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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揭秘:毛主席為何決定不向日本索賠?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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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揭秘:毛主席為何決定不向日本索賠?

2019年01月14日 17:17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在毛主席、周總理的親自領導下,經過20多年的民間推動,點點滴滴,細水長流,這一天終於有了結果。田中自己後來也說,軌道是百姓給鋪起來的,他是順著軌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談判桌上的。

當時,日本歷屆政治家都緊跟著美國,也跟著美國敵視中國,美國的外交政策怎麼樣,就緊跟著後面走,不敢超越一步。所以,中日兩國長期不能恢復邦交。尼克遜同中國進行秘密外交,它的這些盟國也都看著呢。當時的說法是:不要趕不上最後一趟班車。

日本的輿論有個形象的比喻:有的首相是「鴨子戲水」。但田中不是,從田中上台前的講話中就看出他極有可能邁出這一步。於是,周總理就派出孫平化、蕭向前當先鋒,到日本去做準備工作。1972年7月,田中角榮在選舉中獲勝,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二階堂進任內閣官房長官。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田中就公開宣佈“要加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他還表示:充分理解中國政府一貫主張的中國邦交正常化三原則。

周總理敏銳地抓住時機,作出了積極反應。7月10日,他派中日友協副秘書長孫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劇團抵達東京,進行友好訪問演出,並指示孫平化爭取向田中首相當面轉達他的邀請:「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面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7月16日,周總理在會見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佐佐木更三時又表示:“如果日本現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來談恢復邦交問題,北京機場準備向他們開放,歡迎田中本人來。”

日本方面的反應也是神速的。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會見了孫平化和蕭向前。孫平化轉達了周總理的邀請,大平當即表示衷心感謝。他說:「日本政府也在考慮,到了一定階段要實現政府首腦訪華。這要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日方正在為此做準備,如去北京,一定要有豐碩的成果。」還說:“因為田中首相和我都是政治家,這是有關我們政治生命的重大問題,也是關係日本命運的重大問題,對日中兩國也均事關重大”。8月15日,田中首相在東京的帝國飯店接見了孫平化和蕭向前,表示感謝周總理的邀請,他已決定訪華,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長官談話的方式正式宣佈田中首相將於9月25日至29日訪問中國。田中訪華一事完全確定了下來。

9月25日那天,北京的天空特別晴朗,天氣特別的好。機場禮節性的寒暄之後,周總理陪同田中一行到釣魚台賓館,一坐下來田中就問周總理:「這個釣魚台賓館什麼時候蓋的,這麼好的賓館。」周總理說,“這是建國10周年的十大建築之一。”這麼一來賓主就打開話題,談笑風生了。周總理和田中角榮就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問題先後舉行了四次會談,並正式簽署聯合聲明,我有幸全程擔任這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談翻譯,並參加了兩國政府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

翻譯錯將田中談到日本侵華戰爭的傷害譯成「添了麻煩」

在抵達北京的當晚,田中出席周總理為他舉行的歡迎晚宴時,發生了一個曲折。那天,我和唐聞生分別擔任周總理的日文和英文翻譯。按慣例,領導人的講話由本國的譯員來翻譯。田中的隨身翻譯是在台北學的中文,他將田中在答謝辭的一句話: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輕描淡寫地譯成了「添了麻煩」。這時,宴會廳里立刻響起一片嗡嗡的議論聲,站在周總理一側的唐聞生立時表示不滿:“怎麼這麼輕飄飄的?”周總理聽到了小唐的話。我知道這句話日文的原詞,也覺得翻譯得不好。日文的那句話,如果翻譯的時候在辭彙的選擇上更貼切些,更符合原意些,在辭彙上帶有道歉的成分,就是將道歉的意思表達得更好一些,也不是不可以。但翻譯卻選擇了輕飄飄的「添了麻煩」的表達方式。周總理當時很平靜,是在第二天正式會談的時候才提了出來。當天,款待客人的禮節還是顧及到了。

第二天會談時,周總理嚴肅地說:「你給路過的女孩子的裙子上灑了水,你可以說‘添了麻煩’,這個怎麼能說‘添了麻煩’呢。日本軍國主義者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那麼多的傷害,怎麼是一句‘添了麻煩’就能解決的?!連一點反省的意思都沒有,這是不能接受的!」

