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郭沫若、宋慶齡、鄧小平隨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資料圖）
從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再次躍升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劉少奇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中沒有兼任任何職務（雖然新中國建立前，劉少奇也曾兼任過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綜觀鄧小平從復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復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復工作，又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歷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新中國成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籠罩在他頭上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面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集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有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只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只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劃分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1959年大躍進時期的鄧小平與毛澤東（資料圖）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例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讚譽，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儘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覆思考，反覆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5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
從上述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集團，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9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也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託付治國安邦的重任。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他把治國安邦的重任，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潮頭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上。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以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開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來抱病在醫院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的分工問題。2月1日，他囑咐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請鄧小平將國務院各位副總理的分工列出，說：有些話小平同志不好講，由我來講。
2月1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四屆人大閉幕後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鄧小平等副總理出席會議。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會議還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名常務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
會上，周恩來對大家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說，“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面。”
1975年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報送了《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由鄧小平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從此，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的南方決策得到圓滿實現。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06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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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鄧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毛澤東即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資料圖）
中國曾經怎樣批判鄧小平
20世紀90年代，人們所說的鄧小平理論已經成為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也即我們國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個時候，鄧小平的理論不僅不能成為我們國家的主流，而且簡直就是被當做逆流來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這一段時間的報紙，就可以看到種種批判鄧小平的文章。這些文章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總風源、“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鄧納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說鄧的言論是“賣國主義”、是“洋奴哲學”、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就算是發泄對「四人幫」的種種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鄧小平的那些話說了出來。比如《解放軍報》說：“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就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夥資產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這不是把當初「四人幫」批判鄧小平的話，如今又拿來批判「四人幫」了么。
今天我們來看這一段歷史，可以認為，中南海的分裂之勢，並沒有因為「四人幫」的垮台彌合無隙。危機依然存在。幾周以前還在同仇敵愾地對付「四人幫」的人們，現在卻已經分成兩個陣營了。這一次，問題的焦點不是誰來當主席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放鄧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對鄧小平的聯盟似乎具有壓倒的優勢。他們掌握著實際的權力，又有毛澤東批判鄧小平的「聖諭」在握。老實說，這個聯盟本來就是毛澤東組成的，包括華國鋒、汪東興、吳德、李鑫這些人，在政治局內部，可能還有紀登奎、陳永貴、吳桂賢……他們全都贊成打倒鄧小平的死對頭「四人幫」，但這並不表明他們同鄧小平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事實上，他們幾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為鄧小平這些人倒了霉，他們也許根本無緣走到中南海里來。比如李鑫，他曾經是康生的秘書，後來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自從張春橋、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後，他就成了華國鋒倚重的筆杆子。比如吳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他還是京城百萬人的「雙慶大會」的主持者。當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門鎮壓群眾的組織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經明確地宣示，鄧小平是“鄧納吉”，是“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幕後指揮者。直到現在也還堅決認定鄧的罪狀已成定論。撇開這些全都不說，論本事，吳德也認為，“他比我們的毛主席差遠了”。
