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來去世後骨灰沒保留 最終撒在了何處

鄧穎超手捧骨灰盒

周恩來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處

厚葬祖先，澤被子孫，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習俗。然而，我們的開國總理周恩來卻是個例外。他出任國家總理之後，不僅沒有為自己家中的先人修陵造墓，還用各種方法把紹興、淮安和重慶這3處的先祖及父親的墳地就地平掉，並交給當地農民耕種和使用，首開中華民族殯葬改革的先河。對於這件事，周恩來說：「人死了，不做事了，還要佔一塊地盤，這是私有觀念的表現。」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在生前留下囑咐：死後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國的山山水水。

周恩來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處?每一處都有些什麼含義?似乎該告訴人們了。我因為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工作的關係，曾先後數次接觸和拜訪過參與撒周恩來骨灰的3人：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時任西花廳黨支部委員、周恩來生前衛士高振普;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郭玉峰，多次聆聽他們關於撒周恩來骨灰的情況和撒在每一處的含義。

遺言骨灰不保留 哭聲震顫大會堂

周恩來辭世的當天，鄧穎超同志向黨中央提出了周恩來生前的最後一個請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3天後，鄧穎超把張樹迎，高振普叫到她的辦公室，對他們說：「恩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黨中央已經批准，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麼地方。」

周恩來的逝世，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邊工作的張樹迎、高振普的悲痛之情更不用說。鄧穎超同志繼續說，「你們是跟隨恩來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後一個請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們二人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這也是你倆為恩來同志做的最後一件事……」

鄧穎超同志說不下去了，張樹迎、高振普兩人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鄧穎超強抑悲痛，安慰他們說：「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來骨灰的消息後，我很高興。高興的是，恩來生前說過，他擔心他在我前面去世而我替他辦不成這件事。今天終於可以辦成了，他的遺願就要成為現實了。我們要共同為實現他的這一遺願而繼續工作。我也很想親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條件已不允許我去做了。因為天氣太冷了，我年歲又大了，一出去‘目標’就大。恩來同志是我們黨的人，你們二人都是恩來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員，所以我委託你們二人去做這件事。我們靠基層支部，就相信你們一定能很好地完成這一特殊任務。」鄧穎超說的“目標”是指當時億萬人民對周恩來逝世的哀痛和對撒周恩來骨灰的關心。因為如果有人知道周恩來的骨灰撒在哪裏，人們就會想方設法地去舉行各種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所以撒周恩來骨灰這件事必須嚴格保密。

鄧穎超同志的一番話，既道出了周恩來生前遺願的深意，也是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莫大信任。於是，張樹迎、高振普和鄧穎超秘書趙煒3人先後到北京的玉泉山、(北)京密(雲)引水渠道等幾個地方察看。1月份，整個北京天寒地凍，結果沒有選擇到一個合適地點。最後還是由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由羅青長、郭玉峰、張樹迎和高振普4個人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撒的地點也是根據周恩來生前遺願並由中央同意的。

1月15日下午，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後，鄧穎超領著張樹迎等原西花廳工作人員以及羅青長、郭玉峰等走進人民大會堂的西大廳。周恩來的骨灰靜靜地放在那裏，上面覆蓋著鮮艷的中國共產黨黨旗。人們跟著鄧穎超同志，立正、低首、默哀。

周恩來的遺體火化進行得非常順利，只是當時花150元錢買的骨灰盒裝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臨時從八寶山找來一隻比較大的空花瓶，將周恩來火化後的褲扣、金屬鈕扣等遺物和部分骨灰另裝進這隻花瓶里。

周恩來骨灰盒

默哀完畢後，鄧穎超同志趨前，輕輕打開骨灰盒，用她那顫抖的雙手撫摸著骨灰，兩眼含著淚水說：「恩來同志，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在場的人立即爆發出一片痛哭聲。

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後，北京的西長安街、西單一直到八寶山共10多公里的街道兩旁，仍然站滿了人群。他們都已從報紙上和廣播裏得知周總理的骨灰將要撒掉。他們還想最後看一眼他們心目中的好總理，最後見一眼運送他骨灰的靈車。

1月15日晚上的7點30分左右，張樹迎從鄧穎超手中接過骨灰盒，高振普同志捧著花瓶，為避開群眾和新聞媒體，他們通過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為了盡量減小目標，不被人發現，並未用周恩來生前乘用的大紅旗，而是坐上當年斯大林贈送給周恩來的蘇制灰色吉姆車。鄧穎超由她的秘書、保健人員等陪同坐另一輛車緊隨其後，離開大會堂，利用夜幕的掩護，向東駛去。約8時許，他們一行來到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一架也是蘇制、編號為「7225」、原本用於撒農藥的安—2小型飛機停放在那裏。

