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陳獨秀的掙扎與毛澤東的彷徨
平心而論，陳獨秀從心裏不贊成農民運動。他是大教授，雖然從事的是喚起民眾的革命，但廣大農民真正起來了，他又怕得要命，屬於毛澤東所說的「葉公好龍」之類。陳對農民的定義是：“農民佔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 , 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慾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畏難苟安 , 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 。”
所以，陳獨秀一方面盡量遷就汪政權，一方面下令糾正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為。而領導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和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不同意陳獨秀、鮑羅廷一味退讓的立場，中共中央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作為代理中央秘書長的蔡和森感覺很難辦。他說：“五次大會後，好幾位重要首領牢騷滿腹，善使性氣，秘書廳工作是最難做的。”（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陳獨秀不能容忍蔡和森這個處處與他對立的秘書長，6月底改由鄧中夏接任，蔡和森只好到毛澤東家養病去了。
毛澤東預感到風雲將要突變，一場劫難很快就要來臨，但自己的主張又不為鮑羅廷、陳獨秀等決策者接受。他獨自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黃鶴樓前。面對滔滔長江，填詞表達他內心的憂慮：「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後來，毛澤東解釋寫這首《菩薩蠻•黃鶴樓》時的心情：「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毛澤東 1958 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上的批註）
陳獨秀也明白，汪精衛的立場逐漸右轉，與共產黨分手是遲早的事情。在這個時刻，敢不敢同國民黨決裂，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是中共中央面臨的一大抉擇。陳獨秀後來回憶：「蔣介石、李濟深相繼屠殺工農後，國民黨日益看輕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汪精衛及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的反動態度與政策日益發展。我在本黨的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兩黨聯席會議時說：‘我們和國民黨的合作日益入於危險，他們和我們所爭的，表面上好像是……各個小問題，實際上他們所要的是整個的領導權，現在只有兩條路擺在我們的面前：放棄領導權，或是和他們決裂。’會議上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報告。馬日事變後，我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退出國民黨；最後一次，我說：‘武漢國民黨已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當時只有任弼時說一聲：‘是的呀！’和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其餘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態度答覆了我的提議。同時我和秋白談論此事，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鮑羅廷商量，他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許。’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下去。我自始至終都未能積極的堅持我的提議，一直到此時實在隱忍不下去，才消極地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陳獨秀的這些心聲是日後回憶時的感嘆，當時的表現還是盡量維護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關係，並壓制黨內與國民黨決裂的呼聲。
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犯了致命錯誤
「馬日事變」後，形勢日益惡化。江西的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6月5日轉向右派。他沒有殺共產黨人，而用“禮送出境”的辦法 , 把在江西政府和軍隊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方誌敏等22人召集起來，每人發200塊大洋，讓他們離開南昌。隨後，朱培德宣佈南昌戒嚴，禁止工農運動。
共產國際也在關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變化。在 1927 年 5 月 18 日至 30 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面對中國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仍認為「武漢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 汪精衛是可以依靠的左派。會議最後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 , 提出開展農村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群眾，但堅決反對退出國民黨，積极參加武漢政府的活動, 並不指名地批評了陳獨秀對上述問題的動搖態度。
