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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星」江青:21歲打響頭炮 不受婚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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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星」江青:21歲打響頭炮 不受婚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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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星」江青:21歲打響頭炮 不受婚約束縛

2019年04月10日 17:08 最後更新:17:10

江青年輕時的照片

  改名藍蘋主演《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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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伯滋向徐明清打聽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給江青寫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來上海。

頭一回來上海,她在北新徑鎮「晨更工學團」當一名清苦的教員,用的是李雲鶴本名;

第二回來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當一名普通的教員,用的是張淑貞化名;

這一回來上海,她跟前兩回全然不同。她以藝名藍蘋進入活劇界、電影界,成了一顆明星!

在那次被捕之後,她「退卻了」,因為“受不了客觀環境上的打擊”,她放棄了“對戲劇藝術的追求”。署名藍蘋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我們的生活》中,隱晦地談及:“我在某一個時期曾經差一點成了一個退卻者呢!”

這「客觀環境上的打擊」,這“某一個時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這一「客觀環境上的打擊」,使她不願再從事艱辛、風險而又默默無聞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當演員、當名演員的強烈慾望。她當時心中的偶像便是黃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話劇,一舉成名,躍為紅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機遇: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正在籌排易卜生的名劇《娜拉》,邀她南下,參加這次演出!

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是一群熱心戲劇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成立起來的。那年月,沒有錢辦不成事,他們請張善琨投資,這才張羅起來。張善琨此人,最初靠著幫助上海投機家黃楚九搞香煙宣傳起家,後來拜上海流氓頭子黃金榮為師,加入了「青幫」。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經營者,手頭漸闊。於是,他又成了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後台老板”。

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中,有兩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鶴齡,當年山東實驗劇院的同學;另一位則是萬籟天,他是山東實驗劇院話劇組的教師,王泊生在國立藝專時的同學。魏鶴齡在《娜拉》中演南咳醫生這一角色,而萬籟天則是《娜拉》的三位導演中的一個。有了萬籟天和魏鶴齡的鼎力相薦,於是,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也就向江青發來了邀請信。

江青後來在她的《從(娜拉)到(大雷雨)》(藍蘋,《從(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學識》一卷五期。)一文中,寫及她「初出茅廬」 時的心態: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我永不忘記阿!那是一個和我的心一樣陰沉的日子。我離開了對我有著無限溫情的故都,拋棄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寶貴的,而又是永不會再得到的東西,到上海來——演《娜拉》。」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進戲劇之門的一個開始……」

江青所說的「拋棄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寶貴的,而又是永不會再得到的東西」,是指她和黃敬的孩子。當時,江青懷孕了。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抵滬時,為了能夠上舞台,做了人工流產手術。徐明清陪她去做手術,頭一次見到她流那麼多的血,當場昏了過去……

《娜拉》,挪威十九世紀著名劇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這是一出以婦女解放為主題的戲。

江青新來乍到,而《娜拉》劇組的陣營頗強,使她不由得感到緊張:演娜拉的丈夫郝爾茂先生的是趙丹,飾柯樂克的是金山,魏鶴齡扮演南陵醫生,吳湄飾林敦夫人……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著在舞台上出人頭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關成敗之舉。

當時,她曾說:

「在排《娜拉》的時候我曾經提心弔膽地用過功……」

「記得,那時我曾經為讀劇本失過眠,每當夜裏隔壁那個羅宋裁縫的鼻鼾聲代替了那鬧人的機器聲的時候,我總會從枕頭底下摸出易卜生集來,用一種細微的聲音,耐心地讀每一句對話……」

她也細讀著鄭君里譯的李卻·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講》,暗暗地捉摸著。

此時,她取了藝名藍蘋。

據說,因為她平常喜歡穿藍色衣服,而她來自北平,取名「藍平」。可是,在跟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簽約時,有人建議她改為「藍蘋」——“藍色的蘋果”,別出心裁!她也覺得「藍蘋」新奇,也就從此以「藍蘋」作為藝名。

於是,人們也就稱她「藍小姐」。熟悉的人則喊她“阿藍”或者“阿蘋”。

  崔萬秋印象中的藍蘋

《娜拉》還未上演,就已經引起報界的注意,內中,有上海《大晚報》文藝副刊《火炬》主編崔萬秋,他也是山東人,江青的同鄉。

台灣報紙幾年前對晚年隱居美國的崔萬秋作了這樣的訪問記,介紹其人:

「崔萬秋為中國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對日本歷史及文學,造詣甚深。崔先生生於山東,二十年代留學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畢業於廣島文理科大學。」

「崔先生學成歸國,在上海參加曾虛白先生主持之《大晚報》,擔任該報副刊主任,編輯文藝副刊《火炬》及影劇副刊《剪影》,活躍於文化界。」

「在主編《大晚報》文藝版期間,崔先生自撰長篇小說《薪路》及《群鶯亂飛》,在該報連載。」

「崔先生出身於日本國立大學,本擬從事學院派之學者生活,故先後在復旦、滬江(上海)、中央(重慶)、中國文化(台北)各大學講學,並著有《通鑒研究》、《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小史》(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等學術書籍。」

「崔先生在文學上師事日本白樺派領導者武者小路實篤,曾翻譯其作品《母與子》、《忠厚老實人》、《孤獨之魂》、《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並翻譯日本最偉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與愛與波》、藤森成吉的《誰逼她如此?》(戲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記》。」

