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文革」中首先貼出反對林彪的大字報？

林彪（資料圖）

本文摘自《牆上春秋》，羅平漢 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利用大字報，向老一輩革命家身上潑一盆又一盆污水，大字報成了他們打倒、迫害老幹部的工具。可是，隨著這場“革命”的深入，人們對林彪、江青一夥的面目也逐漸有了認識。於是，人們也用大字報去揭穿野心家的陰謀。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康生、張春橋等人，也被大字報“炮轟”過一陣。

王藕（舒賽）就是第一個貼了反林彪大字報的人。

王藕，原名祝振容，又名祝成龍，長期使用舒賽的筆名。王藕１９１７年９月出生於湖北江陵，中學時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潮。抗戰爆發後在共產黨員的引導下，積极參加抗日宣傳活動，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建立後，她因反對個別領導的不正之風，多年頂風堅持上訴而受到了不公正待遇。１９５８年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１９６０年又被公安機關拘捕。隨即，她被所在單位以「無理取鬧」為由開除公職，戴上“壞分子”的帽子，被送去勞動教養，還幾次被強行送到精神病院去檢查，以便證明她有“精神病”。兩年後被保外就醫，到北京靠親友接濟生活。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得知她的情況後，給她寄來了３００塊錢，但她只接受了老首長的一片恩情，錢卻送去了中組部，她不願因自己連累老首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頓時如日中天，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國第二號人物。在東北工作期間，王藕也算是林彪的部下，但她對這位深居簡出、高深莫測的“林總”一向印象不大好。「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她看到一個又一個的老幹部被當做“黑幫”、“走資派”、“叛徒”相繼被打倒，只有林彪卻青雲直上，成了“接班人”。對這種現象，王藕起初是疑惑不解，隨後又把思考的焦點落在林彪身上。

王藕通過對林彪大量言行的分析發現，這個「口號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的毛澤東“親密戰友”，才是真正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大黑幫”，“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一隻老虎”。

從１９６６年８月起，王藕開始用小字報批判林彪，對林彪的一些言行逐一批駁。

林彪大量印發《毛主席語錄》，她說：「這是非常有害的斷章取義。」

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說：「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她說：“這是國民黨的一套，一朝天子一朝臣。”

林彪提出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她說：“我看林彪本人雖念念有詞，也難做到。這些口號看起來頂‘左’，實際上華而不實。”

王藕把自己的想法寫成小字報後，送往中組部轉呈毛澤東，她希望毛澤東看到這些材料後，能警惕林彪的野心。但這些材料送上去後，如石沉大海，未見任何反響。

為了喚起更多人的共鳴，王藕想到了大字報這種形式。

１０月下旬，她在王府井百貨大樓、北京站、國務院門口、西單、府右街北口，共貼了５張反林彪的大字報，但由於沒有直接點林彪的名，在那段大字報層出不窮的日子，這幾張大字報很快就被別的大字報覆蓋了。

王藕並不灰心，她賣掉了收音機，買回了一批紅紙和金粉。從１１月起，她將大字報改寫為她所稱的「紅報」，一個月內，她共寫完了１９張。

１１月１１日，王藕來到所在地的派出所，交上了改名為「王詠」的書面通知。

１２月２日至３日的上午，王藕將１張大字報留在家裏，帶上餘下的１８張，拎上一桶糨糊，騎上自行車，直奔高校密集的海淀區。

王藕意識到自己的行動也許會招來殺身之禍。行前，她給弟弟留下了一封短訊：「我可能再也回不來了，如果我死了，請將我的屍體埋在母親的墳旁。」這一天，她一口氣貼了１２張，第二天，又將剩下的６張全貼了出去。這些大字報分別貼在西單菜市場、中組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王府井大街、北京站、石景山鋼鐵廠等地。王藕的大字報這樣寫道：

