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依次為：王稼祥、劉少奇和高崗（資料圖）
高崗號毛澤東之「脈」；在工會工作問題上，劉少奇支持了鄧子恢，批評了高崗。
劉少奇在建國前後有關國家建設問題，尤其是在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過渡兩個問題上，都進行過大量的論述。當然，在許多方面是有失偏頗的。
在天津講話時，劉少奇也說過「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的話，但這是針對當時民族資本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還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既不是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更談不上向資本家投降。
東北局，批評東北局的「左」的傾向。
高崗對劉少奇的一系列批評自然不滿意。畢竟，他是以「東北王」自居的。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地位顯赫，而且他的許多主張都很受毛澤東的看重。
實際上，高崗在建國前夕就曾經試圖扳倒劉少奇，只不過未能如願，他也很快縮回了搞小動作的手腳。
1949年劉少奇秘密訪蘇前，高崗也是中共代表團的成員之一。臨行前，高崗同當時在東北參與幫助東北建設的蘇聯專家柯瓦廖夫談話，無中生有地造謠說中共內部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企圖在蘇聯同劉少奇之間製造事端。
這種「莫須有」的手法，在後來他向劉少奇發難時也如此這般地使用過。
柯瓦廖夫作為蘇聯一個專家，正如斯大林所評價的，只懂得技術，不懂得政治。因此，他回國後就向斯大林作了《關於中共中央若干政策與實際問題》的書面報告，其中彙報了此事。柯瓦廖夫在報告中說：在中共黨內，在中央委員中，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反蘇的，中央的領導現在支持他們。報告還說：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無根據的批評。
所謂劉少奇組織和領導了對高崗無根據的批評，實際上就是對東北局關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上出現的「左」的傾向的批評。
斯大林對此持否定的態度。
但高崗並不甘心，他回國後就開始抬高自己，貶低劉少奇。高崗向人散佈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對劉少奇的報告不滿意；斯大林最欣賞高崗。借斯大林之口，高崗企圖抬高自己的地位，壓倒劉少奇。
在毛澤東1949年12月訪蘇時，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信轉交給了毛澤東。
很顯然，毛澤東也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回國後並沒有就此問題考慮過，也可能是因為國內百廢待興、任務繁重的緣故吧！但至少，這一問題沒有得到及早的解決，就留下了後來高崗變本加厲不擇手段地向劉少奇「進攻」的隱患。
在山西省委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上，劉少奇為保持一段時期內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不被過早地打斷，從而使進入社會主義具備充分準備的條件，因此對山西省委的「逐步地動搖直至否定私有制」的觀點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然而，在這些問題上，劉少奇後來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這些，也就是高崗向劉少奇進攻的所謂「主要證據」。
攻擊劉少奇之「風」被高崗攪得越來越大，“浪”也越來越高，越來越惡。
高崗發出的第一發「炮彈」，就是工會問題的爭論。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工會工作也因之遇到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之後，企業內部是否還存在著矛盾？如果存在，這種矛盾的性質是什麼？怎樣解決這種矛盾？
1950年7月，中南地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作了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針對當時中南地區工會工作中出現的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以及相當一部分工會幹部缺乏明確的階級立場而不重視工人群眾的正當利益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三個問題：工會工作的立場問題；工會要代表職工利益的問題；工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問題。
鄧子恢認為，在公營企業中，做工會工作同志的立場和態度，應該與企業管理人員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基本立場是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由於彼此的工作崗位、任務的不同，即使在公營工廠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立場和任務，不能脫離工人群眾的利益而成為“廠方的附屬品”。
毛澤東，彙報了會議的情況和他所作的報告的要點。30日，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全文發表了鄧子恢的報告。
劉少奇看到鄧子恢的報告後，對這一新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8月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語，轉發鄧子恢的這一報告。劉少奇在批語中說：「工會工作是目前我們黨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黨委對於工會工作顯然注意不夠」，鄧子恢的“這個報告很好，望照鄧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個月內認真地檢查一次工會工作並向中央作一次報告，以便加強各級黨委對工會的注意，改善工會工作，是為至要。”
劉少奇的這個批語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立三(時任全國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等人傳閱後下發。
鄧子恢在報告中所提出的新問題和觀點，在領導幹部和工會工作者中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討論。
劉少奇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袖，當然也非常注意這一問題，並積極地參與了這一討論。1951年2月3日，劉少奇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擴大會上講話，提到了鄧子恢關於工會工作問題的報告和觀點，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贊成鄧子恢的觀點。