「崔夫人張君惠女士亦長於寫作,曾留學日本,在東京藝術大學習聲樂,並以餘暇習插花,屬草月流,曾獲該流‘家元’(祖師)敕使河原蒼風授予‘模範獎’。」

「當崔萬秋在《大晚報》主持副刊時,江青(當時名李雲鶴,後來改名藍蘋)前額留著劉海,梳著兩條小辮子,穿著陰丹士林布旗袍,飄然從青島到上海‘打天下’。由戲劇家洪深之介紹,藍蘋獲識崔萬秋。崔先生向以獎勉青年藝人為職志,和藍蘋又有山東同鄉之誼,當藍蘋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時,曾在報端予以推介,藍蘋乃在話劇界嶄露頭角。……」(懷遠,《(江青前傳)作者崔萬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國際日報》。)

崔萬秋從一九四八年起轉入外交界,擔任國民黨政府駐日大使館(一九五二年前稱駐日代表團)政務參事。一九六四年回台灣,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副司長。一九六七年起任國民黨政府駐巴西大使館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隱居於美國。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寫出了《江青前傳》一書。在該書中,崔萬秋(②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寫了他最初認識藍蘋的經過:

且說在一品香吃過午飯,洪深熱心地邀我去參觀《娜拉》的排練,前輩盛意難卻,便跟他一道前去。

排練的詳細地址記不清了,只記得排戲的大廳為長方形,頗似中小學的教室。我們進去時,剛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煙,有的喝茶,有的閑聊,其中有一個穿陰丹士林旗袍,梳著劉海發形的年輕姑娘,遠離大家沿著靠窗那一邊,一個人走來走去,口中念念有詞地背誦台詞。

在場的人士中,如應雲衛(好像是業餘劇人協會的理事長)、金山、趙丹、魏鶴齡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註:《娜拉》的三位導演之一)是初次會面。戲劇界的朋友希望新聞界的人替他們宣傳。所以我前往參觀,他們甚表歡迎。應雲衛很爽快,開門見山說:「希望老兄多捧捧。」

我笑答:「當然,當然。」

洪深是編、導、演一把抓的千手觀音,他的翩然光臨,大家正求之不得。

本來大家正在休息,我們兩人一進去,室內突然熱鬧起來。正在大家聊得起勁,那位穿陰丹士林旗袍、走來走去背台詞的姑娘走過來,向洪深打招呼,態度很恭敬。洪深向她說:「藍蘋,我來為你們介紹,這位就是我常對你說過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鄉前輩。」

江青年輕時的照片

藍蘋態度很自然,大方說:「我拜讀過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洪深又向我說:

「她就是藍蘋,我的學生、你的同鄉,捧捧她。」

我笑答:「當然,當然。」

應雲衛喜歡湊熱鬧、開玩笑,插嘴說道:「不能只捧同鄉,要把大家一道捧。」

我仍笑答:「當然,當然。」

我怕因應雲衛的打岔,冷落了這位年輕女同鄉,便問她:「山東那一縣?」

「諸城。」

本來她說的是普通國語,「諸城」兩字露出了鄉音。

「諸城是文風很發達的縣分,我有很多師友出身諸城。」

「哦?」她很感興趣。“等這齣戲演完,我去拜訪崔先生,一方面領教,一方面談談故鄉的事。”

「領教不敢當,來聊天,隨時歡迎。」

當天的談話,到此為止,接著她便去排戲;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戲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辭而去。臨別我對她說:「預祝你演出成功。」

我回憶初次看見藍蘋的印象,雖非妖艷動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條,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聰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門牙,有一隻是黃色,不便用 「皓齒」恭維她。

這一顆黃牙齒,她卻充分利用了。她飛黃騰達後,曾對電影局人員說:「我童年時代對封建主義非常恨。封建主義打母親,為了保護母親,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齒跌壞了,一個牙齒髮黃,就是那個牙,我從童年就抵制封建主義。」她對維特克夫人也談過她父親打她母親的事。

;藍蘋在蘇州拍戲失慎,折落門牙兩枚。莫論兩說孰是,門牙發黃,則是事實,所以不便恭維她「皓齒」。

  和趙丹領銜主演初露頭角

上海金城大戲院門口,高懸話劇《娜拉》巨幅海報,寫著「趙丹、藍蘋領銜主演」。那時的趙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員,「藍蘋」這陌生的名字頭一回亮相,就跟趙丹並列,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當夜幕籠罩著上海,金城大戲院變得熱鬧非凡。《娜拉》在這裏首演。

「亮晃晃的演員!白熱化的演技!大規模的演出!」在當年的上海,話劇已沉寂多時。《娜拉》的公演,成了新聞熱點。金城大戲院裏座無虛席。公演持續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滿座。魯迅也去觀看了《娜拉》。

《娜拉》的公演。「藍蘋」的大名,被用鉛字印在許多報紙上,飛入千家萬戶。

頗有影響的《時事新報》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輯,刊頭是藍蘋的大幅劇照。

上海《晨報》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載蘇靈的《觀(娜拉)演出》一文,這樣評論了趙丹和藍蘋的演技:

趙丹,他是一個年青的藝人,他的長處並不是天賦的,他沒有標準的健美體格,而且他也並沒有怎樣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誠懇,對於劇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體驗。而在藝術上,他肯刻苦地鍛煉。在《娜拉》中他飾娜拉的丈夫郝爾茂先生。他能刻畫出郝爾茂這樣的一種人物來,一個家庭的主人翁,一個社會上有著相當地位的功利主義的紳士。在易卜生當時代的歐洲一直到現代的中國,郝爾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這劇中,郝爾茂要算是難演的角色,但趙丹很輕易的勝任了。

其次,我要說出我的新發現。飾娜拉的藍蘋,我驚異她的表演與說白的天才!她的說白我沒有發現有第二個有她那麼流利(流利並不一定指說得快)的。自頭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顯缺點,即有時的步行太多雀躍了;有時的說白國太快因而失卻情感了。

在首演的翌日,《民報》刊出海士的《看過(娜拉)以後》一文,也寫及藍蘋:

人物配得適當而演技也恰到好處的,應當記起藍蘋,金山,魏鶴齡,吳湄,趙丹五人,每個人物的性格,是被他們創造了,而對白也那樣完美。尤其是第二幕,為了藍蘋的賣氣力,那動作和表情,就像一個樂曲的「旋律」一樣,非常感動人,到帶著眼淚,跳西班牙舞時,這旋律是到頂點了,覺得全人類的自私與無知,都壓榨在她身上,可憐極了。

二十一歲的藍蘋,頭一炮打響,她成功了!

