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中
劉少奇同志遺容
如此說來，中共領袖之中，只有劉少奇有過被捕的經歷，即他分別在1925年和1929年在長沙和奉天(瀋陽)的被捕。本來事情很清楚，但到了「文革」之初，卻成了莫大的嫌疑和罪名，加上「61人案」(即1936年8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義，指示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0多人「履行國民黨政府必須規定的出獄手續」，出來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重新提起，更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隨著「文革」的全面展開，「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知識分子成為打擊的重點對象，特別是「叛徒」和“抓叛徒”，更成了「文革」發動的一個動因，甚至是一個戰果。劉少奇被扣上「叛徒」帽子，有一個過程。
據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建國初期的一次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上，當時任東北局第二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的張秀山忽然遇到了一件讓他百思不解的事，即：「在一次談話中，羅瑞卿突然問我：你們查看劉少奇的檔案是什麼目的?我聽後感到很不對頭，便對他說：這件事我建議你核實一下。我說：1953年初，高崗對我說，毛主席讓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要我去組織落實。我當時問高崗這件事跟其他人說過沒有。他說跟陳雲說過。我又問他，東北呢?他說沒有。我說，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說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這件事後來具體承辦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毛澤東指示高崗查看劉少奇的檔案，張秀山只是具體承辦的人，據他回憶，當年接到任務後，“我在東北局組織部佈置工作時，將審查幹部工作分成兩個組，一個組查現實表現;一個組查閱敵偽檔案，查閱的對象不做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這件事即使是後來任組織部部長的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查閱結果是按敵偽檔案的原本情況上報的。羅瑞卿聽後沒有再說什麼”。(張秀山《1954年揭批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會議》，《百年潮》2007年第5期)
後來高崗事件發生後，當年查看劉少奇檔案一事並沒有作為高崗的罪狀之一，可見此事的確是毛交辦的。至於毛要求查檔的原因，則無從知曉。人們只是在十幾年後的「文革」中獲知劉少奇居然是「叛徒」，而罪證之一就是他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經歷。那麼，當年高崗由毛澤東秘密交辦查檔任務，聯繫後來的“高饒事件”，從中可以透露出什麼信息呢?
有人撰文指出：「高崗之所以認為劉少奇將失去毛的信任、地位動搖，除了他發現毛、劉之間在農業合作化、向社會主義過渡等問題上的分歧之外，還有更隱秘的背景。1953年初，毛澤東指示高崗調查東北敵偽檔案中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高崗安排東北局第二書記、組織部長張秀山落實。高、饒事件發生後，公安部長羅瑞卿追究張秀山‘查劉少奇檔案’的問題，張秀山被加以‘用了極其惡劣的手段攻擊劉少奇同志’的罪名……而關於劉少奇奉天被捕一事，當時的滿洲省委向中央作過報告。(姚力文、劉建平《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還有人提出：“毛澤東將如此絕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給高崗，足以說明他對高崗之信任非同一般。高崗把查敵檔的事交給張秀山去辦，後來給毛澤東送交了一份報告。以後他再未提過此事。時隔14年後，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難道是偶然的嗎?」(余汝信《高饒問題其實是毛劉問題——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筆記》)
有了這些種種事端的鋪墊，後來政治鬥爭的狂風暴雨，不是可以預期了么?不過歷史的詭秘和殘酷，竟是如此糾結在劉少奇的身上。
事實上，早在1963年以前，毛澤東就已明確地表示準備由劉少奇來接替他在黨內的位置，如1956年9月毛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講話時說：「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雲同志。」他還說：“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七中全會是為召開“八大”做準備的，而毛澤東的講話表明了選舉幾位副主席和總書記，是為了在黨內建立“防風林”，以避免如蘇聯發生的因領導人的變動而影響了共產主義事業。