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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怒斥「文革」 中央直「撈」使其迅速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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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怒斥「文革」  中央直「撈」使其迅速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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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怒斥「文革」 中央直「撈」使其迅速上位

2019年04月22日 17:35 最後更新:17:30

寧可被打倒,也不願「亮相」

華國鋒對「文化大革命」像絕大多數幹部一樣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長沙,在省委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的問題,更沒有提到兩個司令部的問題。他著重傳達十六條中所提出政策問題。

張平化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於8月30日回到長沙。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群眾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學出席群眾大會。他以為深入群眾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誠地做自我批評就能得到諒解。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中央文革小組、造反派是要藉機打倒各級領導!他剛講話,就挨斗,掛黑牌子、低頭、彎腰。

華國鋒氣憤地說:「這哪裏是革命?!是人身污衊!」他心裏難過得很,幾天睡不好覺。他說:「這些造反派,誰在第一線工作,他就攻擊誰。張平化沒有回來之前,他們主要攻擊王延春。張平化回來了,他們就攻擊張平化。而中央文革這些人還認為亂得不夠。」

11月中旬,華國鋒累出了心臟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隊的醫院。當時中央規定軍隊不准介入地方的運動,軍隊的醫院還算平靜。在醫院住了20來天,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說不准地方的領導幹部躲到軍隊裏去,要他們去見群眾。其實誰都明白,見群眾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華國鋒不願意牽連別人,就從醫院裡出來,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幾天,那裏也不安靜,不久,華國鋒又回到長沙,造反派找不到華國鋒,就將他的夫人韓芝俊拉出去遊街。

1966年底,中央號召反對經濟主義,華國鋒因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帶上「反革命經濟主義頭子」的大牌子遊街。華國鋒氣憤地說:我搞什麼經濟主義?就是因為我是省委書記、副省長,負責財貿,造反派要錢、要物,我沒有批,就給扣上這個帽子。和造反派有什麼道理可講?!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優勢,省委工作癱瘓,領導機關工作停頓。很多單位造反派對「犯錯誤」當權派要求罷官、開除黨籍。長沙的形勢很緊張。華國鋒提個書包,裏面放著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判、挨斗,做檢查。

1967年1月,中央決定湖南要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中央文革以《紅旗》雜誌記者名義派一些人到全國各地活動,到湖南的《紅旗》記者出面動員華國鋒「亮相」。所謂「亮相」,是公開表態支持某一派群眾組織,得到群眾的諒解和支持,參加省革委會。

華國鋒不同意,說:「我是當權派,要檢查我自己的錯誤。」他寧可被打倒、靠邊站、挨斗,也不願亮相。華國鋒眼看兩大派鬥爭越來越激烈,各個單位都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停了產,嚴重地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他與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呼籲兩派群眾不要互相鬥了,要響應中央的號召聯合起來,將鬥爭的矛頭對準省委、對準我們當權派。

這下可惹火了「工聯」、“永向東”,認為華國鋒等人呼籲“要防止挑動群眾斗群眾”是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名強加到他們革命造反派的頭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幹部頭上。大字報剛貼出來的當天,「工聯」分別將華國鋒等人抓起來,用嗄斯69吉普車將華國鋒帶走,關到工廠。他們怕軍區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動詭秘,在四五十天內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在他們控制的會上批鬥華國鋒等人。華國鋒被關在鍋爐房裏,一位老工人主動說:“看你頭髮長,剃剃頭吧。”於是給華國鋒剃個小平頭。第二天挨斗時,造反派無法抓頭髮,華國鋒少受一點皮肉之苦。

 被造反派秘密關押,周恩來打電話「要人」

在華國鋒被「工聯」關押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幹部召到北京來開會。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秘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6月14日半夜3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工聯」才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臨上飛機之前,「工聯」要華國鋒表態。華國鋒被關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說:“不能表態。”一位姓黃的「工聯」“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聲明,意思是支持「工聯」,盜用華國鋒的名義發表了。

周恩來並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後,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來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華國鋒只是到北京參加會議聽過周恩來的報告,並沒有個別接觸。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來北京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幹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幹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1971年2月,華國鋒到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周恩來同華國鋒談話,說:主席提名,調你到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財貿、農業、值班室等工作。紀登奎調去管專案。李先念年紀大了,你要協助他多做些工作。隨後,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宣佈了這項任命,正式下文是8個月後,「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不久。

本文作者照片

李海文,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68年底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 1978年到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工作,1979年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歷任周恩來年譜生平小組副組長、組長,周恩來研究組副組長,研究員;1998年到中央黨史研究室,任《中共黨史研究》副主編,《中共黨史資料》主編;長年研究周恩來、毛澤東、華國鋒、彭真及黨史,出版專著若干,其中整理師哲回憶錄《歷史巨人身邊》及《周恩來的故事》影響最大,撰寫論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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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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