至於汪東興，就更加令人畏懼。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隨在毛澤東左右，從延安直到中南海，沒有間斷。他自稱現在中央裏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平心而論，這並非沒有一點根據，更何況他的手裏還掌握著毛澤東親筆批閱過的大部分文件。也許是由於這些政治資源，他才能夠理直氣壯地說：“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
至於鄧小平，這個時候也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謙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華國鋒，描述了他為華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高興。但是鄧小平的友善並沒有引起華國鋒的回應。他將鄧小平的信棄之一旁，轉身就去參加「雙慶大會」去了。
「雙慶」會結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鄧”的聲音就捲土重來。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還是不能安分。他們剛剛在天安門廣場上向著英明領袖華國鋒歡呼，可是一出來就覺得少了點什麼。“少了鄧小平”，一個記者說。當時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如此嚴重，華國鋒但憑一己之力，能夠力挽狂瀾嗎?於是大家都開始懷念鄧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闊斧整治國家之舉，都認為現在他要是能夠出來，必定有所作為。可是鄧小平卻還背負“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醫院裡面閑居著，未免叫人著急。
於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幾個教師和學生，開始收集數月前天安門廣場上流傳的那些「反動詩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個春天裡警察抓走了那麼多人，可是沒有被抓走的人居然會把那麼多的「反動詩歌」隱匿起來。報紙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處搜捕，民兵日夜監視，黨的組織無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這些「反動詩歌」來。現在聽說有人要把這些東西整理編輯出版，詩歌就從大街小巷裏面紛紛湧出來。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整整一周年。為紀念周總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師生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童懷周”。不久以後，他們居然把那些詩歌出版了。書名叫做《天安門革命詩文選》，上下兩卷，共計1032頁，國人讀之如飲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幾位雖然不高興，卻又實在說不出什麼來。
但是，同樣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還有更加露骨地為鄧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發生了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大約十幾個青年，在京城中心長安街上，用碩大的排筆寫出大字標語：“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動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機器廠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裏面頗有名氣。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於造反成名的。他本來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個學生，後來成為北京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核心組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然後他參軍，入黨，複員，當工人。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歷是在1976年清明節參與了“天安門廣場事件”。
1979年7月12日，鄧小平在黃山和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合影（資料圖）
·鄧小平談民主：為什麼「文革」悲劇只會出現在中國？
1976年清明節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以及周圍街道上的人有200萬之多。花圈、默哀、演講、詩歌……鋪天蓋地。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來，實則全都在詛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這幾個人，甚至還敢大罵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鄧小平喊冤。
當天晚上，華國鋒召集京城裏面的政治局委員商討對策，大家一致認定這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撲」。
毫無疑問，必須堅決鎮壓。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開進了廣場，將所有的花圈、輓聯和詩詞一掃而空。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寶劍，為所欲為。如果有誰上前阻止他們的行動或者稍稍表示不滿，立即被逮捕收監。到天亮的時候，已經抓走了57個人，廣場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這個時候，消息傳遍了全城。
於是老百姓從四面八方再一次湧向廣場，嘴裏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憤怒地揮舞著拳頭。但是，警察可不僅僅只有拳頭，他們手裏都拿著棍子，把所有進入廣場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許老百姓進入。
於是，遊行的隊伍派出代表，前往廣場東南角的一座樓宇裏面，和民兵指揮部的指揮官們談判。他們強烈地要求歸還花圈和釋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揮官們則傲慢地說，如果再不停止這種「反革命的行徑」，就要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雙方毫不妥協，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分手。憤怒的人群開始砸毀汽車，煙霧瀰漫在廣場上空。衝突愈演愈烈，警察揮舞著棍子沖向人群，有人受傷了，鮮血留在廣場上。人聲鼎沸。
幾個小時以後，吳德在廣播當中發表講話，他用異常嚴厲的口氣威脅那些堅守在廣場上的人們：如果不立即離開廣場，一切後果自負。大部分人就在這種威脅當中離開了。但是還有200多人不肯退卻。他們手無寸鐵但卻意志如鋼。他們堅守在廣場也堅守著信念，更何況他們過去幾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們不相信共產黨和解放軍真的會來鎮壓他們。
但是才過了幾十分鐘，一大片草綠色的人群就向他們擠壓過來。有5個營的軍隊，有10000多民兵，還有至少3000個警察。他們將廣場的200多人團團圍住，然後全部逮捕，一個也不剩。第二天，報紙上宣佈，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又過了一天，黨中央宣佈說，根據毛主席的提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天安門廣場終被清理乾淨了。但是就從那一刻開始，李冬民就成為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而擁護“走資派”的人了。
現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李冬民這樣的人從陰暗的角落裏面走出來，公然地到長安大街這種萬目所矚的地方來「招搖」，可想而見“反革命氣焰”十足地囂張，也許，他們的背後還有更大的勢力在支持。大街上謠言紛起，有人說“批鄧”批錯了，鄧小平就要出山。還有人說毛澤東彌留之際對鎮壓天安門廣場頗有悔意。在那些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看來，這些事情就足以證明李冬民的行動乃是一種社會的潛流。
事情由此鬧到中南海里。對於反鄧聯盟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倘若不能嚴加約束，事態極有擴大的可能。遼寧省旅大市革委會大門口，不是也有人在張貼大字報批評吳德和陳錫聯，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么。事情發生在京城，自當由吳德來處置。“反革命分子。”吳德堅定不移地說。市委書記這樣一句話，李冬民立即就被關進了監獄。2月8日，中南海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傳播出去的“政治謠言”。一時間，京城的氣氛又緊張起來。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