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華的政治工作實踐
彭婧 李晨
蕭華出色的政治工作，促成劉伯承與小葉丹的結拜，使得紅軍順利通過彝族區。圖為李仲創作的木刻畫《彝海結盟》。
「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也是實現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世界一流的人民軍隊這一新時代強軍目標的根本法寶。」政治工作，對於軍隊建設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革命戰爭年代，如何做好政治工作是廣大政治工作者需要面對的問題。以身作則形成「頭雁效應」、善做宣傳激發革命熱情、因勢利導巧做統戰工作便是蕭華軍旅生涯中總結得出的三大政治工作“法寶”。
以身作則 形成「頭雁效應」
蕭華的兒子蕭雲曾問道，怎樣才能做好政治工作？蕭華語重心長地告訴他：「最重要的一條是政治工作者本人的以身作則。」蕭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
長征開始時蕭華剛滿18歲，當時的他已是「少共國際師」的師政委，如何凝聚人心、獲得支持，進而帶領廣大革命戰士合力攻克極度惡劣自然條件、敵人圍追堵截等難關，成為他首要解決的問題。
俗話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蕭華便是軍中的“火車頭”。在他看來，自己先要帶頭以身作則，時刻為身邊的戰士著想，才能讓戰士們把部隊當成自己的家，把戰友的事當作家人的事，團結一心、互幫互助，讓隊伍更加強大堅固。
白天，他忙前忙後，像「大家長」一樣照顧著身邊的戰士。晚上，他讓大伙兒圍成一圈聽他講述一些行軍的知識，叮囑戰士們要隨時查看有沒有落下身邊的夥伴，鼓勵戰士們克服困難、勇往直前。待到夜深人靜時，蕭華犧牲休息時間，在隊伍中來回查崗，了解部隊戰士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做好記錄，進而有針對性地作出幫助和開導。
在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蕭華對自己十分苛刻，他常常節衣縮食把省下來的糧食和物資讓給其他戰士。在一次露宿山林時，他把棉被讓給了幹事王宗槐，自己卻在寒風中凍了一夜；過草地時，他強忍飢餓把僅剩的青稞給了戰士吳宗漢，說：「我要到司令部去‘打游擊’！」實則卻是外出尋找野菜果腹。
蕭華的以身作則不僅僅停留在日常的行軍生活中。1935年1月，蕭華調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開始了他的前線政治工作生涯。雖然是政工幹部，但他在戰鬥中卻是不懼生死、帶頭衝鋒。在強渡大渡河後，蕭華受命率領一路部隊向海子溝下的石門坎發起猛攻，但由於敵人火力太猛，石門坎久攻不下，紅軍也出現了很大的傷亡，士氣低落。為扭轉不利局勢，蕭華不顧自身安危，一躍而起，高呼：「共產黨員們，跟我上！」帶頭髮起衝鋒。正當此時，一顆手榴彈在距離他5米外爆炸，掀起漫天煙塵。而蕭華並未被擦肩而過的死神所嚇倒，繼續翻身而起，高喊口號繼續衝鋒。在他的帶領下，戰士們不甘落後、緊隨而上、奮力拚殺，最終佔領了石門坎。
蕭華以身作則、帶頭衝鋒的精神，在毛澤東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毛澤東曾說要重視「二華」，其中之一便是蕭華。
將不畏死，卒不惜命，蕭華的實際行動勝過了一切空洞的說教。有軍官榜樣在前，戰士自然有樣學樣，也正因如此，蕭華所部的戰士們鉚足一股勁、擰成一股繩，在部隊中營造出「頭雁」領航、“群雁”齊飛的良好氛圍。
善做宣傳 激發革命熱情
長征途中，紅軍戰士面對各種惡劣環境和突髮狀況，難免會出現迷茫悲觀的負面情緒。如何讓廣大戰士走出悲觀、激發革命熱情，成為了擺在面前的另一個問題。
蕭華認為，做好宣傳工作就是點燃戰士們心中的熱情，首先自己心中的「火」先得燒旺。他在工作中總是充滿著激情，這種激情也在潛移默化地感染著其他人。原武漢軍區、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回憶說，蕭華就像一個“小火爐”，吸引著大家，溫暖著大家，使艱難的跋涉少了許多憂愁，多了許多快樂。
蕭華時常琢磨如何才能更生動形象、更有感染力地運用語言宣傳，鼓舞士氣。據許多老紅軍回憶，蕭華「講起話來鼓動性很大」，他講的故事生動形象、有聲有色，不但能活躍氣氛，更能點燃戰士們的鬥志。過草地時，警衛排一個班長犧牲，戰士們集體陷入悲痛之中，看到這種情形，蕭華開口說道：“我給大家講段《水滸傳》吧。”他講了段“林教頭風雪山神廟”的故事，戰士們想著故事中的林沖遭逢大難卻依然順利脫險的場景，漸漸打開心結，從痛苦中走出來，胸中多了股豪情。
在蕭華看來，帶著音符的語言是凝聚人心、提振士氣的法寶。在擔任「少共國際師」師政委期間，他時常帶著戰士們唱歌、喊口號。歌聲與口號聲響徹天地，提振了戰士們的精氣神。許多沿路的百姓也被歌聲和口號聲吸引，自願加入隊伍，為革命奉獻力量。
