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合影（資料圖）
1971年9月13日，中國大陸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就是林彪出逃，摔死在大沙漠中。
波已經開始串通。
林彪反對中美緩和。當然，他沒有直接這樣做，而是通過支持另一種傾向予以表示。
中美關係能否緩和，關鍵在於越南問題能否解決。尼克遜擔任總統之後，採用各種戰爭手段都無法在越南取勝，開始試圖從這個沒膝的泥潭中拔出腳來。他需要一個契機。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意識到，通過談判可以給美國一個台階下，促使美軍早日撤出越南，勝利可以提前到來。因此，他為越南領導人提的建議是：多採取一些主力軍作戰，消滅美軍的有生力量，在尼克遜的背上擊一猛掌，推動他痛下撤軍的決心。
毛澤東在一次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武元甲時建議，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甌半島地區發展一些主力軍。「從打小勝仗到打較大的勝仗，再到打大的勝仗。」他說，“單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動，我看也不行。”
林彪則不同。寫過《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他，在與越南領導人幾次會談中，設計了一個戰略方針，簡言之，就是一個字———「熬」。用游擊戰和美國人拖下去，既不進行正面主力作戰，也不談判，十年二十年地拖下去。
曾經集中多時研究過游擊戰的毛澤東，並不認為游擊戰是萬能的，它不是解決戰爭的最後手段。「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對越南領導人批判林彪說：“我們過去黨內意見也不統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勸你們把美國抓住不放，一個字，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擊戰，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勸你們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敗敵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麼舒服的呀！不是這樣，你們談判桌上得不了這樣的結果。”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澤東最後一次和林彪見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率領黨代表團訪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等人在人民大會堂118室與他們舉行了會談。林彪未穿軍裝，神色獃滯，一言不發。幾個月來，他對廬山會議上被毛批判的錯誤一直頑固地拒絕檢查。
毛澤東和齊奧塞斯庫談到中國的教育時，緩緩地說：「有些人口裏說是聽話的，但心裏是埋怨的。這就要時間，慢慢來。」他的目光划過林彪的臉，林彪好像沒有聽見，仍不言語。
毛澤東提高嗓門說：「赫魯曉夫叫做‘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我說，把赫魯曉夫請到北京大學講學，講他那‘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柯西金不幹，他說不好啊！」
除了外賓，在座的誰都知道，「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馬列主義，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發明”，是他作為毛的接班人的資本。毛澤東把它與赫魯曉夫聯繫起來，不僅林彪，就是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嚴重。
林彪當然知道毛澤東「放風」的習慣，其後如何，林彪越想越是可怕。
沒等接見結束，林彪就離開了118房間，他獨自一人坐到門外大廳西北角的一張椅子上。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警衛員都在遠處略感奇怪地望著林彪。他本來就身材瘦小，再一收縮，更是不成人形。
118室里，毛澤東身邊的座位空著。毛澤東不動聲色，依然談笑風生。直到會見結束，毛澤東和羅馬尼亞貴賓離開了118房間，林彪仍然獨自一人坐在門外大廳里。
他在想什麼，誰也不知道。此後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澤東開始了他神秘的南巡。
秋風再起的時節，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異處，毛澤東則生了一場大病，精神為之大衰。
1972年7月，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時又說到林彪：「誰也沒有趕他，誰也沒有料到他會跑，坐一架飛機就上天了。他反對我們跟美國接近，跟你們西方接近。」
