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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黨忠誠的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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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黨忠誠的賀龍

2019年03月22日 21:13

對黨忠誠的賀龍

戴和傑 何劍芳

賀龍像

編者按:

賀龍,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之一。毛澤東曾評價他:「對黨忠誠,對敵鬥爭堅決,聯繫群眾。」今天是賀龍同志誕辰123周年紀念日,本刊特刊發此文,以資紀念。

  「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干就怎樣干!」

1927年,白色恐怖籠罩整個中國。在共產黨最危難時刻,當時尚不是共產黨員的賀龍毅然站在共產黨一邊。6月中旬,賀龍就任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6月底,賀龍在漢口俄租界鮑羅廷公館,結識了許多中共要人。

7月初,周恩來在周逸群的陪同下會見了賀龍。這是他倆的首次晤面。賀龍緊握周恩來的手說:「你的大名,我早就曉得。逸群對你欽佩得很呢。如今見面勝似聞名嘍。」周恩來說:“疾風知勁草,我們對你是很欽佩的。”談話中,周恩來分析了形勢,談了共產黨對時局的看法,精闢的見解使賀龍深受啟發。

7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23日,賀龍率部從鄂東抵達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會見了賀龍。譚平山認真又嚴肅地說:「共產黨決定開展獨立的軍事行動,希望你率二十軍和我們一起行動。」賀龍說:“好!信任我賀龍,我當然唯命是從。”譚平山興奮地說:“我要謝謝你!有二十軍參加,就更有把握勝利了。”賀龍則說:“誰也莫謝誰,我們大家一條心,為中國工農做一點點子事情嘛!”

26日,賀龍率部抵達南昌。28日,南昌起義前委書記周恩來到設在子固路的第二十軍指揮部去看賀龍。他緊握賀龍的手說:「我來拜訪你,不是禮節性的。開門見山,我是找你商量起義計劃的,我們立刻就談行嗎?」賀龍點頭道:“好極了!我洗耳恭聽。”周恩來大笑:“洗耳恭聽是不夠的,你是大將軍,光動耳朵怎麼成?還是要動手動腳動槍動炮呢!”賀龍也笑了。周恩來當即把起義計劃告訴了賀龍,徵求其意見。賀龍毫不猶豫:「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干就怎樣干!」周恩來點了點頭說:“共產黨對你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黨的前委委任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賀龍一怔,訥訥地說:「我還沒有入黨……」周恩來盯著賀龍:“你看,你剛剛講過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怎麼第一個命令就不聽?”聽了這話,賀龍非常激動,立即行了個軍禮說:“好,我堅決服從!”周恩來當即以前委名義任命賀龍為起義軍總指揮。

31日下午2時,賀龍在第二十軍指揮部召集團以上軍官開會,他說:「今天召集大家來,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談。大家都知道,國民黨已經叛變了革命,國民黨已經死了。我們今天要重新樹立起革命的旗幟,反對反動政府。」停頓片刻,賀龍以冷峻目光掃視會場,繼續說,“根據共產黨的命令,我決定帶部隊起義。你們願意跟我走的,我們一塊革命;不願意跟我走的,可以離開部隊。”賀龍講話擲地有聲。軍官們當即表示:“軍長決定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堅決跟著走!”賀龍高興地說:“好!從今以後,我們要聽共產黨的領導,絕對服從共產黨的命令。”

8月1日凌晨2時,周恩來下達了戰鬥命令。經過4小時激戰,南昌起義取得了勝利。不久後,賀龍在瑞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上對賀龍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由一個貧苦農民經過鬥爭,成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很不容易。多年來,他積極追求真理,是經過考驗的,是信得過的。」周恩來在入黨儀式上深情地說:“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

  「我們堅決為黨的統一而鬥爭」

報。朱德沉重地說:「看來,一場嚴重的鬥爭是不可避免了。」

會師的第二天,召開慶祝大會。張國燾作為紅軍總政委坐在主席台上,賀龍就坐在他一旁。張國燾剛起身準備講話,賀龍就半開玩笑地跟他說了一句悄悄話:「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張國燾沒敢講不利團結的話。後來,賀龍說:“我哪裏會打他的黑槍,他自己心裏有鬼嘛!”

任弼時:「我們完全同意你對過去黨內鬥爭所採取的立場。我們堅決為黨的統一而鬥爭。」

在紅軍將領及廣大紅軍戰士的共同反對下,張國燾最終同意北上。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後,周恩來曾問賀龍:「三個方面軍會合後怎麼辦?」賀龍說:“統一歸彭(指彭德懷)指揮吧!”後來,賀龍談起此事時說,那是我們紅二方面軍再次表示擁護中央。

在這場反分裂主義鬥爭中,賀龍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立場堅定,為紅軍主力勝利會師作出了重大貢獻。多年後,朱德講:「賀老總對付張國燾很有辦法,不爭不吵,向他要人要槍要子彈……張國燾對弼時、賀龍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會合中央,賀老總是有大功的!」

  「任何時候,我們不能忘記全局」

賀龍忠誠於黨的事業。他常講,黨性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體現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之中。抗戰的相持階段,因敵人嚴密封鎖,各根據地物資匱乏。中共中央要求,賀(龍)、關(嚮應)將整個晉西北及綏遠,南起汾離公路,北至大青山脈化為鞏固的根據地,建立西北與華北的戰略樞紐。

賀龍明白,這是中共中央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他常對部下說,晉西北是陝甘寧邊區的屏障,是黨中央與敵後各根據地聯繫的樞紐,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黨中央派我們來到這裏,我們就要在這裏紮下根來,不管付出多大代價也要保護好黨中央。

1940年1月,賀龍派120師供給部部長范子瑜去大青山地區,通過發展生產、動員捐助、購買等方式籌措物資。當年下半年,范子瑜帶回了不少銀元。這時的黨中央機關,經費極其緊張。晉西北也面臨同樣困難。

即便如此,賀龍首先想到的是支援黨中央。他果斷決定:從自己部隊生產的有限物資中拿出三分之二連夜送到延安。范子瑜說:「好不容易弄來的這點錢還不夠晉西北急用呢!」師供給部另一位部長陳希雲著急了,他說:“眼下晉西北急需用錢,送走那麼多,自己怎麼辦?我們部隊還沒有過冬的棉衣呢!”賀龍看了他一眼說:“你要頭,還是要身子?”

