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講話。
「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它早已成為“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精神的概括。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坊間最流行的話語。
誰改了貓的顏色
「貓論」並非鄧小平原創或發明，甚至鄧小平本人從來就沒有說過「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話。鄧小平「貓論」的原文如下：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鄧小平的原話中，用的是「黃貓、黑貓」，而非“白貓、黑貓”，這是為什麼？
答案是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題的中央四號文件。文件談及「貓論」的原文如下：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
四號文件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文件，一個月後的4月7日，因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全國大規模批鄧，“白貓黑貓”由此全國知名。
1976年的四號文件是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整理成文，當時毛澤東已口齒不清，但頭腦依然清晰。「黃貓黑貓」因為毛澤東的記憶出錯或記錄者的失誤變成“白貓黑貓”？毛遠新的回憶給出了清楚準確的答案：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貓論」的時代背景
這一字的修改，意味迥然不同。「黃貓」“黑貓”都是中性修飾，不會有人認為兩種貓有好壞或優劣之別，而“黑貓”“白貓”則不然，在聽者潛意識裏，它很容易就先有了好貓、壞貓之別，再加上後面的“都是好貓”，憑空有了不問手段是非只問結果的意思。如果不管其完整原話和語境，特意只拎出這句話來批，更會強化這種認知。
為何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貓論」如此反感？得先從鄧小平為什麼提出「貓論」說起。
1958年，中共為實現「大躍進」，在農村實施大規模的集體化，將20~30戶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鄉級規模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分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分別對應今天的鄉、村、村民小組），實現生產、生活上的高度集體化，同時全國各地大鍊鋼鐵，力圖實現15年超英趕美。
中國的集體化迅速重複了與蘇聯集體化遭遇的悲劇：1958年下半年全國轟轟烈烈推進人民公社化，1959年就爆發了持續三年的大饑荒。推行人民公社最積極的地方，後來都成為重災區。
1961年6月，象徵生活集體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饑荒最嚴重的地區為了活下去開始悄悄走「回頭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為包產到戶，各級黨委默許了這種“反動”潮流，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強行集體化的災難性後果逐漸讓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一線推進人民公社的工程師們頭腦降溫。雖然他們依然相信集體化和公有制，但開始認為，當時進入「先進」的人民公社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暫時搞包產到戶、責任田，陳雲甚至認為，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
但搞包產到戶、責任田，恢復農村自由集市，顯然與通過集體化走向共產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大躍進」期間的嚴酷的階級鬥爭，讓基層普遍負有破壞人民公社制度的擔心和恐懼。鄧小平的「貓論」就是為了打消這種心理。
領袖的公社情結
不過，毛澤東可不這麼看，鄧小平發表「貓論」幾天後，已宣佈“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對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大為光火：“你急什麼？為什麼不頂住？叫我回來，你壓不住陣腳了？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毛澤東當然會對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歷史倒退」大為惱怒。集體化、公有制是祖師爺馬克思那裏就有的主張，中共奪取政權後，先“土改”平分土地，接著動員農民加入各種合作社，最後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體化，這是中共必然的社會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戰友，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結。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默許態度，等於否定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
但1962年以後，全國各地恢復和擴大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人民公社被迫調整為「（生產資料）三級所有，隊為（核算）基礎」的制度，獨立核算的基層單位由公社縮小為生產隊一級，大集體變成小集體。雖然還是幹部指揮勞動，但規模的縮小，意味著瞎指揮的破壞性被大幅降低。
這種有限的休養生息政策延續到1965年時，中國的糧食、豬肉、食糖生產基本恢復到公社化運動前1957年的水平。
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嚴重損害了領袖的威望，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對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反思，明顯指向領袖個人。會後，毛澤東宣佈“退居二線”。