她能夠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一遍又一遍讀《娜拉》。她發覺,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樣的相似!她以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員”!

她在《從(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來了。

「記得在演《娜拉》的時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極了,好像娜拉與我自己之間沒了距離,把娜拉的話當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為挪拉的,什麼都沒有擔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來了。」

後來,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國藝壇畫報》所載的《我與娜拉》一文中,也這麼寫道:

「當我初讀《娜拉》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無形中娜拉卻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熱烈的崇拜著她,我願意全世界被玩弄著的婦女都變成娜拉。」

「沒有多久,我也離開了家庭。雖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樣,但是我卻要照著娜拉所說‘做一個真正的人!’……」

「也許會有人說:‘還是回到家裏吧’,不,我們決不能畏縮的退了回去,無聲無息的被毀滅了。我們應該更加努力!但是必須認清努力的目標:這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要本著娜拉出走時的精神,挺起胸膛去爭取社會上確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廬,初登舞台,藍蘋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報紙把一九三五年稱為「《娜拉》年」——這當然是從中國的戲劇史的角度作出的評價。

不過,舞台畢竟受著多方局限,一場戲的觀眾不過幾百人、上幹人,難以出 「大名」。

藍蘋期待著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電影——如果當上電影演員,銀幕擁有比話劇多得多的觀眾,她便可以名揚四海了。

江青年輕時的照片

  進入電通影業公司

上海電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靚女在那裏進進出出,其實風不平,浪不靜。國共兩黨在暗中激烈地爭鬥著。

影小組”,共五人,即夏衍、錢杏邨(亦即阿英)、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另外,陽翰笙是「文委」書記,田漢是“劇聯”黨團書記,雖然沒有加入電影小組,但他們分別打進“藝華”、“聯華”電影公司擔任編劇,也活躍於電影界。

那時,蔣介石正指揮幾十萬大軍,在江西圍剿朱毛紅軍,豈容中共文化人滲入上海電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報》登出如下新聞:

“昨晨九時許,藝華公司在滬西康腦脫路(引者註: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攝影場內,忽來行動突兀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偽稱訪客,一人正持筆簽名之際,另一人大呼一聲,預伏於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 蜂擁奪門沖入,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寫字枱,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後又至室外,打毀自備汽車兩輛,曬片機一具,並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眾起來一致剿滅共產黨’,‘打倒出賣民眾的共產黨’,‘撲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 等等宇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後署名為《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 該會且宣稱昨晨之行動目的僅在予該公司一警告,如該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變方針,今後當準備更激烈手段應付。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本會亦已有嚴密之調查矣雲等。

「據各報載該宣言之內容稱,藝華公司系共產黨宣傳機關,普羅文化同盟為造成電影界之赤化,以該公司為大本營,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內容為描寫階級鬥爭……」

影院拒演田漢等之影片》;對上海各電影院發出警告:

「祈對於田漢(陳瑜)、沈端先(即蔡叔聲、丁謙之)、卜萬蒼、胡萍、金焰等所導演、所編製、所主演之各項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反動電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對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

這裏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不久,上海國民黨市黨部又宣佈,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命令,開列了二十八個「反動文人」名單,內中有魯迅、郭沫若、陳望道、茅盾、田漢、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頻、周起應(即周揚)、巴金、馮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種著作。

面對如此嚴重的文化圍剿,田漢、陽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藝華等電影公司。

接著,國民黨警察抓捕了田漢、陽翰笙。

這時,中共電影小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電影小組成員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會關係——他的堂兄司徒逸民開設了「電通電影器材製造公司」,這家公司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本來只是做電影器材生意,中共電影小組策動該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組為「電通影業公司」,拍攝電影。

於是,左翼影界人士紛紛轉往「電通影業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電影陣地。程秀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這麼評價電通影業公司的建立:“

「‘電通’的成立,標誌了這一時期左翼電影運動反‘圍剿’的重大勝利。」

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編劇,應雲衛導演,吳蔚雲攝影。影片上映後,獲得觀眾好評,使「電通」站穩了腳跟。影片中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畢業歌》,一時成了“流行”歌曲。

一九三五年初,電通影業公司遷入上海虹口荊州路四○五號原嶺南中學內,在那裏蓋起攝影棚,拍攝了第二部影片《風雲兒女》。電影的故事原是田漢寫的。由於田漢被捕,由夏衍改編成攝製台本,許幸之導演,吳印咸攝影。影片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傳唱全國,以至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就在《風雲兒女》即將完成之際,藍蘋進入電通影業公司。據說,介紹她進 「電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碼頭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導演史東山。

當年的《電影新聞》圖畫周刊,記述了藍蘋初到電通影業公司的情景,寫得倒還真實:

「有一天,施超正與幾個同事,在網球場上玩球,忽然門房領了一個姑娘進來,看她秀髮垂肩,身段苗條,穿著一件藍布旗袍。當她問訊的時候,說得好一口北平話。她是來訪編劇先生唐納,因為唐納不在,她就改訪了玉瑩與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們兩位也出去了。於是她便坐在網球場旁閑眺。不一刻,也手癢起來,居然也提了丟在一旁的網拍,參戰起來,只揮拍幾記,就知道她是內行。」

「晚上,在膳廳里,經理馬德驥,替她介紹,方知這位是新近參加演員陣容的藍蘋小姐,並且還替她補自一句說:‘藍蘋小姐是話劇界有名之士。’」

僅僅演過一部《娜拉》,藍蘋就成了「話劇界有名之士」;以此為跳板,她跳進了電影圈子裡。

藍蘋進入「電通」,正值「電通」在籌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該片由夏衍編劇,由司徒慧敏導演(這是司徒慧敏導演的第一部影片),楊霽明攝影,演員有王瑩、施超、周伯勛、吳湄。藍蘋來到之後,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攝,飾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從《藍蘋訪問記》看藍蘋

多了起來。她進入「電通」,成為“影星”,更是記者追逐的對象。

影界時的形象。

現照錄原文如下:

藍蘋訪問

《民報》記者李成

車到荊州路下來,向西約摸跑了數十步,那用白漆寫在黑籬笆上斗大的「電通影業公司」這幾個字已映在我底眼瞼里了;雖然酷炎的太陽光芒直射著我,滿身如雨般淌著汗珠,但因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處所,所以這卻使我有“樂極忘悲”之感,只興奮地向前邁進。

跨進了大門,門房便站了起來問我找誰,我一邊用手巾拭著汗珠,一邊告訴他要找藍蘋小姐,但他也只應一聲「唉」,卻不再問我底姓名就一溜煙地向宿舍那裏跑進去了。過了一會,門房轉出來,站在攝影(棚)底門口,用手在招呼著我,於是我就大闊步地跟著他走進了會客室。

這時,剛巧有一個青年埋頭在彈鋼琴,藍蘋小姐很起勁地站在旁邊練習嗓子。她,穿著一件白色的條子紡綢旗袍,腳上也只穿一雙白帆布鞋,連短統反口的襪子都沒有穿而裸著。她底臉上既沒有擦一點粉,又沒施胭脂,當然口紅更是談不到了。還有她底頭髮也不像‘娜拉’那樣卷燙著,卻只在前額上留著幾根短髮(俗呼‘前留海’),其餘都是朝後梳著,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樣的妖艷與討厭,而是好像鄉下姑娘似的純潔質樸。

藍小姐一聽到我底皮鞋聲,她把頭回了過來一看,就好像「小鳥兒」一般活潑潑地向著我迎面跳過來,一邊伸出手來和我握了一下,一邊滿臉浮現著笑容開口說道:

「今天天氣特別來得熱。唉,這裏還有一點兒風,李先生,請坐吧!」

「是的,今天特別來得熱。藍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來掛在椅背上。

「沒有什麼,空閑得很,因為司徒慧敏先生這幾天生病,所以沒有拍戲……」 她把頭低著,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雖然我自己拼著命吊起來嗓子,但台下較遠的觀眾老是聽不清楚,所以我近來每天在練習嗓子。”接著她便謙虛地笑嘻嘻說道:“李先生,請指教!”

江青年輕時的照片

這使我感到為難了,我既不是批評家,又對於戲劇毫無研究,是門外漢,當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來回答她了。

「那可不敢當。前些時候報紙上批評我底台詞念得太快了一點,就是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雖然我時常想矯正過來,事實上卻很不容易。這就是我底缺點。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時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辦得到了。」

這時,大家都靜默無言地對坐著,涼風不時還可以從窗口送進來。於是我就把自己底話匣打開來:

「藍小姐府上哪兒?」

「山東濟南。」

「府上還有誰?堂上大人都健在吧?」

「只有一個白髮年邁的老母,父親是在我五歲的時候就死了,還有一個十七歲的小弟弟。此外,還有一個可憐的姐姐和她底兩個孩子。」

「藍小姐今年芳齡……」

「一百歲。」她自己不覺破口大笑起來,接著又反問我:“你猜?”

「……」我搖了搖頭答她。

「告訴你吧,老了,已經有二十二歲了(指虛歲——引者注),哦……」長嘆了一口氣:“真的,女人過了二十五歲,一切都完了,不是快要老了嗎?”

「哪裏?年輕得很,你是有極大的前途的!藍小姐,進‘電通’已有多少時候了?」我一邊勉勵她,一邊又問她。”

「在公演《娜拉》以前,雖然已經進電通了,但那時還是臨時演員,完全是試驗性質的。正式簽訂合同是在公演《娜拉》以後。」她說話底聲音很低,在她底心中若有所思似的。

「每月報酬多少?可否告訴我?」

「那有什麼不可以?很少,只六十隻大洋一個月,我只得住在公司里,就是想節省幾個錢。因為家裏邊的生活費還需要我負擔呢。每月我總得要寄回去四十元,餘下的二十元作為我自己底零用。」說到這裏,她把托在額下的兩手伸張開來,愁眉不展地硬裝著笑容:“家裏他們除了我以外,誰都沒有收入。我的姐姐因為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所以也和我一樣沒有什麼特長的技能。我想自己以後有機會,總得再多學習一點東西,多讀點書。”