但是，鄧子恢的觀點並不是大家異口同聲地都贊成的。首先就在東北引起了異議。
早在鄧文發表前，同年7月21日，高崗就已在東北總工會執委擴大會議的報告中強調說：「黨政工一個目的，親密團結搞生產，切忌對立起來提問題。」
鄧子恢的文章發表後，在東北城市工作會議上，當有人批評鄧文宣傳「機會主義的原則與理論」時，高崗也在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批評鄧文“欠妥”，“混淆思想”。
1951年4月，針對鄧子恢的文章，高崗組織有關人員寫了一篇題為《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的一致性》的文章。該文針鋒相對地對鄧文提出了批評，而認為：工會同政府和工廠管理機關的「基本立場」一致而“具體立場不同”的觀點，第一模糊了工人階級的領導思想及其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第二模糊了公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模糊了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本質區別。
高崗準備把這篇文章作為《東北日報》的社論公開發表。此前，他給毛澤東寫信，請他審閱並修改，請示「可否在報上發表」。29日，時任毛澤東的秘書並負責報刊宣傳工作的胡喬木，在看了高崗報送的文章和給毛澤東的信後，致信毛澤東和劉少奇說：“鄧子恢同志的說法確有不完滿的地方”，但“《東北日報》的文章用正面批駁的方法也不適宜”，鄧子恢提出具體立場有所不同的觀點“是有原因的”，“工會更應當重視工人的直接福利，許多工會不注意是不對的，但不要由此得出工會與國營企業和政府的具體立場不同的觀點”，“有些工會幹部由此強調與廠方對立，是不對的。”
胡喬木在信的最後附言說：「此文是否由《東北日報》發表？或由《人民日報》發表較好？亦請斟酌。」
劉少奇在看了高崗的文章和胡喬木的信後，於5月10日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說：「我意高崗同志的文章暫不發表，待四中全會討論此問題時當面談清楚。高文可送鄧子恢同志一閱。」
為進一步闡明自己不同意高崗文章發表的意思，劉少奇於5月16日就此事給高崗寫信說：「關於工廠與工會立場問題你寫的文章，我已看過，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來得及看。我的意見以為四中全會即將開會並要討論這個問題，子恢同志亦來，可以在那時加以討論，因此，你的文章暫時以不發表為好。」
劉少奇之所以不贊成高崗的文章發表，一是基於這個問題還在討論中，黨內並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如果一公開，勢必使這一問題複雜化；二是他認為高崗的文章針對性是很強的，而且採取了公開批評的方式，也欠妥當；三是劉少奇對這一問題還沒有形成確定的觀點，但已同鄧子恢的觀點很相似。
因此，劉少奇有意進一步對這一問題加以研究。大約五六月間，劉少奇寫了一份《讀鄧子恢和高崗同志兩篇文章的筆記》，將近九千字，詳細闡述了他對工會工作問題的觀點和認識。同時，劉少奇在筆記中的一些觀點，可能就是後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最早論述。
劉少奇的這份筆記在他生前一直沒有公開發表過，也沒有同其他領導人傳閱或交換過意見，直到1985年《劉少奇選集》下卷出版，這篇埋沒了30餘年的筆記才得以公之於世。
劉少奇預定準備四中全會討論工會工作問題，卻被打斷了。
10月初，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李立三就黨內在工會工作方針問題上發生的爭論向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反映了爭論中的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沒有矛盾，甚至認為「公私兼顧」的政策不適用於國營企業；另一種意見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關工人生活和勞動條件等問題上是存在矛盾的，這種矛盾的性質是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協調的方法，即公私兼顧的方法來解決。
李立三明確表示了自己在這兩種觀點上的態度：「我個人是同意後一種意見的。我覺得公私關係問題，不僅在目前國營企業中，而且在將來社會主義時期各種對內政策問題上也還是一個主要問題，否認‘公私兼顧’的原則可以運用到國營企業中的意見，可能是不妥當的。」
看來，儘管劉少奇所寫的筆記並沒有給任何人看過，但李立三的報告卻同劉少奇的筆記所持的觀點驚人地相似。
但是，毛澤東並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見，而且他還對李立三領導的全總黨組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在工會工作中有嚴重的錯誤。因此，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1月，中共中央解除了李立三的全國總工會主席和黨組書記的職務，同時批准成立了由劉少奇、李富春、彭真、賴若愚、李立三、劉寧一六人組成的全總黨組幹事會，指導全總的工作。
同年11月27日，劉少奇離開北京，一路南下巡視並休養。李富春實際上就負責了全總黨組幹事會。12月，全總在李富春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了李立三，將「推崇」鄧子恢的文章作為李立三的“錯誤”之一，認為他誇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李立三在會議上被迫作了檢討。不久，鄧子恢也在中南局會議上就“工會立場”問題作了檢討，並向毛澤東作了報告。
作為在建國後關於工會工作問題方面的爭論，在沒有進一步展開的情況下，中斷了。而這一次，劉少奇顯然是站在了被毛澤東批評的一方。劉少奇雖然沒有受到直接的批評，但也受到了牽連，並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就此問題作了自我批評：
我受中央的委託負責管理全國總工會的工作。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總工作的時期內曾經犯了不少錯誤，中央批准的1951年全總黨組擴大會議的決議和×××同志的結論已經詳細地揭露和批評了他的錯誤。對於他的這些錯誤，我是應該負一定責任的。
雖然劉少奇沒有明確說明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但前前後後他同鄧子恢、李立三的觀點是一致的。
一直參與此次爭論的高崗，不能不對此有所察覺，而且，這對他一直想攻擊劉少奇的居心，不能不說是一次「良好的契機」。
因此，隨著他的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隨著他進京後擔任了「經濟內閣」——計劃委員會的主席，高崗自認為無論在地位上、政治上，取得毛澤東的信任方面等等都已勝出劉少奇一籌，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起來。
劉少奇主持作了中央機構的調整，「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批薄射劉」；饒漱石“敲邊鼓”，“討安伐劉”
在「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思想提出後，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馬上面臨的是“十年建設”，是大規模計劃經濟建設等等。因此，加強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班子建設，使其適應即將到來的經濟建設，就成為當務之急。