在這之後的30多年時間裡,為田中的這句話,我每每要接受日本記者的採訪,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逢五逢十的紀念日,記者換了一批又一批,問題卻總還是這一個:是不是田中當時就是這麼說的?翻譯也是這麼翻的?你當時的感受是什麼?我的回答也總是這樣的:田中的原話用得不合適,翻譯也不妥。如果翻譯時帶點道歉的詞補救一下,也是可以的。原話本來比較曖昧,再加上翻譯就更曖昧。什麼叫「添了麻煩」,聽上去輕飄飄的,給中國人的感覺就是一點也沒道歉,這是不能接受的!

當時我就想過,翻譯不僅僅只是一個傳聲的機器。我們在周總理身邊工作,老人家對我們翻譯工作要求是很嚴謹的,他鼓勵我們要做到博學多才,要努力學習,擴大知識面。對工作對象要做到十分了解。他自己更是做在了前面。田中來訪前,周總理就特別要求我們看田中1972年6月擔任首相前寫的《日本列島改造論》,裏面有田中的政治傾向和施政方針。他還囑咐我們,尤其是談判時的翻譯更要嚴謹,特別是條約性的譯文,一點也馬虎不得。他在日本留學過,我在翻譯的時候他會仔細地聽。他很體諒翻譯。我在翻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時候,第一條還沒有翻譯完,他就小聲地幫我提示第二條,當時我特別地感動。

田中評價周恩來: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岩碎大濤

周總理跟毛主席一樣,在革命戰爭年代養成的生活習慣,晚上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這是周總理一直以來的生活習慣,但為了田中,他要改。田中在家的時候有自己的豪宅,有院子,還養了錦鯉,他習慣早睡早起,每天5點起床,在自家院子裏活動,生活很規律。田中要來華,周總理事先就交代下去:「我得將我的生活習慣調整得跟他比較接近才行,所以,今後晚上10點鐘之後就不要送簡報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儘管周總理要求工作人員在談判期間10點之後不要再送簡報了,可實際上還在送,他看材料還是看到很晚,有時候三更半夜要材料的情況都有。

周總理在中日建交談判中很辛苦,因為在田中來之前,有些細節沒有完全談妥,所以在談的時候總有一些交鋒,當時雙方交鋒最激烈的就是台灣問題,也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日邦交不可能實現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灣保持著「外交」關係,日台之間還簽訂過所謂“和平條約”,而日本要實現同中國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與台灣“斷交、廢除條約”。田中此舉是冒著政治與生命的雙重危險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體諒他面臨的實際困難,予以關照。最後,本著周總理提出的求同存異、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雙方充分運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種折中的解決辦法。

《中日聯合聲明》前言中寫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上,謀求實現日中邦交正化這一見解。中國方面對此表示歡迎。而《中日聯合聲明》的第二條則是:“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台合約問題,是在兩國聯合聲明簽訂後,由大平外相對外宣佈廢除日台條約,即與台灣斷交。

周總理的外交風格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以理服人」,既堅持原則,又通過求同存異,累積共識,消除異見。周總理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通過這次談判,田中對周總理的敬佩溢於言表。田中在會談後對日本的記者書寫了周總理給他的印象:“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岩碎大濤。”

周恩來解答:毛主席當年為何決定不向日本索賠

《中日聯合聲明》經過艱苦的談判,台灣問題、戰爭賠款的問題基本達成一致後,毛主席決定接見田中一行。那天到毛主席那裏去的時候,田中一進門就想要到洗手間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當時田中就很嚴肅了,說緊張也可以。他見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謹的樣子。看到這種情境,毛主席當時就表示歡迎,然後很風趣地問:「吵架吵完了沒有?」田中馬上說:“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轉向大平,幽默地說:“天下太平嘛。”大家馬上就都笑了起來,氣氛就輕鬆下來,才開始坐下來聊。

