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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點名要陳雲收拾「大躍進」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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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點名要陳雲收拾「大躍進」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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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點名要陳雲收拾「大躍進」殘局?

2019年03月20日 17:30

1954年9月6日,陳雲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中南海紫光閣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陳雲與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一起被推舉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候選人。對於陳雲這個候選人,毛澤東給出了這樣的評價:「陳雲同志,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到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志行。」

然而此後不久,在經濟建設速度上,穩當的陳雲與求快的毛澤東之間產生了分歧,陳雲遭遇到其財經生涯中極為困難的一段時期。

「能人」陳雲反冒進

陳雲有很多個稱號:紅色掌柜、中共財經第一人、開國財頭,等等,其中最引人矚目的當屬「能人」這個稱號,因為這是毛澤東親筆封的。之所以稱為能人,是源於建國初期陳雲打了一場漂亮的經濟仗。

剛解放時,一些懷疑共產黨治理能力的人說:「共產黨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甚至有資本家叫板說:“共產黨打仗100分,政治80分,管經濟只能是0分”。

的確,開始執政的共產黨,面對的是物價飛漲、滿目瘡痍的爛攤子。全國金融中心上海,一些不法奸商操縱市場,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此時,被上海資本家視為「 土包子」的共產黨,把陳雲派往上海坐鎮。

陳雲是處理麻煩的能手,不管是在陝甘寧邊區,還是在東北解放區,陳雲在複雜形勢面前總能妥善應對。走馬上任後,陳雲採取強硬手段,查封證券大樓,嚴懲銀元販子,平息銀元風波。為應對投機商的囤積居奇,陳雲打響「 兩白一黑」之戰,僅僅幾天就讓投機商賠得血本無歸。有人說,陳雲的招太狠,陳雲卻說:“不這樣,就天下大亂。”

不到幾個月的時間,陳雲就平抑物價,安定了人心。毛澤東大喜,說陳雲的功績「不下於淮海戰役」,還提筆寫了個“ 能”字。

陳雲是搞經濟的「能人」,儘管在黨內排名第五,但論做經濟工作,誰也不敢跟他爭第一。毛澤東說陳雲有眼光,看問題能抓到要點。確實如此,當中國經濟步入正軌後,陳雲又看出了其中的問題。

在陳雲主持的第一個五年計划進行到第三個年頭,1955年,毛澤東嫌農業合作化速度太慢,指責某些幹部是「小腳女人」。之後,各地的經濟建設指標大幅度提速。

當「冒進」開始在1956年出現時,引起了陳雲的高度警覺。1956年底,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針對冒進,作為中央財經委負責人的陳雲警告說:“現在馬跑得很危險。這樣騎下去,後年、大後年更危險。明年要削減投資……哪些東西不搞就是不搞。有些問題,沒有把握寧可慢些。”他明確表示“ 實事求是不是小腳女人”。

陳雲是個務實的人,多年主管經濟,他深知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這些話後來看,未雨綢繆,句句在理,但當時聽起來卻十分刺耳。

陳雲反冒進,毛澤東要速度。於是,當陳雲開始籌劃第二個五年計劃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向他襲來……

離「右派」只差50米

1957年9月20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公開批評反冒進,「那些‘反冒進’的人可以組成一個‘促退小組’,共產黨應是促進委員會,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

這年11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在聽到赫魯曉夫發出的「蘇聯要在15年內超過美國」的豪言壯語後,毛澤東受到強烈的刺激。回國後,毛澤東對「反冒進」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批評:“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爬行一樣慢”;“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

「有的人!」明明白白的告訴別人,這些話是有所指的。儘管毛澤東沒有點名,但還是給正在養病的陳雲造成了很大壓力。

1958年1月中旬,毛澤東約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這些主管經濟的負責人去南寧開會,但是陳雲請了病假。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更加尖銳,“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氣,不得了。”

會議第六天,毛澤東遞給周恩來一份報告,報告是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起草的,名稱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問周恩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只能說:“寫不出來”。毛澤東於是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大家都在猜想,這麼嚴厲的措辭,到底是說誰呢。而劉少奇打圓場的解釋,讓本來緊張的人更加緊張,他說:「主席的批評主要是‘針對管經濟的幾個人的’」。