在共產國際會議結束的當天 ,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給鮑羅廷、羅易和蘇聯駐漢口總領事柳克斯發出指示電。主要內容是：1.進行土地革命。通過農會從下面實際沒收土地。同時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但不能動用軍隊。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暫時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變國民黨領導層人員的構成 , 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同時依靠工農組織中的數百萬人擴大國民黨地方組織。4.動員兩萬共產黨員 , 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 , 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5.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軍事法庭 , 懲辦迫害工農的反動軍官。這就是「五月緊急指示」。
6 月7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 陳獨秀表示：「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為什麼呢？他在後來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對當年國際的指示進行了逐條批駁。陳獨秀認為：“企圖在國民黨內執行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頭上左傾的機會主義，根本政策一點也沒有轉變，等於想在糞缸中洗澡。”
周恩來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對的，他在延安整風時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篡黨篡政篡軍，搞土地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中心。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包括這四點：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這就是篡黨；把農民協會變成為鄉村的政權，這就是篡政；組織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這就是篡軍。」
在這個關鍵時刻，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竟然把電報拿給汪精衛看。用蔡和森的話說，羅易是中了「汪毒」。汪精衛看了電報，明白了國際指示中共的意圖，決心分共了。他後來說：“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走一個，更無他法。”
羅易的泄密，使汪精衛確立了分共的決心。這時，素有「倒戈將軍」之稱的馮玉祥也開始轉向反共。他得到了蘇聯的援助和武器，看到蔣的力量越來越大，決心再次倒戈。6月22日，馮玉祥回到鄭州，即制定“清黨”章程。這使鮑羅廷幻想依靠馮玉祥的計劃完全破滅，共產黨的處境更加險惡。
6月底，在武漢附近的國民革命軍第35軍軍長何鍵也借口武漢工人糾察隊要暴動，準備帶兵進城。最後，在鮑羅廷主持下，中共中央決定公開宣佈解散糾察隊。
6月29日上午，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等執行了這個決定，將槍支彈藥交到國民政府管理武漢衛戍事宜辦事處，而總工會辦公樓則由國民革命軍第8軍2師李品仙部接管。當時中央機關一片混亂，未向總工會和下邊作出具體佈置，總工會也不明了中央的意圖，弄得手忙腳亂，一些人棄槍而逃。5000人的隊伍，2000多支槍，就這樣自行解散了，根本沒有併入張發奎的部隊。共產黨失去了與國民黨對抗的最後一張實力牌，陳獨秀後來承認這是「莫大的錯誤」。“文革”中，中央專案組將此歸結為劉少奇的一大罪狀。其實劉僅僅是執行者，周恩來等人才是真正的決策人。
在夏斗寅、許克祥、朱培德、何鍵等相繼反共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衛、唐生智看成是國民黨左派，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搞好同武漢政府的關係，因此對汪精衛處處採取遷就態度。解散工人糾察隊的自殺行為，就是這種錯誤立場的產物。遷就的結果是不但未能挽回局面, 還使整個形勢更加惡化。
羅易的泄密，使鮑羅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感到極為憤怒，羅易在1927年6月初被調回蘇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感覺鮑羅廷也不能執行他們的命令，於是派遣兩位新代表——紐曼和羅明那茲來武漢，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
「七一五」：國共終於全面破裂
隨著局勢一天天惡化，中共中央內部的爭論也日見激烈。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他起草的《兩湖問題決議案》，要求組織5萬農民軍，圍攻長沙，解決許克祥。陳獨秀訓斥他「天天寫信唱高調」，先撤去蔡和森代理中央秘書長職務，實行組織懲戒。陳獨秀、鮑羅廷在離職前幾天還決定調蔡和森到海參崴，調毛澤東到四川, 使他們遠離中央。在 6 月 27 日的中央會議上，團中央書記任弼時發言批評陳獨秀 , 要求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精神。陳大發雷霆，說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並把團中央所作決議棄之於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太雷、瞿秋白贊成蔡和森、毛澤東的主張。6 月 6 日 , 張太雷發表《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指出在當前反革命一齊向革命民眾進攻的時候，我們「不應是撤退或解散我們的隊伍 , 而應是整頓與強固我們的隊伍，並一變以前無組織的反抗，使成為有組織的抵抗反革命的進攻。」瞿秋白6月13日發表《革命的國民政府之危機》一文，指出當前革命的迫切任務是奪取革命領導權，集中勢力進攻新軍閥，鞏固擴大革命的領域。他對陳獨秀拒絕接受蔡和森的建議十分不滿，認為“在大敵當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我們絕不能把中央內部的矛盾，全部暴露給蔣介石、汪精衛”。他憂慮地說：“在一些問題上，過多地遷就陳獨秀，是會使黨的事業受損失的。”
