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陳雲、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資料圖)
按照官方敘事，華國鋒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相關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華國鋒往往語焉不詳。
許多材料顯示，汪東興的確是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是華國鋒與汪東興不同，充其量是不積極，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制」了這場討論。這恐怕與華歷來對意識形態問題謹慎有關。從地方到中央，華長期從事政府工作，分管過文教、農業、財貿、科技，事務性特點突出而意識形態色彩較淡。1970年代，毛澤東曾提醒華：「你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95頁）毛的批評可以算是一個佐證。
1978年，理論界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多，議論蜂起。中宣部的官員顧慮甚多，希望華國鋒能出面講講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的看法是：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至於理論問題，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華認為講早了不好。他還是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他講早了人們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中宣部負責人再三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仍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華國鋒、汪東興、烏蘭夫聽取張平化、朱穆之、廖井丹彙報的談話，1978年4月7日）華國鋒不想對理論問題匆忙表態，恐怕既有他本人對理論問題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溫厚、包容的緣故。無論如何，華對理論界的爭論不反感，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客觀上給了人們討論問題以某種寬容。
「真理標準」文章發表的前一天，華國鋒出訪朝鮮回國（5月4日至10日訪問朝鮮）。據華本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亟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於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後來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去研究。（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192—193頁）這是事後的說法。可以肯定，當時絕非所有常委都認為文章主題好。沒有材料顯示，華國鋒本人是否認為主題好；但也沒有材料證明，華對這場爭論施以了打壓。華至多是過於謹慎，不想對理論問題表態而已，與汪東興的壓制、指責不能相提並論。
真理標準討論受到責難，主張者一時壓力不小。有材料顯示，華國鋒不贊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對「砍旗」的帽子有批評：「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麼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引者注）。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對者給真理標準文章扣的政治帽子，華表示了反感。這一番話，對著「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胡耀邦講，不說是對胡的支持，至少說不上是「壓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中篇，《財經》2008年第12期；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頁。）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說明他不僅包容了討論，而且給予討論某種支持。
人們爭閱載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報紙（資料圖）