中央財經工作五人小組中,除組長陳雲生病缺席外,在座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四人,反冒進也全都有份。毛澤東一句話,搞得四個人倍感壓力,李先念甚至得靠吃安眠藥才能睡覺。好在第二天,毛澤東給出了一個明確解釋,說「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志的」。

一個月後,農曆新年的大年初一,中南海懷仁堂內的氣氛卻十分凝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在進行。毛澤東對反冒進不依不饒,他指責出席會議的陳雲說,「經濟的事都由陳雲簽字,這是對我進行封鎖。」指責之外還有警告,“‘反冒進’的人跟右派相距不遠了,大概50米遠。”

毛澤東這話說得非常重,讓陳雲聽了如坐針氈。那時,右派是敵我矛盾,革了一輩子的命,誰願意與右派為伍。無奈之下,陳雲只好在會上違心地做檢查,表示對「反冒進“中財經工作的“錯誤」負主要責任。

對這次挨批,素來平和的陳雲感慨良多。多年後,1980年陳雲還提到此事,認為當時民主集中制已經受到破壞,黨內生活不正常。他對胡喬木說,五十年代那次「反冒進」,中央領導全都參加了,毛來了一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

批評反冒進之前,全國的經濟工作由陳雲負責;在這之後,毛澤東統攬了經濟大權。於是,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開始了。

陳雲慎勸毛澤東「降溫」

儘管挨批,但挨批的人也得繼續工作,毛澤東說財經工作還得由陳雲等人來做,此外也沒別人了。但是,由於毛澤東走上前台領導經濟,陳雲率領的中央財經小組變成了一個無實權的機構,它的任務只是向毛澤東提供經濟信息和各種意見。

那個年頭,農業最缺糧食,工業最缺鋼。所以,大躍進的戰線上,農業高產「衛星」不斷升天。毛澤東開始操心的已經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糧食太多吃不完,他甚至就這個問題請教過赫魯曉夫,問“蘇聯是怎麼處理糧食吃不完的問題的”。而實際上,大躍進之後,中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

糧食「高產」同時,毛澤東問冶金部長,說鋼產量能不能翻一番,冶金部長想了想說“好吧”。結果1958年計劃鋼產量就從530萬噸,“嗖”地一下成了1070萬噸。由於最高領袖下決心要把鋼產量“翻一番”,陳雲無奈,冶金部部長也只得照辦。

當時,經濟學家薛暮橋曾私下找到陳雲,希望他就「大躍進」中一些問題找毛澤東談談。陳雲說“現在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熱,全國許多領導都熱,不吃一點苦頭,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陳雲明白,那時候提反對意見沒有用,但他又不能像其他領導一樣講違心的話,所以陳雲選擇沉默。

但是當1959年的計劃鋼產量變成不靠譜的3000萬噸時,陳雲說話了,他要儘可能地對這個指標採取降溫和補救的措施。當然,一定要在毛澤東能夠接受的範圍內進行小心矯正。

就這個3000萬噸的指標,毛澤東也徵求了陳雲的意見,陳雲沒有直接說不行,而是給了毛澤東一組數據:英國從年產869萬噸鋼到年產1655萬噸鋼,花費了17年時間。言外之意,中國想在一年內把鋼產量翻一番還多,不可能完成。

於是,毛澤東退了一步,把指標降到了1800萬噸。即便是1800萬噸,陳雲也覺得無法完成,可這事不能硬頂,因為毛澤東接受意見的空間到底有多大,陳雲還是吃不透、拿不准。他找到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希望胡不要把這個具體數字寫入會議公報,因為一旦公開,就很難再加以調整。但是胡喬木沒敢把陳雲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而是把這段數字堂而皇之的見報了。

1959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在這次會前,胡喬木才把陳雲給他的建議轉告毛澤東。毛澤東嚴厲地批評胡喬木:「你不過是個秘書,副主席的意見不報告?」不過,當時就算胡喬木轉告了,毛澤東也未必聽得進去。

在毛澤東批評胡喬木的時候,其實已經覺察出大躍進的問題,所以對指標曾提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進」。陳雲適時地對毛提出1800萬噸難以完成,毛澤東直接說,“那就拉倒!”這表明毛已經著手要調整高指標。想起陳雲以前的反冒進,毛澤東說陳雲“很勇敢,堅持真理也勇敢。真理往往在一個人手裏。”