戰術知識和自然常識的宣傳鼓動是政治工作的關鍵一環。過夾金山時，蕭華根據從百姓那裏調查了解到的知識，總結出「上山後，不能抬頭四下張望，防止暈眩」等三條措施，在全軍推廣，進而減少了當地惡劣自然條件帶來的非戰鬥減員。過草地前，蕭華帶領宣傳隊到連隊教唱《打騎兵歌》，讓戰士學習對付騎兵的經驗方法。因為蕭華的宣傳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他也由此更加贏得戰士們的信賴。
在第二次橫渡烏江的戰鬥中，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的蕭華在先頭部隊開展火線政治工作。他在渡口邊上觀察敵情後，作出了偷渡的決定。渡江過程中，蕭華以紅軍第一次渡過烏江的勝利為激勵，號召戰士們「學習第一次北渡烏江的勇士們的英勇頑強作風，打過江去，為大部隊打開通路」，動員大家“看誰打得勇猛頑強，看誰先到對岸，看誰能佔領和鞏固住江邊陣地”！初次渡江嘗試在敵人的負隅頑抗下失敗了，紅軍決定半夜繼續偷渡，但半夜卻開始下起了大雨，加之白天渡江失敗的影響，紅軍士氣低落。而此時，蕭華卻鼓勵大家說，如此惡劣天氣，敵人必然想不到紅軍會在這時候渡江，這可是天賜良機！他的這番話語讓士氣低落的眾人重新樹立起了信心。當晚，紅軍果斷髮起突襲。正如蕭華所料，敵人毫無防備，紅軍一舉奪下渡口，圓滿完成了戰鬥任務。
因勢利導 巧做統戰工作
統戰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蕭華在20多年的戎馬生涯中不斷實踐，逐漸總結出一套隨機應變、因勢利導的統戰工作方法。
在搶渡大渡河之前，紅軍需要經過大涼山彝族地區。由於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彝族群眾不准漢人部隊進入彝族區域。蕭華奉命帶領一個工作團，前往當地做群眾工作。
蕭華深知，少數民族是可以爭取的力量，但少數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社會形態差別很大，當地群眾對黨和紅軍也不夠了解，如何正確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獲得彝族人民支持是紅軍順利前進的關鍵。為此，他帶領工作團深入調查了當地民眾的風俗習慣，對所帶領的先行部隊進行了黨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大家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黨的民族政策，並聘請了一名當地的翻譯，在做足功課後才動身出發。
剛進入彝族地界，工作團便受到了成群結隊的彝族群眾攔阻，局勢非常緊張。蕭華一邊命令部隊要顧全大局，不能與群眾發生衝突，一邊指導翻譯向彝族群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讓少數民族同胞了解紅軍是一支什麼樣的隊伍。在蕭華的努力下，現場氣氛有所緩和，但彝族群眾仍不同意紅軍借道的請求。
這時，彝族群眾首領小葉丹的四叔聞訊趕來，蕭華馬上意識到解決問題的時機到了。他當即向小葉丹的四叔表明紅軍只需要借路北上，並無惡意。同時，蕭華根據彝族人十分重視「義氣」的特點，表示劉伯承司令員聽聞小葉丹重情重義，希望與他結為兄弟，並送上了一批槍支作為禮物。小葉丹的四叔見紅軍紀律嚴明，不像國民黨軍那樣欺壓百姓，疑慮漸消，又感覺紅軍司令員能夠如此看重自己，心中頗為高興，於是爽快地同意了結盟的提議。劉伯承聽到蕭華談判成功的報告後，親自前去與小葉丹結盟，從而有了“彝海結盟”的美談，也為紅軍部隊順利北上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新中國成立後，蕭華仍在不斷實踐總結著他的政治工作方法論，並希望能創辦一所培養我軍高級政工幹部的院校。1954年，在羅榮桓、蕭華等人的努力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籌建成立，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蕭華兼任第一副院長。除擔任領導工作外，蕭華還承擔了政治學院的課程，將自己長期以來對軍隊政治工作的實踐與思考在課堂上進行講授。他的課程內容豐富充實，語言生動活潑，且時常穿插實際案例，因此很受學生歡迎。在總政治部擔任副主任期間，蕭華一直致力於強化軍隊的政治工作建設，1954年4月15日出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便凝聚著蕭華的心血。
政治工作歷來是我軍的看家本領，是我軍的最大特色、最大優勢，也是我軍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宗旨、本色的重要保障。要實現強國夢、強軍夢，政治工作者們需要以史為鑒，不斷改進提升政治工作的方法和能力。蕭華的政治工作實踐，為我們做好政治工作提供了參考，時至今日，依然對我軍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團結力量有著深刻的借鑒意義。（彭婧 李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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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殺出來的「特務工作科」
