己見，耐心說服別人，最後爭取到多數代表支持。十月革命後，列寧多次在布爾什維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後，允許反對派在大會上作相反意見的副報告。在黨的會議上講的，即便是錯話，理應不能作為定罪根據，否則就會造成黨內人人自危，人云亦云，誰還敢直抒己見呢？

《劉主席語錄》最後一頁的最後一句語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都犯過許多錯誤。」

類似的話，毛澤東自己也說過。這本來是完全符合實際的，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即便是偉大的人物。可是在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文革」歲月，劉少奇上述這句話卻成為他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世界領袖的罪證。這不禁令我想起「文革」期間流傳很廣的一本題為《劉少奇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的“大批判”材料。其中把毛、劉二人在不同時間、地點、條件下，針對不同情況講的意見相反的兩句話對照排列在一起。當時我讀後就感到，如果也用這種方法編語錄，豈不是可以編出一本“毛澤東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嗎？每個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觀點都是多方面的、不斷發生變化的。究竟以什麼思想為指導來選編他們的語錄，看來這是一件難以做得十分圓滿的事。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把這兩本語錄都當作當時政治、文化的歷史產物來看待，各有是非，各有千秋，各自起了不同的歷史作用。在中國大陸颳起「左」的旋風的時刻，我們還應該珍惜海外有的中共黨史學者頭腦較為冷靜地選編了另外一種不同風格的中共領導人的語錄書，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歷史留下了另類遺產。如果今天我們要來選編毛澤東語錄和劉少奇語錄，肯定都會編得比當時更加全面、更加貼切。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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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陳毅元帥和夫人張茜。

劉少奇是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與第一個接班人，曾在二十餘年間受到毛澤東格外的倚重、信任。複雜激烈的黨內鬥爭中，毛澤東之所以笑到最後，最高領導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得以最終確立，都有劉少奇殫精竭慮的汗馬之功。

劉少奇也因此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全黨二把手。

但毛澤東的信任似乎有一個前提，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軍隊，或者說擁有自己的「山頭」與“嫡系將領”。這也是後來兩人不幸翻臉時，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

因此，劉少奇雖然曾做過新四軍的政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乃至中央軍委副主席，但還是沒有機會在軍事上成就亮點，未能成為後來的三十六個軍事家之一，頭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論家的桂冠。

劉少奇與粟裕的認識較晚，是在「皖南事變」前夕的1940年。後來，劉少奇對粟裕的信任與推舉也是不遺餘力的。

這年10月，粟裕和陳毅取得黃橋戰役大捷後，與南下的八路軍第五縱隊會師。當年長征的紅軍主力與南方叢林的游擊隊，六年後終於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歡舞文弄墨的陳毅在詩里記敘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戰幾人回，又見同儕並馬歸。」

粟裕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的身份，在江蘇海安主持大會，紀念這一非凡的勝利，並歡迎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以及他帶來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黃克誠等人。

不久，兩支部隊奉命統一指揮，成立了新四軍、八路軍華中總指揮部，陳毅任代總指揮(總指揮葉挺未到職)，劉少奇為政委。這便是後來新四軍新軍部的雛形。

陳毅升職而去，粟裕也跟著前進了半步，開始獨立打理江北指揮部。

但這時候，初來乍到的「中央大員」劉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負盛名的陳毅，不僅三個月前就決定將蘇北各部隊(包括八路軍南下部隊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隊)由陳毅擔任戰役上的統一指揮，而且不久後他還向毛澤東提議，重建後的新四軍軍部，“以陳毅代軍長”。

粟裕雖然剛創造了黃橋戰役以少勝多的軍事傑作，被劉少奇稱為「有偉大的決定意義」，但他到底還不是軍事主官，其運籌帷幄的實際內情並不為人知曉。因此，劉少奇並未對他留下後來的「黑馬」印象。

「皖南事變」後，劉少奇擔任了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成為華中戰略區的一把手，一師師長粟裕正式成為他麾下的戰將。

劉少奇在新四軍的時間並不長，一年後的1942年3月就奉毛澤東之命返回延安，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之一(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進入了中央核心領導層。但這麼短的時間內，他就敏銳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幹。

離開新四軍前的1月20日，他在華中局擴大會議總結工作時，給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師非同一般的評價。

他稱讚說：「我一師幾年來工作是獲得了最大的成績，在抗戰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勞。在我全軍中以第一師部隊作戰最多，戰果最大。」隨後，他還具體列舉了一師一些戰例以及其他許多工作的成績。

