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被打倒，也不願「亮相」
華國鋒對「文化大革命」像絕大多數幹部一樣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長沙，在省委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的問題，更沒有提到兩個司令部的問題。他著重傳達十六條中所提出政策問題。
張平化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於8月30日回到長沙。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群眾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學出席群眾大會。他以為深入群眾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誠地做自我批評就能得到諒解。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中央文革小組、造反派是要藉機打倒各級領導！他剛講話，就挨斗，掛黑牌子、低頭、彎腰。
華國鋒氣憤地說：「這哪裏是革命？！是人身污衊！」他心裏難過得很，幾天睡不好覺。他說：「這些造反派，誰在第一線工作，他就攻擊誰。張平化沒有回來之前，他們主要攻擊王延春。張平化回來了，他們就攻擊張平化。而中央文革這些人還認為亂得不夠。」
11月中旬，華國鋒累出了心臟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隊的醫院。當時中央規定軍隊不准介入地方的運動，軍隊的醫院還算平靜。在醫院住了20來天，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說不准地方的領導幹部躲到軍隊裏去，要他們去見群眾。其實誰都明白，見群眾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華國鋒不願意牽連別人，就從醫院裡出來，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幾天，那裏也不安靜，不久，華國鋒又回到長沙，造反派找不到華國鋒，就將他的夫人韓芝俊拉出去遊街。
1966年底，中央號召反對經濟主義，華國鋒因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帶上「反革命經濟主義頭子」的大牌子遊街。華國鋒氣憤地說：我搞什麼經濟主義？就是因為我是省委書記、副省長，負責財貿，造反派要錢、要物，我沒有批，就給扣上這個帽子。和造反派有什麼道理可講？！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優勢，省委工作癱瘓，領導機關工作停頓。很多單位造反派對「犯錯誤」當權派要求罷官、開除黨籍。長沙的形勢很緊張。華國鋒提個書包，裏面放著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判、挨斗，做檢查。
1967年1月，中央決定湖南要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中央文革以《紅旗》雜誌記者名義派一些人到全國各地活動，到湖南的《紅旗》記者出面動員華國鋒「亮相」。所謂「亮相」，是公開表態支持某一派群眾組織，得到群眾的諒解和支持，參加省革委會。
華國鋒不同意，說：「我是當權派，要檢查我自己的錯誤。」他寧可被打倒、靠邊站、挨斗，也不願亮相。華國鋒眼看兩大派鬥爭越來越激烈，各個單位都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停了產，嚴重地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他與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呼籲兩派群眾不要互相鬥了，要響應中央的號召聯合起來，將鬥爭的矛頭對準省委、對準我們當權派。
這下可惹火了「工聯」、“永向東”，認為華國鋒等人呼籲“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是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名強加到他們革命造反派的頭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幹部頭上。大字報剛貼出來的當天，「工聯」分別將華國鋒等人抓起來，用嗄斯69吉普車將華國鋒帶走，關到工廠。他們怕軍區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動詭秘，在四五十天內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在他們控制的會上批鬥華國鋒等人。華國鋒被關在鍋爐房裏，一位老工人主動說：“看你頭髮長，剃剃頭吧。”於是給華國鋒剃個小平頭。第二天挨斗時，造反派無法抓頭髮，華國鋒少受一點皮肉之苦。
被造反派秘密關押，周恩來打電話「要人」
在華國鋒被「工聯」關押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幹部召到北京來開會。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秘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6月14日半夜３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工聯」才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臨上飛機之前，「工聯」要華國鋒表態。華國鋒被關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說：“不能表態。”一位姓黃的「工聯」“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聲明，意思是支持「工聯」，盜用華國鋒的名義發表了。
周恩來並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後，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來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華國鋒只是到北京參加會議聽過周恩來的報告，並沒有個別接觸。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來北京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幹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幹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1971年２月，華國鋒到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周恩來同華國鋒談話，說：主席提名，調你到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財貿、農業、值班室等工作。紀登奎調去管專案。李先念年紀大了，你要協助他多做些工作。隨後，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宣佈了這項任命，正式下文是8個月後，「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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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68年底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 1978年到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工作，1979年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歷任周恩來年譜生平小組副組長、組長，周恩來研究組副組長，研究員；1998年到中央黨史研究室，任《中共黨史研究》副主編，《中共黨史資料》主編；長年研究周恩來、毛澤東、華國鋒、彭真及黨史，出版專著若干，其中整理師哲回憶錄《歷史巨人身邊》及《周恩來的故事》影響最大，撰寫論文50多篇。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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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歷史進程和文化發展中，出現過眾多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若干名相在內。這裏所說的「相」，指宰相、丞相或類似的職務。毛澤東點評名相，堅持了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則。