毛主席所說的「吵架」,除了台灣問題之外,就是作為戰勝國的賠款問題了。在《中日聯合公報》第七條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周總理告訴我們:這是主席決定了,不向日本索賠了。為什麼不索賠呢?實際上因為我們中國也吃過賠款的苦頭,賠款都是從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來的。中國人民在那麼窮困的情況下,比如庚子賠款為一億三千零三十七萬兩。庚子賠款每個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一兩銀子,實際上等於加重老百姓的負擔。從這個角度,覺得戰後的日本,也是從戰爭的廢墟當中重建起來,重新發展經濟的,儘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時候,他們經濟已經開始好轉了。但是賠款畢竟還得從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來,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稅賦。當時周總理還在我們內部講過,實際上日本賠給印尼這些東南亞國家的戰爭賠款,都是一些物質賠償。而且都不是拿最先進的東西來做賠償的。比方說鐵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舊的東西重新刷一刷,修補修補就算了。人家把破舊的東西賠給你。從這個角度來講,以次充好給你,沒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決定不要賠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日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了聯合聲明,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第二天,周總理陪同田中飛往上海。在專機上,周總理給田中題了幾個字——「言必信,行必果」。當時周總理拿了一張紙,將這幾個字寫了出來,很平和地交給了田中。意思就是說中日建交雖然有這麼圓滿的結果,但是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見諸行動!周總理這六個字的分量是很重的。

日本外相險醉酒失態 周恩來不露聲色維護其面子

在上海的歡迎宴會上,大平外相顯得異常高興,在酒宴上頻頻敬酒。這時,我聽到田中用很驚訝的口氣說:「喲,大平君,不得了,這麼能喝酒啊?大平君今天大功告成,太高興了,開懷暢飲,從沒看到他這麼喝酒的,他酒量如此之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我跟著周總理,一向是什麼都要翻給他聽,要把場面上的情況讓老人家知道,於是,我就將田中的話翻給他聽。田中這很普通的一段話,周總理就聽進去了。

不一會兒,他就對我說:小林,你跟我走。我當時還沒有體會到老人家的意思,他就拿著酒杯,站起來走過去。走過去以後就陪著大平向那一桌的主人、客人敬酒,說了一些為中日友好、為客人的身體健康的話。然後,周總理十分巧妙地對大平說:「大平先生,請同我們一起回座位吧。」大平那時的酒也差不多了,但還沒到喝醉失態的地步。周總理就很自然、很體面地在別人都還沒感覺到有什麼問題的時候,將大平請回了座位,沒讓他再喝下去。

別人都沒注意到田中的一句話,偏偏周總理就注意到了,就細心到這個程度。當聽到田中說「大平這麼開懷暢飲,我是第一次看到」時,周總理就立即採取了措施。處於興奮狀態的大平外長如果那樣喝下去,肯定會醉酒失態的。而周總理考慮到一國的外長,在這樣一個大型的歡迎宴會上,失態後總是有失於這個國家的體面。所以就主動把他請回到座位上。周總理的這個辦法真巧妙,不露聲色。他就是特別為別人著想,這麼大的場面,維護了大平的面子,沒讓他失態。外長喝醉了酒,那不是成了大笑話了嗎?

周總理高度評價田中角榮:他比尼克遜勇敢

周總理在大會堂東大廳會見日本客人,合影完畢,日本記者還在那裏不停地照。這時,就有禮賓官讓客人們入座,並請記者離開。結果呢,周總理就走向大廳外,他的一步差不多等於我的一步半,我就跑步緊跟著他。他出去,幹嗎呢?他去跟記者打招呼了。他說:「剛才沒來得及跟你們握握手,沒跟你們致意啊。」日本的記者都很高興,萬萬沒想到我們的周總理會是這樣的。他所做的諸如種種“小事”,每一個細節,都一次次打動著日本客人,也正是這點點滴滴的小事,彙集成促進中日友好的力量。

就這樣,在談判期間,周總理還細心地安排了田中的飲食起居。對田中的生活細節,事先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包括國宴上的音樂,也是把田中家鄉的音樂給奏出來了。田中聽了很意外也很高興,老家的音樂都出來了能不高興嗎?最後周總理還陪著他,到為田中演奏的我國軍樂隊那裏去答謝。