蔣介石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淚縱橫。蔣介石之所以悲愴淚涌，並非留戀自己與林彪的師生之誼，而是另有隱衷———正當林彪在「文革」中出盡風頭，大紅大紫時，偏居台灣的蔣介石在國民黨一次中常會議上就直截了當地說：“我不相信林彪這個人會忠於毛澤東。”會後，蔣介石的秘書陶希聖（陶系黃岡人，與林彪是小同鄉）問及此事，蔣說：“你查一查1945年的檔案就知道了。”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慶，面見蔣介石，為毛澤東主席與蔣的談判打前站。林彪見了蔣，顯得畢恭畢敬，口口聲聲地稱“校長”。蔣說：“你們共產黨還讓這樣稱呼嗎？”林彪謹慎地答道：“我儘管在共產黨內，將來校長一定曉得我能為國家做什麼事。”當著蔣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長談，他表示有一些“意見”想通過蔣的心腹詳談，然後轉達給蔣。蔣即傳喚軍統局副局長鄭介民（也是黃埔生），當著鄭的面說：“林彪同學有些事情要與你充分交換意見。”鄭介民即與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飯，作了幾個小時的長談。隨後，鄭介民向蔣遞交了一份很長的報告。60年代陶希聖查閱過這份鄭介民所寫的長報告，至今仍保存在台灣陽明書屋。
60年代蔣介石斷言林彪不會忠於毛澤東，是基於抗戰時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諱，而且蔣手裏頭也確實掌握了一份有關林彪所述意見的長篇報告。林彪死後，蔣介石很難過，幾次對秘書陶希聖提起：「可惜當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這條內線。」
此後，國際上發生了一連串事件，蔣介石身體也一天不似一天，他再次感到「反攻大陸」實在是遙不可及了。
視上露臉。
在最近這五天，機場關閉了，所有的軍用飛機、民用飛機都沒有起飛。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發生了大事，軍隊已進入「一級戰備」。最為明顯的是，一年一度的國慶遊行被宣佈取消了。
基辛格也十分擔心。從報告的材料揣測，中國國內發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他隨時將這些情況報告尼克遜。
「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尼克遜的心直往下沉。為了與中國打開關係，苦心策划了兩年，難道又要出意外？總統深知一個國家的政策往往會隨著領導人的更迭發生變化，對“鐵幕”後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尼克遜情緒受到影響，那幾天常常無故動怒。
9月21日，美國駐巴黎武官沃爾特斯將軍與中國駐巴黎大使黃鎮作了接觸，安排總統訪華及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聯繫工作還在進行。這件事才使尼克遜、基辛格不安的情緒有所緩和。據沃爾特斯將軍報告，黃鎮的態度照樣很爽快，這表明安排總統訪華的事沒有中斷。
9月23日，尼克遜對底特律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說稱，他並不認為，中國突然發生的政治動蕩會影響他去大陸旅行的計劃。
再經過巴黎秘密渠道的磋商，到10月初，中國方面答覆同意美方在10月5日公佈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日程。尼克遜和基辛格這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蔣委員長」其實在1968年就注意到尼克遜的“轉向”。1967年10月美國季刊《外交事務》上的文章，尼克遜在文中暗示，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中孤立地位的時候不久將來到。
視講話中透露，他已經派遣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國同周恩來會談。他還說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訪問中國的官方邀請。
蔣介石在台北得知了這一消息，他感到惱火和沮喪。他指示駐華盛頓「大使」沈劍虹向美國當局提出嚴正抗議。他只能這樣做了。
本來已難以視事的蔣介石几乎被擊垮了。他手裏拿著一份英文版的《中國日報》，問沈劍虹看過沒有。沈答看過，蔣又問尼克遜的北京之行及其含意。
聽完，蔣介石神色凝重:「今後，我們必須比從前更要依靠自己，更努力建設我們的國家。」
蔣介石的身體每況愈下，7月22日中午，副官照顧蔣介石吃午飯，沒有想到他吃到一半，東西全都吐出來了。副官將他抱起，放到卧榻上時，蔣介石突然昏厥過去。醫生們只好在中興賓館成立一個急救站，動員「榮總」的醫生、護士搶救。
翁副官立刻湊近蔣介石的嘴邊，細細聽著他猶如囈語的每一個字———「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
1975年4月5日那天，台北的天氣特別悶熱，晚上8點55分，蔣介石的心臟一點反應都沒有。於是立刻向宋美齡和蔣經國報告這個最新消息。
這也是最後的消息———等蔣經國從七海官邸火速趕來時，蔣介石早已歸西，沒有給蔣經國留下任何遺言。
蔣介石死了，他的時代結束了。
（本文摘自《國共往事風雲錄》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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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張春橋與江青在毛主席追悼會上（資料圖）