這時，共產國際也預感到汪精衛要與共產黨決裂，指示鮑羅廷對「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指導權」。矛頭指向不聽話的陳獨秀。鮑羅廷與陳獨秀立場接近，對共產國際改組中央的訓令秘而不發。鮑決定成立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並提議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革命問題。陳獨秀知道鮑要推卸責任，並對共產國際先前的政策深為不滿，他拒絕去蘇聯，也表示了與共產國際的決裂態度。
7 月12 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從此，陳獨秀不再主持中央領導工作。臨時中央開會討論挽救時局辦法，決定在張發奎部隊中發動軍事暴動，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等省舉行秋收暴動。
7 月 13 日 , 中共臨時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表示與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決裂。參與起草宣言的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後來說：「這是中共的退讓政策走到了窮途，轉而奮起反抗的一個信號……其實，這個宣言所起的實際作用，只是提早了國共全面破裂的到來。」
中共臨時中央將《對政局的宣言》在武漢街頭廣為散發，使汪精衛終於下決心清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於7月14日晚召開秘密會議，接受了汪的「分共」主張。15 日 , 國民黨會議根據汪精衛的提議通過三項決定，其中第二項為“中央黨部應裁製一切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實質就是制裁共產黨。這就表明汪精衛政權也公開反共, 即中共黨史所稱的「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中共中央雖然宣佈與武漢國民政府決裂，卻沒有反抗的力量，只能做一些政治鼓動。7月19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發表了《告全國勞苦青年群眾書》，號召全國青年為打倒武漢政府而奮鬥。汪精衛在7月25日的政治委員會上，惱羞成怒地說：「我們苦心孤詣維持到現在，並不是不敢翻臉。只要稍微放鬆一點，哼！看看有沒有屠殺！他們這樣毫無道理地隨便造謠，想我們進攻，簡直是有心逼得我們翻臉。在國民黨的權力之下，是由他們這樣胡鬧還是怎麼辦？應當對共產黨提出警告，再這樣亂鬧，莫怪我們翻臉了！再要鬧，只好捉人了！」
起初，汪精衛還想「和平分共」。7月1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各級黨部發出《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的訓令》。稱15 日的分共提案“完全根據於革命利益，執行紀律，並非妨害共產同志之個人身體自由”。“有對共產分子壓迫，妨害其個人之身體自由，意圖傾陷者，務即依法嚴辦”。國民黨右派軍人才不理會什麼訓令，四處出動在武漢三鎮大肆搜捕殺害共產黨人。武漢迅速進入白色恐怖狀態，共產黨無法公開活動了。
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當然不會坐等國民黨軍人來屠殺。在汪精衛召開分共會議前，就已經各自隱蔽起來。鄭超麟回憶：「有一天，中央秘書處或組織部通知在武漢的重要黨員，告訴他們有立即發生反革命可能，囑他們躲避……與國民黨有接觸的一切頭等和二等人物，一窩蜂到廬山去了。」鄭超麟本人沒有離開武漢，也不掌握全面情況。張國燾回憶：7月13日前後，鮑羅廷、瞿秋白、劉少奇等人去了廬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毛澤東等轉移到武昌的秘密機關。因為武昌是張發奎的駐防地，何鍵的部隊過不來，暫時還安全。李立三、林伯渠、惲代英、吳玉章等去了南昌。陳獨秀已被共產國際下令免職，就沒人關照他了，14日到漢口一個朋友家裏躲避，心情非常沉痛。15日，他託人給臨時中央送去一封辭職信，表示“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工作”。
鮑羅廷、瞿秋白在廬山策划了舉行武裝暴動的計劃，又接到國際指示：新派遣的代表紐曼和羅明那茲即將到達武漢，令鮑羅廷帶領他的顧問團原班人馬回國。7月21日，鮑羅廷、瞿秋白回到武漢，瞿即與鮑劃清界限，等待23日到武漢的新國際代表羅明那茲的指示。7月27日下午，鮑羅廷與他的顧問團130多人登上漢口開往鄭州的火車，經馮玉祥的轄區回國。臨行前，武漢國民政府的要員汪精衛、宋子文等聚集車站，禮送老鮑離去。汪精衛還送給老鮑一封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全體成員簽名的致蘇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內容是：「鮑羅廷同志自被任本黨顧問以來，盡心贊助，厥功最多。今因鮑羅廷同志回國之便，特修此函，證明鮑羅廷同志之工作，為本黨同志感念不忘。」國民黨給足了鮑羅廷面子，鮑羅廷卻神色黯然，一點也打不起精神。
大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
從「四一二」到「七一五」，蔣、汪相繼清黨，鮑羅廷離去，陳獨秀下台，標誌著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失敗。其實這個失敗，只是共產黨的失敗。國民黨依靠共產國際的援助，有了錢，有了槍，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政權。而共產黨最後被國民黨一腳踢開，從合法轉為非法，遭到國民黨的驅逐和捕殺。激憤之下，中共中央將失敗的責任都推給陳獨秀，說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斷送了共產黨和大革命。但是很少有人反思，為什麼國民黨要和共產黨分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黨自身究竟有什麼問題和教訓？