當年的「實踐派」代表人物胡績偉後來評論說：華國鋒「態度比較溫和，為人比較正直，處事比較慎重。鮮明的對比是毛澤東主席，他也是常常讓劉少奇或鄧小平主持會議，但他很快就打斷人家的話，把主持會議權完全接過來。他作結論時更是上綱上線，提得很高。整個會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藥味越來越濃。而華國鋒卻不是這樣，例如所有關於宣傳的會議，他都幾乎讓汪東興主持，他總是溫文爾雅地坐在旁邊，對汪東興不斷發出的‘槍炮子彈’，他從沒有火上澆油，反而起一些緩解鬆弛的作用。特別是當汪東興對我大批大罵時，華主席對我沒有上綱加碼，既沒有叫我停職檢查，更沒有罷官撤職，這就使我不僅能夠繼續領導人民日報，而且大大鼓勵了我繼續大膽地解放思想，相當獨立自主地改進人民日報」（《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頁）。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真理標準」文章發表後，一些主要報紙和理論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表有關文章，地方官員也紛紛表態支持，倒是反對的觀點在報刊上鮮見。如果華真要「壓制」這場討論，以他「第一號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許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但對華國鋒來說，這次會議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鐵盧」。富有意味的是，這個結果同他的包容和寬厚有關。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即提出解決歷史遺案的問題，並對包括「兩個凡是」在內的許多問題提出了批評，直指幾位政治局委員包括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間接觸及華國鋒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作為主持者，沒有採取壓制和對立的姿態，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89頁）他主持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接受與會者提出的許多意見，當即決定為與會者提出的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懷、陶鑄等）平反或重新處理，審查康生和謝富治。與會者對提交會議的兩個農業文件意見很多，他採納與會者意見，決定會後將稿子下發全黨討論，然後再交下一次全會決定。對與會者普遍質疑和批評的「兩個凡是」的問題，華國鋒承認“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他主動承擔了責任：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同上，第191—192頁。）會議的最終結果，同華的包容、寬厚不無關係。然而，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次會議之後他實際上已開始失去權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評價三中全會時，卻從不提及華的作用。倒是與會的兩位「實踐派」人物，多年後作了一些公道的評論。胡績偉稱：“他（指華國鋒—引者注）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指‘兩個凡是’—引者注），是在黨內做了自我批評的”，“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的主席的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頁）于光遠說：華國鋒“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願意多講。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討論開幕會上提出的那三個議題（指農業問題，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的講話—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導這樣的討論。對會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提出解決許多重大的冤假錯案，會議提出‘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有精神準備的。有兩點可以證明，一是他在閉幕會上沒有再提‘兩個凡是’，沒有再採取引用‘最高指示’這種方式來講話，讓出席者更加討厭甚至激怒許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擴大會上對‘天安門事件’講一篇與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會議上的調子很不一樣的話，想爭取到一些主動。整個說來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並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變，但一直在採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大家意見這樣一種態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207頁）。