粟裕與其他師長們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對這位軍部最高負責人的嘉許，他當然由衷高興，也深感任重道遠。

這時候，蘇南的新四軍六師打得不夠好，有不能立腳之勢。劉少奇當即向毛澤東提議，由粟裕統一指揮一、六兩個師。

毛澤東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獨挑大樑，成為唯一同時指揮兩個師的師長。

劉少奇經過九個月長途跋涉的「小長征」後回到延安，向毛澤東詳細地彙報了自己的工作。其間，他對粟裕還讚不絕口，高興地說在華中局和新四軍工作時發現兩個人才，“一是新四軍四師政委鄧子恢，他是農村工作的專家；二是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是新四軍7個師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個師長。”

毛澤東原本和粟裕有井岡山同吃紅米飯的淵源，劉少奇又如此力薦這位「黑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由劉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職。從這時開始到第二年春天，劉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這期間，在東北，劉少奇決定「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強大力量」，並成立了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在華中，他又在10月8日批准了華中局的建議，“同意粟裕留華中任司令”。

同時，劉少奇還決定讓年長粟裕九歲，曾參與組織福建西部農民暴動，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老資格領導人張鼎丞擔任華中軍區副司令員。

華中軍區管轄原來新四軍的區域，與陳毅任司令員的山東軍區平級，劉少奇此舉，無疑是對粟裕相當的信任與重用。

但「有古名將風」的粟裕認為，由張鼎丞擔任華中軍區司令員，更有利於工作和團結，因此向華中局建議，改任自己為副職，張鼎丞為正職。

在華中局未同意的情況下，粟裕直接致電中共中央，陳述自己這一建議和理由。

劉少奇接到電報後，認為粟裕擔任正職是適當的，也依然堅持原來的決定。

10月27日，華中局根據劉少奇的批複，再次宣佈華中軍區「以粟裕為司令，張鼎丞為副司令」。

當天深夜，粟裕第二次致電中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理由，懇切地說：「請求中央以鼎丞為司令，職當儘力協助，以完成中央給予之光榮任務。」

粟裕的誠意終於被劉少奇理解了：他不是在推卸責任，而是出於華中軍區領導上層團結考慮，願意在張鼎丞領導下，不折不扣完成中央賦予的重任。

劉少奇深為粟裕不計個人名利的公心與謙讓品格而感動，接電後進行了慎重研究，最後決定採納他的建議，但同時決定在華中軍區組建野戰軍，任命粟裕為華中野戰軍司令員，負責前方打仗事宜。決定之後，劉少奇親自起草了回電。

在執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過程中，華中局和陳毅提出新四軍除三師全部調往東北以外，其餘都部分抽調去山東或東北。這樣，不管是調往山東、東北的部隊，還是留在華中的部隊，都將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認為，這不利於部隊的建設和作戰，而應儘可能保留主力部隊的原有建制，以保持傳統的作風和戰鬥力。

因此，他多次向陳毅和華東局(華中局改稱)建議，但沒有得到同意。粟裕不得已冒著「本位宗派主義之嫌」，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陳述自己的意見。

劉少奇出於對粟裕的信任，從諫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見，他為中共中央起草回電說，「其(粟裕)提議是有理由的」，“各師建制應儘可能不分割”。

華東局因此改變了原來的方案。粟裕的建議與劉少奇的納諫，均為後來華東野戰軍表現出強大的戰鬥力，成為全國戰區戰績第一的野戰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6年8月，粟裕率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取得了七戰七捷，劉少奇為這位老部下的輝煌戰果興奮不已，特意搞了一個家庭聚會，交代夫人王光美做了幾樣難得一見的好菜，邀請了朱德、彭德懷等人來喝酒，慶賀勝利。

1948年5月，毛澤東調離陳毅，讓粟裕接任其職，擔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粟裕堅持謙讓後，改任代司令員兼代政委)。這一決策的運籌過程，除了戰局需要與毛澤東的信任外，劉少奇的及時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與《傳檄到中原》兩書，曾披露陳毅突然被調離華野的真實原因：「中央有人說：‘陳毅在山東，很多有能力的幹部他沒有充分用起來，很多事情他攬在自己一個人身上，結果這些事情沒有做好。’而這人和饒漱石的關係密切。」