據考證，在中國的情報保衛界，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最早出現「特務」一詞與最早稱為「特務」的組織，都來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
讓我們看看周恩來1927年的活動日程。
3月21日，中共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任總指揮。
4月12日，蔣介石策劃政變襲擊工人糾察隊，周恩來上門交涉被國民黨部隊扣留，經同志營救脫身。
5月下半月，周恩來潛往武漢，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被任命為中央軍事部長，同期組建軍委「特務工作科」。
7月26日，周恩來趕往江西九江，發動8月1日南昌起義。
10月上中旬，周恩來率領起義軍部隊轉戰廣東遇挫，同主力失散後病重，乘小船到達香港。
11月上旬，周恩來到達上海，出席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年底，周恩來親自創建情報保衛組織「中央特科」。
周恩來
1927年，對於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迎頭棒喝的年份。國民黨的屠殺教訓了共產黨人，在中國，沒有自己的武裝，就沒有生存權。八七會議上，毛澤東說出一句驚世駭俗的話：「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中共的「槍杆子」工作，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負責。周恩來在大搞軍事工作的同時，還秘密創建情報保衛系統。在中共的語言中，軍隊稱「槍杆子」，保衛部門稱“刀把子”，周恩來一手舉槍，一手握刀！
公開的軍事工作與秘密的情報保衛工作，一明一暗，都是關乎生存安全的頭等要務。
原來，現代中國的第一個情報保衛機構，是被執政黨殺出來的！
新成立的中央軍委機構精幹，書記周恩來、秘書長王一飛、參謀長聶榮臻；機關駐地漢口余積里十二號，三樓三底兩廂的石庫門式房子，組織科在樓下西廂，秘書處在樓上西廂，周恩來在樓上客堂辦公；特務科就在隔壁的東廂，負責人為顧順章。
特務工作科下設四個股：
情報股負責搜集軍事、政治情報，了解敵人活動動向。負責人董醒吾外號董胖子，時任國民政府武漢三鎮偵緝大隊隊長。那時的情報工作好做，武漢政府汪精衛還在同共產黨合作，連武漢公安局長都是共產黨員吳德峰。
保衛股負責保衛中央機關和蘇聯顧問團的安全，負責人李劍如。蘇聯顧問團團長鮑羅廷被迫回國時，保衛股抽調三十人護送，完成任務後就留在蘇聯學習保衛業務。
周恩來
特務股負責懲辦叛徒、姦細，兼理中央交辦的特殊工作，負責人李強，成員只有蔡飛、陳連生、王竹樵等幾個人。這個行動組織曾經處死一名企圖接近蘇聯顧問團的英國間諜，刺傷蘇聯顧問團的內部姦細尤金皮克。
匪運股的任務是收編土匪武裝，負責人胡孑。
草創階段的特務工作科工作十分活躍，偵獲不少重要情報。小青年楊公素奉命外出偵察，證實夏斗寅部隊正在宜昌調集兵力。這樣，在5月17日夏斗寅發動宜昌叛變攻打武漢之前，共產黨就提前做了準備。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叛變，7月14日汪精衛武漢反共，特務工作科都能及時拿到情報。特務工作科還在南昌起義中積極配合部隊破壞粵漢鐵路，把撤退回國的蘇聯顧問的槍支秘密送往葉挺任師長的二十四師。還通過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機，炒賣國庫券、鈔票、銀元，為中央賺取秘密活動經費。
這就是現代中國最早的「特務」組織！
中共創建特務組織，為何比國民黨早？這是因為中共長期處於非法地位，在地下狀態中活動，必須高度警戒自身安全。
中共自創建之日就十分重視保衛工作，可以說「有黨就有情報保衛工作」。不過，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衛組織，尚未形成嚴密的工作系統。中共在地下狀態期間，曾在內部稱為“秘密工作”。1925年，中共中央選派顧順章、陳賡、陸留到蘇聯專門學習情報保衛工作，為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創立進行準備。直到1927年成立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才有了專門機構。
中國最早的特務組織其實只活動了三個月。汪精衛在武漢反共後，中共中央遷往上海，軍委「特務工作科」於1927年8月結束工作。不久，中共又成立了另一個級別更高的特務組織。
