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資料圖）
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因患癌症，於2005年4月21日病亡。張春橋，88歲，於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
新華社的這一消息，是在張春橋死後十九天才發表的，而且中國大陸各報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這一簡短的新聞。
此前，張春橋曾經「死」過幾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聞》宣稱，「據說張春橋死了」。
過了十年，一位當年參加過審判張春橋的人士稱，「張春橋於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終年七十七歲」。這消息曾經廣為傳播，以至某些介紹張春橋的條目寫成“張春橋（1917~1994）”。作為《張春橋傳》的作者，我不斷接到方方面面的媒體的詢問：“張春橋死了嗎？”我的答覆一直是否定的，因為我從公安部獲悉，張春橋仍健在。
在「四人幫」之中，張春橋算是最長壽的了。張春橋能夠長壽，從某種角度來看，得益於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幫」四種不同的表現：
江青顯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麼的沉不住氣，一觸即跳，不時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罵。她後來以自殺身亡，正是她的這種焦躁性格的必然結局；
王洪文則資歷太淺，經受不住沉重的一擊。他是「四人幫」中認罪態度最好的一個。然而，他也是「四人幫」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個。過度的鬱悶，導致他壯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認一部分的罪行，但總是力圖大事化小，為自己開脫。他不會像江青那樣去尋短見，也不會像王洪文那樣想不開；
張春橋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城府很深。他居然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一副藐視法庭的神態，顯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為他絲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夠在多年的鐵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縱觀張春橋的發跡史，他能夠從一介書生平步青雲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慶施。
靠著柯慶施的提拔，張春橋成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為了抓「樣板戲」，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協助，於是江青與張春橋開始共同工作。
為了批判《海瑞罷官》，江青要在上海尋找「筆杆子」，張春橋推薦了姚文元，於是江、張、姚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開始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後，江、張、姚都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張春橋為副組長，姚文元為組員。
第三把梯子是毛澤東。
張春橋的看家本事是揣測毛澤東的思想動向。自從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之後，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裏得知毛澤東在思考什麼。1965年9月15日張春橋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發表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正是張春橋得知毛澤東幾度在會議中談及這一話題而寫成，當然深得毛澤東的欣賞，囑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親自寫了編者按。從此張春橋引起毛澤東注意。張春橋曾說，他一生的最大願望是寫一本《毛澤東傳》，足以看出他對於毛澤東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慶施，接著依靠第一夫人，最後博得毛澤東的信任，張春橋終於在中國政壇顯山露水。
張春橋去世之際，我應香港《鳳凰周刊》之約，發表了《「四人幫」的靈魂張春橋》一文，內中寫及：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張春橋早就意識到自己的覆滅，反覆吟誦《紅樓夢》中詩句。正因為這樣，1976年10月6日他淪為階下囚，沒有像毛遠新那樣打算拔出手槍，也沒有像王洪文那樣進行掙扎，而是束手就擒。
對張春橋進行預審時，預審組的組長是王芳。王芳後來擔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我採訪了王芳。據王芳說，原本是要他擔任江青組組長，他推辭了，因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毛澤東三十多次來到杭州，江青常常隨行，由他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來往頗多。他主動要求改任張春橋預審組組長。
在預審過程中，王芳提審張春橋十一次。王芳說，張春橋與眾不同，採取「三不主義」，即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當時，並未從法律上認識張春橋的“三緘其口”叫做“沉默權”。在西方，早在古羅馬的司法原則中，就已經有了“沉默權”。在十七世紀之後，西方的法律規定被告人有闡述己見的權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後者就是被告人所擁有的“沉默權”。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零口供”，其實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權”。如今，中國法律界許多學者也建議應該確認被告人的“沉默權”。
雖然張春橋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據王芳回憶，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審張春橋時，張春橋還是開過口。當時，王芳向張春橋宣佈，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張春橋說：“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這是張春橋在預審中難得的一次開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張春橋寫給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這就是後來張春橋在特別法庭審查時拒絕在任何文件上簽字的理由。
據王芳的助手告訴筆者，張春橋雖說堅持「三不」，在接到起訴書時連看也不看，也不簽收，但是回到監房之後，還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當時接受審判的林彪、江青集團十名主犯之中，張春橋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張春橋走了。「四人幫」這四顆災星，早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張春橋之死，在中國大陸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這一消息，只是說：“哦，張春橋死了！”年輕人則不知道張春橋是誰，他們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幫」是哪四個人。
對於張春橋的死，徐景賢則發出感嘆說「張春橋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或任何回憶文字。」在徐景賢看來，張春橋作為「筆杆子」，沒有留下回憶錄是一件遺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縱觀張春橋浮沉的歷史，借用“國妖”兩字為張春橋勾畫形象，倒是頗為傳神。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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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之一（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1981年1月25日上午，莊嚴的時刻到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
作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獨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別了一支自來水筆——他依然保持著「筆杆子」的形象。
對於姚文元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姚文元概況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審主要內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幫」 宣讀起訴書。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長沙告狀」。
姚文元污衊鄧小平是天安門 「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進行反革命宣傳；誣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曹荻秋；
