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蔣介石逝世
1975年4月，杭州西湖春花綻放，柳枝搖曳，雀躍鶯啼，一派生機盎然的情形，毛澤東住在這裏已經兩個月了。
4月5日午夜，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因心臟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工作人員非常高興地將這一消息報告給毛澤東。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毛澤東並沒有顯示出高興的神情，而是一臉凝重地說了三個字：「知道了。」
沒人能夠了解毛澤東此時的複雜心情。
的確，蔣介石和毛澤東曾是一對「老冤家」。從1927年開始，這兩位20世紀不可或缺的重量級政治人物，纏鬥了大半輩子。但到了1970年代，他們都步入晚年時期。當年的恩怨情仇已漸漸淡化。
在蔣介石這邊，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思鄉之情。他多次公開反對「兩個中國」的主張。1967年9月7日，蔣介石在與日本首相談話時說，美國由於不願捲入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漩渦，於是有了兩個中國的想法，藉此苟安於一時，殊不知兩個中國的辦法，是我所絕對反對，而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僅為一種幻想而已。
毛澤東則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蔣。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巧妙地把蔣介石「拉」入中美間的歷史性對話中，他握著尼克遜的手幽默一語：「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對這件事可不贊成了。」輕鬆一語把中美蔣三方本來很敏感微妙的關係清晰地點化了。當尼克遜問道：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稱他什麼？毛澤東哈哈大笑，周恩來代答：「一般地說，我們叫他們‘蔣幫’。在報紙上，有時我們稱他作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互相對罵就是了。」毛澤東說：「實際上，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長得多。」
資料圖：毛澤東
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又在進行促進國共和談與和平統一祖國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國的人前往紐約看望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駐美國大使」顧維鈞，邀請他來大陸看看，還要告訴他統一祖國是海峽兩岸愛國人士共同的願望。1973年春天，他又打算派專機送章士釗老先生飛香港，要架通溝通大陸與台灣的和平橋樑。但章士釗先生不幸病逝於香港。
1975年元旦，蔣介石發表了一生中最後一個「復國」文告。春節前後，回台任「總統府資政」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接受蔣秘密使命，經秘密渠道向中共發來了邀請毛澤東訪問台灣的信息。陳立夫和談心切，沒等共產黨迴音，就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人民。」陳立夫特別呼籲毛澤東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前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毛澤東給予了積極反應。他曾對二度復出擔任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說：兩岸要儘快實現「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灣訪問。1975年里，司法機關連續特赦了全國在押的293名戰爭罪犯、95名美蔣特工和49名武裝特務船員、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養起來，願去台灣的給路費。病榻上的毛澤東在竭盡全力地向歷史作著交代。
可是，沒有等到和談正式啟動，蔣介石就永遠地走了。他臨終留下遺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將來有一天葬到大陸去。
據未被證實的消息源稱，毛澤東私下為蔣介石舉行了一場個人的追悼儀式。說那天，毛澤東只吃了一點點東西，沉默莊嚴地把張元乾的送別詞《賀新郎》的演唱錄音放了一天。這首詞只有幾分鐘長，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種葬禮的氣氛。毛時而靜靜地躺着聽，時而用手拍床，擊節詠嘆，神情悲愴。
這首詞的最後兩句，原文是：「舉大白，聽金縷」，表示滿腔悲憤，無可奈何，只能借飲酒寫詞聽唱來消愁。為蔣介石送葬後幾天，毛澤東仍念念不能釋懷，下令把這兩句改為「君且去，不須顧」，重新演唱錄音。這一改，使送別的意味達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變成了生離死別。毛澤東向蔣介石做了最後的告別。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周恩來、江青和華國鋒等人（資料圖）
視台的《口述歷史》節目中作了一場關於「《紅都女皇》事件」的採訪談話。
由於張穎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如戰爭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國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時，她一曾任外交部新聞司、西歐司副司長，她還是周恩來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晉的夫人，並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隨同章文晉赴美履新)，遂能夠以事件見證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歷史疑案，例如當年曾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
據張穎在兩本書中敘述，她記憶中的「《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跟一些相關的傳聞可以說是大相逕庭。她的這些回憶，可以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相關的歷史疑惑。
《紅都女皇》一書與維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
傳聞中的「《紅都女皇》事件」，起始於1972年8月。當時有一個美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中國，成員中有一位在紐約州立賓翰頓大學教授中國現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維特克，要求在中國會見江青。江青聞訊後很感興趣，隨即會見了她，並在會見中希望維特克夫人能寫一本關於自己的書，以便把自己介紹給美國人民，維特克夫人欣然應允。此後，江青還帶著許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後來又到廣州，與維特克夫人多次長談，談話的時間累計長達60多個小時。
維特克夫人回到美國以後，曾多次發表了有關江青或中國問題的談話，但因等待中方交給自己談話的英譯稿，所以並沒有立即動筆寫書。1976年10月中國粉碎「四人幫」後，維特克夫人估計這份英譯稿不會再給她了，於是找出當年自己的速記稿，整理成一本書。這本書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一說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國出版，名為《江青同志》。
