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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華的政治工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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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華的政治工作實踐

2019年04月24日 01:19 最後更新:21:10

蕭華的政治工作實踐

彭婧 李晨

蕭華出色的政治工作,促成劉伯承與小葉丹的結拜,使得紅軍順利通過彝族區。圖為李仲創作的木刻畫《彝海結盟》。

「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也是實現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世界一流的人民軍隊這一新時代強軍目標的根本法寶。」政治工作,對於軍隊建設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革命戰爭年代,如何做好政治工作是廣大政治工作者需要面對的問題。以身作則形成「頭雁效應」、善做宣傳激發革命熱情、因勢利導巧做統戰工作便是蕭華軍旅生涯中總結得出的三大政治工作“法寶”。

  以身作則 形成「頭雁效應」

蕭華的兒子蕭雲曾問道,怎樣才能做好政治工作?蕭華語重心長地告訴他:「最重要的一條是政治工作者本人的以身作則。」蕭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

長征開始時蕭華剛滿18歲,當時的他已是「少共國際師」的師政委,如何凝聚人心、獲得支持,進而帶領廣大革命戰士合力攻克極度惡劣自然條件、敵人圍追堵截等難關,成為他首要解決的問題。

俗話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蕭華便是軍中的“火車頭”。在他看來,自己先要帶頭以身作則,時刻為身邊的戰士著想,才能讓戰士們把部隊當成自己的家,把戰友的事當作家人的事,團結一心、互幫互助,讓隊伍更加強大堅固。

白天,他忙前忙後,像「大家長」一樣照顧著身邊的戰士。晚上,他讓大伙兒圍成一圈聽他講述一些行軍的知識,叮囑戰士們要隨時查看有沒有落下身邊的夥伴,鼓勵戰士們克服困難、勇往直前。待到夜深人靜時,蕭華犧牲休息時間,在隊伍中來回查崗,了解部隊戰士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做好記錄,進而有針對性地作出幫助和開導。

在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蕭華對自己十分苛刻,他常常節衣縮食把省下來的糧食和物資讓給其他戰士。在一次露宿山林時,他把棉被讓給了幹事王宗槐,自己卻在寒風中凍了一夜;過草地時,他強忍飢餓把僅剩的青稞給了戰士吳宗漢,說:「我要到司令部去‘打游擊’!」實則卻是外出尋找野菜果腹。

蕭華的以身作則不僅僅停留在日常的行軍生活中。1935年1月,蕭華調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開始了他的前線政治工作生涯。雖然是政工幹部,但他在戰鬥中卻是不懼生死、帶頭衝鋒。在強渡大渡河後,蕭華受命率領一路部隊向海子溝下的石門坎發起猛攻,但由於敵人火力太猛,石門坎久攻不下,紅軍也出現了很大的傷亡,士氣低落。為扭轉不利局勢,蕭華不顧自身安危,一躍而起,高呼:「共產黨員們,跟我上!」帶頭髮起衝鋒。正當此時,一顆手榴彈在距離他5米外爆炸,掀起漫天煙塵。而蕭華並未被擦肩而過的死神所嚇倒,繼續翻身而起,高喊口號繼續衝鋒。在他的帶領下,戰士們不甘落後、緊隨而上、奮力拚殺,最終佔領了石門坎。

蕭華以身作則、帶頭衝鋒的精神,在毛澤東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毛澤東曾說要重視「二華」,其中之一便是蕭華。

將不畏死,卒不惜命,蕭華的實際行動勝過了一切空洞的說教。有軍官榜樣在前,戰士自然有樣學樣,也正因如此,蕭華所部的戰士們鉚足一股勁、擰成一股繩,在部隊中營造出「頭雁」領航、“群雁”齊飛的良好氛圍。

  善做宣傳 激發革命熱情

長征途中,紅軍戰士面對各種惡劣環境和突髮狀況,難免會出現迷茫悲觀的負面情緒。如何讓廣大戰士走出悲觀、激發革命熱情,成為了擺在面前的另一個問題。

蕭華認為,做好宣傳工作就是點燃戰士們心中的熱情,首先自己心中的「火」先得燒旺。他在工作中總是充滿著激情,這種激情也在潛移默化地感染著其他人。原武漢軍區、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回憶說,蕭華就像一個“小火爐”,吸引著大家,溫暖著大家,使艱難的跋涉少了許多憂愁,多了許多快樂。

蕭華時常琢磨如何才能更生動形象、更有感染力地運用語言宣傳,鼓舞士氣。據許多老紅軍回憶,蕭華「講起話來鼓動性很大」,他講的故事生動形象、有聲有色,不但能活躍氣氛,更能點燃戰士們的鬥志。過草地時,警衛排一個班長犧牲,戰士們集體陷入悲痛之中,看到這種情形,蕭華開口說道:“我給大家講段《水滸傳》吧。”他講了段“林教頭風雪山神廟”的故事,戰士們想著故事中的林沖遭逢大難卻依然順利脫險的場景,漸漸打開心結,從痛苦中走出來,胸中多了股豪情。