這個人是指劉少奇。

饒漱石早年在東北期間，就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劉少奇曾在華中局會議上說：「饒漱石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優秀學生！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離開新四軍前，鄭重向毛澤東推薦饒漱石接替自己的職務，使之成為華中局與新四軍的一把手。饒漱石也由此成為華中以致後來華東戰略區與東北高崗、西南鄧小平、西北彭德懷、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儘管饒漱石很不地道，後來翻臉不認人，妄圖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劉少奇，但他們曾經關係密切，也是不爭的事實。

建國後，劉少奇雖然短時間兼任過軍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軍隊的具體事務，不久又相繼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因此與從未脫下軍裝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並未忘記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進京之前，他請假半個月，到上海治療右臂內殘留彈頭處的發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視察與療養的劉少奇得知這一消息後，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訪粟裕的駐地。粟裕的秘書鞠開馬上進屋報告。

劉少奇時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軍委副主席，可謂位高權重。粟裕深感意外，連忙到大門口迎候，說：「少奇同志，應該下級看上級，豈有上級看下級之禮。真是不敢當啊！」

劉少奇接過粟裕的話，爽朗地笑道：「怎麼沒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來看你，不就有了嗎？」

粟裕也笑了。隨後，兩人互相慰問，暢談甚歡。

有來當有往，儘管相隔久遠了一點。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劉少奇家拜訪。

不久，劉少奇要求粟裕將所負責指導的各兵種、各部門以及有密切關聯部門的情況和問題，向他和中共中央彙報一次。

粟裕隨即向劉少奇提交了報告，分別彙報了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防空部隊、公安部隊以及全軍裝備情況的現狀，五年計劃和遠景、存在的問題和措施，並且彙報了1954年各兵種及作戰部的情況。

報告中，粟裕還建議：「今後應主要加強海、空軍，而最近十年或十餘年內尤以加強空軍為主。」

1955年全軍授銜，在粟裕早已提出辭帥並獲毛澤東批准後的9月9日，負責決定元帥人選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即後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召開會議，有關元帥軍銜授予問題成為議題之一。兩天後的晚上，中央書記處又召開會議，再次專門討論元帥軍銜授予問題。

會上，劉少奇提出對陳毅授銜元帥的異議。

此前的1954年9月，陳毅被任命國務院副總理，分工為常務副總理，兼管科學院、政法、文化，並「準備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國務院再次分工，確定陳毅分管第一、第二辦公室、民族事務和科學、衛生工作。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銜的標準，陳毅顯然也可以不授銜。

而如果陳毅不授銜，那麼南方紅軍游擊隊、新四軍以及華東野戰軍(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銜元帥，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粟裕將再次成為當然人選。

顯然，劉少奇在給粟裕爭取授銜元帥的最後機會。

但這兩次元帥人選最後確定的會議，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的周恩來均因正在北戴河療養而未參加，當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央辦公廳主任徵求他的意見時，周恩來主張給陳毅授元帥銜。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55年9月11日，周(恩來)致函，主張給陳毅授帥，認為給陳(毅)授帥，對陳(毅)現在和將來的工作都沒什麼影響。」

周恩來還引用了蘇聯布爾加寧的例子。他說：「軍銜授予，對陳毅同志現在和將來的工作均無不便之處，平時可以不穿軍服(必要時穿)。蘇聯的布爾加寧同志也有元帥銜，現在他做部長會議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帥的頭銜了。可以說是一個例子。」

因為周恩來的堅持，劉少奇的異議未被書記處通過，粟裕也因此與軍人的最高榮譽--元帥軍銜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廬山會議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懷被打倒。他曾向毛澤東施加影響，說粟裕「裏通外國」，引起毛澤東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總參謀長一職。

不想才過一年，「裏通外國」的帽子被如法炮製，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懷頭上。毛澤東生氣地說：“其他一切都好談，裏通外國就難辦了。”與上一年對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轍。

會議期間的一個下午，時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找到粟裕，關切地說：「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說說嘛。」

他是粟裕兩讓司令一讓元帥的見證人，當然不相信這位老部下是什麼「極端個人主義者」、「裏通外國」。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訴，恢復被潑了髒水的個人名譽。

不過，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謝，卻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他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出自己的問題，堅信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以說明自己的清白。

1969年11月，劉少奇這個被毛澤東培養了二十餘年的接班人，沒能等上「接班」的風光日子，在飽受迫害中悲慘地辭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