據筆者所知，這本書的中譯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個叫范思的人翻譯過來，並由香港星克爾出版社出版。另據看到過此書的人說，此書的書名是《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書中的標題和內容則是：江青「早期生活的開始」、“從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與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為中國藝壇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塵埃落定之後，如今人們已對過往的歷史煙雲失去了好奇心，、何況有關江青的書籍也早已數不勝數，已經不能再吊起讀者的胃口，所以，這本《紅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許多。
1975年，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被提起，並且越鬧越離奇。其實，《紅都女皇》與《江青同志》或《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很多人錯把兩本書誤認為是一本書。張穎說：「維特克的這本書與‘《紅都女皇》事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直至如今關於這件事仍然是非顛倒，有些人甚至造謠生事，這令我始料未及。」
由於維特克夫人的漢語聽寫水平不高，當時江青的講話主要靠王海容和唐聞生來翻譯，並且只能揀重要的同步譯出，維特克夫人用英文記錄下來的則只是一個大概。談話結束之後，維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讓有關人員按全部錄音整理出來一份全稿，並譯成英文，交給她。江青爽快地答應了。
結束了在廣州的談話返回北京之後，當時參加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全體人員分工整理了幾個月，終於完成了中文整理稿，並列印了10份。隨後不知什麼原因，上級突然決定不再將之譯成英文，並將10份中文列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是否有不妥的內容，抑或是否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呢
在「文革」後期，有一特殊的社會現象，即所謂「政治謠言」往往不脛而走。具體到「《紅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來表示對江青等人的不滿，並由此揣測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內部分歧與鬥爭，以至於有追查「政治謠言」的舉動。至於說當時有人據此指責江青與“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之嫌”的維特克夫人合作，讓這本書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黨和國家大量機密”，如今看來，卻並非事實，真的不過是謠言而已。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要說有不妥的內容可以，但說她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則言過其實。其實，當初一些參加談話的中方接待人員(如張穎等)，之所以很快就對江青談話的內容表示出驚訝和不滿，甚至馬上反映給周恩來，主要是因為江青在談話中涉及到了毛澤東的婚姻和家庭，這些也可以稱為是領袖的私隱。張穎回憶，那時她「深感驚訝，本能地感到不妥」，“至於對其他內容並沒有在意，更沒有什麼覺察到泄露了黨和國家機密一說”。
「文革」結束後，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在一次講話中曆數江青的罪狀，也提到了她與維特克夫人的講話，說江青“貶低主席，內容下流”。看來，問題就出在這裏。
為了挽回影響，當時有關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記錄稿。華國鋒在那次講話中回憶說：記錄稿，「‘四人幫’逼著外交部交出，特別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親自寫信，找喬冠華把材料要回來。後來中央決定，我們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
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為《紅都女皇》的書了。張穎則回憶說：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雖然很不得體，影響很壞，不過，因為記錄稿沒有流傳出去，並未立即產生風波。只是後來《紅都女皇》的出版，這才成為導火線，講話和書被聯繫起來，以至讓毛澤東震怒」，等等。此後，“可‘能在很小的範圍，比如毛、周、江之間，有過內部處理”。
這就是「《紅都女皇》事件」發生後，我們目前所知道的當時中央處理這一事件的過程，至於更加具體的所謂“內部處理”的內容，我們現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於江青談話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機密的內容，大概就是江青還講了賀子珍的一些話，如說毛澤東同她的分離是「她要求離婚的」，“在中央蘇區時他們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賀“非常固執，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關心毛主席”，等等。關於她自己，江青也說了一些自己從前的緋聞。此外，就是說了關於批判《武訓傳》，乃至閑話《紅樓夢》等。上述內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顯然是不妥的，至於是否構成了機密，恐怕還談不到。
後來在追查謠言中，曾問那位香港女作家寫《紅都女皇》的資料是從何而來。從張穎提供的情況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員泄露的可能性。現在有人聯想：這或許是當時江青的對手所為，即他們藉此向江青發難，以及借毛澤東之威打壓江青的囂張氣焰。
那麼，對手會是誰呢？有人認為是周恩來，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軍人派”。如黃永勝在1980年庭審後還咒罵江青是“大流氓”。或許因此會有人向香港有關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講話的內容，並指使人寫下這本《紅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後，在吳法憲的交代材料中記錄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談話，那是江青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釣魚台江青住處的一次談話。當時江青從自己的出身談起，說自己從延安時代就一直是毛澤東的革命助手，並且“肆無忌憚披露了毛澤東延安時期和解放後婚姻家庭方面的私隱”。其中的細節，大大超過了後來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的內容。
當然，以上皆是揣測，或許也不妨被認為是當年追查「政治謠言」的一個背景說明，至於它與歷史事實相去的遠近，則非筆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論。
說到當年相關的追查謠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按照有關方面的指示，從1972年開始重新印刷和發行了一批古典文學作品，如《紅樓夢》等，一時在社會上掀起了熱讀「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時，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講話等也在廣泛流傳。據張穎回憶：到1974年，因江青在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中提到過《紅樓夢》的內容，於是，被人從秘檔中抄寫了出來(後來還被人印成油印稿擴散)。恰好這時正是「《紅都女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江青得知後，立刻要人收回有關《紅樓夢》的講話，怕將兩碼事搞混了，授人以柄。於是，遂有在社會上追查的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