十年之後，只有劉少奇作過反思。他在給張聞天的信中說：「革命的失敗，無疑是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 除客觀原因外)，但在失敗以前及以前很久，並不是沒有‘左’傾錯誤。這種‘左’傾錯誤至少幫助了反革命，正如西安的錯誤幫助了右派一樣。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從‘八七’會議以來即不承認過去有‘左’傾錯誤，批准過去的一切‘左’傾錯誤，認為這些過火的行動是最革命（的）行動，不獨不應糾正，還應大大發揚。而且誰要談過去有‘左’傾錯誤，就是機會主義，就是對中國無產階級不相信……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傾錯誤的教訓時 , 應該提到十年來我們對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問題。這個歷史教訓深入每個同志思想中，如果不正確解決的話，那以後的問題還正多哩！」（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0日。《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但這個聲音在中共內部，顯得太微弱了。
面對國民黨的清黨屠殺，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乾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走上了大規模武裝暴動之路。大革命時期“左”的種種教訓不但沒有被吸取，反而認為“左”得還不夠。在以後的日子裡，左傾錯誤升級到盲動，給共產黨造成了更慘重的損失。（全文完）
（作者系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4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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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1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近年來，不斷有文章描述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在秦城監獄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情形。這些文章有的過於簡略，有的完全違背歷史事實。我作為親歷者，有責任講出當時的真實情況，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1976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政壇也發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來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毛澤東逝世。
面對一系列突如其來的打擊，全黨和全國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無不擔憂中國的前途命運。「四人幫」則加快了搶奪最高權力的步伐，使得中央無法正常工作。黨中央審時度勢，力挽狂瀾，於10月6日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採取果斷措施，實行隔離審查。籠罩在人民心頭上的愁雲慘霧終於散去了，舉國上下一片歡騰。我被組織上派到釣魚台9號樓和西城區按院衚衕41號院，清理登記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資料、書籍及物品，並於11月上旬開始做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準備工作。
最近幾年來，不斷有人寫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及中央辦公廳部分工作人員在北京秦城監獄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情況。我對這些文章不敢恭維，有的講得很簡單，未能反映當時的具體情況；有的則大謬不然，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我作為親歷者，有責任、有義務、有必要把當時的真實情況具體地講清楚，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寫了一份批判「四人幫」的意見。意見說，要根據每個批判對象的罪行，選擇一些突出的問題進行批判。例如對江青，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員，裏通外國和反黨亂軍等罪行；對張春橋，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對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輿論工具鼓吹反對經驗主義、偽造和宣傳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等罪行；對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辦公廳和長沙告狀等罪行。
關於批判「四人幫」的時間和方法，意見中提出：批判會預定11月下旬開始，12月上旬結束。對四個批判對象分別批判，每個對象批判兩個半天。批判會要講究效果，要開得有戰鬥氣氛。發言要簡短有力，有根有據，要有發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讀。每個發言時間不宜過長，一般在20分鐘左右。發言過程中可以穿插質問、呼口號。批判中要講政策，叫批判對象坐著，回答問題時再站起來，不要罰站，不要罵人、打人，不要叫他（她）們低頭彎腰，不要搞“噴氣式”。總之，不要用「四人幫」煽動群眾斗群眾、群眾斗幹部時武鬥的方式來批判「四人幫」，不要搞他們那一套。