陳賡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
在中共情報保衛系統內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創建於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共產黨再次轉入秘密活動，中央機關從廣東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來從東江前線回到上海，並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來的倡議下，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三人中央特別委員會(另外兩個委員是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和特科實際負責人顧順章)，直接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說，此前的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是短暫存在的臨時機構，那麼「中央特科」就是專業的中共情報保衛機構了。
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建立，與中共也就是前後腳的一點兒時間差。
1928年2月，中央特科成立後的第三個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設立黨務調查科，由陳立夫負責，專門捕殺共產黨人。1930年夏，黨務調查科內部增設「特務組」，專門對付中共活動。
1932年3月，親近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仿照義大利的棒喝黨和德國的褐衫黨，在中國組織了一個秘密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社員衣著藍色衣服，又稱“藍衣社”。著力培植親信的蔣介石，親中選親，又在復興社之中特設“特務處”，由十個黃埔生組成，戴笠任處長。特務處的任務是情報工作、策反工作、行動工作，正是標準的特務職能。這個特務處成立的4月1日，後來成為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的“四一紀念日”。每年此日，蔣介石都要親自出席紀念儀式。
這樣，國民黨也有稱為「特務」的組織了。無獨有偶，國共兩黨都把自己的情報保衛機構定名「特務」。
這些早期的特務組織，儘管機構很小功能不全，卻是以後影響中國政局的龐大特務組織的前身。「黨務調查科」後來發展為赫赫有名的“中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統計局。復興社“特務處”，後來擴大為赫赫有名的“軍統”——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中共「特科」的組織逐步擴大，先後設立四個科：一科總務，科長洪揚生，此前稱為“總部”，負責中央機構的警衛與其他事務工作。二科情報，科長陳賡，負責打入敵探機關，偵獲情報。三科“紅隊”(打狗隊)，主要任務是武裝保護機關安全，懲辦叛徒內奸，隊長蔡飛、譚忠余。四科無線電台，負責籌建秘密無線電通信，負責人李強、陳壽昌。
總務科的重要任務是保障中央會議。那時的中共中央革命熱情高漲，自身處於非法狀態，還要頻繁召開全國性大會。1930年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籌備會議、1931年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到會人都有好幾十。總務科先租下外國租界裏的樓房，安排自己人居住進去掩護，再把數十位會議代表分別安排在旅社住宿。開會時樓外有紅隊便衣騎車望風巡邏，樓下有「太太」打牌望風，樓上有總務科“傭人”服務。代表們在樓上開會，一旦有情況外圍立即報警阻擊，代表則從暗道轉移。總務科還負責營救被捕同志。中共暗中支持成立了一個由宋慶齡任主席的社會團體“中國互濟總會”，通過法律程序公開營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兩次被捕，都由特科收買巡捕房營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軍委委員彭湃、楊殷被捕，周恩來親自策劃劫刑場。敵人將彭湃、楊殷押赴龍華執刑，紅隊化裝成攝影隊半路截擊。由於沿途警戒森嚴，運送武器來遲，千鈞一髮之際，手無寸鐵的紅隊眼看囚車過路，無法出手。羅亦農就義之後，特科冒險收殮埋葬遺體，還豎立了化名“羅四維君子之墓”的石碑。