翌年11月毛澤東出訪蘇聯，毛澤東又與赫魯曉夫談到他不再出任黨主席的設想，據翻譯李越然回憶：“赫魯曉夫就問他，‘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主席講得很清楚，‘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接著他就一個一個地點名，說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1961年9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時與毛澤東會談，蒙哥馬利說：“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克米倫、戴高樂，等等。 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回答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澤東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知情者說》第7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顯然，當時毛澤東已在考慮“接班人”問題，而且已經非常明確地提出是劉少奇。據黃崢《劉少奇的歷史地位》一文：“早在1957年，毛澤東在訪問蘇聯時就向赫魯曉夫介紹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毛還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時說：“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那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另據黃崢《劉少奇十大功績》一文，劉少奇曾在黨內擁有特殊地位，可以歸功於他在歷史上創下的「十大功績」，其中第八、九條內容如下：“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報告，正確分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基本任務。九、20世紀60年代，在第一線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為克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作出重要貢獻。”(《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不過，也正是因為圍繞文章提到的第八、九條等內容，毛澤東和劉少奇形成了認識上的分歧和矛盾，最終讓毛澤東徹底改變了對劉少奇的看法。1970年12月斯諾問：“您是什麼時候最終作出劉必須下台的決定的。”毛澤東回答：這個決定早已醞釀了，最後“決定是在1965年1月作出的”(斯諾《漫長的革命》，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即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表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這個文件的第一條就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也就是說：晚年的毛澤東越來越傾向於相信劉少奇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不過，鑒於劉少奇的歷史功績和聲望，要打倒他，其實並不容易。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等事件，觸發了鬥爭的靈感——「叛徒」無疑是很好的突破口。
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並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劉少奇由原來常委排序的第二位降為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為第二位，並且未經選舉成為黨的唯一副主席和毛澤東實際上的接班人)。而在1968 年 10 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則因“叛徒、內奸、工賊”三個罪名被“永遠開除黨籍”。
「共和國第一冤案」，就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釀成了。
(作者系文史學者)
本文節選自《同舟共進》2011年第4期中的文章：「紅與黑」革命歷史上的真假叛徒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三大戰役大獲全勝的謀略和智慧
葉介甫
人民解放軍自上而下形成軍事民主的氛圍。圖為炮兵連長利用沙盤給戰士們講解地形地物，共同研究攻堅戰術。（資料圖片）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是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組織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隊展開的戰略決戰，使國民黨賴以發動反革命內戰的主力基本上被消滅。不少國外軍事史學者對此反映「很難理解其中奧秘」。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指揮人民解放軍，通盤謀劃戰略、縝密部署方案，一環緊扣一環，其中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善於正確採納前線指揮員的作戰意圖，使戰役能很好結合當時實際情況，充分調動指揮員的積極性，譜寫了古今中外戰爭史上罕見的壯麗篇章。
善於聽取意見 不盲目決策