「藍小姐對於各報上關於《娜拉》演出底批評有什麼意見沒有?」

「他們對於我都太客氣了,實際上我有什麼,完全是瞎鬧的,不過我總覺得 ‘娜拉’底個性太和我相近了,所以我很喜歡演這個腳色。就是對於‘娜拉’底台詞,我從沒死讀過。告訴你,我還只念過兩遍,不知怎地,連我自己也都覺得莫名其妙,竟會很自然地從我底口中背出來。不消說,現在我還都沒有忘記會背得出來。至於尤娜女士在自由談上批評我在罵柯樂克的時候,以及覺悟後對於滔佛底反抗態度還欠凶,這是我不同意的。實際上,我自己覺得已經太凶了。還有她批評我在娜拉出走時候的瞬間的高潮表現得不夠,這一點我是接受的。雖然我已是用九牛二虎之力拚命提高嗓子和精神,但這大概是因為我演得時間太久而疲倦了的緣故吧,始終只允許我達到這個地步。」她越說越起勁,但她底態度可脫不了像那「小鳥兒」 一般天真爛漫。接著她真的好像娜拉已覺悟後似的由懦弱而轉為強力的富於理智的反抗精神,把眉頭皺了一下,咬緊著牙齒興奮地說道:“不過我自始至終相信在高唱‘婦女回到家庭去’的聲浪中演出《娜拉》,正如吳湄女士所說的,的確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了;但可惜易卜生沒有把出走後的娜拉應該怎樣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訴我們……是的,不應該做‘小鳥兒’;做男子底奴隸和玩具,不應該把自己底生命為男子而犧牲,我們婦女應該自立,不應該做寄生蟲!”

「藍小姐近來作何消遣?到上海後看過什麼影戲?」

「很少出去,因為錢的關係。到上海後,我只看過瑙瑪希拉底《閨怨》,雖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總感不到興趣。還有茂利斯布佛萊底《風流寡婦》,真的我很喜歡那女主角麥唐納底態度和表情的活潑。」想了一下:“對啦,我記起了,還有我在北方看過凱絲琳·赫本底《小婦人》,雖然她長得這樣醜陋,但我也很喜歡她那副天真爛漫、活龍活現的態度和表情。華雷斯皮萊底《金銀島》,我也看過,但這裏他底演技卻不見得怎樣的高明,不過聽說他在《自由萬歲》里是演得很成功,因為經濟關係買不起票;直到現在還沒有看過。哈哈!”突然大笑了起來, “真好笑,這些片子還都是輪映到三等戲院,只花兩毛錢才去看的。”

「對於國產片的意見呢?」

「從前在濟南的時候,看得很多,什麼《火燒紅蓮寺》、《空谷蘭》之類的片子,我也以為很不差,相當有趣味,當然我那時是不懂什麼內容和形式的。現在我只看過《女人》、《漁光曲》、《新女性》、《桃李幼》、《姐妹花》、《重歸》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員。在我最喜歡的就是阮玲玉,的確她是很會演戲,而且能夠扮的角色很廣。她可以說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個女演員。還有王人美底那像野貓般的姿態和表情,我也很歡喜。的確,她完全是出於自然的。像陸麗霞那樣,就覺得做作和扭捏了。至於胡萍和胡蝶她們底經驗當然是夠豐富,修養工夫也很充足的了,但和我都是無緣的;我不喜歡看她們所演的戲,並且她們底演技看起來也老是停止在這步似的,一年一年都是這樣,總看不出有什麼進步。哈哈,得啦得啦,不要說了吧,真的,我自己發了瘋不是!試問我自己懂得什麼?居然批評起人家來了,那不是笑話嗎?對不起,李先生,請不要見怪,我是瞎扯的,胡說八道的。」她低著頭在沉思著,好像在懊悔說錯了話似的覺得有點難為情,兩頰上緋紅著。

「這有什麼關係,各有各的意見,誰都可以自由發表。藍小姐……」不想她等不到我說完,就搶上來說道:“真的,我自己什麼都不懂得。告訴你吧,那真好玩,就是我拍《自由神》的戲,連自由也都莫名其妙。當初我以為是也像舞台戲一樣按照順序系統地拍下去的,不想是無頭無尾地在東拍幾個鏡頭,西拍幾個鏡頭,所以我相信自己這次演出一定是一塌糊塗,失敗是必然的,成功可不要說了。不過我也並不因此而灰心,我正在想:假使以後有機會,任何性格的角色,我都得要嘗試一下。”

「藍小姐會跳舞嗎?」我問。

她就笑眯眯地把頭搖,說道:「不會。不過我到過跳舞場一次,那是朋友硬把我拖進‘大光明’戲院隔壁的那所跳舞場去,但什麼名字我可記不起來。因為我最討厭看見那喪心病狂的舞女舞客,所以我只坐了一會兒就獨自一個踱了出來。」

「藍小姐已經結婚過沒有?」

看上去她好像很怕羞似的,低著頭笑嘻嘻地說道:

「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底愛情達到了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不過我現在雖然已有了愛人,但我以為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我始終是沒有把戀愛看做比事業還重要。總之,……」

還沒等她說完話,我就搶上去問她:

「藍小姐可否把愛人底名字告訴我?」

「這何必要管他呢?……我總覺得我們尤其女人更應該從重重的壓迫之下覺醒過來,至少;也得要像娜拉這樣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學習一點東西,把自己底力量充實起來之後再說。不要說戀愛問題,就是其他一切,都不難解決的。」

「藍小姐進過什麼學校?」

「我因為從小便和母親寄養在姐姐家裏,雖然得到姐夫底幫助曾受過高小教育,但從姐夫去世以後,我也就再沒有升學的機會了,所以我也只得在家裏自修了。我最喜歡看的,就是小說。真的什麼書都看過,從《西遊記》、《紅樓夢》起,到《吶喊》、《羔羊》、《虹》,還有從外面翻譯過來的小說,現在叫我背還都背得出來。但在我最壞的地方,就是死也不肯看科學的理論書,以前我曾進過王泊生先生他們主持的山東實驗劇院,大約有一年多。」