意見還將參加批判的人員編為三個分組。我當時在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工作，所以參加了第二組的警衛局分組。11月25日上午7時，我們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工作乘坐三四輛大轎車和幾輛小轎車浩浩蕩蕩地從城內出發開往昌平縣秦城監獄。中南海距離秦城75公里，1小時40分鐘後到達。批判會於9時正式開始，11時結束。
批判的第一個對象是「四人幫」頭面人物江青。
江青被工作人員押上法庭
批判會會場約二三百平方米，大門開在東北角，西南兩邊擺放著桌椅，供出席批判會的工作人員坐，中間孤零零地擺放著一把木製靠背扶手椅，很顯然是供批判對象坐的。主持會議的同志簡單扼要地重申了批判會的紀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後喊了一聲：「把江青帶上來！」只見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頭髮梳得油光鋥亮，戴著她以前曾經戴過的黑邊近視眼鏡，昂首挺胸，大步走了進來，故意裝作“大義凜然”和無所畏懼的樣子。獄警示意她坐在事先準備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穩後，不慌不忙地從上衣口袋裏掏出手絹，摘下眼鏡，擦了擦灰塵，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環視了一下，等待主持人發話。江青表現得很鎮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對我們講過的“我有豐富的鬥爭經驗”。
限於時間，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個問題——
第一，對工作人員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認為，江青對工作人員缺少愛心、關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對工作人員迫害的手段極多，有訓斥、辱罵、打人、體罰、趕走、停止工作、逼迫檢查、勞動改造、政治審查、隔離軟禁、逮捕入獄等十幾種。她動不動就給工作人員扣上「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務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盜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後有30人在江青那裏工作過，沒有受過江青虐待迫害的幾乎沒有。下面是工作人員對江青的當面批判——
我非常氣憤地問：「江青，你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江青聽到問話，先是怔了一下，但馬上平靜下來，傲氣十足地說：“我不用睜開眼睛，就知道你是楊銀祿。”
我說：「你知道就好，你原來是我們的座上客，現在你是我們的階下囚，你要老實交代問題。」江青不緊不慢地說：“我有一年多沒有人身自由了，我夠老實的了。”
影，叫《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你給春橋、文元同志的秘書打個電話，問問春橋、文元同志看過沒有？如果沒有看過，想去看的話，我們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個招呼。’我立即在十號樓門口分別給張春橋的秘書嚴忠富、姚文元的秘書郭文打了電話，張春橋的秘書和姚文元的秘書分別報告他們的領導後都說，他們看過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廳把他們的秘書的回話內容報告了你，你當時說：‘我自己去看。’你沒有看電影就跑到張、姚住地，問張、姚‘這部電影你們看過沒有？’張春橋撒謊說：‘我沒有看過。’姚文元也撒謊說：‘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們的謊話，立刻就說：‘小楊撒謊，挑撥我們之間的關係。’……毛主席批評你：「江青對待工作人員從來就是這樣，用人家的時候不關心，不幫助，不想用人家的時候就給人家加上幾個罪名，扣上幾頂大帽子，一腳把人家踢開，從她那裏出來的人，沒有一個高高興興地出來安排工作的。主席還說，江青是個蠢貨……江青，你不是說，我們挑撥你和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嗎？我們怎麼挑撥你和張、姚的關係？你們是什麼關係？你老實交代！」
江青說：「是工作關係。」
劉真同志批判說：「周淑英同志你還記得吧？小周對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就是她一個人圍著你轉，給你穿脫衣服，穿脫鞋襪……你對這樣一位善良賢惠、白璧無瑕、勤奮好學，熱情、周到、細緻地為你服務的好同志、好護士，非但一點也不領情，相反竟然對她下了毒手，污衊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會作派去的特務，是林彪在你身邊安插的密探，污衊周淑英同志給你‘吃了5年毒藥’。什麼是毒藥？那不就是你每天離不開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藥嗎？！你忍心將這樣一位好同志投入監牢？！」
講到這裏，江青仍然默不作聲。
劉真同志繼續說：「周淑英同志被你趕走以後，由趙柳恩同志接替她的護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覺前，按照你的吩咐和醫囑，小趙明明給你放了一份備份的安眠藥，你吃了以後硬說沒有給你放，非要再吃一份，兩份安眠藥吃下去以後，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奮了，更睡不著了，感到不舒服。於是你就毫無道理地大發雷霆，誣衊小趙給你吃了毒藥，你說是林彪派來的特務周淑英教小趙這樣乾的。你就把周總理、葉帥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騙到釣魚台十七號樓，對楊銀祿、趙柳恩、周金銘興師問罪。你毫無根據地把小趙和黃永勝聯繫在一起，併當即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扒下來狠狠地摔在地上，說小趙不配戴領章和帽徽。你對一位文靜賢惠的女孩無端地大耍權威，實在令人髮指。」
這時江青低聲說：「我不是還給她了嗎？」