縱觀三大戰役整個過程，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在關係全局勝負問題上所作的重大決策都沒有發生失誤，這是堅持「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領導方法的必然結果。
1948年6月，雖然敵我軍事力量對比起了顯著變化，人民解放軍兵員裝備都有了改善，但國民黨軍隊在數量、裝備方面還居於很強的優勢，並且有美國的強大援助。
1948年8月國民黨南京軍事會議確定了戰略收縮的方針，準備撤退東北，確保華中。如果國民黨戰略收縮計劃得逞，我軍不僅喪失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而且國民黨軍隊撤至關內或江南，將給我軍之後的作戰增加極大的麻煩。如此，則必然大大推遲解放戰爭的勝利。
重要關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分析認為，儘管存在一定困難和風險，但機不可失，毅然決定趁敵人猶豫不決、尚未決定逃跑之時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每作出一項重大決定前，不僅經過各位領導同志集體研究，各種不同意見反覆切磋；而且一再徵詢前線指揮員的意見，同他們商量。對於前線指揮員的不同意見或補充意見，慎重、認真地加以研究後反覆考量，大膽決策。
例如，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在遼瀋戰役開始時，就抓住錦州這個戰略要點的攻取問題，向東北野戰軍發電指示：只有打下錦州你們才有主動權。對於先打錦州，起初毛澤東仍以商量的口吻徵求林彪的意見，並未下最後命令。林彪對先打錦州一直顧慮重重，再三向毛澤東提議先打長春，並於1948年4月18日說明進攻長春的有利條件，「計劃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時間內全部結束戰鬥」。林彪考慮的是小風險和漸進的打法。4月22日，毛澤東複電林彪同意先打長春，但強調：“我們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是先打長春比較先打他處要有利一些，不是因為先打他處特別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難。”
。毛澤東接到電報後很高興，於30日複電：「決心與部署均好，即照此貫徹實施，爭取大勝。」
這時，國民黨軍發現林彪部都已兵指錦州，立即從傅作義手裏調集了5個師，並放棄煙台，抽調第三十九軍增援錦州。這時，毛澤東命令林彪儘快攻克錦州。但當林彪得知國民黨軍增兵後，攻錦決心又動搖了，便致電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請求回師打長春。電報發出後，羅榮桓才知道消息，「於是他說服林彪撤回這個電報，可電報已經發出，他便親自起草撤銷這個電報和再增加北寧路作戰兵力的電報報軍委」。他在這封非常關鍵的電報中說：“我們擬仍攻錦州。只要我軍經過充分準備，然後發起總攻，仍有殲滅錦敵的可能，至少能殲滅敵之一部或大部。”
毛澤東接到林彪電報後很生氣，立即複電要求林：「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錦州，對此計劃不應再改。」後來毛澤東收到羅榮桓發的第二封電報十分欣慰，在10月4日清晨6時電復：“你們決心攻錦州，甚好，甚慰。”
可見毛澤東對大局的正確決策問題毫不含糊，既不盲目聽從，也不盲目決策，體現了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命令和戰略構想的權威，使戰術步驟得到有力執行。
集思廣益 發揮集體智慧力量
在淮海戰役戰略決策中，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堅持集思廣益，擇優從善，充分發揮了集體智慧。
當時，毛澤東曾考慮讓華東野戰軍三個縱隊渡長江南進作戰，並徵求有關同志的意見，後重新籌劃，改變了原來的設想，決定集中華東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淮海戰役的決策，與毛澤東的戰略奇想和我黨從善如流「放手使用」前方將領的宗旨密不可分。
最早提出發動淮海戰役這個建議的，是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粟裕。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根據戰略形勢作出分兵南進的戰略決策，決定從中原戰場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調動中原戰場上的國民黨主力部隊。對此，粟裕通過對中原戰場敵我雙方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地理等得失利弊的認真分析，三次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斗膽直陳應在中原戰場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議。
”，31日又向中央軍委發電重申「子養電」的觀點，4月18日再次向中央軍委建議我軍集中兵力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幾個大規模的殲滅戰。粟裕的三次“斗膽直陳”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經過黨中央研究決定，這個建議構成了淮海戰役的最初藍圖。
報並報華東局、中原局，考慮到為更好地改善中原戰局並為將來渡江作戰創造有利條件，「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如果這時“全軍即進入休整，如此對部隊有好處，但易失去適宜作戰——秋涼氣候和濟南失守後加於敵人之精神壓力”。25日中午，劉伯承、陳毅、李達致電中央軍委：“濟南攻克後，我們同意乘勝進行淮海戰役。”