還是黑貓、白貓那一套
人民公社的名稱雖得以保留，但在偉大領袖看來，它離真正的政社合一目標尚有相當距離。「一大二公」理想未能如願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
1966年5月，「文革」爆發，不久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支持「三自一包」成為其罪狀之一。1966年8月，毛澤東正式號召“農業學大寨”。1975年8月，已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向毛澤東提出要在全國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當然對此動心，但有百萬人喪生的教訓在前，他謹慎地將之交給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會上遭趙紫陽、譚啟龍等人激烈反對，毛澤東決定暫時擱置此議。
不過，「文革」後高層換上大批新人，他們大多缺少大饑荒時支付人命學費的教訓，對推進集體化頗為狂熱。鄧小平被毛澤東重新啟用代替病重的周恩來後，恢復了不少被打倒官員的工作。鄧小平自然成為“革命派”的最大阻力和障礙。
1975年，鄧小平對江青等人的攻擊毫不妥協：搞「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貓論」成為了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誌。
上世紀80年代初，有位領導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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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謝步升的判決書
謝步升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從1932年年初至1934年秋紅軍長征之前，蘇維埃中央政府在蘇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以肅清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廉政運動，正式開啟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反腐倡廉運動。在這次反腐運動中，處決謝步升就是其中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槍。
蘇維埃裁判部根據朱秀秀提供的線索，暗地裏對謝步升進行了調查。僅僅兩天，裁判部就基本掌握了謝步升違紀違法事實。調查人員將有關情況向時為第一任臨時最高法庭主審的何叔衡作了彙報。何叔衡面對調查材料，非常感慨：謝步升出身貧苦，很有魄力和幹勁，原本是棵好苗子，沒料到竟然在背後欺男霸女，謀財害命。由於涉案者身份特殊，且人命關天，案情重大，何叔衡向中共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同志作了彙報。
鄧小平了解到案情後，當即指示由裁判部負責調查、速戰速決。按照何叔衡的安排，調查組成員楊世珠又向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聽到謝步升的犯罪事實後，馬上表示：「謝步升案我聽說一點。這樣的人必須調查處理。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毛澤東與黃克功在一起
革命將領黃克功逼婚不成舉槍殺人 毛澤東揮淚斬「馬謖」
正當八路軍奪取抗戰以來的首次勝利——平型關大捷，所屬各部隊正準備迅速向敵後進發，全國的抗日戰爭進入高潮之際，在延安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案件——八路軍將領黃克功逼婚殺人案。黃克功逼婚殺人事件，一時間在邊區內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國內外一些報刊把它當成共產黨的「桃色案件」，搶先發表，大肆渲染，攻擊和污衊邊區政府“封建割據”、“無法無天”、“蹂躪人權”。
黃克功本人也曾幻想黨和邊區政府會因為他資格老、功勞大，對他從輕處罰。他還寫信給毛澤東，除對自己的罪行進行懺悔外，請求法院念他多年為革命事業奮鬥，留他一條生路。當羅瑞卿把抗大組織的意見和群眾的反映，原原本本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進行報告時，毛澤東很憤怒地說：「這是什麼問題？這是什麼問題？這樣的人不殺，我們還是共產黨嗎？！」
對於黃克功犯下的罪行，中央領導的心情也是很不好受的。黃克功畢竟是毛澤東的同鄉，一個在井岡山時期就參加革命的紅小鬼，他驍勇善戰，屢立戰功，長征時任警衛團團長，擔負著保衛中央和毛澤東的重任，在戰鬥中身上曾留下了多處傷疤。在陝北簡陋的窯洞裏，當收到愛將黃克功的信時，毛澤東流淚了。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平時很器重黃克功，認為他出身貧苦，工作有才幹，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輕，在黃克功被關押之後，還去看過他一次。但是，在情與法之間，在感情與大義面前，毛澤東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後者，並請雷經天在公審會上宣讀了給他的信。
1933年6月26日，中央蘇區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主席團合影。右一為毛澤東。
被處以極刑的唐達仁是瑞金貪污腐敗窩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匿名舉報。部長何叔衡認為，舉報信沒有署名蓋章，說明裡面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更應該引起重視。何叔衡認為:我們強調舉報信要簽名蓋章，主要是為方便調查核實，不能因此隨便輕易處理群眾來信。他當即部署力量進行調查。先後派出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在進展不大的情況下，又派員到群眾家裏住下，進行明察暗訪，初步查實瑞金縣蘇維埃浪費現象異常嚴重，可能還隱藏更多更為嚴重的問題。