我說：「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險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記得在你的保險柜里放著，你找不到，就誣衊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聲嘶力竭地對我說：‘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過了一會兒，你叫毛遠新在你的保險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後，你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有。文件在你的保險柜里，鑰匙你自己拿著，無論走到哪裏都帶在你的身上，說我偷了你的文件，這不是有意陷害人嗎……除了有意陷害我們以外，你怕你搞陰謀詭計的材料落到別人手裏，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聽了以後，不說話，也沒有任何錶情。
「四人幫」在法庭接受審判
第二，崇洋媚外，撈取資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國紐約州賓翰頓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維特克女士應我國友好協會的邀請前來訪問，訪問期間，鄧穎超、康克清大姐會見了她。維特克又提出想見見江青，周總理批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江青看到周總理的批示後，認為這是為自己樹碑立傳的好機會，於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高興地談了6個小時。後又破格以高標準宴請了維特克女士。晚宴後，江青興高采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劇場觀看現代京劇樣板戲《紅燈記》。看完戲又與維特克一起登上舞台接見演員，合影留念。
周總理規定「談上一個鐘頭」，可江青已超過5個鐘頭，還認為沒有盡興，未達目的，要求到廣州繼續談，而且要談解放戰爭和其他問題。周總理知道後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談，只談一次，最多兩次，只談文藝，不要談其他問題。江青聽了接待人員轉達周總理的指示後，滿臉不高興，大發雷霆：“我的事不用你們管，你們的膽子真大，敢來圍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廣州又同維特克談了6次，連同前一次共談了7次，達60多個小時。
在廣州，江青同維特克一見面就說，我跟你談的你都可以發表，斯諾寫了一本《西行漫記》世界聞名，這就是你的範本，我希望你走斯諾的道路，做第二個斯諾；並吹捧美化自己說，「我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決了公與私問題的人」。
在談話過程中，江青泄露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包括政治、軍事、外交、人事、資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況。特別是把黨內鬥爭的機密情況和黨中央多次會議的時間、地點、決議及解放戰爭的作戰情況等泄露了出去，還把一些沒有公開過的作戰地圖、資料送給了維特克，如《解放戰爭開始前形勢圖》、《我軍戰略反攻形勢圖》、《毛澤東行動路線圖》、《西北戰場作戰過程形勢圖》、《遼瀋戰役概況圖》、《平津戰役概況圖》、《淮海戰役概況圖》、《解放戰爭三年半戰績統計表》等8種圖表。江青還泄露了我軍在韓戰第四次戰役中的損失情況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情況。
在談話時，江青恐怕維特克聽不懂，記不全，多次問維特克：「你聽懂聽不懂？聽得枯燥不枯燥？記得累不累？以後我把記錄整理好了，給你寄去，甚至錄音帶也可以給你。」
江青為了取悅維特克，在廣州的6天時間，天天宴請維特克，用針線把茉莉花串起來，做成了手鏈，用針線把玉蘭花骨朵串起來，做成項鏈，每天上午親自給維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樣的手鏈和項鏈。維特克臨走時，江青親自送行，並滿懷希望地說：「盼望早日看到你的書。」江青送給維特克的禮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詩源》、《魯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竊取國家的寶貴物品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抄家的貴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所有抄來的物品被編號登記造冊後，開始賣給（等於贈送）中央領導人，價格便宜得不可想像，只是象徵性地收幾個錢。一開始江青並不知道有這樣的便宜事，還是康生、葉群告訴她的。有一天，葉群帶著她的“戰利品”到釣魚台十號樓擺在大客廳的大條案上，讓江青欣賞。江青看後動了心。那天以後，連續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幾次，獵取了不少貴重物品，其中有價值幾萬元的鑲有珍珠、寶石的金殼藍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幣），明清時期的筆、墨、端硯，各種書籍、古畫，還有稀貴的刻圖章用的雞血石、玉石等。
「九一三」事件後，江青到毛家灣林彪的住所參觀，發現他們獵取的文物作為證據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釣魚台以後，叫毛遠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並叫毛遠新向文物管理處要收條。毛遠新說，不能要收條，要了收條就留下證據了。江青說，還是遠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來。江青還想把留下的部分賣掉，一是想得到一筆巨款，二是為了毀滅罪證。這件事還沒來得及辦，「四人幫」就被粉碎了。
因為我們講的這些都是事實，我們又是目擊者和見證人，江青聽了以後，沒有反駁。
第四，江青與林彪的關係
關於江青和林彪的關係，主要揭發三個問題：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國武鬥的聯手製造者。
林彪散佈謬論：「好人打好人是誤會，好人打壞人是活該，壞人打好人是鍛煉，壞人打壞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工作人員說，你們二人配合得不錯，你們是攪動派性，煽動武鬥的罪魁禍首。你們合起伙來明目張胆地對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指示。