中共歷史上，華國鋒不算是強勢政治領袖。他主政的兩年多，高層權力核心經歷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毛澤東逝世後最高權力真空的填補，一次是從他本人轉移到了鄧小平。經歷如此大的變局，中國內地保持了平穩和安定，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新的震蕩，並開始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和轉型。據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個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兩年多，我們搞了一場政治上的搏鬥，階級鬥爭的大搏鬥，確實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場面。」兩年多時間“扭轉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而主政的華國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鄧小平與日本共同社負責人交談。後排右為本文作者周斌。
日語翻譯憶鄧小平：
該道歉就道歉，該賠償就賠償，
中國才能以全新形象立於世界
日方可能原來估計，向中方索賠，並達成協議，並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這個具體商務案件怎麼會由鄧小平親自出面處理。看到這個結果，日方几個負責人紛紛表示十分滿意、非常感謝，並說他們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
文、圖/周斌
回憶起來，在小平同志身邊、為他當翻譯，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講話政治性、原則性特彆強，說服力、感染力出眾，風趣詼諧，風采過人。
時隔多年，他那口濃郁的四川話，他在日本記者招待會上那句獨一無二的開場白「本人鄧小平，曾經‘三上三下’，‘名聲’不大好」，似乎猶在耳邊。
看《東洋魔女》當同傳
從1956年「八大」起，鄧小平同志就一直擔任黨的總書記，很少出面會見日本客人。因而那一時期我只為他服務過一次，就是陪他看日本紀錄片《東洋魔女》 ，當同聲傳譯。
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日本女排勇奪世界冠軍。一家日本媒體拍了一部紀錄片，詳細記錄了著名「魔鬼教練」大松博文不斷挑戰女性的生理、體能極限，通過常人難於想像的訓練手段，帶出一支在國際比賽中連勝175場的冠軍隊的歷程。
外辦主任廖承志得到此片後，覺得很值得一看。一天晚上，他邀請多位中央領導到中南海小電影廳共同欣賞，並指定我當同聲傳譯。
記得小平、彭真、賀龍等領導人邊看邊議論，講話最多的就是小平同志。他認為，大松固然功成名就，成了一代排球宗師，但他的訓練方法過於殘忍。
記得影片中有一段是大松命令一個防守隊員在限定時間內連續倒地救球200次。只見他站在兩三米外，把幾十個排球連珠炮地砸向那個女隊員身體兩側。那個女隊員起初還能左撲右擋，將球救起，不一會兒，就累得滿身大汗，連站都站不起來，再也無力移動身體伸手救球，而只能勉強用雙手護著頭部不被球擊中。這種情況下，大松依然毫不留情地不斷把球砸向她的身體和頭部，同時大聲喊叫「救球！救球！」，並怒罵“沒出息的東西，不行你就去死吧！”直到訓練計劃規定的200次為止。那個隊員十分吃力地爬起來，滿臉、滿身全是汗水和血水，還低著腦袋向大松認錯，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
小平同志邊看邊搖頭。其他人持不同看法，但他堅持己見，認為刻苦訓練是必要、應該的，但總得講點人道主義，講點科學精神吧。
這時，廖主任插話說，總理正在考慮是否把大松請來訓練中國女排呢。小平同志說，中國男孩子比女孩子吃得了苦，你可以向總理建議，先請他來訓練中國男排吧。大家說著、笑著，離開了小電影廳。
1965年大松應邀來華訓練中國女排，國家體委安排北京、四川、上海、陝西這四支國內強隊的約40名運動員一起接受訓練。
期間周恩來總理幾次來到現場觀看，並詢問情況。隊員們都說苦是苦了點，但很有收穫，就是不習慣這位日本教練常常發脾氣，大聲罵人，特別是幾次用手拍打她們的屁股。後來周總理還專門與大松共進晚餐，委婉地轉達了運動員們的這些意見，勸他不要動手打人。
大松博文來華一個月，把「三從一大」(“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的理念帶到了中國，影響很大。至於小平同志建議的先請他訓練中國男隊，因他表示自己不會訓練男排而作罷。
鄧小平會見日本人士。翻譯為周斌。
日本學者譴責「批鄧」
1976年初，復出主持工作的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國掀起了一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
話，說他希望馬上面見陳楚大使，當面表明他堅決反對中國各地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嚴正立場，並請陳如實向中國政府報告這件事。
井上教授多年來一直對中國十分友好，曾多次來華參觀、講學。他的一大突出貢獻，就是不怕威脅、頂住壓力，1972年公開發表長篇專著，以大量詳實資料，論證釣魚島並不屬於日本，而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我個人也曾有幸多次為他訪華、講學當過翻譯。
儘管如此，我仍覺得這次要談的問題非同小可，便推說陳大使最近很忙，實難抽出時間，容一兩天再作答覆。陳大使為此也反覆考慮了許久，覺得此時確實不便見他，就讓我先與他接觸一下再說。我勉為其難地接受了這項任務。
