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上的第一份入黨誓詞
程曦敏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閉幕後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來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會址，並重溫了入黨誓詞。他說：「入黨誓詞字數不多，記住並不難，難的是終身堅守。每個黨員要牢記入黨誓詞，經常加以對照，堅定不移，終生不渝。」
入黨誓詞是黨員對黨作出的莊嚴承諾，是每一名黨員的責任與義務的體現。我們現在的入黨誓詞是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確定的，當時通過的黨章首次對入黨誓詞加以統一，並沿用至今。不過，我們黨的入黨誓詞，並不是建黨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在殘酷的革命鬥爭環境中應運而生的。
毛澤東親自撰寫入黨誓詞
黨的歷史上的第一份入黨誓詞是由毛澤東撰寫的。
1927年9月，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在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起義的最初目標是奪取長沙，但由於此時革命形勢已經轉入低潮，敵強我弱，奪取敵人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的任務，根本無法實現。很快，起義部隊就遭受到嚴重的挫折。在這樣一個危急關頭，毛澤東命令部隊撤出戰鬥，改變了原先攻打長沙的計劃，帶著部隊沿著羅霄山脈南移，並在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對部隊進行了改編。
由於作戰失利，再加上連續行軍，環境艱苦，整個部隊的士氣非常低落，紀律鬆弛，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就在此時背棄了革命。新中國成立後被授予中將軍銜的賴毅回憶：「那時，逃跑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竟然互相詢問：‘你不走？’‘你準備往哪兒去？’這真是一次嚴重的考驗。」面對此種情況，毛澤東經過深入調查，決定在連隊中建立黨的基層組織，並在工農出身的戰士中大力發展黨員。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十分注意通過舉行入黨儀式來加強對新黨員的黨性教育。
1927年10月，毛澤東在湖南酃縣（今炎陵縣）水口鎮葉家祠親自主持了6名黨員的入黨宣誓儀式，其中一位就是賴毅。毛澤東帶著新黨員宣讀了他親自撰寫的入黨誓詞：「犧牲個人，努力革命，階級鬥爭，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
賀頁朵的入黨宣誓書
毛澤東這個版本的入黨誓詞，我們今天可以找到相對應的實物，這也是它被確定為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份入黨誓詞的重要原因。
這份入黨宣誓書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也是現存最早的入黨誓詞文物。入黨宣誓書的中間是入黨誓詞，從右向左分別是：「犧牲個人，言（嚴）首（守）糹必（秘）蜜（密），階級鬥爭，努力革命，伏（服）從黨其（紀），永不叛黨」；正面上方寫著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CCP」；右側的落款是中國共產黨員賀頁朵，地點北田村，左側是時間，1931年1月25號。
入黨宣誓書的主人公賀頁朵是江西永新縣北田村的一個貧苦農民，1927年投身革命，曾任鄉農民協會副主席，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他以榨油工作為掩護，幫助紅軍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站，負責收集和傳遞情報。由於表現出色，永新縣黨組織決定吸收其入黨，並為他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因為識字不多，他親手製作的宣誓書短短24個字的入黨誓詞中出現了6個別字，但這並沒有掩蓋賀頁朵堅定的革命信念。1934年，賀頁朵在一次戰鬥中負傷，紅軍長征後，他留在永新繼續堅持鬥爭，後來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在此後的歲月里，他冒著生命危險將入黨宣誓書用油紙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派慰問團到南方革命老區慰問，賀頁朵才將這份珍貴的入黨誓詞交給了慰問團負責人。
1956年，謝覺哉在博物館看到這份入黨誓詞後，給予了高度評價，事後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一個農民的入黨宣誓書》，文中提道：「這是一位農民同志的入黨宣誓書，不用說，這位賀同志是在艱苦的鬥爭中經歷過嚴峻的考驗的……賀同志在寫這張布質的入黨宣誓書時，不是照著底稿寫，而是記熟了這幾句話。他雖然寫了一些別字，這些別字並不減少它陳列在革命博物館的意義，倒使人感到它忠實、可愛、可貴。」
賀頁朵的入黨誓詞，與毛澤東所寫的入黨誓詞相比，內容大致相同，只是「服從組織」變成了「服從黨紀」，順序上略有差異。顯然，賀頁朵的入黨誓詞就是從毛澤東版本的入黨誓詞演變而來的。
永不叛黨是核心
黨的第一份入黨誓詞，其核心內容是「永不叛黨」，這與我們黨當時面臨的革命形勢有關。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宣告失敗，大量的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瘋狂屠殺和迫害，黨員人數由革命高潮時的近6萬人銳減到l萬多人，中國陷入了極端的白色恐怖當中。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黨內的一些意志不堅定分子相繼脫黨，甚至背叛革命，給我們黨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面對嚴峻的革命鬥爭環境，黨高度重視黨員的忠誠問題，「永不叛黨」成為對黨員的基本要求，也是那時每一名黨員最大的責任與義務，並由此成為入黨誓詞的核心內容，並沿用至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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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林豆豆
林彪從北戴河倉皇出逃後，毛澤東認為尚在北京的黃、吳、李、邱是「老同志」，給他們一個主動交代的機會，因為這幾個人畢竟是老紅軍，對革命立過戰功。對其他一些跟隨林立果且關係緊密的人，採取行動便要早一些。
從9月13日至18日，中央專案組便拘押了空軍政治部常委一書記江騰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和胡萍、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等。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派副司令員肖永銀趕到上海，在聽報告、看文件之後，拘留了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陳勵耘。
林彪有一些親屬和老部下，雖然沒有參加過陰謀活動，當時也受到了牽連。雖然林彪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株連九族的一套，但是用這種方式對待林彪無辜的親屬和部下顯然也是錯誤的。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恢復了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林彪政變陰謀沒有什麼政治牽連的人終於都被落實了政策。