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要他了解蘇聯中央機構的設置情況。
不久，在劉少奇的直接指導下，楊尚昆、安子文等人主持起草了《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該意見提出：「擬於明年初將各中央局書記抽調回來，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同時加強中央現有的各部、委、辦公廳的組織及其工作，並增設一些新的部委。」劉少奇修改後於7月18日致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彭德懷，呈送了《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
8月4日，毛澤東對劉少奇呈報的報告批示說：「此件我認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議開始進行準備，從各地抽調一些人來，建立一些機構。”
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同意劃四川為一個省，以李井泉為四川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並「望小平將西南工作佈置後於七月下旬即來中央一商，並在中央先行工作兩三個月」。
1952年8月，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到京，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並參加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不久，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領導幹部陸續上調中央。
在上調中央前，高崗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高崗調到中央後，又兼任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副主席鄧子恢，委員有陳雲、鄧小平、彭德懷、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十幾人。根據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體制規定：國家計委不屬於政務院所屬，是直接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領導的制定國民經濟規劃和預算的最高行政機關。
因此，高崗兼任主席的國家計委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而高崗也因之在上調中央的五大書記中顯得格外突出。有人就開玩笑說：“現在是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同高崗等人屬於第一批上調中央的領導幹部中有一個重要人物：饒漱石。他在上調中央前擔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是華東的黨政一把手。饒漱石上調中央後任中組部部長，成為安子文的領導。
1952年底，政務院通過了財政部和中財委提出的修正稅制的具體方案，規定了兩條原則：保稅和簡化稅制。新稅制公佈後，一度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波動，各地也向中央報告這一情況。毛澤東非常重視此事。
1953年1月15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鄧小平、薄一波寫了一封信，提出了措辭嚴厲的批評：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
隨後，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新稅制「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先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有了這件事，毛澤東就認為政府工作中存在著分散主義。不久，根據他的提議，中共中央在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
5月15日，政務院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發出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對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作了重新分工。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把政務院22個部中的8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烯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由高崗任主席的國家計委領導。
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他在「否則無效」四字下加了著重號。同一天，他寫了一則批語給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楊尚昆：“(一)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二)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實際上，毛澤東是同批評周恩來所領導的政務院工作一樣，也認為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存在著分散主義，實際上是批評了劉少奇。
如此一來，對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地位覬覦已久的高崗就覺得不僅僅劉少奇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而且周恩來所領導的政務院有8個部委成為他領導的國家計委的所屬，這顯然是在批評周恩來對政務院的領導工作並削弱了他的工作範圍。因此，高崗就覺得不僅僅要扳倒劉少奇，還要扳倒周恩來，因為這兩人是他向更高的領導地位靠近的兩塊巨大的「絆腳石」。
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過程中，「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觀點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並且，隨著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出台，向私有制、向富農經濟、向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進攻號角已經吹響，高崗以為時機已到。而且，高崗認為他在這一系列問題上同毛澤東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因此，向劉少奇發難，搞小動作，就自然而然了。
劉少奇以前對東北局的批評，被「聰明」的高崗掩蓋在比如天津講話、山西批示等問題下，作為向劉少奇進攻的炮彈，好像是一場大戰役的總攻。