送別田中時,周總理這樣說:「我們和日本的交往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半個世紀的對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們已經看到時代螺旋式地前進了。」周總理十分欣賞田中角榮的決斷能力和超凡勇氣。的確,從田中上台到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僅僅用了84天,這種勢如破竹的形勢,就連日本國內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覺。

事後,周總理經常對我們講,一個歷史人物就是有勇氣做到別人做不到的,就會名垂青史,我們要永遠記住他們。說田中跨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別人當首相不一定有這個勇氣,敢超在美國之前跟中國建交。周總理在會見日本客人時也高度評價田中:「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作出決斷,恢復邦交,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稱讚的,他比尼克遜勇敢。」

本文摘自《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主編:鄧在軍,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2013-9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粟裕(資料圖)

1977年夏,在陶勇將軍遇害10年之後,一架「安——24」專機從上海直飛北京,機上坐著陶勇將軍的老戰友、老秘書和他的七個子女。

專機從北京機場降落時,一大群臂佩黑紗的軍人已經在那裏靜候。艙門打開來了。第一個出現在機艙門口的,是陶勇的長子,雙手捧著骨灰盒,在肅穆的氣氛中緩緩走下舷梯。將軍當年被推上「風波亭」,不僅死後受到鞭屍之辱,而且在送去火化時,林彪一夥還批了八個大字:“家屬不看,骨灰不要。”是誰,在將軍塗炭、身蒙惡名之際,勇敢地保存了將軍的遺骨?都說“文革”使人變成了刺蝟,用刺彼此提防著,用刺彼此攻擊著。都說,“文革”使人心變冷,使人血變涼,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我到上海龍華火葬場採訪,卻見到了一顆在冰天雪地里依然赤熱的心。在一條僻靜、狹小的弄堂里,幸虧有他的女兒帶路,我才找到他的家。小屋裏,他正坐在殘疾人專用的輪椅上,1979年一場車禍,使他半年不省人事,如今總算好了些,他在妻子的攙扶下,顫顫巍巍地走了幾步,五十來歲的他,頭髮已經黑白參半。

冒著生命危險,悄然保存了陶勇骨灰的,正是他——蔡其家。

如果說陶勇是一棵參天大樹,他只是一棵小草。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原先,他是農民。1954年,龍華火葬場擴建時,徵用了他耕種的土地,於是他成了火葬場焚屍爐的爐工。他的一生的歷程,用這麼兩、三句話就都包括在內了。

我請他追憶保存陶勇遺骨的經過。慢慢地、慢慢地,他用凄切的語調訴說著……

1967年夏日上午,一輛藍白相間的接屍車,在一輛草綠色的吉普車押送下,駛入龍華火葬場,直奔焚屍間,從吉普車上跳下三個公安人員,散了開來,嚴密監視著現場。從接屍車上抬下一具已經冰凍多日的男屍,光著身子,只穿一條短褲。

那天,在爐前上班的,正是蔡其家。遞給他的焚屍牌上,赫然寫著死者如雷灌耳的大名「陶勇」!牌上還註明“不要骨灰”。他的心中一怔。連他這個文化粗淺的殯葬工人,也知道陶勇是身經百戰的將軍,是東海艦隊功勛顯赫的司令。望著陶勇那由於冰凍過久已經變形的屍體,望著那臉如凶神的三個公安人員,他知道將軍蒙受了不幸。看著陶勇遺體被推進了焚屍爐,三個公安人員自以為完成了任務,跳上吉普車,揚長而去。出灰時,蔡其家不動聲色,把陶勇遺骨單獨放在爐子的一邊。中午,趁別人不注意,他把將軍遺骨裝入一隻鐵畚箕,順手拿起鐵鍬,悄悄來到附近的假山上。為了日後便於尋找,他在三棵冬青樹間,挖了一個近一米的土坑,倒入骨灰,放入寫著陶勇名字的搪瓷的焚屍牌,含淚埋好。

這一切,只有他一個人在做,誰也不告訴。他明白,萬一走漏風聲,馬上就會把他投進監獄。好在他平日是個沉默寡言的人,誰也沒有注意到他的這一秘密行動。我問他為什麼要冒死保存陶勇骨灰,他的回答很簡單:「我敬佩這位老將軍。」