見面前，陳大使一再囑咐我，多聽少說，對重大原則問題不要輕易表態，更不要與他爭論，可以根據國內指示精神，視情況簡明扼要地講述一下中國這場政治鬥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氣得他當時就關掉了電視。接著，他從兩個方面，詳細說明了他的立場、觀點：
第一，你們中國人口口聲聲都說熱愛周總理，而事實上鄧小平幾年前得以復出，正是在周總理的強力推薦下實現的。嘴裏喊著熱愛周總理、懷念周總理，行動上卻不站出來維護鄧、支持鄧，實在太令人不可思議了。
第二，你們許多中國人都承認，這幾年鄧小平在異常複雜、困難的條件下，推行的「清理、整頓」政策成效很大，各方面形勢比前幾年好得多了。然而你們卻不僅不念他的功勞，還要給他扣上“右傾翻案”的大帽子，把他再次打翻在地。這樣做，你們中國人常講的“天地良心”到哪裏去了？何況這件事情，要比講不講良心重要千萬倍。
面對井上教授這番言辭，儘管我內心深處非常敬佩、完全贊同，但在當時情況下，只能言不由衷、有氣無力地講了一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謂鬥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言而喻，結果是不歡而散。陳大使後來也沒有再見他。
會見日媒評論員
小平同志再次復出時，我已調回國內，被安排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因而多次有機會為他當翻譯。其中有兩次印象很深，至今不忘。
第一次是1979年，小平同志會見日本各主要媒體主管社論、評論的負責人組成的訪華團。新聞司原先打算請李先念副總理會見他們，但客人們強烈要求見鄧，當面向他請教日本民眾普遍關心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小平同志雖然很忙，但知道日本客人的上述願望後，同意出面會見。
當天雙方交談的內容幾乎全部集中在應該怎樣評價毛澤東主席的是非功過和毛澤東思想上。
我記得，小平同志講述的主要觀點是：如果全面、公正、客觀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那麼即使毛主席在「文革」前尤其在十年「文革」中犯過一些重大錯誤，但整體來說，他的“功”依然明顯大於“過”，依然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傑出的民族英雄，依然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天安門上依然要掛他的像。還有，必須看到，「文革」前他犯的一些錯誤中，也有我鄧小平的一份，不能全部推在他一個人身上。「文革」中我鄧小平雖然沒有犯錯，但也必須看到，「文革」中的許多重大錯誤不少是從「文革」前的過錯中延續下來，並在少數陰謀家的推波助瀾下惡性發展起來，造成重大損失的。同時，更應該看到，毛主席所犯過的一些重大過錯有其十分複雜的歷史、社會原因，不能不加分析地完全歸結在毛主席個人如何如何上。這樣做，既不公正、客觀，也無助於我們總結、汲取教訓。
至於毛澤東思想，首先必須強調，它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是全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革命鬥爭中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一筆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它的靈魂，是實事求是，是尊重實踐、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能因為毛主席在「文革」中犯有錯誤就否定一切，拋棄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不能搞“兩個凡是”，認為毛主席過去講的每句話、每項指示、每個論斷都是真理。不然，今天我鄧小平就不能在這裏，與各位探討問題了。
我清楚記得，後來中央在全面總結「文革」的重要文件中，多處引用、強調了小平同志的上述重要觀點。
近三個小時的會見，日本朋友普遍反映，鄧小平站得高，看得遠，真正是從中國長遠、整體利益出發，考慮和處理問題的。他們還認為，鄧小平的高明之處，還在於他在一句也不傷害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在實踐中大膽破除個人崇拜，堅決糾左，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重大改革，指引十億人民開始踏上現代化的新征程。由此可見，鄧小平不愧是一個極其成熟、高明的政治家和戰略家。
親自與日本企業談賠償
我印象深刻的另一次翻譯，是鄧小平會見日本經濟代表團。
1980年，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下馬了一批工程，決定寶鋼「一期緩建、二期不談」。先前與日本“三菱重工”公司簽署的訂購部分重要設備的合同，也就不能繼續履行了。為此，需要與日方商談。
會見開始前個把小時，我聽在場的外交部、外經貿部、冶金部的好幾位負責同志都說，他們曾幾次建議，對這種具體商務合同案件，不應由鄧小平同志親自出面，而完全可以改由一位級別低一些的同志出面。但建議最終未被小平同志採納。