在蕭華看來,帶著音符的語言是凝聚人心、提振士氣的法寶。在擔任「少共國際師」師政委期間,他時常帶著戰士們唱歌、喊口號。歌聲與口號聲響徹天地,提振了戰士們的精氣神。許多沿路的百姓也被歌聲和口號聲吸引,自願加入隊伍,為革命奉獻力量。

戰術知識和自然常識的宣傳鼓動是政治工作的關鍵一環。過夾金山時,蕭華根據從百姓那裏調查了解到的知識,總結出「上山後,不能抬頭四下張望,防止暈眩」等三條措施,在全軍推廣,進而減少了當地惡劣自然條件帶來的非戰鬥減員。過草地前,蕭華帶領宣傳隊到連隊教唱《打騎兵歌》,讓戰士學習對付騎兵的經驗方法。因為蕭華的宣傳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他也由此更加贏得戰士們的信賴。

在第二次橫渡烏江的戰鬥中,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的蕭華在先頭部隊開展火線政治工作。他在渡口邊上觀察敵情後,作出了偷渡的決定。渡江過程中,蕭華以紅軍第一次渡過烏江的勝利為激勵,號召戰士們「學習第一次北渡烏江的勇士們的英勇頑強作風,打過江去,為大部隊打開通路」,動員大家“看誰打得勇猛頑強,看誰先到對岸,看誰能佔領和鞏固住江邊陣地”!初次渡江嘗試在敵人的負隅頑抗下失敗了,紅軍決定半夜繼續偷渡,但半夜卻開始下起了大雨,加之白天渡江失敗的影響,紅軍士氣低落。而此時,蕭華卻鼓勵大家說,如此惡劣天氣,敵人必然想不到紅軍會在這時候渡江,這可是天賜良機!他的這番話語讓士氣低落的眾人重新樹立起了信心。當晚,紅軍果斷髮起突襲。正如蕭華所料,敵人毫無防備,紅軍一舉奪下渡口,圓滿完成了戰鬥任務。

  因勢利導 巧做統戰工作

統戰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蕭華在20多年的戎馬生涯中不斷實踐,逐漸總結出一套隨機應變、因勢利導的統戰工作方法。

在搶渡大渡河之前,紅軍需要經過大涼山彝族地區。由於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彝族群眾不准漢人部隊進入彝族區域。蕭華奉命帶領一個工作團,前往當地做群眾工作。

蕭華深知,少數民族是可以爭取的力量,但少數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社會形態差別很大,當地群眾對黨和紅軍也不夠了解,如何正確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獲得彝族人民支持是紅軍順利前進的關鍵。為此,他帶領工作團深入調查了當地民眾的風俗習慣,對所帶領的先行部隊進行了黨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大家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黨的民族政策,並聘請了一名當地的翻譯,在做足功課後才動身出發。

剛進入彝族地界,工作團便受到了成群結隊的彝族群眾攔阻,局勢非常緊張。蕭華一邊命令部隊要顧全大局,不能與群眾發生衝突,一邊指導翻譯向彝族群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讓少數民族同胞了解紅軍是一支什麼樣的隊伍。在蕭華的努力下,現場氣氛有所緩和,但彝族群眾仍不同意紅軍借道的請求。

這時,彝族群眾首領小葉丹的四叔聞訊趕來,蕭華馬上意識到解決問題的時機到了。他當即向小葉丹的四叔表明紅軍只需要借路北上,並無惡意。同時,蕭華根據彝族人十分重視「義氣」的特點,表示劉伯承司令員聽聞小葉丹重情重義,希望與他結為兄弟,並送上了一批槍支作為禮物。小葉丹的四叔見紅軍紀律嚴明,不像國民黨軍那樣欺壓百姓,疑慮漸消,又感覺紅軍司令員能夠如此看重自己,心中頗為高興,於是爽快地同意了結盟的提議。劉伯承聽到蕭華談判成功的報告後,親自前去與小葉丹結盟,從而有了“彝海結盟”的美談,也為紅軍部隊順利北上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新中國成立後,蕭華仍在不斷實踐總結著他的政治工作方法論,並希望能創辦一所培養我軍高級政工幹部的院校。1954年,在羅榮桓、蕭華等人的努力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籌建成立,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蕭華兼任第一副院長。除擔任領導工作外,蕭華還承擔了政治學院的課程,將自己長期以來對軍隊政治工作的實踐與思考在課堂上進行講授。他的課程內容豐富充實,語言生動活潑,且時常穿插實際案例,因此很受學生歡迎。在總政治部擔任副主任期間,蕭華一直致力於強化軍隊的政治工作建設,1954年4月15日出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便凝聚著蕭華的心血。

政治工作歷來是我軍的看家本領,是我軍的最大特色、最大優勢,也是我軍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宗旨、本色的重要保障。要實現強國夢、強軍夢,政治工作者們需要以史為鑒,不斷改進提升政治工作的方法和能力。蕭華的政治工作實踐,為我們做好政治工作提供了參考,時至今日,依然對我軍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團結力量有著深刻的借鑒意義。(彭婧 李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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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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