他隨口而答,說得那麼誠樸,卻又那樣深刻。陶勇將軍死了。他活在人民心中。世上有各式各樣的墓碑,大理石的、花崗石的、嵌瓷像的、鑲金字的,但彌足珍貴的是心碑。心碑才是真正永垂不朽的。心碑無法用權勢樹立,無法用金錢購置。為人民奉獻自己一生的人,人民會在自己的心中為他矗立一座永遠不倒的豐碑。心碑比不鏽鋼還不銹,比花崗石還堅硬,比大理石還瑰麗多采。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李作鵬作為林彪死黨成了階下囚。陶勇冤案,總算有了平反的希望。但是把希望變為現實,還要經歷漫長的磨難。

1975年1月5日,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剛剛走馬上任,鄧小平就抓了為陶勇平反的工作。他寫下這樣的批示:「陶勇同志是有戰功的,要為陶勇同志昭雪。」這批示震動了東海艦隊。龍華火葬場一位職工的愛人在東海艦隊工作,聽說陶勇平反,在閑聊時透露了這一信息。“真的嗎?”蔡其家眼睛一亮。

“真的,聽說,要給陶勇開追悼會。可惜,陶勇的骨灰沒有了??當年,陶勇的遺體被公安人員押來火化,不留骨灰,曾使火葬場的工人們也都為之嘆息。

「陶勇的骨灰在這裏。我知道。」蔡其家終於說出了這句話。消息飛快地傳到東海艦隊、傳到陶勇的兒女們耳朵里。東海艦隊派人陪著陶勇子女來到龍華火葬場。

蔡師傅講述了那天公安人員押送陶勇遺體前來火化經過,與艦隊所了解的情況,完全吻合。

蔡師傅帶領陶勇子女來到那座假山,找到那三棵冬青樹。輕輕挖,細細挖,那一堆白骨終於重見天日。在遺骨中,找到了銹跡斑斑的焚屍牌,上面「陶勇」兩字仍依稀可辨。

緊緊地,久久地,陶勇子女握住蔡其家的手,滾燙的淚水滴到了他的手上。他們敬佩自己的父親,也敬佩這位普通的工人。是的,是的,大海以它的波瀾壯闊而贏得人們的尊敬,小溪也以它的透明純潔而受到人們的喜愛。人物固然有大小之分,職務有高低之別,而人的品格卻與這一切無關。大樹與小草,那清新的綠,是同樣令人生愛。中國的天空,在1975年春天,剛剛從雲眼裏透過一縷金陽。轉瞬之間,又烏雲如潑墨,「四人幫」的發難,使鄧小平不得不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之中下台,為陶勇開追悼會也就告吹。

1977年夏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為陶勇將軍英魂昭雪,派出專機,從上海把蔡師傅保存的陶勇骨灰,運往北京。

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正在北京舉行。許世友一得知陶勇追悼會即將召開的消息,在會上說開來了。李先念說:「我出席陶勇追悼會去,陶勇將軍是我軍一員戰將!」陳錫聯、粟裕、蘇振華等老戰友也都說去。

陶勇追悼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根據周恩來總理生前的囑咐,陶勇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

歷史畢竟是最公正的裁判:機關算盡的林彪,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場;陶勇十年沉冤,終於徹底昭雪。

歷史也有令人遺憾之處。時過境遷,謀害陶勇的黑幕,一直未能水落石出。雖然來自中央的調查小組曾查獲不少重要線索,但是破壞了的現場和當時的混亂,給重新偵查帶來了許多困難。

我久久地觀察著陶勇生命的終點——那口澆花小井。這口井,竟已被人挖寬、挖深,砌上井台,還加了個鐵蓋,面目全非!

照現在這個模樣,是會淹死人的。可是,那兒的老同志都說,原先的井又小又淺,如果不把人事先打昏或者強按在井裏,淹不死人的。現場,竟被嚴重破壞到這樣程度。

粟裕大將在最後的日子裡,還再三提到戰友陶勇。「我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沒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來。」

時光無法倒流,歷史一去不返。但是,陶勇英名已永駐青史;他的生,給歷史增輝添彩;他的死,給後人留下了沉思。

本文摘自《名流側影》 ,葉永烈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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