小平同志表示，在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後，對一些重大涉外經濟案件，特別是由於中方責任造成外方受損的涉外經濟案件，中方的主要負責人都應出面講清楚，該道歉的就當面道歉，該認錯的就當面認錯，該賠償的就全額賠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以一個全新的形象出現在世界上，中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才能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評價和信任。長遠來看，這對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
會見一開始，小平同志就開門見山，坦率表示：與貴方所簽的合同不能履行，責任全在中方，中方願意按國際慣例和合同約定進行賠償，賠償金額也按國際慣例和合同規定辦理。
不到20分鐘，事情就完全敲定下來了。日方可能原來估計，向中方索賠，並達成協議，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這個具體商務案件怎麼會由鄧小平親自出面處理。看到這個結果，日方几個負責人紛紛表示十分滿意、非常感謝，並說他們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即中方是一個非常重信義、守合同的合作對象。但是沒有一個人表示願意放棄賠償或少要賠償。會見不到一小時就結束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約兩年後，中央就決定第二期上海寶鋼擴建工程上馬，而且規模遠超原定計劃。
為贏得這個巨額合同，日本和西德的企業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甚至兩國駐京外交機構也都一再出面，從旁協助。下一步究竟與哪一家合作，中方內部出現了不同意見。
國務委員、國家經委主任張勁夫訪日時，我擔任翻譯。三菱集團三巨頭(三菱銀行、三菱重工、三菱商事的第一把手)共同邀請、盛情款待，並向張誠懇表示，兩年前中方支付的那筆賠償金(我記得是二千多萬美元)，一直原封不動地放在銀行里，分文未用，實質上他們只是代中方保管了這筆資金。如果中方發話，任何時候他們都可以連本帶息，悉數歸還。
儘管如此，當時多數領導人並不看好日本，都認為應該與西德合作。因為，之前一些西德企業一開始就主動放棄了索賠要求。
就此事向小平同志請示時，小平同志說，看起來在與中國合作的問題上，西德企業家比日本企業家眼光遠一些，氣魄大一點，但日方索賠也是按合同辦事，並沒有錯。今後究竟從哪家進口，與哪家合作，應該主要看性價比，看哪家質量好、價格低、付款條件優惠、售後服務周到，特別要看對技術轉讓的態度。這幾點應該成為我國今後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的指導原則。
「我們落後了，但會趕超的」
1978年10月，鄧小平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儀式。這是新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訪日。我也隨同前往，負責與媒體的聯絡和翻譯工作。
在大型記者招待會上，鄧小平先作了自我介紹：本人鄧小平，以往幾十年間，曾經「三上三下」，“名聲”不大好。但是我這個人也有長處，就是敢講真話，堅持實事求是。
全場笑聲、鼓掌聲響成一片，嚴肅的記者招待會一開始就充滿愉快、和諧的氣氛。
當天為鄧小平同志當翻譯的外交部老前輩王效賢大姐事後告訴我，她曾多次為多位中央領導當翻譯，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向外國人作自我介紹的。「三上三下」和“名聲”的譯法，讓她足足想了近半分鐘。
招待會上有記者提問：由於職業關係，我們中的不少人曾多次訪問中國，有些人還在中國待過好些年，總感到有些中國部門、單位在接觸外國人時，往往都只宣傳、介紹中國的優點、長處，而有意無意地迴避缺點、不足。請問您怎樣看待這件事情？
小平同志回答：我知道存在這種現象，但自己很不贊成。因為這樣做，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相反我多次承認，今天中國在某些方面還相當落後，而且無需藏著、躲著。因為只有先坦率承認落後，才能千方百計、艱苦奮鬥，努力變落後為先進。猶如一個長相不怎麼樣的婦女，為了使自己也能美麗起來，就拚命整容、化妝，在臉上到處亂劃亂塗，結果不僅沒有變美，反而從一般的「其貌不揚」，變成了誰都不想多看一眼的“奇醜無比”，吃了大虧。今後我們中國絕不可能再做這類蠢事了。
又有記者提問：你怎樣看待日中兩國圍繞「尖閣列島」(日方對釣魚島的稱呼)的爭論？你認為應該怎樣解決？
小平同志答：雙方各有各的主張，這樣爭來爭去、吵來吵去，沒有取得任何結果。今後再繼續這樣爭吵下去，肯定也是如此。所以我認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應該現實一點，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使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兩國間的良好關係，得以繼續保持、發展下去。至於其他問題，可以也只能留待下一代人討論、解決。他們肯定會比我們這一代人更聰明，更有智慧。
後來在從東京乘坐「新幹線」列車前往大阪訪問途中，隨行的幾位日本記者頗為自豪地問道，您乘坐的這輛列車，行進速度世界第一，目前時速可達160至180公里，請問您有何感想？
小平同志答：感到快，確實很快，從車窗向外望去，只見不少樹木紛紛向後倒去。不過我相信，今後我們中國會加緊追趕的，搞得好也許還有可能超過。
前些天，我坐在中國製造的平均時速達到350公里的高鐵上，自然而然想起了小平同志近40年前講過的這幾句話，心裏真是感慨萬千，懷念之情，不能自已。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