執行撒骨灰任務的同志們登上飛機後，鄧穎超由身邊人員攙扶著，向著飛機揮手，向她的戰友、伴侶作最後一次告別。

1976年1月16日晚8點15分，安—2平穩地起飛後，分別在北京上空、北京的密雲水庫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上空撒掉了周恩來的全部骨灰。每撒一處都有一定的含義，都能體現周恩來生前的博大胸懷。

第1把骨灰撒北京 與首都人民心連心

1918年夏天，留學日本的周恩來回國度暑假，在北京與父親在一起生活，共享天倫之樂。那是北京給他留下的最早印象。一年之後，周恩來等在「五四」運動中數度在京、津之間往返，與他的戰友馬駿、張若茗等一起在北京的總統府前請願，在天安門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長達20多年，與首都人民朝夕相處，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黨、各派、各界代表為人民英雄紀念碑鏟土奠基，無數次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包括開國大典在內的大型重要集會;他曾為北京市的城市改造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團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車站，人民大會堂……在他的任期內，北京的每一座大的建築都滲透著他的心血，連新華門前的那對無名的石獅子能躲過十年浩劫「活」到今天，也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與智慧!在他重病期間還乘上施工用的電吊車登上施工中的北京飯店頂部，實地觀察北京飯店究竟需要建多高才適宜;在首都，他還親自參與處理了建國初的高崗、饒漱石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在北京，他還會見了眾多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金日成、胡志明、尼克遜、田中角榮……終於使中國重返聯合國，讓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人民大會堂，還留有他要為實現中國“四個現代化”而呼號的餘音，那是他留給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遺囑。他關心著北京市民的用水，關注著北京街頭的整潔，也關心著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他與首都人民有著血肉深情的聯繫。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讓他和首都人民永遠在一起。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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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出川背後的故事

舒敏 唐福康

20世紀30年代的陳雲

陳雲證明信照片

編者按：

陳雲同志是1978年12月，恢復重建的中央紀委第一書記。本文通過一份證明信，讓我們感受到，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年代，他出生入死領導黨的地下工作的一段經歷；也體現他關心黨內同志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嚴謹的工作作風。

關於席懋昭烈士一段經歷的證明

一九三五年春，紅軍長征過大渡河後，中央決定我回上海恢復黨的組織。當時我化裝成小學教員，組織上派了一位擔任天全縣靈關殿小學校長的地下黨員護送我。我們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擊部隊，走的是山路，經滎經、雅安到達成都。在成都，我和他分開活動。我持劉伯承同志的親筆信，找到他的在中美銀行任董事的朋友。那人一見我，就說外面風聲緊，要我快走。我在他那裏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護送我的同志前往重慶。在重慶，我又持劉伯承同志的信找到他在藥鋪的弟弟，在他家裏住了幾天，買好去上海的船票。到此，護送我的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務，和我分手。

一九三七年，我到延安後曾見過護送我出川的那位同志，記得他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不久，他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從此沒有再聽到有關他的消息。

今年四月，儀隴縣委來信說，他們在徵集黨史資料過程中，了解到一位叫席懋昭的同志，一九三五年曾被四川省委派到大渡河迎接中央紅軍，並護送我去上海，以後在延安還見到過我，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犧牲於重慶渣滓洞，問我是否能夠證明。我由於記不起護送我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便要辦公室查一下這位席懋昭同志當年是否擔任過靈關殿小學的校長，他的愛人是否也在該校當過教員。最近，四川省委組織部送來材料，證實席懋昭同志確曾擔任過靈關殿小學的校長，他的愛人也在該校當過教員。另外，還送來一張他的照片。這些情況以及照片，和我的記憶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斷定，席懋昭同志就是當年護送我從靈關殿到成都、重慶的那位同志。

從四川省委材料上了解到，席懋昭同志一九四八年被捕後，積极參加獄中鬥爭，表現是好的……我認為，應當肯定席懋昭同志為革命烈士，並記下他在完成護送我出川這一黨的重要任務中的功績。

陳雲

八三.十二.二十日

這是一份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在1983年12月20日為席懋昭烈士寫的《關於席懋昭烈士一段經歷的證明》。泛黃的信箋紙上，字字珍貴，「我認為，應當肯定席懋昭同志為革命烈士，並記下他在完成護送我出川這一黨的重要任務中的功績。」短短700多字，將時任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今寶興縣靈關鎮）小學校長席懋昭不懼危難、臨危受命護送陳雲出川的那段崢嶸歲月躍然紙上。

在紅軍主力軍撤出蘇區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同時，上海等白區黨的組織也遭到破壞。1935年6月上旬，當紅一方面軍抵達天全縣靈關殿時，黨中央決定派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陳雲同志出川回上海領導地下黨的工作。