江青聽了以後說：「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有錯誤，我負責！但我不是對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反動口號問題。
我說，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夥同王力、關鋒等人炮製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揪軍內一小撮」。你們炮製的具體經過是這樣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會議上叫喊：“軍隊那些走資派為什麼不揪？”跟著，就指使王力、關鋒起草文件，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動口號。你看後讓“趕緊送林副主席審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這個反動口號一出籠，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評，還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責任。王、關被揪出來以後，你說是王、關搞的；戚本禹出了問題，你說是王、關、戚搞的；陳伯達出了問題，你說陳伯達夥同王、關、戚搞的；林彪的陰謀敗露後，你又說，是林彪、陳伯達夥同王、關、戚搞的。總而言之，你詭辯來詭辯去無非想說明此事與你江青無關……1973年1月，中央專案組將「揪軍內一小撮」炮製經過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後，你在大會堂福建廳看了那份材料，惱羞成怒，對專案組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好大的膽子，搞專案搞到我的頭上來了！”你對我說：“小楊，你給我作證。”我因為沒有看到什麼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麼證，所以我沒有吭聲。你回到釣魚台以後，仍然對我說：“專案組的路線不對頭，他們竟然搞到我頭上來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與我根本沒有任何關係，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麼來的，真是豈有此理。”你是叫我作偽證呀，我沒有上你的當。
江青聽了以後說：「我至今仍然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間的電話聯繫，便知他們之間是何關係。
話達470多次，平均每隔兩天多一點就要通一次電話，表達互相關心、互相問候、互相祝願、保重身體之意。
話呢？1971年4月29日，葉群打電話給江青，說：「江青同志每次在最關鍵的時刻對我進行幫助，我非常感動……謝謝江青同志對我的幫助。」5月2日，江青在電話里說：“很久沒有見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時間，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葉群又給江青打電話：“林彪叫我約黃永勝、吳法憲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談談心……林彪同志說江青同志在會上給你們說了很多好話。”9月8日，葉群從北戴河打電話給江青，說：“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葉群並派林辦的工作人員給江青送來了4個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電話：“謝謝林副主席的關心，也請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這一天，林彪下達了他的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幾個小時，江青帶上林彪送的4個大西瓜到頤和園，激動地對工作人員說：“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給我的，我再送給同志們，這是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關心，我們大家一起謝謝林副主席！”難道這些都是巧合嗎？
江青聽了以後，自言自語地說：「我叫你們保存這些電話記錄，是想證明我和林彪的關係在政治上沒有瓜葛，怕被林彪和葉群利用，結果叫你們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對我進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進行鬥爭的呀。」
第五，反對和陷害周總理
1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開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又參加中共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上，江青等人以黨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負責人的身份出現，置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於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
話，不准議論，不准外出，（除了到十號樓參加會的人外）其他中央領導人一律不准進入。「三個要」：到機關食堂吃飯要兩人以上；吃飯時，如果有人問什麼事，回來要馬上彙報；十號樓，不論黑夜白天都要鎖上門。
一天，江青問秘書劉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怎麼死的嗎？是自殺還是他殺？王良恩是一個壞人，他是總理的人呀。他好像是總理的私人秘書，王良恩能參加政治局會（列席）是總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問題與總理有關。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後說：「這個東西（指《紀要》），怎麼沒有總理的名字呀？怎麼沒有反對總理呀？林彪如果篡黨奪權成功以後，可能還用總理，因為林彪沒有治理國家的經驗。」江青把總理和林彪畫在了一條線上。