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關於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案的彙報。會議決定，瑞金縣財政部長藍文勛撤職查辦，會計科長唐達仁交法庭處以極刑，並給予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以警告處分。
1934年1月4日，《紅色中華報》第140期公佈了這一處分決定。決定稱，唐達仁吞蝕各軍政機關交來的餘款，群眾退回公債、谷票等款，變賣公家物件和穀子，及隱瞞地主罰款等共34項，合計大洋2000餘元，決定將唐仁達交法庭處以極刑，並沒收其本人的財產;藍文勛對於瑞金財政的收支全未理會，唐的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檢舉，直至中央工農檢察部審查時，才說出曾查出唐貪污土豪劉繩儀罰款20餘元。藍文勛隱瞞唐達仁的貪污案件，有放縱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職查辦。
左祥雲被處決後的相關報紙
左祥雲貪污246元7角被處決 毛澤東親自下令總務廳扣押
這是共產黨歷史上對因貪污等腐敗問題而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的較高級別的幹部。
中央蘇區時期，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和修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台、博生堡、公略廳等紀念物，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中央政府總務廳任命左祥云為主任。這在當時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為解決經費、材料等問題，採取發動群眾購買公債、鼓勵捐獻、厲行節約、支援建設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萬元的資金和物資。整個工程於1933年8月動工。11月就有人舉報左祥雲與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手貪污工程款，經常大吃大喝，還強迫群眾拆房，隨意砍伐群眾樹木。中央人民委員會即令中央工農檢察部、中央總務廳抓緊審查，結果發現左祥雲在任職期間有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元，並盜竊公章，企圖逃跑等行為，犯有嚴重罪行。
據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下令總務廳扣押左祥雲聽候處理。然而，總務廳管理處長徐毅卻私自放走了左祥雲。事情發生後，毛澤東責令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一定要將民憤極大的左祥雲一案查個水落石出。左祥雲被抓獲後，中央總務廳的腐敗問題暴露無遺。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人民委員會會議，討論了左祥雲及總務廳腐敗案件。1934年2月18日，對左祥雲執行了槍決。
從紅軍英雄蛻變為腐敗分子的肖玉璧 毛澤東表示完全擁護法院判決
陝甘寧邊區檢察機關審訊肖玉璧，肖玉璧對所犯的罪行供認不諱。陝甘寧高等法院檢察署經審查終結，認為肖玉璧貪污案證據確鑿，遂向邊區高等法院提起公訴。判決理由：肖玉璧身為邊區公務人員，不能盡職責，廉潔奉公，利用職位實行貪污，剋扣公款3050元，並攜帶款項和稅票逃跑，叛變革命。此種行為對於邊區模範政權之建立危害至大。依據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八項和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判處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邊區高等法院作出判決後，肖玉璧不服，並與執法人員吵鬧並要求面見林伯渠，林伯渠念及肖玉璧是老紅軍英雄，便答應見他。肖玉璧見到林伯渠後就說被判處死刑太重了，並要寫信向毛澤東求情。林伯渠最後答應了肖玉璧的請求。
最後，毛澤東對林伯渠說這次處罰肖玉璧與黃克功案一樣，完全擁護法院判決。
由紅軍英雄墮落成貪污犯的肖玉璧被懲處後，在邊區引起了強烈反響。1942年1月5日，邊區《解放日報》專門發表評論，評論指出：“肖玉璧判處死刑了，因為他貪污，開小差，為升官發財以至叛變了革命；雖然他還當過一些不小的‘官’——區主席、貿易局副局長、稅務分局局長等等。據說，邊區近兩年來，貪污案件佔總案件百分之五還強，反貪污的鬥爭是非常要緊的！
公審劉青山、張子善的現場
新中國「反腐第一刀」：震動全國、教育全黨的劉青山、張子善腐敗案
1951年秋，在為支援抗美援朝而開展的增產節約運動中，各地都發現了大量驚人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有鑒於此，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明確指出：「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①並強調：“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問題，不是一個普遍的問題，而是關係於革命成敗，關係於全黨、全軍、全體政府工作人員和全體人民利益的大問題。”②以此為開端，歷時三年的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的“三反”運動在全黨範圍內展開。
劉青山、張子善案是「三反、五反」運動時期懲處的一個大案要案，也是反腐倡廉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逮捕張子善那一天，華北局討論河北省委的請示後，向黨中央、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11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起草的轉發這一報告的批示中指出：「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據有關資料披露，周恩來拿著華北局上報中央的報告，氣憤地說：“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國人民在轟轟烈烈地開展禁毒、反對嫖娼的運動，我們這些所謂功臣們，卻吸毒成癮，濫搞男女關係！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啊！”12月4日，河北省委通過了關於開除劉青山、張子善黨籍的決定，並經報中共中央華北局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