在賀龍看來,支持黨中央,支持延安,是義不容辭的任務。整個抗戰期間,由賀龍從晉綏地區向延安輸送的物資不計其數。賀龍說:「中央有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任何時候,我們不能忘記全局,不能忘記應該首先幫助中央克服困難。」 (戴和傑 何劍芳)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晚年張學良(資料圖)

人們提及馬君武,多半因為他直率勇武的個性以及那首讓張學良終生惱恨的詩——《哀瀋陽》。

在民國,馬君武的身份實在有點尷尬。說他是大學校長、教育家,名頭卻大不過蔡元培。說他是國民黨元老,人們記住了吳稚暉卻想不起他。其實馬君武早於1905年便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1927年,馬君武回到家鄉,受廣西省政府委託,創辦了廣西大學,並先後三次出任廣西大學校長。1940年,年近花甲的馬君武給廣西大學留下「勤懇朴誠」的四字校訓後,累死在大學校長的任上。

由於辦學有成,「始終致力於改造中國的封建教育體制、極力推廣現代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 時人將這位廣西大學校長與北大校長蔡元培並列,一時有“北蔡南馬”之譽,周恩來更是稱其為“一代宗師”。

可是,歷史好像專開馬君武的玩笑,這位民國元老、著名的教育家名噪一時、驚動後世的,更多的還是那首題為《哀瀋陽》的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這是馬君武1931年11月20日發表於上海《時事新報》上的兩首「感時近作」詩中的一首。其時,日本關東軍已經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由於主政東北的張學良堅決奉行不抵抗主義,以致日本輕而易舉便侵佔了遼、吉兩省,黑龍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這首《哀瀋陽》一經發表,惱恨張學良三年前通電易幟不願賣國的日本人聞風而動,在報上大肆攻訐張學良糜爛荒唐的私生活,以敗壞張的名聲。南京中央政府蔣介石等人也樂見由張一人來頂東北失土之責。如此這般,一首極為尋常的詩,終於弄出了巨大的動靜,以致舉國盡知,流傳百年。打那之後,在國人的眼中,張學良便是一個性喜風流、為色禍國的花花公子,頭上結結實實戴上了一頂不抵抗將軍的帽子。

一首五言四句詩,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影響!馬君武大感意外,也頗為自得,竟自詡此詩堪稱是民國版的《圓圓曲》。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張學良因久吸鴉片,弄壞身子,正住在北平協和醫院療養。事變爆發當夜,張臨時出院陪著英國駐華大使夫婦,坐在一個包廂里觀賞梅派京戲《宇宙鋒》。按理說國難當頭,陪人看戲也是不合時宜,但當晚演出係為遼西水災籌款,張學良出席應景自有道理。況有外國使節在側,兼有外事活動性質,更是張學良這位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北方七省最高軍政長官的職份所在。由此足見當時張學良根本沒有時間與詩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繹風流。

況且歷史也證明,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與張學良終生未謀一面。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後才為拍電影《自由之花》抵達北平。稍有嫌疑的是朱五與趙四兩人,但據張學良自己晚年口述,跟朱五小姐他連一句玩笑都未開過。至於趙四,兩人早在1926年便相識了,至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二人相處日久,即便親密廝守,也不應再作香艷故事來看。

論及馬張二人之間的私怨,歷史上好像確有其事。據張學良當年秘書惠德安回憶,九一八事變後不久,馬君武曾擔任過北平私立民國大學校長,由於辦學基金甚少,必須另外籌措經費維持。因張學良此前就有創辦東北大學和捐助大筆款項支持張伯苓先生主辦南開大學的故事在,馬君武便親自登門拜訪張學良,請其出錢助學,不料竟遭拒見。

儘管馬君武后來放軟身段,甚至不惜「低下勇武的頭顱」,在張的公寓外苦守一夜,成功逼迫張學良出來見他,但張學良最終還是以“現今軍事費用,已窮於籌措,先生所需經費,實在愛莫能助”為借口,當場回絕了馬君武。

至於素來好交朋友、出手闊綽的張學良當時為何拒見馬君武,惠德安說那是因為當時張的身體不好,加之東北局勢緊張。言外之意,張無心搭理閑人。

但以馬君武一貫的行事風格,若非傾心教育,讓他低頭求人幾乎沒有可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生都是人求他,唯有辦學他求人。因此,他對張學良因惱生怨。

晚年的張學良對唐德剛(歷史學家,著有《張學良口述歷史》)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這首詩:

——「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我都沒跟她(朱五)開過一句玩笑!」

——「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張學良如有賣國的行為,你們就是將我的頭顱割下,我也是情願的。」

看來在張心裏,這首詩不僅傷害了他,而且冤枉了他,使他終生背負賣國的惡名。

文/ 葉觀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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