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陳雲、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資料圖)
按照官方敘事，華國鋒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相關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華國鋒往往語焉不詳。
許多材料顯示，汪東興的確是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是華國鋒與汪東興不同，充其量是不積極，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制」了這場討論。這恐怕與華歷來對意識形態問題謹慎有關。從地方到中央，華長期從事政府工作，分管過文教、農業、財貿、科技，事務性特點突出而意識形態色彩較淡。1970年代，毛澤東曾提醒華：「你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95頁）毛的批評可以算是一個佐證。
1978年，理論界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多，議論蜂起。中宣部的官員顧慮甚多，希望華國鋒能出面講講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的看法是：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至於理論問題，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華認為講早了不好。他還是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他講早了人們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中宣部負責人再三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仍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華國鋒、汪東興、烏蘭夫聽取張平化、朱穆之、廖井丹彙報的談話，1978年4月7日）華國鋒不想對理論問題匆忙表態，恐怕既有他本人對理論問題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溫厚、包容的緣故。無論如何，華對理論界的爭論不反感，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客觀上給了人們討論問題以某種寬容。
「真理標準」文章發表的前一天，華國鋒出訪朝鮮回國（5月4日至10日訪問朝鮮）。據華本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亟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於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後來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去研究。（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192—193頁）這是事後的說法。可以肯定，當時絕非所有常委都認為文章主題好。沒有材料顯示，華國鋒本人是否認為主題好；但也沒有材料證明，華對這場爭論施以了打壓。華至多是過於謹慎，不想對理論問題表態而已，與汪東興的壓制、指責不能相提並論。
真理標準討論受到責難，主張者一時壓力不小。有材料顯示，華國鋒不贊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對「砍旗」的帽子有批評：「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麼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引者注）。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對者給真理標準文章扣的政治帽子，華表示了反感。這一番話，對著「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胡耀邦講，不說是對胡的支持，至少說不上是「壓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中篇，《財經》2008年第12期；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頁。）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說明他不僅包容了討論，而且給予討論某種支持。
人們爭閱載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報紙（資料圖）
當年的「實踐派」代表人物胡績偉後來評論說：華國鋒「態度比較溫和，為人比較正直，處事比較慎重。鮮明的對比是毛澤東主席，他也是常常讓劉少奇或鄧小平主持會議，但他很快就打斷人家的話，把主持會議權完全接過來。他作結論時更是上綱上線，提得很高。整個會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藥味越來越濃。而華國鋒卻不是這樣，例如所有關於宣傳的會議，他都幾乎讓汪東興主持，他總是溫文爾雅地坐在旁邊，對汪東興不斷發出的‘槍炮子彈’，他從沒有火上澆油，反而起一些緩解鬆弛的作用。特別是當汪東興對我大批大罵時，華主席對我沒有上綱加碼，既沒有叫我停職檢查，更沒有罷官撤職，這就使我不僅能夠繼續領導人民日報，而且大大鼓勵了我繼續大膽地解放思想，相當獨立自主地改進人民日報」（《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頁）。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真理標準」文章發表後，一些主要報紙和理論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表有關文章，地方官員也紛紛表態支持，倒是反對的觀點在報刊上鮮見。如果華真要「壓制」這場討論，以他「第一號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許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但對華國鋒來說，這次會議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鐵盧」。富有意味的是，這個結果同他的包容和寬厚有關。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即提出解決歷史遺案的問題，並對包括「兩個凡是」在內的許多問題提出了批評，直指幾位政治局委員包括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間接觸及華國鋒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作為主持者，沒有採取壓制和對立的姿態，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89頁）他主持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接受與會者提出的許多意見，當即決定為與會者提出的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懷、陶鑄等）平反或重新處理，審查康生和謝富治。與會者對提交會議的兩個農業文件意見很多，他採納與會者意見，決定會後將稿子下發全黨討論，然後再交下一次全會決定。對與會者普遍質疑和批評的「兩個凡是」的問題，華國鋒承認“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他主動承擔了責任：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同上，第191—192頁。）會議的最終結果，同華的包容、寬厚不無關係。然而，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次會議之後他實際上已開始失去權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評價三中全會時，卻從不提及華的作用。倒是與會的兩位「實踐派」人物，多年後作了一些公道的評論。胡績偉稱：“他（指華國鋒—引者注）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指‘兩個凡是’—引者注），是在黨內做了自我批評的”，“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的主席的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頁）于光遠說：華國鋒“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願意多講。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討論開幕會上提出的那三個議題（指農業問題，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的講話—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導這樣的討論。對會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提出解決許多重大的冤假錯案，會議提出‘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有精神準備的。有兩點可以證明，一是他在閉幕會上沒有再提‘兩個凡是’，沒有再採取引用‘最高指示’這種方式來講話，讓出席者更加討厭甚至激怒許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擴大會上對‘天安門事件’講一篇與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會議上的調子很不一樣的話，想爭取到一些主動。整個說來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並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變，但一直在採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大家意見這樣一種態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207頁）。
中共歷史上，華國鋒不算是強勢政治領袖。他主政的兩年多，高層權力核心經歷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毛澤東逝世後最高權力真空的填補，一次是從他本人轉移到了鄧小平。經歷如此大的變局，中國內地保持了平穩和安定，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新的震蕩，並開始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和轉型。據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個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兩年多，我們搞了一場政治上的搏鬥，階級鬥爭的大搏鬥，確實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場面。」兩年多時間“扭轉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而主政的華國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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