真正的黑幫頭子林彪，是陰險惡毒的政治陰謀分子……是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反革命……反革命林彪陰狡諂媚，拚命製造個人迷信，拚命製造政治術語、專用詞，不過是為了製造政治、思想甚至組織上的混亂，然後趁機渾水摸魚，暗害、整倒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骨幹，再進一步則要打倒毛主席，實現其篡黨篡政，進而篡軍的陰謀。這才是令人怒髮衝冠的真正罪行……

在大字報的原文中，王藕開始是直接提的林彪，但一想如果這樣做，說不定一貼出就會被林彪的爪牙撕掉，又將凡是有「林彪」的地方全改為“小老虎”。可這樣人們看了又難明白指的是誰，王藕靈機一動，又提筆將“虎”字改得很特別，最後一筆上挑很高，使人一看就知道大字報矛頭指向的是林彪。

王藕的大字報貼出不久，就有人向海淀區和西城區公安分局報告了，這兩處公安分局又馬上報告了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公安局軍管會立即下令追查寫大字報的王詠。

不到２４小時，軍管會就接到報告：大佛寺東街旁門甲五號院內，住著一名孤身無業婦女，名叫王藕，此人最近經常寫大字報，還給派出所寫過兩條《毛主席語錄》。經核對，筆跡與大字報的字跡相符。很快，派出所找出了王藕那張聲明改名為王詠的字條。

事實已經清楚了，為了獲得更大的「成果」，公安局軍管會沒有立即拘捕王藕，而是採取一天２４小時監視。結果發現她除了給住在院內的外地來京串聯的紅衛兵燒爐送水，騎一輛破鳳凰牌自行車去看大字報外，回到家裏或者伏案疾書，或者聽廣播，很少有人與她來往，也沒有其他可疑之舉。三天後，軍管會下令將王藕拘捕。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７日傍晚，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人向她出示了拘捕證。王藕輕蔑地笑了一下，提筆在拘捕證上寫道：「拒絕簽字！因為林彪本人說過要搞大民主，為什麼我貼了一張紅報就拘留我？」

幾分鐘後，王藕被帶上了警車，隨後被投入了監獄。

從當晚１２點到次日凌晨５點，公安局對王藕進行了長達５個小時的審訊。接著在一周的時間裡，她又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審。在審訊記錄中，可以看出王藕的凜然正氣：

問：你先講講你的紅報內容針對誰的？你寫的招降納叛、殘害忠貞是什麼意思？

答：我是針對林彪一個人的……我雖然不知道黨內的事情，但我不相信我們黨內有那麼多人有問題，我認為這都是林彪搞的……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說這一次要罷一批官，升一批官。我認為這是國民黨的一套……打倒羅瑞卿也是一個例子。我沒有見過羅瑞卿，但我相信他是個好乾部，林彪把他整下去，我想不通……給劉少奇主席貼那麼多大字報，為什麼沒有人管？我覺得劉少奇寫《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對黨是有貢獻的，他沒有在報上發表什麼講話，而林彪那麼多講話有問題，也沒有人批判。學生頭腦比較簡單，林彪大喊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學生就大反河北省委、華北局，還要一反到底。我認為批判劉少奇的材料理由是不充分的。

林彪總是講整那些走資派，現在紅衛兵連學校黨的領導也不聽了，使黨的組織癱瘓了，這都是受林彪講話的影響……為什麼老講整走資派，單單把這些好乾部整了呢？這是不是殘害忠貞？

問：你對林彪的提法有看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答：從看到林彪給工交系統公開信後開始寫批判文章。

問：你講講你過去對林彪是採用什麼方法攻擊的？

答：「文革」開始後，我看林彪要搞資產階級篡權，還有人服從他，跟著他跑。我認為林彪是反毛主席的，我要捍衛毛主席。

問：你的氣焰不要太囂張了。你要自覺些。你要知道大街上有多少紅衛兵貼大字報批判你，還到處找你。把你搞到這裏來是便宜了你，你不要繼續堅持你的反動立場了。

答：我堅持的是正確立場……你這樣講是對我壓服……林彪大權在握，我今天反對林彪，林彪及林彪分子會殺害我，但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死而無愧，死而無悔……

