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鄧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毛澤東即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資料圖）
中國曾經怎樣批判鄧小平
20世紀90年代，人們所說的鄧小平理論已經成為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也即我們國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個時候，鄧小平的理論不僅不能成為我們國家的主流，而且簡直就是被當做逆流來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這一段時間的報紙，就可以看到種種批判鄧小平的文章。這些文章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總風源、“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鄧納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說鄧的言論是“賣國主義”、是“洋奴哲學”、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就算是發泄對「四人幫」的種種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鄧小平的那些話說了出來。比如《解放軍報》說：“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就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夥資產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這不是把當初「四人幫」批判鄧小平的話，如今又拿來批判「四人幫」了么。
今天我們來看這一段歷史，可以認為，中南海的分裂之勢，並沒有因為「四人幫」的垮台彌合無隙。危機依然存在。幾周以前還在同仇敵愾地對付「四人幫」的人們，現在卻已經分成兩個陣營了。這一次，問題的焦點不是誰來當主席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放鄧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對鄧小平的聯盟似乎具有壓倒的優勢。他們掌握著實際的權力，又有毛澤東批判鄧小平的「聖諭」在握。老實說，這個聯盟本來就是毛澤東組成的，包括華國鋒、汪東興、吳德、李鑫這些人，在政治局內部，可能還有紀登奎、陳永貴、吳桂賢……他們全都贊成打倒鄧小平的死對頭「四人幫」，但這並不表明他們同鄧小平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事實上，他們幾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為鄧小平這些人倒了霉，他們也許根本無緣走到中南海里來。比如李鑫，他曾經是康生的秘書，後來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自從張春橋、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後，他就成了華國鋒倚重的筆杆子。比如吳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他還是京城百萬人的「雙慶大會」的主持者。當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門鎮壓群眾的組織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經明確地宣示，鄧小平是“鄧納吉”，是“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幕後指揮者。直到現在也還堅決認定鄧的罪狀已成定論。撇開這些全都不說，論本事，吳德也認為，“他比我們的毛主席差遠了”。
至於汪東興，就更加令人畏懼。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隨在毛澤東左右，從延安直到中南海，沒有間斷。他自稱現在中央裏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平心而論，這並非沒有一點根據，更何況他的手裏還掌握著毛澤東親筆批閱過的大部分文件。也許是由於這些政治資源，他才能夠理直氣壯地說：“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
至於鄧小平，這個時候也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謙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華國鋒，描述了他為華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高興。但是鄧小平的友善並沒有引起華國鋒的回應。他將鄧小平的信棄之一旁，轉身就去參加「雙慶大會」去了。
「雙慶」會結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鄧”的聲音就捲土重來。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還是不能安分。他們剛剛在天安門廣場上向著英明領袖華國鋒歡呼，可是一出來就覺得少了點什麼。“少了鄧小平”，一個記者說。當時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如此嚴重，華國鋒但憑一己之力，能夠力挽狂瀾嗎?於是大家都開始懷念鄧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闊斧整治國家之舉，都認為現在他要是能夠出來，必定有所作為。可是鄧小平卻還背負“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醫院裡面閑居著，未免叫人著急。
於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幾個教師和學生，開始收集數月前天安門廣場上流傳的那些「反動詩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個春天裡警察抓走了那麼多人，可是沒有被抓走的人居然會把那麼多的「反動詩歌」隱匿起來。報紙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處搜捕，民兵日夜監視，黨的組織無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這些「反動詩歌」來。現在聽說有人要把這些東西整理編輯出版，詩歌就從大街小巷裏面紛紛湧出來。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整整一周年。為紀念周總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師生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童懷周”。不久以後，他們居然把那些詩歌出版了。書名叫做《天安門革命詩文選》，上下兩卷，共計1032頁，國人讀之如飲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幾位雖然不高興，卻又實在說不出什麼來。
但是，同樣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還有更加露骨地為鄧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發生了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大約十幾個青年，在京城中心長安街上，用碩大的排筆寫出大字標語：“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動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機器廠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裏面頗有名氣。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於造反成名的。他本來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個學生，後來成為北京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核心組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然後他參軍，入黨，複員，當工人。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歷是在1976年清明節參與了“天安門廣場事件”。
1979年7月12日，鄧小平在黃山和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合影（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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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清明節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以及周圍街道上的人有200萬之多。花圈、默哀、演講、詩歌……鋪天蓋地。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來，實則全都在詛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這幾個人，甚至還敢大罵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鄧小平喊冤。
當天晚上，華國鋒召集京城裏面的政治局委員商討對策，大家一致認定這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撲」。
毫無疑問，必須堅決鎮壓。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開進了廣場，將所有的花圈、輓聯和詩詞一掃而空。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寶劍，為所欲為。如果有誰上前阻止他們的行動或者稍稍表示不滿，立即被逮捕收監。到天亮的時候，已經抓走了57個人，廣場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這個時候，消息傳遍了全城。
於是老百姓從四面八方再一次湧向廣場，嘴裏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憤怒地揮舞著拳頭。但是，警察可不僅僅只有拳頭，他們手裏都拿著棍子，把所有進入廣場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許老百姓進入。
於是，遊行的隊伍派出代表，前往廣場東南角的一座樓宇裏面，和民兵指揮部的指揮官們談判。他們強烈地要求歸還花圈和釋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揮官們則傲慢地說，如果再不停止這種「反革命的行徑」，就要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雙方毫不妥協，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分手。憤怒的人群開始砸毀汽車，煙霧瀰漫在廣場上空。衝突愈演愈烈，警察揮舞著棍子沖向人群，有人受傷了，鮮血留在廣場上。人聲鼎沸。
幾個小時以後，吳德在廣播當中發表講話，他用異常嚴厲的口氣威脅那些堅守在廣場上的人們：如果不立即離開廣場，一切後果自負。大部分人就在這種威脅當中離開了。但是還有200多人不肯退卻。他們手無寸鐵但卻意志如鋼。他們堅守在廣場也堅守著信念，更何況他們過去幾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們不相信共產黨和解放軍真的會來鎮壓他們。
但是才過了幾十分鐘，一大片草綠色的人群就向他們擠壓過來。有5個營的軍隊，有10000多民兵，還有至少3000個警察。他們將廣場的200多人團團圍住，然後全部逮捕，一個也不剩。第二天，報紙上宣佈，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又過了一天，黨中央宣佈說，根據毛主席的提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天安門廣場終被清理乾淨了。但是就從那一刻開始，李冬民就成為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而擁護“走資派”的人了。
現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李冬民這樣的人從陰暗的角落裏面走出來，公然地到長安大街這種萬目所矚的地方來「招搖」，可想而見“反革命氣焰”十足地囂張，也許，他們的背後還有更大的勢力在支持。大街上謠言紛起，有人說“批鄧”批錯了，鄧小平就要出山。還有人說毛澤東彌留之際對鎮壓天安門廣場頗有悔意。在那些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看來，這些事情就足以證明李冬民的行動乃是一種社會的潛流。
事情由此鬧到中南海里。對於反鄧聯盟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倘若不能嚴加約束，事態極有擴大的可能。遼寧省旅大市革委會大門口，不是也有人在張貼大字報批評吳德和陳錫聯，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么。事情發生在京城，自當由吳德來處置。“反革命分子。”吳德堅定不移地說。市委書記這樣一句話，李冬民立即就被關進了監獄。2月8日，中南海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傳播出去的“政治謠言”。一時間，京城的氣氛又緊張起來。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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