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令和」具本土特色 中國年號制度亦得以延續

年號「令和」的出世讓外界大為意外，因為年號典故的採用是來自日本和歌古籍《萬葉集》。對於日本來說，「年號」雖來自中國，但至今多年，年號制定、使用和改換，慢慢具有日本特色。似乎也能說明，日本文化不僅本土與外來並行，也能傳統與現代融合。

日本的新年號為「令和」。(AP圖片)

日本於四月一日公佈新年號為「令和」，為即將繼位為天皇的皇太子德仁親王所用，「令和」兩自，選自於和歌歌集《萬葉集·梅花歌卅二首》中，〈宇梅乃波奈〉的梅花之詩，翻譯至中文後為：「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熏珮後之香」。

漢武帝首創以「年號」紀年 (網上圖片)

日本年號制度來自中國。「年號」是君主時代帝王紀年所立的名號，據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考證，以年號紀年是在漢武帝十九年首創，年號為「元狩」。而漢武帝之前，帝王只有年數，沒有年號。至於為什麼以年號來紀年，與漢武帝的經歷有關，東漢班固《漢書》上記載，於公元前122年十月，漢武帝狩獵時捉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群臣認為是吉祥神物，值得紀念，建議用來記年，於是立年號為「元狩」，稱該年為元狩元年，再追認元狩前的年號建元、元光和元朔。漢武帝之後也有一次因為再遇上吉祥神物再改換年號（又稱為「改元」）。自漢文帝以後，每次新皇帝登基都會改元，並改變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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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個皇帝在位時可以多次改元，即一個皇帝年號可以有多個，例如漢武帝就有11個年號，武則天在位21年有18個年號。至於日本創建年號時期，正正是中國隋唐時期，中日文代交流頻繁的時間。日本第36代天皇孝德天皇於公元645年即位後，定年號為「大化」，創日本年號之始。翌年起展開史稱的「大化革新」，廢除豪族專政制度，效法當時中國唐朝體制，成立中央集權國家。到了公元701年，日本開始正式使用年號，官方記載為「大寶」。

唐本御影日本聖徳太子像。聖徳皇太子受第33任推古天皇派遣至當時隋帝國交流。又輔助推古天皇，仿照中國制度展開改革：正尊卑、定名分，與中國通交等 (網上圖片)

相對於使用年號的情況相當複雜的中國，日本天皇的年號的特色之一，就是部分單一年號可跨越前後兩名在位天皇。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跟中國明朝之前一樣，一位天皇可有多個年號。而在明治維新後，就跟中國明清時代的君主一樣，採用「一世一元」制，即是一位天皇一個年號。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後改元「洪武」，此後直至溥儀都「一世一年號」。明太祖之前的元順帝，在位時有四個年號 (網上圖片)

日本由1300多年前使用年號直至今天，而中國則在「辛亥革命」後改用「民國」來紀年，廢除了沿用2000多年的年號紀年。新中國成立後，就改用西方公元來紀年。雖然多年來都有人提出建議希望恢復年號，以傳承中華傳統文化，豐富世界紀年文化多樣性，直至現在，只有日本這個保持君主制的國家仍使用年號。我們也只能繼續在這裡窺探出來自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過，今次年號「令和」的產生條件上有點改變，讓外界大為意外，就是年號典故採用，是來自日本的和歌古籍《萬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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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條件也許對於日本意義重大，原因就要了解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近現代年號的如何產生。一般而言，每當改元時，年號多由漢學者引經據典，選出幾個備案讓皇室來選。公元1867年，日本第122代天皇即位，天皇在幾個候補的年號當中抽籤抽了「明治」，是為「明治天皇」。年號稱呼的出處來自中國先秦著作《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意思為聖人朝向南方聽取天下，當天剛亮時就開始一日的政務，「向明而治」代表意涵為「勤於政事」。之後繼位的皇帝「大正」、「昭和」、「平成」，分別出自《易經》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書經》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及《史記·五帝本紀》的「内平外成」/《書經》的「地平天成」，這些都是來自中國古藉。

明治天皇年號「明治」，來自《易經》「向明而治」，代表意涵為「勤於政事」 (網上圖片)

今次選出來的年號「令和」出自的《萬葉集》，則為現存最早的日語詩歌（和歌）總集，也成為了日本史上，首次以本土典籍作為年號的典故。內容意涵都充滿著詩意，以及對於未來的期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更指，《萬葉集》是象徵日本豐富的國民文化和悠久傳統的國書，寓意國民美麗心靈培育出文化。