被採訪者朱永嘉：文化大革命時擔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總負責人，曾為王洪文講解《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朱維錚認為：「評《海瑞罷官》如果沒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寫出來。」。文革結束後，被隔離審查5年，1982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1988年提前釋放。
斗室之間，塵埃盡染。堆滿書籍的兩張架子床上，蛛絲斜掛。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陰沉沉，破舊的書房裏寒意猶深。午後，一隻白貓悄悄走進來，一縱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頭。
貓的主人坐在兩張架子床間的局促空地里，一盞燈打亮他的背面，整個面孔卻為屋內的陰暗籠罩。
「我的編製還在復旦，也不算復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裏。他們給我生活費，給我圖書館借書證，有這些條件我就夠了……我出來的時候已經59歲了，退體金200塊錢一個月……」
34年前，運動需要，朱永嘉因「寫作組」而興，由復旦大學一名普通教員一躍而起，成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人物。「文革」期間，他直接領導著上海市委寫作組，專供張春橋、姚文元及當時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張、姚等人倚為腹心。
身為通曉歷史的知識分子，朱永嘉手眼雖能通天，但是機關覽盡，內心始終處於一種履冰臨淵的彷徨狀態。權力機器一旦開動，不幸捲入的知識分子，其命運實際上早已無從自主。
「四人幫」垮台未幾，朱永嘉成為全上海第一個被捉拿的高官。根據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訪機會逃亡，但沒有選擇這樣做。回國時，飛機甫一落地，就被送進了隔離室。
「我又不會跑，我走的時候就跟寫作組的人講，你們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說，“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當，做人這一點骨氣總要有的吧？”
風雨來時
《南風窗》：「四人幫」倒台時，您是什麼感受？
朱永嘉：「四人幫」倒了，我就感覺麻煩了。我講了那麼多話，怎麼可能沒事？在上海市常委會上我主張對抗，我說打嘛，幹嘛，打他個巴黎公社，雖敗猶榮。雖然沒有對抗的資本，但當時思想上是這樣的。
決策權不在我手上，在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手上。馬天水後來妥協投降了，那我也沒辦法可想了。我的意見，在下面寫作班裏支持的人占多數。但在領導層裏面，他們權衡利弊，最後妥協，免得血肉拼殺。
《南風窗》：妥協的人後來怎麼樣？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還重一點。躺下來，橫過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這一刀免不了。所以後來判刑，我心裏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兒園裏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來。
這樣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麼辦呢？我就跟我老母親講，看樣子要關一段時間了，不會太短，你給我送點書來吧，給我買一套《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什麼的，讓我帶到裏面讀書去吧。殺也不可能殺，黨內沒有砍頭的傳統。
《南風窗》：據說您自己在監獄裏讀了不少書，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麼來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這裏面有一句老話，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點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霉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麼辦？太子總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麼辦？這是兩難。
我是跟著老皇帝走的，我不該死啊？這是跑不了的。就算後來我不講那幾句對抗的話，什麼會議也不參加，為了個人利益一律迴避，還是要判10年，一樣的。
寫作組的人，都卷進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們寫作組的3個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別的就開除黨籍，放到基層勞動。還有很多年輕人，清查後辦了學習班。
《南風窗》：您事先對這種風險有沒有預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風險很大，至於結果到底怎麼樣，我說不上來。我就是擔憂，不知道他們（張、姚）自己的命運將來怎麼樣。上面的情況是說變就變的。你不要以為張春橋在北京地位那麼高，實際上他在那裏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揮的就是我們這支隊伍。我心裏不是完全沒有數。
當年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成員合影