談到這裏,我就向她告辭出來,因為時間已經不早了,大概已經有五點半鐘了。……

這篇《藍蘋訪問記》,除了真實地寫出二十一歲的藍蘋的生活、處境,還寫出了她的潑辣,她的勃勃野心。至於她公然向記者所宣稱的:「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底愛情達到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這是她的“戀愛信條”。她說這番話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此後,她在上海朝三暮四,鬧得沸沸揚揚,便是她的“戀愛信條”的“實踐”結果。她“根本反對結婚”,為的就是不受婚約的束縛,朝秦暮楚。她所追求的“事業”是當“大明星”,她把戀愛、同居當成通向“大明星”的梯子……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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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年輕時的時尚照(資料圖)

江青1914年出生於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自上小學時,校長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故給她取了學名「李雲鶴」。她父親李德文以木匠為業,在縣城開了個木匠鋪。娶了兩個妻子,李雲鶴為庶出。

1926年,李雲鶴的母親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罵,帶著12歲的女兒離開了諸城,投奔親戚,又隨親戚從天津到了濟南。為了長久生計,李雲鶴在濟南報考了山東省實驗話劇院,並學習了話劇和古典音樂等。在這裏,她結識了當時頗具社會聲望的劇院院長兼青島大學教務長的趙太侔。一年多後,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濟南,通過趙太侔的關係,進入青島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同時在中文系旁聽。

就在這時,青島大學一個物理系的19歲的學生,深刻影響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趙太侔的妻弟俞啟威。

趙太侔之妻俞珊,是當時中國話劇界的明星 「南國社」成員。學了一段話劇表演的江青對俞珊很羨慕,經常去看望、請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啟威,並和他墜入了愛河。

當時俞家是名門望族,俞啟威是俞家老三,人稱三少爺,但他卻沒有什麼少爺架子,進入大學後,思想更加傾向進步。

1931年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各地掀起了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浪潮。俞啟威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參加罷課、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成為青島學運的領袖人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俞啟威的行動直接影響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漸漸趨向激進,不久也加入了青島左翼演員同盟——“海鷗劇社”。這時,俞啟威和江青從熱戀轉而同居。

此後不久,俞啟威便擔任了青島大學中共地下支部的書記,後來又擔任了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1933年2月,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年7月,由於叛徒告密,俞啟威被特務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後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相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著名的劇作家田漢,當時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的創始人和領導,大名鼎鼎,江青想通過這個關係,投奔到田漢的門下。

在田漢家暫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顧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來「晨更」的一幕。俞啟威,也就是給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後來改名叫黃敬,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雖說江青來「晨更」前,曾有過這樣一段不平常的經歷,但在「晨更」當教員的日子裡,她從未和徐明清談起過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產黨,當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黨員的身份。

那時,徐明清把「晨更工學團」教員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團支部認為江青當時的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了團。這樣,江青在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之後,又重新入了團。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來到「晨更」找李老師,他就是剛從監獄被保釋出來的“小俞” 俞啟威。他來到上海,並從姐姐俞珊那裏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徑直來到「晨更」的駐地找江青。江青見到俞啟威後,激動不已,淚水止不住地順面頰流了下來。

徐明清見江青和俞啟威相親相愛,又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讓出了一個房間,讓他們暫時有個棲身處。後來,俞啟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過去,但那時江青仍在「晨更」教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紀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啟威很快意識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險,於是決定和江青一道迅速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於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俞啟威和江青到北平後,曾在幾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江青就獨自返回上海來了。

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了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藉助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度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里當教員。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裏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同時還去徐明清那裏的浦東女工夜校和其他幾所夜校教女工們唱歌和排演話劇。這時,她用的化名是李雲古。

正是這次在上海期間,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在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在這偌大的上海,這小夥子和江青能在當街相遇,真是個巧合。

此人名叫樂於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樂」,他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和俞啟威、李雲鶴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俞啟威突然遭捕時,是阿樂幫助李雲鶴逃出青島,送她上船的。

他鄉遇知音。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此時阿樂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上海一家郵局的出納員。

從這以後,他們彼此間有了比較多的往來。阿樂擅長拉胡琴,於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在兆豐公園見面。這時,阿樂自己還不知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的特務跟蹤。因為當時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員被捕已經叛變,此人負責聯絡團中央交通任務,他供出了阿樂這個聯絡人的情況,因此,國民黨特務一直在暗中跟蹤著阿樂。那天,當阿樂來到兆豐公園時,特務們早已在暗中監視他了。

兆豐公園即今日的中山公園。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情況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裏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當時沒有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另一個大門逃脫。但她沒有阿樂那麼幸運,被特務們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本來要抓的是阿樂,結果卻把江青逮住了,這只是特務們的意外收穫,他們並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實情況。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過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學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多天即獲釋。江青便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鍾很快把消息傳給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後,即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偽公安局將其關押了兩個月,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

這時,「教聯」也正在積極想方設法保釋江青,「教聯」找到了著名交際家、晨更工學團的贊助人黃警頑先生,黃先生又委託律師李伯龍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證實了江青確實被關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於是,就著手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將江青保釋出來。

據後來江青本人說,一個月後,特務曾押著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找勞工部的幹事鍾紹琴,證明江青是該會所辦女工夜校的教員,後來她才得以被釋放的。其實,當時正式出面保釋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陳鶴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們出面保釋,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釋放。