日本自1989年來已使用了31年的年號「平成」，將在4月30日隨著明仁天皇的讓位而完成歷史使命，取而代之的「令和」，則以具有日本特色的表現形式，來延續來自2000多年前的中國年號制度，也可算得上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奇觀。對於日本來說，「年號」雖然為「中國舶來品」，但落地至今多年，年號制定、使用和改換，慢慢充滿日本特色。大概也能說明，日本文化不單本土與外來並行，也能傳統與現代融合。

日皇明仁的年號是「平成」。(AP圖片)

香港海員大罷工又有「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第一怒濤」之稱，其成功的因由少不了各界的合作，更多是眾多領導人物的不辭勞苦，如今期介紹的蘇兆徵。

蘇兆徵 (網上圖片)

蘇兆徵出生於廣東香山(今屬珠海市)。因為家境貧苦，為了謀生，他18歲就赴香港在一外輪當苦力。香港海員這個群體經常涉足世界各地，來往於各國港口，接觸廣泛，見多識廣，消息靈通，蘇兆徵較早地受到世界社會主義思潮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影響，這使他思想比較先進，熱心於革命事業，為他建立日後成為工運領導的良好基礎。

中華全國總工會會旗 (網上圖片)

1908年，蘇兆徵加入中國同盟會，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他和其他海員一起，冒著生命危險，為革命黨人傳遞消息，秘密運送武器彈藥及其他物資，為革命黨人籌集活動經費；有時革命黨人遇到密探追捕，海員們便機智地掩護和幫助他們脫險。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徽章 (網上圖片)

有一次，革命黨人計畫在廣東境內發動武裝起義，要求蘇兆徵等海員協助其運送一批軍火。於是海員們製造了一批箱子，把武器藏在裡面，偽裝成一些大人物的行李物品,在箱子外面故意貼上某某大人物的名片，放在船上顯眼的位置。海關等有關人員雖然看見箱子，卻不敢貿然打開檢查，生怕冒犯了大人物。船到了香港後，海員們便說要送去某某大酒店交給某某大人物，有關方面人員也不敢阻攔。就這樣，這批軍火就這樣順利地過了關，安全、及時地交到了革命黨人手中。

蘇兆徵臥室及讀書處 (網上圖片)

1921年3月，蘇兆徵和林偉民等人宣導，在香港成立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1922年1月12日，在香港海員舉行的大罷工中，蘇兆徵被選為罷工總辦事處總務部主任和談判代表之一，接著任代理海員工會會長。

省港大罷工油畫 (網上圖片)

香港海員罷工爆發後，所有從香港開往廣州、江門、梧州等地的內河輪船，以及外埠開到香港的英、法、日、荷、美等國的海洋輪船，「霹靂一聲，一致罷工」。初時，罷工的輪船有90多艘，罷工人數約1500人。罷工的第二天，棄船登岸的海員工人，紛紛乘坐火車離港回廣州。停泊在港的大小輪船，頓時煙消火滅，空舟自橫，全無聲息。一星期內，罷工迅速擴大，並逐漸蔓延到汕頭、北海、瓊州、江門等地，還影響到新加坡、暹羅、上海等地港口。參加罷工的輪船增至123艘，罷工人數增到約6500人。至2月10日止，因罷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輪船增至168艘，貨物26萬餘噸。其中英船76艘，貨物12.7萬多噸。

蘇兆徵遺囑。由蘇兆徵口述，鄧穎超代筆。(網上圖片)

罷工使5條太平洋航線和9條近海航線陷於癱瘓，港英當局和輪船資本家遭到沉重打擊。至3月初，香港各行業工人紛紛支持海員工人的鬥爭，使這次大罷工發展成為香港工人同盟總罷工，罷工人數逾10萬人，其中海員約2萬餘人。全港各行業工人的總同盟罷工，使整個香港航運全部癱瘓，市內交通中斷，生產停頓，商店關門，秩序大亂，人心惶惶。港英當局驚呼：香港海員罷工「陷於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

蘇兆徵故居 (網上圖片)

位於珠海的兆徵紀念學校 (網上圖片)

香港海員罷工持續了56天，蘇兆徵等領導人與廣大海員團結在一起，群策群力，立場堅定，始終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最終取得了勝利。

文章文字版權由廣東人民出版社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