問：你不要這樣囂張！人民政府有它的法律，你這樣鬧，我們不怕。

答：不怕？我給林彪貼幾張大字報，為什麼那麼快就撕掉了？為什麼把我弄來坐牢？

問：你應當改變你的立場，你繼續堅持反動立場沒有好下場。

答：應該改變立場的是林彪。

問：不准誣衊林彪同志。你交待一下「文化大革命」以來你給哪些人寫過信？

答：這個你問不著。我沒有回答的必要。你讓我叛黨不行！

問：你早就叛黨了，中國共產黨早就開除了你。

答：黨在某個時候做出錯誤決定是有的……雖然黨這麼多年不承認我，可是我得有黨的原則。一個馬列主義者，應當尊重這個原則。在法庭上你們審查我和組織的關係，不行。

……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王藕被押解到山西臨汾第三監獄。１９７１年５月，王藕因患肺結核病得不到及時治療而去世，年僅５４歲。這時離林彪自我爆炸只有４個月的時間。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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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毛澤東在談話（資料圖）

本文摘自《走出國門的領袖——鄧小平》，劉金田著，台海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

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兩黨的分歧越來越明顯。中國共產黨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出發，始終注意維護蘇聯的形象和聲譽。1957年11月是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決定親自率團前往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典，同時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動。

中國黨政代表團的組成是最高規格的：毛澤東擔任代表團團長，副團長是宋慶齡，成員有鄧小平、彭德懷、李先念、烏蘭夫、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陸定一、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這是鄧小平第四次前往莫斯科，主要是作為中國黨的代表，主持宣言的起草工作。

在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的時候，召開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有60多個兄弟党參加的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想法，是蘇共中央首先提出來的。

蘇共中央還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並出席兄弟黨的國際會議。

早在1949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不久，毛澤東曾率團訪問過蘇聯。在那次歷時2個月的訪問中，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確立了中蘇兩黨兩國的友好關係。

8年過去了，中蘇兩黨之間關係發生了一些變化，同盟關係出現了裂痕，而且越來愈大。中蘇兩黨需要消除分歧，以加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毛澤東欣然應允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伏羅希洛夫先行訪華後率團再次赴蘇訪問。

毛澤東對蘇方表示，既然要開好兄弟黨的國際會議，首先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大家預先交換意見，取得一致後，發表一個共同文件。蘇方可多做些準備工作。

195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蘇共中央起草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共同宣言的草稿。29日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出一定要把這次莫斯科兄弟黨國際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向帝國主義示威的大會。會議確定中國黨政代表團這次赴蘇的方針是：對蘇共以保為主，以批為副，儘可能去掉他們起草的宣言草案中有害的東西。採取的方法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新的團結，以鬥爭求團結，協商一致，求同存異。

10月30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批准了中國黨政代表團確定的方針。在討論蘇共起草的這個宣言的草稿時，大家一致認為，和中國黨的觀點距離較遠。於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提前赴蘇，在那裏起草一個稿子，和蘇方討論，爭取與蘇方取得一致。

這樣，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於11月2日動身赴莫斯科。

代表團抵達莫斯科的當天，就收到了蘇共方面起草的宣言的第二稿。鄧小平看後，覺得這個稿子跟第一稿差不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政治報告中的片面性的觀點還保留著，照這些觀點做出的共同宣言是有害的。

11月3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前往中國黨政代表團駐地拜會毛澤東。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我提早來就是為了宣言的草稿。我們要搞一個好的草稿，我們黨也準備起草一個稿子，供你們考慮。

當天晚上，中國黨政代表團開始由陸定一、胡喬木和陳伯達分頭執筆起草宣言的初稿，鄧小平主持討論修改、毛澤東最後審定。11月5日初稿提交蘇共中央。

從11月6日起，中方由鄧小平牽頭，蘇方是蘇斯洛夫挂帥，雙方各出幾個人，開始討論蘇方的第二稿和中方提交的初稿，雙方各自闡述自己稿子的理由。經過討論最後一致同意在中共代表團起草的稿子基礎上，進行修改、補充。直到11月11日，中蘇兩黨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才正式出台，隨後交給各兄弟黨。從12日起，各兄弟黨開始協商，討論宣言草案，以取得一致意見。