支持濟南「五·七」武鬥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魯瑛派記者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
誣陷南京人民群眾，指使魯瑛派人到
天安門廣場搜集革命群眾的言行，誣陷群眾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辯論。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幫」 法庭宣判。
被審判的姚文元（資料圖）
嚴肅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審問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裏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王洪文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代，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同志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
這位「輿論總管」出於職業習慣，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誣陷”換成了“攻擊”：“誣陷”，乃捏造罪狀陷害人，自然要比“攻擊”嚴重得多。
法官又問：「姚文元，你具體交代講了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眨著金魚眼，欲言又止，抬起頭來問法官：「我現在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嗎？」
看著姚文元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聽席上差一點爆發出笑聲。
他，終於罪有應得，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他，四十五歲入獄；1996年他刑滿時，六十五歲。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訪問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里了。在上海東南方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夏日的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
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卧室。灶間裏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聽見敲門聲之後，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著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
她，一頭短髮，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她家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著竹席。傢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著，桌上正放著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她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著方桌玻璃台板的邊緣。
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已經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工作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她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後，她獲准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親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關部門提出，她能否繼承姚蓬子遺產？
話給上海師院「革委會」。師院答覆說，姚蓬子確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規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凍結。叛徒當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凍結了。
姚蓬子急了，讓妻子到上海師院交涉。師院總算開了證明，准許姚蓬子每月領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夠一家子的生活開銷？何況，姚蓬子正生病。這事情鬧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家辦公室」。市裡倒好說話，因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裡下達了姚蓬子存款解凍的“指示”，於是姚蓬子一家總算有了生活來源。
姚蓬子死後，這筆存款便供周修文維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繼承的姚蓬子遺產，則是另一筆款子。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在接受“資本主義改造”之後，姚蓬子作為資本家，每年領取定息。但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至1966年9月，他沒有領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對家人說過，這筆定息上交國家。
姚蓬子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並未辦理過正式上交手續。根據現行政策，原工商業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屬要求領取定息，可予發還。於是，周修文提出了繼承遺產的要求。
根據繼承法規，除周修文及女兒姚文華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遺產的法定繼承人。
在秦城監獄，姚文元談了關於姚蓬子遺產的三點意見：
一、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父親上交定息是對的。現在母親和妹妹對父親的遺產提出繼承要求，請依照繼承法給予滿足；
二、我個人對父親遺產沒有想過繼承問題。對於母親，我長期未盡贍養義務；
三、我接受父親遺產中屬於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間，我應繼承的份額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望的費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
在「四人幫」之中，最後一個離開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
。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後，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採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佈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跟張春橋之死一樣，姚文元的離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陣議論。我在2006年香港《開放》雜誌發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這篇“宏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後不久，迎來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幫」三十周年慶。姚文元之死，喚醒了眾多中國人對於「文革」的記憶。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國諸多年輕人竟然不知姚文元為何許人，問「姚文元是誰」？也有的年輕人聽說姚文元是「四人幫」中的一個，便問：“‘四人幫’是哪四個人？”在網上，還可以見到年輕人的種種奇談怪論：“姚老走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死得默默無聞啊！”甚至有人在網上我的一篇關於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黨偉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發的一系列怪現象，凸現了中國也有「教科書問題」：儘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有人對「文革」諱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張“淡化文革”，使年輕一代不知「文革」。
其實，記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為了防止這樣的浩劫在中國重演，是為了中國不再產生“張春橋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種各樣的“小張春橋”、“小姚文元”。時至今日，中國並沒有徹底剷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極左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席捲中國大地之時，連巴金都驚呼「文革」又來了！幸虧胡耀邦及時制止，才使這場“後文革”運動半途而終。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這四顆災星，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