參加寫作組
《南風窗》：當年是怎麼加入寫作組的？又是怎麼成為總負責人的？
朱永嘉：蘇聯一個歷史學家認為中國曆來就是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外就不是中國領土，上面希望我們寫篇文章，說明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是長城為界的問題。這是歷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過去寫過一點文章，又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老師。
剛進寫作組的時候，寫了文章就準備回家，回學校的，根本沒有想到人家會把我們留下來不放。文章完成後，走不了了，事情一個接一個來。還要我們去組織文章。
那時候寫作班下面有文學組、哲學組、經濟組、歷史組。文學組組長是姚文元，歷史組是金沖及，我是歷史組的副組長。金後來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頂替他。
1968年，毛澤東叫姚文元去奪陳伯達的權，去管《紅旗》。姚文元又沒有人，開始想把我們調到北京去，寫了3個人的名字，我一個，王知常一個，還有一個是肖木，報到毛澤東那裏，他也圈了。但把我們調到北京，上海就沒人了，這樣我們就專門在上海為他們組織稿件。
他需要的題材我可以在上海找，名稱就叫《紅旗》組稿小組，屬於中央管的，工作就是配合中央鬥批改，抓典型，我們在上海搞一些調查研究和大批判。我們這個組以後就有個排位次序，3個人，朱、王、肖，我排第一位。
《南風窗》：上海市委寫作組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朱永嘉：《紅旗》組稿小組做起來以後，1970年市委正式成立寫作組，我就成了組長了。我本來想過把寫作組編入社科院的，張、姚不贊成。這是他們一手抓起來的，他們抓這個攤子比較得心應手，要做的事情我們盡努力去做，跟市裡別的機關比，辦事效率高，反應快。對他們來講，運用上比較自如。
《南風窗》：你們這個班子對張春橋、姚文元來說意味著什麼？
朱永嘉：有我們這個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面的情況，要掌握班子內部的情況，這跟他有一個秘書不一樣。想做什麼事情、搞什麼調查研究，要寫文章搞輿論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沒有用我們這個班子搞關係網，因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們這個班子在北京的話，還要擔負另外的任務，就是做公關，不跟方方面面聯繫，你想站住腳跟，是不可能的。
對姚文元來講，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個工作班子，毛澤東佈置什麼任務，他馬上下達到我們這裏，就能夠比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麼重點宣傳任務和重點調研任務要我們做，我們也可以竭盡全力配合。
《南風窗》：張春橋、姚文元搞寫作組是一把好手，你們對於他們政治資本上的積累，起到多大的推力？
朱永嘉：實際上是毛澤東把他們推到政治前台的，但也需要有人來做實際工作。我們是他們下面的基石，是具體幫他們做事情的。他們只會掌握大局，噹噹演員。我們是幕後工作者。沒有我們，他們也演不好這場戲。
話跟我們說，他們到上海來，以寫作組作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對外聯繫就是在這個寫作組裏面進行，召開各種各樣的會議，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最初幾天都在寫作組裏面。
他們來召開會議，我們幫他們佈置，通知開會，起草文件，都是我們來做。
寫作組搞事務性的工作只是開頭一段，我們過渡一下。以後他們的辦公室系統建立起來，我們就退出，專職搞意識形態了。
高處不勝寒
《南風窗》：您自己那時候是一個什麼狀態？
朱永嘉：入了黨，當然要服從組織了，這也是自覺自愿的。我們當時取筆名叫螺絲釘（羅思鼎），心甘情願做螺絲釘，是主動的，組織叫我怎麼干，就怎麼干。
憑著良心干，這一點還是有的。儘可能不傷人，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傷害別人。比如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要市委來討論這個問題，要張春橋出面組織這個工作，由姚文元來寫，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時候我覺得風頭不對，來頭太大，總歸有一點政治關係吧？
市裡要就這個文章開座談會，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亂講的，我就跟我的導師打招呼，我的導師中跟我關係比較密切的譚其驤，我叫他不要亂講。他就沒有問題。我是怕他們對姚文元的文章轟隆轟隆放一通，這要闖禍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沒有辦法了，就是力所能及。
《南風窗》：那時候還是復旦大學的人？
朱永嘉：我的工作關係、組織關係都在復旦，還是復旦的黨委常委，人家把我罵成「太上皇」。我在市裡面，上面的消息都比較靈通。我下來可以告訴他們該怎麼辦，可以走在人家前面。
也不是說我做了太上皇就什麼都聽我的，他們有時候感到為難。你一旦管事，他們上面有一條線，個人也有打算，我打亂這個東西了。他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走到哪裏他們老是跟在你屁股後邊轉，他們也不滿意的。