江青被保釋出獄後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啟威從上海寄出的信。原來他從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媽媽家裏,江青也暫住那裏。小俞說,江青出獄後,心情一直很沉重,鬱鬱寡歡,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並留下了他大媽媽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組織上徵求了意見,在得到組織的同意後,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媽媽家。她記得她家住在靜安寺路的一條弄堂里,房子頗豪華。在那裏,徐明清見到了俞啟威和剛出獄後的江青。當時江青無處落腳,無奈之下只得在這裏借住。

徐明清見到江青時,她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正在發低燒,臉色很難看,還有點神經質,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時快時慢。顯然,她是在獄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點不大正常。因剛剛被保釋,她還得定期向公安局彙報自己的情況。

就在這時,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她得知母親病重,就向組織上告假,回鄉探望母親。組織上說,你把李鶴也帶上吧,避一避風頭。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願意去山窩窩裏,就跟她說了,誰知,江青很樂意地表示願意去,因為當時江青在「大媽媽」家的日子十分難熬,正巴不得能換一個棲身之處。

江青本來就不受俞家歡迎,這次保釋出獄後,是俞啟威硬磨著才讓她住了下來,但不久俞家人就對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時俞啟威也感覺束手無策,毫無辦法。江青爽快地答應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臨海,讓俞啟威也覺得是解決目前窘境的好辦法。

於是,徐明清買了兩張船票,帶江青離開上海。走的那天,俞啟威到十六鋪碼頭送她倆上船……

徐明清的家鄉,在浙江臨海縣的南坳村。那兒離縣城有幾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幾十戶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綠竹叢叢的山坳中,是個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裡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農民見到了這位講一口標準「國語」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說江青是她的同學,村裏的鄉親都對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親是中醫,家中有幾畝薄地,幾間小屋。母親雖得了傷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鄉,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間小屋。

江青從小生長在北方,對秀麗的江南山村風光很感興趣,加上這裏環境幽靜,無人來打擾她,心情逐漸好了起來。

江青初來時,每天仍發低燒,雙頰紅暈,不停地咳嗽,很長時間也沒有月經。徐明清就請父親為江青看病,經父親診斷,說她得了「肺癆」。

徐明清父親給江青開方用了一些中草藥後,江青的身體漸漸有了好轉。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結婚,他是北平醫學院西醫專業的學生,徐明清也請他為江青看病,他說江青確實得了肺癆,要徐明清到縣城裏給江青買一些西藥。就這樣,經中西醫結合的精心治療,江青的低燒漸退,月經也恢復正常,身體很快康復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陽。江青閑時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還和徐明清談起了許多她小時侯的故事,也講她學戲演戲的辛苦和趣事,還講到了她和俞啟威如何認識和熱戀的,還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這樣散淡嫻靜的日子裡,江青的心情一天天開朗起來,身體也完全恢復了。

俞啟威不時給江青寄來書信,談他的想法和打算。從信中江青得知俞啟威已從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啟威的信,信中說,如果她身體精神比較好的話,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過年。江青看到這封信後顯然很愉悅,她找徐明清商量,說自己現在身體已經恢復了,想離開這裏去北平找俞啟威,還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當時就要過年了,母親的病還未痊癒,因此徐明清想著,還是留下來照顧母親,並陪伴母親過完年再說。

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她沒有路費,俞啟威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從家裏給她拿了一些路費和路上吃的乾糧,並一直把她送到了臨海汽車站。

對徐明清的照顧關切,江青很是感動,說了不少感激的話。她說:「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親和親友的診治照顧,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囑咐她路上小心,她點了點頭,踏上了開往上海的汽車。

江青走後,從北平給徐明清來過信,告訴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個多月以後,徐明清見母親的身體已基本康復,便也離開故鄉前往上海。

如果說,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確實有一段密切關係的話,是因為在徐明清眼裏,那時的江青,還是個熱情嚮往革命的進步青年,當她兩度遭遇挫折和磨難時,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幫她度過了難關,讓她得以休養生息,重振旗鼓,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為人的品德。

其實,無論對江青,還是對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盡己所能地幫助別人。而對於江青來說,徐明清可以說是有恩於她的人。對於這一點,在「文革」前徐明清從來沒有自己張揚過,而當江青後來自身的地位發生變化後,也很不願提起她在上海期間的往事,因而她們兩人的交往歷史長期不為人知。

1935年春節後,徐明清從家鄉回到上海,繼續主持浦東女工夜校的工作。當時,她是「教聯」的領導成員之一,不僅與小朋友書店、徐家角工學團、新安小學、無錫新犢橋小學保持著聯繫,還主要負責著浦東、兆豐路、楊樹浦三個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們不僅教女工識字,還利用組織午間讀書班,搞演講會、故事會、唱歌、排演戲劇等多種形式,向女工們介紹進步書刊,傳播進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囂塵上,地下黨組織多次遭到破壞,革命者隨時會有被捕和生命危險。「教聯」就有多名成員先後被捕,有的同志已犧牲在了敵人屠刀下。

儘管黨組織考慮到徐明清的公開身份和對外工作方便,已盡量減少了她的秘密工作,與夜校女工們的良好關係,也對她起到了一定的掩護作用;但由於叛徒的告密,徐明清還是遭到了特務們跟蹤,並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參加「教聯」常委會。「教聯」的負責人之一丁華告訴她,“老莫叛變了!” 徐明清這才想起在晨更工學團時,曾跟老莫有過工作聯繫,但他後來自動脫離了「教聯」,回浙江老家了。