從靈關殿到上海，要經過雅安、成都、重慶，不僅路途遙遠艱險，而且沿途國民黨軍警特務戒備森嚴，要從幾十萬敵軍的層層包圍中穿插出去，是一項嚴峻的考驗。陳雲人生地疏，又滿口江蘇口音，在路途中很顯眼，稍有不慎即可能落入敵手，沒有可靠的人護送絕對不行。選誰護送呢？中央經過慎重考慮，選定了地下鬥爭經驗豐富的年輕地下黨員、靈關殿小學校長席懋昭。

「組織決定由你護送陳雲同志出川。」席懋昭感到無上光榮，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務。收拾好行李，告別妻子賀伯瓊，跟隨紅軍來到一間簡陋的房子。陳雲熱情地握住他的手，一番商議後，他們決定避開迎面追來的敵軍，繞道滎經縣轉向雅安，再直奔成都、重慶。

陳雲、席懋昭和陳梁（四川冕寧縣沙壩中共黨支部負責人，紅軍經過冕寧時，他隨紅軍北上，來到天全縣靈關殿，奉命與席懋昭一起護送陳雲出川）化裝成教師和商人，冒著濛濛細雨，沿著山間羊腸小道踏上了征程。

從靈關殿到滎經，一路泥濘，高一腳低一腳，爬坡下坎，走得很慢。出靈關殿不遠，忽然一個30多歲的男子跌跌撞撞地從後面跑過來，他渾身是泥，慌裏慌張。席懋昭向陳雲和陳梁使了一個眼色，大家會意一笑。原來，此人姓熊，是黨中央為了確保陳雲的安全，巧妙安排的一個小計謀。此人在紅軍攻下天全縣城時，匆匆外逃，被紅軍抓獲，經審訊得知，他原來是滎經縣的一個地主，通過關係被任命為天全縣教育局長。當時中央已經決定要派陳雲去上海，認為可以利用這個教育局長作為陳雲一行順利「過關」的“護身符”。於是，把他押解到靈關殿，待陳雲一行離開靈關殿後，故意給了他一個“逃跑”的機會。

這個「捉放曹」的巧計，陳雲在同席懋昭、陳梁商量行程時，紅軍指揮員就告訴了席懋昭。見「熊局長」趕來，席懋昭故作驚訝，裝作討好頂頭上司的樣子，主動上前與他搭話，說是為了躲避紅軍而逃，並介紹說陳梁是他冕寧的遠房親戚，說陳雲是做藥材生意的商人。陳雲摘下禮帽，向他行了一個禮。這個教育局長信以為真，便講了自己的實情。於是，他們4人“結伴同行”去滎經。

從靈關殿到滎經，雖然都是翻山越嶺的崎嶇小道，但由於是非常時期，沿途仍有一些民團設置的哨卡。好在「熊局長」與這些民團都比較熟，所以只需要他打個招呼或是點個頭，民團連查也不查就一路放行了。

第二天，他們順利到達滎經縣城。由於一路上談得十分「投機」，也算是“患難之交”了，所以「熊局長」再三邀請他們到他家做客。第二天一早，陳雲一行又出發了。這次他裝扮成江浙商人，滿口行話，加上他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外人難以看出他的真實身份。席懋昭和陳梁裝扮成隨行人員，在他們3人之間的親密配合下，屢次機智地通過敵人崗哨的盤查，順利地通過了雅安。幾天後，通過翻山越嶺，走山間小路，經邛崍、新津等地平安到達成都。當時坐鎮成都指揮“圍剿”紅軍的蔣介石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多次通緝的共產黨要人陳雲會來到他的眼皮底下。

為了不引起敵人注意，陳雲和席懋昭、陳梁分頭行動，陳雲到劉伯承的好友胡公著先生家住了一宿，又託人到成都春熙路《新新新聞》報上刊登了一則《廖家駿啟事》：「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牙質圖章一個，文為‘廖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這則在報紙上極不顯眼的啟事，是陳雲出發之前，與周恩來商量好的，啟事內容是事先約好的暗號，以此表示陳雲已突出重圍，安全抵達成都。陳雲辭別胡公著先生，在事先約定的地點與席懋昭、陳梁會合後，經過幾番周折，到達重慶。

休息了幾日，席懋昭送陳雲來到朝天門碼頭，上船前，陳雲緊緊握住席懋昭的手，鼓勵他一定要堅持鬥爭，將革命進行到底，便和席懋昭依依惜別。

抗戰和解放以後，陳雲多方查詢席懋昭去向，但一直未能找到，1983年4月，他得知席懋昭早已於1949年11月27日在重慶渣滓洞被美蔣特務屠殺，痛心不已、惋惜不已。1983年12月20日，陳雲親筆為席懋昭寫了翔實而又珍貴的證明材料，對席懋昭為革命作出的貢獻給予了極大的肯定。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席懋昭為革命烈士，並追記大功一次。（舒敏 唐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