有一天，周總理剛剛做完手術，江青就想把總理從三O五醫院趕走，說：「三O五醫院那個地方舒服，我想去。」
話催總理快點看。第一次打電話，總理休息。第二次打電話，總理正在治療，江青就發脾氣了，大聲說：「他不看，就給我退回來。」總理那時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看東西非常困難，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總理逝世以後，江青不叫群眾戴黑紗，她說：「共產黨怎麼還搞大出喪，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車裏看到一個人戴黑紗，就惡狠狠地說：“這個人怎麼還戴黑紗！”中央通知江青向總理的遺體告別，江青很不願意去，說：“我前天已經告別了。”不得已，江青還是去了。在向總理遺體告別前，護士特意提醒她告別時要脫帽，但她故意不脫。全國人民看到她戴著帽子向總理遺體告別很氣憤。
江青聽後說：「我一直對總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脫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脫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從大寨回到北京。她來到毛主席的住處，這時毛主席好不容易剛剛入睡。江青不顧醫生的勸阻，給毛主席擦背，又活動四肢，擦爽身粉。醫生主張讓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卻不斷地送一些一般情況的參考資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處於垂危狀態，江青一定要給主席翻身。醫護人員堅決反對，並告訴她說：「翻身危險。」江青不聽，硬是給主席翻了身，結果主席顏面青紫，血壓升高。江青見情況不妙，揚長而去。
江青這個人聰明得很，她認為對身邊工作人員態度不好並不是要害問題，所以揭發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員的罪行時，她可以靜聽，表現得很鎮靜，並私下表示可以向他們作檢討。當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時，她認為這是要害問題、原則問題，立即表現出坐立不安的神態，暴跳如雷起來。她大聲說：「你們這是借題發揮，誇大其詞，企圖以此將我置於死地，你們這樣做是徒勞的。主席的屍骨未寒，你們就對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現在是XXX叫你們來鬥爭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結婚幾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體情況，他的身體好好的，怎麼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懷疑主席身邊的人有問題，我對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難道我還會迫害我的丈夫嗎？我既是主席的學生又是主席的戰友，誰能相信我會迫害主席？」這時，與會的工作人員齊聲喊口號：“我們相信！我們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這時，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來，走到工作人員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員的鼻尖上，厲聲厲色地質問：「你相信，你有什麼根據？！」那位工作人員大聲回敬：“因為你是一個野心家。野心家，什麼壞事干不出來呀？”江青氣急敗壞，狠狠地推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把。青年人氣盛，咽不下這口氣，過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會議的同志想制止，但沒有制止住。這時，江青惱羞成怒，攥緊拳頭打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拳。公安部幹警過來就把江青用手銬銬了起來，她還不老實，雙手亂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員的肩上。於是公安幹警就把江青的雙手銬在背後，她這才安靜下來。汪東興知道這個情況後，還嚴厲地批評了參加批判會的主持人，說：“事先不是給你們交代過要注意政策嗎，要文斗，不要武鬥嘛。不要在肢體上跟她發生衝突，再給同志們強調強調，以後不准再發生這樣的問題。”
工作人員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時說：「你得勢、得意的時候，不只一次對我們說：‘我早就做好了各種思想準備，將來要麼被殺頭，要麼坐牢，要麼被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就怕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是不會犯路線錯誤的，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會感到幸福的。你們要聽我的話，你們聽我的話就是聽黨的話。好好為我服務，你們為我服務，就是為黨服務。我受了損害，就是黨受了損害。我吃了虧，就是黨吃了虧。我好了，你們也有好處；我倒霉，你們也不會有好處。’」由於江青多次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過這番話，所以她不會忘記，也無法抵賴。她聽後沒有站起來反駁，只是辯解說：“我不是你們說的那個意思，我沒有野心。”
工作人員說：「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個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評你說：‘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江青說：「這是主席對我的愛護、提醒和批評幫助，你們不要曲解主席對我的批評和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