但是這種偶爾出現的調整,並沒改變「大躍進」的整體走勢。 “經濟還得由陳雲出來搞”

在整個的「大躍進」運動中,全民砸鍋賣鐵大鍊鋼鐵。結果,為了煉鐵,山上的樹砍光了,莊稼荒在地里,而煉出來的卻是海綿鐵,根本不能用。工業建設上,為了快為了省,許多重點基建項目質量問題嚴重,有的工廠連地基都沒打好,有的建造項目連勘察程序都省了,畫張圖紙就敢開工。造成許多廠房倒塌,工人死傷。

由於嘗到了「大躍進」、“大鍊鋼鐵”的苦果,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對於前幾年的錯誤,承擔了責任。他說,“凡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也承認,“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

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為了對亂糟糟的經濟實行「調整」,毛澤東點名要陳雲講話,說“經濟工作還是要陳雲出來搞。”毛澤東讓陳雲重新出任中央財經小組長,收拾一鍋粥似的中國經濟。而這種整頓,陳雲其實從半年前就已著手準備了。

當時,最大的問題是糧食不足。為了解決糧食不夠吃造成的營養不良,陳雲提出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應3斤大豆。他算過一筆賬,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質,1斤糧食含蛋白質45克左右,而1兩大豆就含20克。實行這個辦法,每年需要供應城市30億斤大豆,這是可能的。在缺少肉蛋的情況下,拿大豆補充營養,是個比較可行的辦法。

但總吃豆子也不行,人總是要吃飯的,陳雲提出進口糧食。可在當時,吃進口糧還屬於禁區,但是不進口糧食,百姓就要挨餓,無法渡過難關。為了搞到糧食,哪怕是禁區也要闖。於是,500萬噸的糧食從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運回了中國。

再說通貨膨脹。那時貨幣流通130億,實際只需70億,多出60億,如果不收回來,物價肯定要漲。怎麼收,提高糖價,把多餘的貨幣回籠,通貨膨脹自然可以避免。為恢復農業,陳雲甚至提出實行毛澤東強烈反對的「分田單幹、包產到戶」。

這麼幹了一年多,中國經濟有了明顯好轉。然而,隨著毛澤東對陳雲「分田單幹」的再次批判,陳雲再次“靠邊站”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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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戰役大獲全勝的謀略和智慧

葉介甫

人民解放軍自上而下形成軍事民主的氛圍。圖為炮兵連長利用沙盤給戰士們講解地形地物,共同研究攻堅戰術。(資料圖片)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是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組織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隊展開的戰略決戰,使國民黨賴以發動反革命內戰的主力基本上被消滅。不少國外軍事史學者對此反映「很難理解其中奧秘」。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指揮人民解放軍,通盤謀劃戰略、縝密部署方案,一環緊扣一環,其中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善於正確採納前線指揮員的作戰意圖,使戰役能很好結合當時實際情況,充分調動指揮員的積極性,譜寫了古今中外戰爭史上罕見的壯麗篇章。

  善於聽取意見 不盲目決策

縱觀三大戰役整個過程,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在關係全局勝負問題上所作的重大決策都沒有發生失誤,這是堅持「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領導方法的必然結果。

1948年6月,雖然敵我軍事力量對比起了顯著變化,人民解放軍兵員裝備都有了改善,但國民黨軍隊在數量、裝備方面還居於很強的優勢,並且有美國的強大援助。

1948年8月國民黨南京軍事會議確定了戰略收縮的方針,準備撤退東北,確保華中。如果國民黨戰略收縮計劃得逞,我軍不僅喪失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而且國民黨軍隊撤至關內或江南,將給我軍之後的作戰增加極大的麻煩。如此,則必然大大推遲解放戰爭的勝利。

重要關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分析認為,儘管存在一定困難和風險,但機不可失,毅然決定趁敵人猶豫不決、尚未決定逃跑之時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每作出一項重大決定前,不僅經過各位領導同志集體研究,各種不同意見反覆切磋;而且一再徵詢前線指揮員的意見,同他們商量。對於前線指揮員的不同意見或補充意見,慎重、認真地加以研究後反覆考量,大膽決策。