經過慎重考慮，中央軍委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答覆電報：「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戰役後再進行一次休整。」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你們第一個作戰，應以殲滅黃兵團於新安、運河之線為目標。”毛澤東發出電報後繼續深入觀察和思考著戰局。他和粟裕同時意識到了戰爭規模和影響比原來預想可能要大得多。9月28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起草電報指出：“黃兵團調回新安鎮地區業已證實。你們淮海戰役第一個作戰，並且是最主要的作戰，是鉗制邱李兩兵團，殲滅黃兵團。新安鎮地區距離徐州甚近，邱李兩兵團赴援甚快。這一戰役必比濟南戰役規模要大，比睢杞戰役的規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們必須有相當時間使攻濟兵團獲得休整補充，並對全軍作戰所需包括全部後勤工作在內有充分之準備，方能開始行動。”
在淮海戰役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走了兩步最關鍵又最精彩的「棋」：一是首先殲滅黃伯韜兵團，爭取了戰役主動權；二是截斷徐蚌線。這第二步「棋」，軍委原來的作戰方針中並沒有提出，是劉伯承根據軍委作戰意圖及敵我態勢變化，在戰役發起的前三天，致電中央，提出“首先截斷徐蚌間鐵路，造成會攻徐州之形勢”的建議。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認為這個建議非常重要，立即採納。實踐證明，截斷徐蚌線對整個戰役的發展起了加速作用。
報給中央軍委建議：「此次戰役規模很大，請陳（毅）軍長、鄧（小平）政委統一指揮。」中央軍委當即研究，同意此建議。
1949年1月10日，當淮海戰役勝利的消息傳到西柏坡時，毛澤東十分高興地將周恩來和趕來參加中央會議的劉伯承、陳毅請到自己居室做客。他說：「根據敵我態度和種種主客觀因素，做出重大決策，這並非太難，難的是各戰場的主要指揮員為貫徹既定的方略，須在千變萬化的戰場上始終保持冷靜，處理得當。」
軍事民主 有力保證決戰勝利
三大戰役中，不僅軍委和一線作戰部隊領導之間，而且各級指揮員中也都能注意採用軍事民主的方式，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開動腦筋想辦法，集思廣益，完善戰法，連隊中戰評運動空前活躍；戰前練兵，群策群力，研究各種戰術。戰鬥遇到困難，連長、指導員在火線上開會，反覆研究攻克敵陣的方法。這些做法，為提高人民解放軍戰鬥力，取得戰役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設計和指揮三大戰役的毛澤東通常更關心大戰略大問題，基本不會去過問前線部隊具體應該怎麼做，更不會越級去干預前線將領的具體行動。原華東野戰軍副參謀長張震曾回憶說：「前線指揮員的膽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們從戰場實際情況出發，積極貫徹和補充作戰方針，並根據情況變化，採取機斷處置，適時調整部署，這個環節如稍有失誤，也不可能取得戰役的全勝，甚至彈打鳥飛，功虧一簣。」“毛主席十分重視了解下情和發揚集體智慧，善於集中下級的正確意見，充分發揮前線指揮員的主觀能動性，並給他們以臨機處置的權力，使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得到更好的貫徹，這更證明了毛主席的偉大英明。”參謀長李達說：“軍委、毛主席善於採納前線指揮員的建議，及時修改計劃，適應已經變化的情況，並再次重申給予總前委劉陳鄧‘臨機處置’之權，這是淮海戰役所以能順利發展並取得全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為何十分重視第一線指揮員們的意見，經常同他們反覆商議戰役方針，並能認真聽取和考慮他們的判斷和建議呢？因為他知道只有從戰爭中來，才能知道戰爭。這也是他提出的「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道理所在。
在遼瀋戰役中，他研判了當時東北的形勢，提出先打錦州的戰略方針，對林彪的遲疑和反覆的作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對羅榮桓修改的戰略電報表示了欣慰和讚賞。儘管東北野戰軍指揮員提出過錯誤的作戰方案，但戰後，中央軍委對他們的正確意見仍加以採納。如攻佔錦州後，改變了進攻錦西、葫蘆島的計劃，而以東北野戰軍主力圍殲廖耀湘兵團，這樣就使遼西殲滅戰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淮海戰役的戰略構想，就是在毛澤東同前線各將領根據實際情況經過反覆磋商後確定的。有時為了擇取最佳作戰方案，上下級之間還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如淮海戰役期間，在殲滅黃伯韜兵團後，毛澤東計劃接著殲滅李延年兵團，而前線指揮員鄧小平等則認為應先攻打黃維兵團，這樣對整個戰局的發展有利。最終，毛澤東認可了鄧小平等前線指揮員對戰場形勢的判斷。張震後來回憶說：「毛主席高瞻遠矚，制定了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又博採眾長，使這個方針得到補充和進一步完善。……在總的戰略意圖下，最高統帥部和前線指揮員之間經過醞釀磋商，使戰役的具體部署更加縝密。」
在平津戰役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原計劃先攻取塘沽，而前線指揮員鄧華則認為在濱海地區作戰有許多不利條件。毛澤東同意了他的意見，命令解放軍首先圍殲了新保安、張家口之敵，然後完成對平津的包圍。
報，充分體現了在統一戰略意圖下進行軍事民主協商的精神。集體謀略，是人民解放軍同心協力戰勝強敵、成就奇蹟的堅實基礎和重要條件。（葉介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