負責情報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務」工作。二科的陳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潘漢年、陳養山、歐陽新、劉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報奇才。科長陳賡乃“黃埔三傑”之一，東征中救過蔣介石，還到蘇聯學習過保衛業務。二科發展了一個重要情報關係鮑君甫。國民黨在南京成立調查科之初，尋求在上海建立特務組織，選中的駐滬特派員鮑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陳養山的密友！於是，國民黨偵察中共中央機關的駐滬特務系統，就實際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特科營救任弼時，就是通過鮑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錢。關嚮應在法租界被捕，絕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敵人手中。法國人看不懂中文，托鮑君甫找一位“鑒別專家”，於是特科的劉鼎就負責鑒別關嚮應的文件書籍。手抄的機密文件被劉鼎悄悄取回，鮑君甫又向法國人提供鑒定，證明此人的書籍不涉政治，關嚮應得以平安出獄。特科的秘密關係遍佈各界。支持袁世凱當皇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也經周恩來批准而秘密加入共產黨，積極營救李大釗，多次提供情報。
三科紅隊是行動組織，二十多條好漢在上海灘出生入死。羅亦農被叛徒何家興、賀治華夫婦出賣，英勇就義。紅隊誓死報仇，滿城追殺，何賀二人剛剛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紅隊上門懲罰。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軍委秘書，掌握內情甚多，中央命令紅隊將其除掉。但是，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動規律，多次躲過紅隊刺殺。特科精心策劃，陳賡、鮑君甫親自現場偵察，就在白鑫動身離滬之際，紅隊在公安局督察員范爭波的家門口將其擊斃。
四科的無線電工作，由周恩來親自部署創建。以往，中共傳遞情報的方式主要是郵政通信，經由國民黨控制的郵檢，很不可靠。由專門的秘密交通員送信，也得通過警察搜查，風險仍大。於是，絕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員背誦下來，到達目的地再復誦出來。穿越山水阻隔，潛過敵人封鎖，這種原始的傳遞方式往往要幾個月才能溝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據國際秘密工作經驗，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聯絡方式還是無線電。可是，電台這種現代化設備，卻是難以到達中共手中。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無線電。周恩來指派李強自行裝配電台，指派張沈川考入國民黨的無線電學校，還選送塗作潮等四人到蘇聯伏龍芝軍事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1929年冬，李強在上海英租界裝配出電台設備，1930年初塗作潮回國協助，李強帶著電台潛入九龍，從香港溝通上海，實現了中共首次遠程無線電聯絡，中共的第一部無線電電台悄然誕生。1930年9月，周恩來親自佈置在上海舉辦訓練班，為各地蘇區和紅軍部隊培訓無線電幹部。各地來人聚集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秘密學習。租界警方發現這個工廠頗為奇特，突襲逮捕五名教員和十五名學員。沒有被捕的李強、毛齊華、伍雲甫、曾三、塗作潮等人立即分散開來，繼續培訓無線電人員。
可以說，1927年11月創立的「中央特科」，標誌著中共中央情報保衛系統的誕生。
總結中共創建的歷史，往往說，毛澤東開闢了農村根據地，創建了紅軍。那麼還應該說，周恩來開闢了城市秘密工作，創建了情報保衛工作。
「特務」其詞，本屬中性，然在國人印象中，卻含貶義，這是因為國民黨軍統特務的名頭太大。共產黨在野時譴責國民黨搞“特務統治”，執政後又一度把“抓特務”作為鞏固政權的重要任務。
不過，定義總是形式上的，實體才是實在的。按目前「分類」，美國的CIA、蘇聯的克格勃、英國的軍情五處、以色列的摩薩德，都屬於特務機構或特務組織。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現代中國第一個特務機構，不是國民黨組織，而是由共產黨創建。號稱以弱勝強的中共，其實在秘密工作上始終領先國民黨。新近出版的《中國秘密戰》，就是一部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的紀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