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時的毛澤東和江青
8月20日，毛澤東前往洛川馮家村，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有名的洛川會議，葉子龍亦隨同他前往。會議期間的一個黃昏，葉子龍獨自散步，遇見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和兩位女性。
蕭勁光把兩位女性向葉子龍做了介紹：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一位是剛剛從上海來根據地的電影演員江青。那是江青初入陝北根據地，也是葉子龍第一次見江青。
關於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見毛澤東的情形，世間有種種傳聞，在葉永烈所著的《江青傳》中，把幾種有代表性的記載都羅列了出來：
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隨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觀瀾見的毛澤東。葉文說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個多月，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帶她見毛澤東。
二是徐鑄成《蕭桂英進宮》一文中所說，毛澤東看江青演《打漁殺家》，注意到江青，江青感覺到了，主動找康生，要求他引見。
三是王明從莫斯科到延安的歡迎晚會上，江青出演《被糟蹋了的人》，受到毛澤東的關注。葉永烈考證該劇編劇崔嵬此時未到延安，否定了此說。
四是翟椿林回憶，在一次文藝演出時，江青主演京劇《打漁殺家》，節目結束時，毛澤東等到後台慰問演員，江青主動上前和毛澤東握手，並親切交談。
五是引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所著《江青秘傳》，說江青在延安中央黨校聽毛澤東作報告時，故意搔首弄姿引起毛澤東的注意，隨後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問題請求領袖指教。
不知何故，葉永烈沒有引朱仲麗另外一部書《女皇夢》中的敘述。朱仲麗在這部書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級幹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從洛川進入延安，並在到達延安的第二天，帶江青看望了毛澤東。她們和毛澤東在院子裏談了一會兒，便告辭出來。
朱仲麗是否有一位身為中共高級幹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確有一位曾是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蕭勁光夫人的姐姐。葉子龍和江青的第一次見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麗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據葉子龍回憶：洛川會議結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蕭勁光夫人朱仲芷就帶江青來見毛澤東。毛澤東是在他住的窯洞外面見的江青，所以葉子龍看到了他們交談的情景。
朱仲麗《女皇夢》一書人物的真實姓名，大都通過諧音或義近的方式改換了，有些人物間的真實關係也被模糊或改動。在書中，朱仲麗對她表姐如何與江青從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表姐帶她見毛澤東的過程描述得相當詳盡，且多處與葉子龍關於朱仲芷的回憶相吻合。因此筆者推測朱仲麗筆下的表姐，實為其親姐姐，那麼，葉子龍的回憶是比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見毛澤東的情況，也隨之清晰了。
1937年年底，時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的王明從蘇聯回國，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康生、陳雲。他們還帶來一部電台，電台的工作人員都是蘇聯人。同來的還有一位姓金的朝鮮人，他被指派給毛澤東當參謀。
王明到來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個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的勝利呢?》的報告，批評洛川會議以來中央的正確路線，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否定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由於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錯誤意見一度佔了上風，並在黨內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思想混亂。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肅清右傾投降主義思潮的影響，更好地領導抗日戰爭。
會議期間，中共在各地的領導、各軍的將領們大都來到了延安。會議結束後的一天，賀龍對毛澤東說：「你還不請我們吃飯?」“哦，為什麼要請你們吃飯?”“你結婚了，還不該請吃飯嗎?”“好!我請你們吃。”毛澤東叫來了葉子龍，說：“你給我們辦兩桌飯。”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葉子龍這個機要科長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書的職責。有一段葉子龍病了，住到了延安城裏，毛澤東身邊沒了人，感到很不方便，當葉子龍病好後，立即把他調回身邊。葉子龍聽了毛澤東的吩咐，當晚就辦了兩桌飯菜，請了朱德、周恩來、劉少奇、賀龍、王若飛等人。王若飛喝得有些醉意，一個勁兒罵機會主義。
幾天後，葉子龍又替毛澤東承辦了幾桌飯菜，請上次未請的人。這次來的人更多，張聞天、李富春、滕代遠等也來了。這一次把葉子龍忙得夠嗆，準備飯菜，組織車子接送……還碰上了敵機來轟炸。
朱仲麗在《女皇夢》書中，將毛澤東請客一事說成是江青逼迫的，與葉子龍的回憶有很大的差異。另外，葉永烈根據第二次毛澤東請客吃飯的參加者徐明清的回憶，將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日子確定在第二次吃飯的1938年11月20日，看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吃飯在結婚之後，並非與結婚同時；如果要以吃飯為結婚標誌，似乎也不該以第二次請客吃飯為結婚日，況且徐明清本人也說結婚約在吃飯前後，並未以其吃飯那日為結婚日。
敵機轟炸後，中共中央就搬了家，據說是第二次參加吃飯的滕代遠建議的，他認為鳳凰山不安全，而楊家嶺情況好些。於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從鳳凰山搬到了楊家嶺。毛澤東和江青住了三間窯洞，王明住在他們後面的一排窯洞。請客之後，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一事才為人所知。在這之前，葉子龍也說不清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究竟應從哪一天算起，因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到中央黨校學習了三個月。
1939年，葉子龍收到中共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從江蘇發來的電報，說是江蘇、上海方面的一些共產黨員，聽聞毛澤東與曾是上海電影演員的藍蘋結婚，認為很不合適。他們反映，藍蘋的情況比較複雜，曾經被捕，亦因婚姻不嚴肅搞得沸沸揚揚，請毛澤東慎重考慮。
關於項英的電報，筆者在一些文章和書籍中看到過幾種說法：
一是當事人之一楊帆的回憶，他說項英曾向他問及江青的情況，他告訴項英江青被捕過，是否變節不清楚，但講了對江青個人生活作風問題的看法。項英要他寫個材料，還讓他「擬了一份電報給延安的康生」，項英在電文後加了“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一語。
波，反映江青劣跡的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可惜這份材料沒有直接落到毛澤東或是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手裏，而是落到康生的手裏。康生收到這電文的次日，將原文給江青看了，而且把電文扣了下來。”
由於決定給延安發電的項英於皖南事變中犧牲，電報是否直接發給康生無法確定。但葉子龍收到的電報並非發給康生的，否則他不應該先將電報直接送給毛澤東。葉子龍回憶說：「電報是我送交毛澤東的，所以記得電文的內容。毛澤東看了電報對我說，江青的情況康生都了解，如果有問題他就會告訴我了，可他並沒有說什麼，可見沒有什麼問題，不必大驚小怪。就讓我把電報拿回來了。」
同樣的電報既發給中央，又發給康生個人，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項英只給中央發了一份電報，按正常程序，應該如葉子龍所說，由葉先送毛澤東，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裏，並由他拿給江青看，又私自扣了下來。根據黃文的敘述，毛澤東顯然不可能知道項英來電報一事，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事實是毛澤東首先看到了項英的電報，但他相信了康生有關江青情況的彙報，所以沒有以此為意；至於他事後是否又因此詢問過康生，就不得而知了。
本文摘自《聆聽歷史細節》，王凡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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