為防萬一,警覺起來的徐明清很快採取了行動,她將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黨的關係做了移交,並把一些進步書籍轉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裏,準備隨後迅速轉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轉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親自帶著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員來到徐明清的住處,他說「徐先生,跟我們到公安局走一趟。」就這樣,徐明清被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裏暗想,一定得設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傳遞給組織。由於她平日裏和夜校的女工們打成一片,對這一帶的地形、環境也非常熟悉,當路過吳家弄59號的夜校女工學生何淑君家門口時,她佯裝肚子疼,要上廁所,趁機敲開了何家的門,她悄悄告訴何淑君,由於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務逮捕,要她趕快轉告黨組織。

被押解到公安局後,面對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黨員,徐明清矢口否認,並大罵老莫陷害好人。說到氣憤處,竟撲過去與老莫廝打,特務們一擁而上,將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頓。

從此徐明清被關進了拘留所,與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裏面蒼蠅、蚊蟲叮咬,馬桶惡臭,一關就是3個月,但敵人始終沒有查出徐明清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有什麼關係。在此之後,徐明清又被轉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別轉眼就一年了,徐明清發現江青的氣色好了一些。江青說她此次北上就是專為找她而來的。徐明清遂讓她先在幼稚園住下。

安頓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細談起來。她問江青,怎麼會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為一年多來,徐明清從未與江青聯絡過。

「是王洞若告訴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說。徐明清這才想起,派自己來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來後一直與王洞若保持著通信聯繫,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來信中提起過江青要來西安一事。

沒聊幾句,徐明清問起了唐納的情況,「一言難盡呀!」江青嘆了一口氣,接著說:“情況糟得很。我與唐納鬧翻了,他市儈氣十足,簡直令我無法忍受。”其實,那時江青在上海先後與唐納、章泯同居,桃色新聞紛傳,受到了不少社會輿論的議論指摘。

見江青不願意多說,徐明清也就不便再問,她又換了一個話題:「你現在還經常演電影嗎?」

「唉……」江青又嘆了一口氣。“七七事變爆發後,上海局勢動蕩不安,大家哪還有心思看電影啊!現在,電影市場一直很蕭條,我呆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啦!”

「那你現在怎麼打算?」 徐明清又問。

江青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來意:「一冰,說真的,我來西安是想請你幫個忙。」儘管那時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為徐明,但江青還是習慣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幫什麼忙呢? 」 徐明清問。

「我想到延安學習,想請你幫我找個關係進去。」江青說道。

徐明清知道,當時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員和一批進步青年,紛紛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尋找光明。可江青當時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還另有原因,但還是把她當作一位心向光明和進步的青年來看待。

「你從上海帶介紹信來了嗎?」徐明清問道。她所問的介紹信,是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信。

可江青搖搖頭,說:「有你在,會有辦法的。」

「聽說小俞到過延安?」江青又問徐明清。

「是的。聽說他5月去延安開過會。」 徐明清說。

俞啟威這時已改名為黃敬。對於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關注。雖說江青在上海演藝界的生活,鬧得滿城風雨,眾說紛紜,但她的內心對黃敬依然懷有別樣的感情。

黃敬當時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1937年2月,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調離北平,柯敬史(柯慶施)隨即宣佈,由黃敬、林鐵和陳伯達組成「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黃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為蘇區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中共蘇區代表會議。會議定於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倫·斯諾)同行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敬就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那時他和組織還沒有恢復聯繫,在北大讀書,但他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諾的注意。他曾誇讚黃敬:「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這個俞大衛,就是黃敬。

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陝北採訪,住了4個月,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斯諾的陝北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從中也出了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黃敬對斯諾夫人說,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次會議,規模很大,屆時,中共的領導人都會到場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平時都被封鎖線隔離,相距甚遠,能聚會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諾夫人便在黃敬和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之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的陪同下,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

到達西安後,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日夜監視,和黃敬悄然離開西安。4月30日,他們抵達延安。5月2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5月20日,黃敬離開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來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會有什麼別的動因,想不到竟是黃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給了她不小的影響。

由於江青拿不出組織證明,徐明清就對她說:「你還能找出什麼證明你身份的東西嗎?」

江青打開小皮箱,從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說:「這本影集或許能證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開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進步話劇、電影的劇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確實是一個進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罷,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來,囑咐她不要著急。她會把有關情況反映給上級部門,讓她靜候組織決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八路軍辦事處的危拱之作了彙報。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帶到辦事處談談。於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輛黃包車,去了設在西安七賢庄的八路軍辦事處。

她倆到了辦事處後,徐明清看到鄧穎超大姐正在這裏辦公,便把江青介紹給鄧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遞上了她的「影集」,鄧穎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說:“你就是上海電影界的明星藍蘋啊!”

接著鄧穎超說:「這事由博古(秦邦憲)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們先把影集留下,過兩天再來吧。」

過了兩天,江青單獨去了一趟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傍晚回來時,她告訴徐明清說:「博古同志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仔細彙報了。我提到了小俞(黃敬),他便答應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著黃包車來到幼稚園,她欣喜地對徐明清說:「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據江青自己後來說,她是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從西安出發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 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十分艱難地到達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趕巧的是,她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裏開會。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後來回憶,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會議結束,經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紹,江青認識了葉子龍,後來江青見毛澤東也是朱仲芷介紹的。葉子龍還回憶說,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時,江青就是搭乘毛澤東坐的那輛卡車進入了延安。不過毛澤東坐在駕駛室,江青是坐在後面的車廂里。

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暫住,登記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為自己起的一個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義有二,一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二為出自唐代古詩:“江上數峰青”。

到延安後的第二天,朱仲芷帶著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在院子裏同她們談了話。這次是江青和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見面。

本文摘自《特別經歷》,王凡 東平 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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