例如,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在遼瀋戰役開始時,就抓住錦州這個戰略要點的攻取問題,向東北野戰軍發電指示:只有打下錦州你們才有主動權。對於先打錦州,起初毛澤東仍以商量的口吻徵求林彪的意見,並未下最後命令。林彪對先打錦州一直顧慮重重,再三向毛澤東提議先打長春,並於1948年4月18日說明進攻長春的有利條件,「計劃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時間內全部結束戰鬥」。林彪考慮的是小風險和漸進的打法。4月22日,毛澤東複電林彪同意先打長春,但強調:“我們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是先打長春比較先打他處要有利一些,不是因為先打他處特別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難。”

。毛澤東接到電報後很高興,於30日複電:「決心與部署均好,即照此貫徹實施,爭取大勝。」

這時,國民黨軍發現林彪部都已兵指錦州,立即從傅作義手裏調集了5個師,並放棄煙台,抽調第三十九軍增援錦州。這時,毛澤東命令林彪儘快攻克錦州。但當林彪得知國民黨軍增兵後,攻錦決心又動搖了,便致電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請求回師打長春。電報發出後,羅榮桓才知道消息,「於是他說服林彪撤回這個電報,可電報已經發出,他便親自起草撤銷這個電報和再增加北寧路作戰兵力的電報報軍委」。他在這封非常關鍵的電報中說:“我們擬仍攻錦州。只要我軍經過充分準備,然後發起總攻,仍有殲滅錦敵的可能,至少能殲滅敵之一部或大部。”

毛澤東接到林彪電報後很生氣,立即複電要求林:「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錦州,對此計劃不應再改。」後來毛澤東收到羅榮桓發的第二封電報十分欣慰,在10月4日清晨6時電復:“你們決心攻錦州,甚好,甚慰。”

可見毛澤東對大局的正確決策問題毫不含糊,既不盲目聽從,也不盲目決策,體現了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命令和戰略構想的權威,使戰術步驟得到有力執行。

  集思廣益 發揮集體智慧力量

在淮海戰役戰略決策中,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堅持集思廣益,擇優從善,充分發揮了集體智慧。

當時,毛澤東曾考慮讓華東野戰軍三個縱隊渡長江南進作戰,並徵求有關同志的意見,後重新籌劃,改變了原來的設想,決定集中華東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淮海戰役的決策,與毛澤東的戰略奇想和我黨從善如流「放手使用」前方將領的宗旨密不可分。

最早提出發動淮海戰役這個建議的,是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粟裕。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根據戰略形勢作出分兵南進的戰略決策,決定從中原戰場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調動中原戰場上的國民黨主力部隊。對此,粟裕通過對中原戰場敵我雙方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地理等得失利弊的認真分析,三次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斗膽直陳應在中原戰場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議。

”,31日又向中央軍委發電重申「子養電」的觀點,4月18日再次向中央軍委建議我軍集中兵力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幾個大規模的殲滅戰。粟裕的三次“斗膽直陳”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經過黨中央研究決定,這個建議構成了淮海戰役的最初藍圖。

報並報華東局、中原局,考慮到為更好地改善中原戰局並為將來渡江作戰創造有利條件,「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如果這時“全軍即進入休整,如此對部隊有好處,但易失去適宜作戰——秋涼氣候和濟南失守後加於敵人之精神壓力”。25日中午,劉伯承、陳毅、李達致電中央軍委:“濟南攻克後,我們同意乘勝進行淮海戰役。”

經過慎重考慮,中央軍委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答覆電報:「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戰役後再進行一次休整。」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你們第一個作戰,應以殲滅黃兵團於新安、運河之線為目標。”毛澤東發出電報後繼續深入觀察和思考著戰局。他和粟裕同時意識到了戰爭規模和影響比原來預想可能要大得多。9月28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起草電報指出:“黃兵團調回新安鎮地區業已證實。你們淮海戰役第一個作戰,並且是最主要的作戰,是鉗制邱李兩兵團,殲滅黃兵團。新安鎮地區距離徐州甚近,邱李兩兵團赴援甚快。這一戰役必比濟南戰役規模要大,比睢杞戰役的規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們必須有相當時間使攻濟兵團獲得休整補充,並對全軍作戰所需包括全部後勤工作在內有充分之準備,方能開始行動。”