「十大」主席台上的江青和張春橋（資料圖）
很多事情不好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工宣隊接管學校後，很多人告狀說我手伸得太長。張春橋說，手伸得長，是因為他要做事情，沒有別的。那麼就給他一個黨委常委吧。這樣我就當常委了。
我離不開學校，因為要有自己的隊伍，就是教師隊伍和學生隊伍。上面的工作佈置下來，不找學校我就沒辦法，我一個人也挑不起來。復旦大學的文科，當時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隊伍。
《南風窗》：在寫作組裏做事，面對的問題是不是也很複雜？
朱永嘉：你要做工作，總要涉及方方面面的關係，對你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上面也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市委裏面馬、徐、王3個書記，就不完全一致，工總司系統和寫作組系統，他們也都是兩條心。
我那時是聽張春橋的。張春橋當時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後來只在北京不回上海；王洪文是第二書記，後來也去了北京。上海實際主持工作的是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張春橋當然可以通過正常渠道來了解馬徐王的情況，但是他還需要有一條渠道來了解下面的情況，不是通過一般的簡報，而是根據他的需要來了解情況。有了寫作組，某種意義上他就多了一副耳目。
上面有什麼事情，馬、徐、王有的時候還不知道，反過來得到我這兒來了解情況。因為他們得到的情況是通過正常渠道，從辦公廳系統下來的。而毛澤東有什麼事情到了張春橋那裏，張就直接下達到我這裏來了。這樣一來，有工作方便的一面，也有犯忌的一面，討厭嘛，對他們來講，旁邊多了雙眼睛。
《南風窗》：當時上海的工總司和寫作組兩支隊伍一直存有芥蒂，特別是《朝霞》刊登的兩篇小說，差點弄得兩派擦槍走火。
朱永嘉：這件事我心裏有數，原來上海培養了一批工人作者，他們都在工總司的工人文化宮系統，沒有發表陣地，看到《朝霞》辦得紅紅火火，想把這個陣地搶過去。然後找借口說小說里攻擊了王洪文，因為當年工總司要搞半周年紀念（一月奪權），被張春橋批了一頓，沒有辦成。小說裏面也有一個半周年紀念，多少有點造反派自我批評的精神。工總司那樣進攻是不對的。
那邊沒辦法通融了，管我們工作的又不是別人，是張春橋、姚文元，他們還沒有表態，我就把每天的情況報給張春橋，他看了一下刊物，打電話叫我們不要檢討，那就不檢討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
這件事在王洪文那裏留下一個心結，如果將來他真的上台了，張春橋在還好辦，張死了怎麼辦？我壓力很大，就打了辭職報告，要張春橋另請高明。結果他硬是給我官升一級，反而把我提到市委列席常委。
這不是什麼高興的事情，臨危受命。頂著就是，想退又退不下來，只好順其自然。
評說「上海幫」
《南風窗》：您進寫作組的時候，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春橋，還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春橋，那時候他在上海，整個寫作組是他管的。張這個人，講話不多，不是很容易親信別人，原則性很強，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有太大的可以討價還價的餘地。我們閑聊的機會都沒有，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一開會就討論工作，也不談生活，也不談家庭。所以人家講他比較陰，就是這個道理，沒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南風窗》：憑您和張春橋的往來，對他應該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張春橋。當然，他在前期和後期有變化。前期奪權時，比較張揚，敢於講話。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來檢查財貿系統的工作，那時候剛巧文化廣場開大會，大家就請李先念圍繞廣場走了兩個圈子，我也在場。這本來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張跟老幹部的關係的。但張春橋在大會上點名批評說，憑什麼讓李先念繞場兩圈，你們幹什麼？從這個批評可以看出，張春橋不知道在適當的時候應該妥協，緩和矛盾。
前期的張揚，我看得出來，是有他個人打算的。在後期，這方面性格就沒有了，少了，特別是廬山會議以後，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斂。他要主動去改善與別人的關係，但是沒辦法了，結怨已深，沒有群眾基礎。
《南風窗》：您和姚文元的關係也很不錯，外界傳說當年若不是您給他幫忙，他是寫不出《評〈海瑞罷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歷史的，是搞文藝評論的。他找我很簡單，說要臨時寫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問我能不能幫他找一點資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關資料告訴他，關於海瑞這個人，我所知道他的經歷和情況，時代背景、社會矛盾等也告訴他。這一點我是幫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從哪裏下手，問我，我就把《燕山夜話》拿給他看。他找不到別人幫他忙啊。