而毛澤東剛剛對新稅制的批評和對政務院機構的調整，高崗認為毛澤東明顯是對現在的領導工作不滿意，而對他高崗委以重任，使他的政治野心快速地極度膨脹。因此，在不久召開的財經工作會議上，高崗向劉少奇、周恩來發動了「攻擊」，企圖“取而代之”。
毛澤東對新稅制的批評，提到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的高度，很明顯，是要進一步對此進行糾正。當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薄一波，主持了新稅制的制定，就免不了受到批評。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著重討論貫徹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和中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問題。
這次會議，最初的安排是按照中財委的例行會議進行準備的，後來改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實際上就變成了中央召開的全黨性質的重要會議。
5月6日，毛澤東就全國財經會議的議題和準備工作問題給陳雲、薄一波、李富春寫信，提出了需要討論的問題是：預算、增薪、縣區鄉財政統一、地方財政和大城市財政、稅收、五年計劃、軍費等問題。
討論和批評新稅制，實際上就成了會議的中心問題。會議進行時，許多人對新稅制提出了批評意見。高崗認為這同他預想的向劉少奇、周恩來進攻的時機和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就馬上活躍起來，鼓動一些人在會議上「放炮」。
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就讓薄一波在會議上作出公開檢討，將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說。周恩來就此給薄一波寫信說了毛澤東的指示：「領導小組會議應該擴大舉行，使各方面有關同志都能聽到你的發言，同時要展開桌面上的鬥爭，解決問題，不要採取庸俗態度，當面不說背後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說，都是不對的。各方面的批評既然集中在財委的領導和你，你應該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從思想、政策、組織和作風上說明問題，並把問題提出來，以便公開討論。」
7月13日，會議領導小組舉行擴大會議，有131人參加，由薄一波作第一次檢討。此後，會議轉了向，中心轉向對薄一波的批評，而且都是以擴大的領導小組會議方式進行的。
薄一波回憶說：
7月13日下午，在擴大的第十五次領導小組會議上，我按照信的要求作了第一次檢討。會議氣氛立刻變得緊張起來，我也就成為「桌面上鬥爭」的集中目標。從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間，連續召開了八次擴大領導小組會議，對我進行批評。
我都努力從思想深處去挖掘自己的錯誤，但在當時的會議氣氛下，還是過不了關。這次長達兩個月之久的會議，既沒有實現毛主席關於討論總路線的意圖，也沒有認真討論五年計劃、財政問題和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也就是說，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我當時在思想上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會議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幾個月後，真相大白了。原來是高崗、饒漱石在會上的串聯造成的。
會議期間，高崗的確是上躥下跳，到處找「同盟軍」，企圖合眾人之力，將薄一波批倒，從而達到攻擊劉少奇的目的。高崗在小組會議上和會後的私下談話中，多次“鼓動”別人向薄一波「放炮」，給會議升溫。財經會議剛進行過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後，高崗就請陶鑄到家裏吃飯，並在飯桌上對陶鑄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發言”。高崗要陶鑄放頭炮。陶鑄當即拒絕了。
不僅如此，高崗、饒漱石藉機明著暗著煽風點火，攻擊劉少奇、周恩來。他利用黨批評財經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機會，藉著財經會議批評薄一波的機會，攻擊劉少奇，採取「批薄射劉」的辦法，明批薄一波，暗攻劉少奇。
薄一波後來說高崗「在批判我的發言中，無限上綱，什麼‘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投機取巧’，什麼‘品質不良’等大帽子不斷向我扣來。他這樣做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薄’是為了‘射劉’，為了進而達到推倒少奇同志的目的」。
高崗曾經對人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為達到這一目的，高崗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劉少奇的一些言論統統算到薄一波的賬上進行批判。
高崗所抓住的「小辮子」就是：劉少奇1949年天津講話時的一些觀點，1950年對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談話，1951年7月對山西互助合作的批語等等。
了解情況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些觀點都是劉少奇的，被高崗強加到薄一波頭上進行批判。其居心，一望即穿。這一點，高崗在1954年4月29日寫的《我的反省》中作了交代：他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
薄一波對高崗等人的意圖當然有所察覺。他後來回憶說：
由於高、饒的干擾，會議後期走偏了方向，與毛主席的原意大相逕庭。毛主席希望早點結束會議，要周總理儘快做結論。但是，會上批評我的調子一直居高不下。我既然已意識到高、饒絕不僅僅是攻擊我，而是進而攻擊劉、周，為了不使事態擴大到中央領導核心，我決定再不多說一句話。當時會上要我作第三次檢討，我拒絕了。周總理把我的態度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檢討了。
如此，周恩來表示難對會議作結論。
毛澤東顯得很輕鬆：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雲、鄧小平同志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
陳雲、鄧小平都在會議上對薄一波的工作作了中肯的評價，使會議的調子降了下來。
8月11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全國財經會議大會， 周恩來作了總結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有一段文字不僅僅是對分散主義進行批評，實際上也對高崗等人的過火行為提出了警告。可能高崗利令智昏，沒有意識到毛澤東這一段修改文字的深刻含義。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20年》，魯彤、 馮來剛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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