在淮海戰役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走了兩步最關鍵又最精彩的「棋」:一是首先殲滅黃伯韜兵團,爭取了戰役主動權;二是截斷徐蚌線。這第二步「棋」,軍委原來的作戰方針中並沒有提出,是劉伯承根據軍委作戰意圖及敵我態勢變化,在戰役發起的前三天,致電中央,提出“首先截斷徐蚌間鐵路,造成會攻徐州之形勢”的建議。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認為這個建議非常重要,立即採納。實踐證明,截斷徐蚌線對整個戰役的發展起了加速作用。

報給中央軍委建議:「此次戰役規模很大,請陳(毅)軍長、鄧(小平)政委統一指揮。」中央軍委當即研究,同意此建議。

1949年1月10日,當淮海戰役勝利的消息傳到西柏坡時,毛澤東十分高興地將周恩來和趕來參加中央會議的劉伯承、陳毅請到自己居室做客。他說:「根據敵我態度和種種主客觀因素,做出重大決策,這並非太難,難的是各戰場的主要指揮員為貫徹既定的方略,須在千變萬化的戰場上始終保持冷靜,處理得當。」

  軍事民主 有力保證決戰勝利

三大戰役中,不僅軍委和一線作戰部隊領導之間,而且各級指揮員中也都能注意採用軍事民主的方式,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開動腦筋想辦法,集思廣益,完善戰法,連隊中戰評運動空前活躍;戰前練兵,群策群力,研究各種戰術。戰鬥遇到困難,連長、指導員在火線上開會,反覆研究攻克敵陣的方法。這些做法,為提高人民解放軍戰鬥力,取得戰役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設計和指揮三大戰役的毛澤東通常更關心大戰略大問題,基本不會去過問前線部隊具體應該怎麼做,更不會越級去干預前線將領的具體行動。原華東野戰軍副參謀長張震曾回憶說:「前線指揮員的膽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們從戰場實際情況出發,積極貫徹和補充作戰方針,並根據情況變化,採取機斷處置,適時調整部署,這個環節如稍有失誤,也不可能取得戰役的全勝,甚至彈打鳥飛,功虧一簣。」“毛主席十分重視了解下情和發揚集體智慧,善於集中下級的正確意見,充分發揮前線指揮員的主觀能動性,並給他們以臨機處置的權力,使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得到更好的貫徹,這更證明了毛主席的偉大英明。”參謀長李達說:“軍委、毛主席善於採納前線指揮員的建議,及時修改計劃,適應已經變化的情況,並再次重申給予總前委劉陳鄧‘臨機處置’之權,這是淮海戰役所以能順利發展並取得全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為何十分重視第一線指揮員們的意見,經常同他們反覆商議戰役方針,並能認真聽取和考慮他們的判斷和建議呢?因為他知道只有從戰爭中來,才能知道戰爭。這也是他提出的「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道理所在。

在遼瀋戰役中,他研判了當時東北的形勢,提出先打錦州的戰略方針,對林彪的遲疑和反覆的作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對羅榮桓修改的戰略電報表示了欣慰和讚賞。儘管東北野戰軍指揮員提出過錯誤的作戰方案,但戰後,中央軍委對他們的正確意見仍加以採納。如攻佔錦州後,改變了進攻錦西、葫蘆島的計劃,而以東北野戰軍主力圍殲廖耀湘兵團,這樣就使遼西殲滅戰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淮海戰役的戰略構想,就是在毛澤東同前線各將領根據實際情況經過反覆磋商後確定的。有時為了擇取最佳作戰方案,上下級之間還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如淮海戰役期間,在殲滅黃伯韜兵團後,毛澤東計劃接著殲滅李延年兵團,而前線指揮員鄧小平等則認為應先攻打黃維兵團,這樣對整個戰局的發展有利。最終,毛澤東認可了鄧小平等前線指揮員對戰場形勢的判斷。張震後來回憶說:「毛主席高瞻遠矚,制定了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又博採眾長,使這個方針得到補充和進一步完善。……在總的戰略意圖下,最高統帥部和前線指揮員之間經過醞釀磋商,使戰役的具體部署更加縝密。」

在平津戰役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原計劃先攻取塘沽,而前線指揮員鄧華則認為在濱海地區作戰有許多不利條件。毛澤東同意了他的意見,命令解放軍首先圍殲了新保安、張家口之敵,然後完成對平津的包圍。

報,充分體現了在統一戰略意圖下進行軍事民主協商的精神。集體謀略,是人民解放軍同心協力戰勝強敵、成就奇蹟的堅實基礎和重要條件。(葉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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