姚文元這個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點，不輕易講話。他對我是很信任的，這一點還可以。姚對我從來沒有批評過任何一句，他給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東西，他說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確實改得很好。
王洪文在「文革」中（資料圖）
《南風窗》：王洪文怎麼樣？
朱永嘉：王洪文比較淺，畢竟是小幹部出身，他要應付局面，旁邊也沒有幾個像樣的參謀能幫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穩腳跟，周圍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這個智囊團有兩個作用，一個作用是腦庫，了解各方面情況以後，能夠拿出點子來，告訴他怎麼辦。還有一個就是關係網，比如社交、公關，能夠幫助他把方方面面關係聯繫好。
在「四人幫」中，文化知識和教養方面他是最差勁的一個，地位太低。江青說話他不敢不聽，張春橋說話他也不得不聽；姚文元他又不好頂。你叫他怎麼辦？對於那些大人物（葉劍英、李先念）來講，他就更是兒童團，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風窗》：您給王洪文講解過《後漢書·劉盆子傳》，從中也可以看出王在當時格局中的狀況。
朱永嘉：他們在學習上碰到問題，我們寫作組有幫助他們做些輔導的任務。毛澤東讓他讀《劉盆子傳》，這是古文方面的，當然就要找我。
這樣一個題目，我不能多講的。因為劉盆子的結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這無非是毛澤東給他敲警鐘——你不要自以為了不起，你不過就是個劉盆子。這種話我不好說。他也不好問我。他已經到中央了，地位那麼高，你不能去掃他的興。我就是告訴他這篇傳記里講的這個人，是怎麼起來的，怎麼當皇帝的，結果沒辦法指揮局面，讓他心裏有數。
王洪文能力不行，選擇他，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這個選擇，對毛澤東來講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選這樣一個人，可以緩衝一下張春橋跟老人們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已經是很難挽回了。毛澤東跟林彪講過，讓小張上來接我們的班，這一下就把張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標。
回看向來蕭瑟處
《南風窗》：我看有人罵您是「文革」餘孽，被扣了帽子，會不會覺得傷心？
朱永嘉：他們怎麼看我，是他們的自由。退出來了，倒了霉了，我也並不感覺自己見不得人。就看自己怎麼看自己，摸摸良心，沒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情，自己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我當常委、委員，都是因為工作需要，我也沒有跑過官，上面定的什麼就是什麼。我就覺得好像是要我做事，能為毛澤東做事，覺得很光榮。因為當時很多相當重要的事情，都是從毛澤東那裏下來的。
你如果真正在做人，也沒什麼了不得，再大的委屈受了也沒關係。個人得失算不了什麼。在我老師一輩里，也是這樣的，儘管挨斗挨批有很多不願意不舒服不開心，但到最後還是從大局出發。比如周予同臨終以前的陳述，他對自己在「文革」中受的委屈一句話都沒有講，沒有計較個人的得失。個人得失在一整個大的運動過程中是微不足道的。擺正自己的位置，向前看，那才行。否則的話，你反而給人家小看了。
《南風窗》：那樣一個時代，知識分子在權力面前是不是很卑微、很無可奈何？寫作組是實踐你們的抱負的平台嗎？
朱永嘉：寫作組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可以做一點工作，但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現實終歸是現實，你要在學問上能夠有所創見、能夠有所成就，這個條件是不行的。人家高興聽你，不高興由人，是別人說了算。你能做什麼事情，能不能做成，環境起很大的作用，怎麼做，這是你個人的事情。行人事聽天命，你不過就是行人事罷了。
不光是知識分子，所有人都是這樣的。在一場大的浪潮中間，知識分子僅僅是一顆泥沙，你不可能改變大的趨勢，你不過是在裏面扮演了一個角色。
知識分子的光彩不在權力上面，要是硬往這上面靠，那就完蛋。恐怕有好結果的人不會很多。這片土壤上，他們沒有辦法生長。權力結構上卑鄙齷齪的事情太多了，你沒辦法在這塊土壤上很好地生長，要麼你就隨波逐流。就看你的要求怎麼樣，你要想拚命往裏面擠呢，那你就做小人，你不想往裏面擠，還可以有自己做人的迴旋餘地，有的問題可以退出一點。
《南風窗》：經過那段歷史之後，您怎麼看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
朱永嘉：過去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是依附於皮的。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面，知識分子除了為權力機構服務以外，獨立謀生的道路並不多。在過去傳統社會裏，知識分子的情況就是做官，參與政治。孔子那時候講儒家思想，是從官僚場合里被淘汰了，出世一點。總體上來講，他是離不開這張皮的。
本文原載於《南風窗》2010年8期，原文標題為「‘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事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