點評曹操
曹操曾在東漢末年做過丞相。1970年，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此外，曹操在軍事乃至文學藝術上也有很深的造詣。207年，曹操北征烏桓獲得勝利，他在班師途中寫下膾炙人口的《觀滄海》。詩中說：「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1954年夏，毛澤東也寫下一首詞，就是《浪淘沙·北戴河》。詞中提到：「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這裏的「揮鞭」、「遺篇」四個字，就是對曹操文武兼備的肯定，而這種肯定是實事求是的。
1936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明確提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1937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再次提到這兩場戰役。在這兩場戰役中，曹操都是當事人之一。他在官渡之戰中以少勝多，打敗袁紹，為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但是，在赤壁之戰中卻為對方以少勝多，自己失去統一中國的機會。
點評諸葛亮
諸葛亮是一位德才兼備的名相，在歷史上有重要地位。毛澤東在1943年11月29日指出：「‘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裏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後來，他進一步強調：「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1947年12月21日，毛澤東指出：「歷史本來不是帝王將相創造的，而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可是在舊戲中，比如孔明一出場就神氣十足壓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們的，勞動人民不過是跑龍套的。世界上本來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農民，我們住的房子，都是他們雙手蓋起來的，土豪劣紳連個柱子都搬不動，可是許多的舊戲卻把勞動人民表現成小丑。」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乾部會議上說：「打個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樣，各級領導者，就像游水的一樣，你不要離開水，你要順那個水，不要逆那個水。不要罵群眾，群眾是不能罵的呀！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學生群眾，民主黨派的多數成員，知識分子的多數，你不能罵他們，不能跟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他犯錯誤的時候，我們要好好講道理，好好講他不聽，就等一下，有機會又講。但是不要脫離他，等於我們游水一樣不要脫離水。」隨後，他說：「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麼寫，歷史上也那麼寫，也像魚跟水的關係一樣。」
點評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的名相之一，同時在文學上也很有成就。《蘇幕遮》和《漁家傲》，就是范仲淹所寫的兩首詞。1957年8月1日，毛澤東對范仲淹的這兩首詞做出如下評註：「詞有婉約、豪放兩派，各有興會，應當兼讀。讀婉約派久了，厭倦了，要改讀豪放派。豪放派讀久了，又厭倦了，應當改讀婉約派。我的興趣偏於豪放，不廢婉約。婉約派中有許多意境蒼涼而又優美的詞。范仲淹的上兩首，介於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可算中間派吧；但基本上仍屬婉約，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婉約派中的一味兒女情長，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鐵板，讀久了，都令人厭倦的。人的心情是複雜的，有所偏但仍是複雜的。所謂複雜，就是對立統一。人的心情，經常有對立的成分，不是單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詞的婉約、豪放兩派，在一個人讀起來，有時喜歡前者，有時喜歡後者，就是一例。睡不著，哼范詞，寫了這些。江青看後，給李訥看一看。」毛澤東對范仲淹兩首詞的點評，流露出真摯的個人情感。還需要說明的是，范仲淹作為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強調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對於這樣的精神和胸襟，毛澤東是贊同和欣賞的。
批評李林甫
在眾多名相中，部分人與范仲淹這樣的人相反，他們有的不學無術，有的雖然有一些或很多才華，但是干盡壞事、殘害忠良、禍國殃民。對於這些人，毛澤東給予了尖銳的抨擊。李林甫曾在唐玄宗時任宰相，這個宰相可謂臭名昭著。《資治通鑒》中說：「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1939年12月20日，毛澤東說：「我們中國人民，是處在歷史上災難最深重的時候，是需要人們援助最迫切的時候。《詩經》上說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我們正是處在這種時候。」但是，誰是朋友呢？毛澤東指出：「一類所謂朋友，他們自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中國人中間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稱他們做朋友。但是這種朋友，只能屬於唐朝的李林甫一類。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個有名的被稱為‘口蜜腹劍’的人。現在這些所謂朋友，正是‘口蜜腹劍’的朋友。」「另一類朋友則不然，他們是拿真正的同情給我們的，他們是把我們當做弟兄看待的。」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李林甫之流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
點評謝安
1936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提到了淝水之戰。1937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再次提到這個戰役。這場戰役於383年發生在前秦和東晉之間。前秦方面的最高統帥是秦王苻堅，東晉方面的最高統帥實際上是宰相謝安。苻堅依仗優勢兵力，看不起晉軍。晉軍打敗秦軍的前鋒，在淝水同秦軍對峙。苻堅看到晉軍佈陣齊整，又以為八公山上的草木也都是晉軍，於是開始害怕。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錯覺是什麼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錯覺之一例。」在兩軍隔淝水對峙時，晉軍要求秦軍讓出一片戰場來，以便晉軍渡水後決戰。秦軍同意後退，而晉軍乘機進攻，取得勝利。毛澤東認為，秦晉淝水之戰屬於「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晉軍在這場戰爭中獲得勝利，宰相謝安攻不可沒。毛澤東之所以反覆提到淝水之戰，意在激勵全體共產黨人、人民軍隊和全國人民，堅定革命信心，爭取最後勝利。
點評姜子牙
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延安各界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上提到了姜子牙。姜子牙輔佐周武王開創了周朝八百年的基業，這個故事在《封神演義》中被寫成神話。毛澤東說：「《封神演義》里有一個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師弟，他臉向後長，眼朝後看。現在在抗戰陣營中，就隱藏有這麼一群‘申公豹’，一批專門倒退的人，他們拖住中國要倒退。」在這裏，姜子牙與申公豹是人品完全相反的兩種角色。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說：「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這裏說的「太公」，就是姜子牙。據傳，姜子牙曾在渭水河邊用無餌的直鉤在水面三尺上釣魚，說：“負命者上釣來！”在毛澤東的這些言論中，前後出現性質相反的兩個“姜子牙”，但這些言論都是為現實服務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