在這一過程中，有幾個問題發生意見分歧：第一，關於美帝國主義的問題；

第二，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第三，以蘇聯為首的問題；第四，關於共同規律共同道路的問題；第五，關於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問題；第六，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第七，關於辯證唯物論的問題；第八，關於宣言裏是否肯定蘇共「二十大」，肯定中國黨、法國黨、義大利黨和其他黨最近召開的代表大會的問題。中國代表團按照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既要堅持原則，也要做必要的妥協，具體問題由代表團相機處理的方針，在起草委員會裏就一些問題進行了必要的鬥爭，也做了一些讓步，採取了比較靈活的方法。

關於「和平過渡」問題，首先在中蘇兩黨討論共同起草宣言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後來兄弟党參加討論時又發生爭論。毛澤東在和赫魯曉夫的交談中，說到了中國黨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裏就認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越來越增加，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議會鬥爭來取得政權。我們是不同意赫魯曉夫的這個觀點的。毛澤東認為，應當提出兩種可能性。從理論上、原則上講，不通過暴力革命是不能奪取政權的，因為資產階級不會自動讓出政權，一定會使用暴力鎮壓無產階級的，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理論原則問題。這是戰略問題。但是，在和平時期，為了爭取群眾、動員群眾，可以提出一個策略口號，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議會鬥爭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的願望，我們並不是拒絕、反對和平過渡，也是希望能夠和平過渡。同時應當強調，究竟是和平過渡還是非和平過渡，與其說決定於無產階級，不如說決定於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是不會自動放棄政權的。當然，如果它們使用武力的話，我們只能也使用武力進行自衛，進而奪取政權。但是，這一提法仍不能為赫魯曉夫所接受。最後，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關於和平過渡問題我們的意見都說了，你們堅持不能接受。現在宣言中關於這個問題的寫法不必再修改，但是我們保留意見，我們寫一個備忘錄給你們，把我們的意見說清楚，這樣在會上就可以通過宣言。赫魯曉夫聽後很高興地表示同意。後來毛澤東又寫信給赫魯曉夫說，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由鄧小平同志和你們談。鄧小平在和蘇斯洛夫的會談中，代表中國共產黨正式嚴肅地批評了蘇共的「和平過渡」的片面提法和錯誤危害，隨後還向蘇共提交了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書面提綱。

最後大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基本上達成一致，12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簽訂了一個宣言，即《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宣言》，也稱《莫斯科宣言》。

莫斯科兄弟黨國際會議取得了成功，大家就整個國際形勢，對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的戰略和策略，對保衛和平問題，特別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以及對兄弟黨相互關係中應該遵守的原則都取得了一致意見。各兄弟黨之間完全平等。充分協商，不強加於人，互相尊重，互相諒解，互相讓步，求同存異，使國際共產主義的團結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毛澤東認為，這次會議的成功，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結合的成功。

鄧小平作為中國黨代表團的重要成員，在整個會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於鄧小平的才能毛澤東十分讚賞。還是在召開黨的八大之前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設立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推舉鄧小平來擔任這個職務，還給鄧小平作宣傳：「他比較會辦事，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這次來蘇參加中蘇會談，毛澤東也點了鄧小平的將。在蘇共中央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毛澤東同赫魯曉夫私下交談說：“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赫魯曉夫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半年前伏羅希洛夫已經帶回了這個信息，他問道：“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

「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說著，毛澤東就一個一個地點起了名，“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到你們這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第二個是鄧小平，」毛澤東扳了一下指頭繼續說，“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

赫魯曉夫聽後頗有同感。他在同鄧小平打交道的過程中已經深深領教了，後來赫魯曉夫這樣回憶道：「唯一一個毛似乎讚許的同志是鄧小平，毛曾經指著鄧對我說： 看見那邊那個小個子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