林立衡(林豆豆)的經歷，是這些人中比較典型的一個。在「九一三」後1個星期左右，她和未婚夫張清林從北戴河被轉移到北京玉泉山，接著轉到北京衛戍區某師師部駐地，開始接受專案組審查。專案組的負責人是8341部隊的女幹部謝靜宜，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炮製了不少“經驗”，還把持清華大學半邊天，後來在粉碎「四人幫」時一道被捕。謝靜宜開始主要讓她交代的問題，是林彪與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以及各位老帥的關係。
中共中央在9月18日首次向黨內下達關於林彪出逃的文件時，還表揚了林立衡的揭發一舉。她開始受審查時拒絕交代任何問題，受到反覆批判之後就採取了另一種態度，大量「交代」林彪說毛澤東的一些“壞話”。這些東西送上去之後，專案組受到了批評，林立衡自然受到了激烈批判，說她這是有意“放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起初專案組對她還比較客氣，開的伙食也比較好。由於她在很長時間堅持認為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劫持走的，並講了“毛主席身邊也有葉群那樣的人”之後，處境開始惡化，身份由「九一三」的“功臣”變成了“林彪留下來的釘子”，待遇大變。專案組對她的態度變凶，看管更嚴，伙食標準也由“貴賓”而變“小灶”，再轉為“中灶”而“大灶”。她的居住條件，逐步也變得惡劣起來，身體受到很大損害。
在這種情況下，林立衡寫信給毛澤東要求面談。毛澤東把信批給了周恩來。周恩來於1972年8月在人民大會堂找她談了一次話，卻不是要求的「個別談話」，而是集體談話，參加的還有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張才千、田維新、楊德中以及謝靜宜等。顯然，周恩來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也有難處。這次談話，決定林立衡回空軍“參加運動”，最後周恩來還同她握手道別。
林立衡回空軍後住到招待所，仍有專案組人員在身邊看守，在1974年「四人幫」大搞“批林批孔”運動後她又被關押並自殺未遂。在無奈下，林立衡再次向毛澤東寫信。1974年7月31日毛澤東收到信並做了批示：“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和張清林來往，她和死黨分子有區別。”中央政治局也做了決定，送她去農場勞動，並把張清林調往空軍。空軍組織部門還根據上面的指示，決定“批准”林張立即結婚。翌年10月，林立衡被安排轉業，不過轉業決定還是指出：“恢復黨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領導職務，要大膽工作。”
有關部隊就林立衡轉業的地點提了3個地方：鄭州、開封和孝感。當時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在這3個地點中圈了鄭州這個交通最方便也是最大的一個城市。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出鄧小平待人的厚道，儘管他自己此前受到過林彪的打擊。
林立衡到了鄭州後，在一個汽車廠當了副營級的革委會副主任，1976年5月「反擊右傾翻案風」起，由於她來鄭州是鄧小平圈定的，“城門失火”再次殃及池魚，她被說成翻案風的殘渣餘孽，革委會副主任職務被剝奪，下放到車間當了工人。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全面落實政策，林立衡的問題直接受到中央的關懷，於80年代被調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
如果客觀地回顧歷史，在70年代處理林彪一案時雖出現了一些冤情和過火現象，不過也應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打人、戴高帽甚至隨意殘害的狂熱在此時已經消退，毛澤東已經比較強調講政策。
再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知識分子及其子女不可勝數。對比他們的遭遇，林立衡還算是幸運。如果無休無止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怨怨相報，豈不是要把我們的國家變成一個殘酷鬥爭的絞肉機？接受這些教訓，建立法治，尊重人權，實行民主，一切按憲法辦事，一切以法律為準繩，才是避免上述悲劇重演的保障。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隨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逐步恢復，隨著國家的立法與司法工作的逐步加強，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罪大惡極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依法進行審判的條件已經逐步具備。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通知指出：依法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強烈願望。現在預審工作已經結束，案件已送到檢察院，預定在10月間提起公訴，依法審判。9月26日至29日，五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六次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在會上宣佈，這次準備提起公訴的10名主犯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對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訴。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
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佈開庭。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宣讀了起訴書，列舉了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的4大罪狀48條罪行。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佈，對10名被告，將由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分別審理。經過2個月零5天的審理，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佈了如下判決：
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判處黃永勝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
判處吳法憲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
判處李作鵬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判處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判處江騰蛟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此後，各地人民法院、軍事法院，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其他案犯也陸續分別進行了審判。
後面應附加一句，對林彪一案的黃、吳、李、邱的對待，還是與江青一案的靠「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罪犯不同。因為這幾人畢竟在革命戰爭年代立過戰功，且在「九一三」後已經關押10年之久。此次判刑後不久，那“四大金剛”都被以保外就醫處理，和家屬一起過上正常人的生活，這表現出國家轉入法制社會後的健康狀態。
本文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蹤報告》，徐焰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