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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搞革命就像去米芝蓮餐廳吃飯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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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搞革命就像去米芝蓮餐廳吃飯

2019年04月24日 18:33 最後更新:19:10

佔中案判決,刑罰最高的是組織者戴耀廷和陳健民,判囚16個月;罰得最輕的是張秀賢,被判處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地院法官陳仲衡判刑可算輕手。

不過,朋友睇完新聞就有意見,説有被告說自己的腦出了問題,要做手術。其實在此之前,已經有另一名被告說自己糖尿上眼,還刻意對外發布消息。這些議員選舉時龍精虎猛,面臨判刑就百病纏身,相當離奇。

我回應話,被告的健康可以由醫學專家評説,但朋友的批評背後,是指向一眾被告,沒有哪一位有承擔感。我認為香港就是這樣,只有政客,沒有政治家。他們搞政治就如玩「煑飯仔」,就像去米芝蓮餐廳吃飯那樣,吃時開開心心,影相放上Facebook,吃完拍拍屁股走人,連埋單也想別人代勞。若然跟他們去搞革命,真是死得人多。

或許有人會駁斥,這些政客搞的只是爭取民主的示威,並不是革命。真的是這樣嗎?本地有合法示威的方法,你先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說明在什麼時間開始,什麼時間散場,在指定的路線遊行示威,這樣就一切合法。但若然強行佔領道路、衝擊警署、包圍政府總部,就不再是合法示威,而是與搞革命無異,因為這些行動骨子裡是想推翻政府,改變制度。

這讓我記起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一文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說話,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逼,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名句的出處。

香港的問題是,有一大批政客「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發動一些疑似革命的運動,講起來慷慨激昂,實際上既無組織,亦無計劃,估不到對手的反應,自己更沒有打算要承擔後果。站在台上,一時熱血上湧,便呼籲群眾向前衝。他們就在這種糊糊塗塗的心理狀態下,搞了一場他們不知道最後要走到那裡的運動。既然領導質素這樣差,運動失敗也是必然後果,他們爭取不到想要的民主,雖然幸運地沒有人因此喪命,但已對社會造成極大滋擾。

從政者如果不是想搞革命,就只能夠妥協,在妥協中前進。問題是香港的政客,既無能力搞革命,又不願意妥協,只懂帶領群眾,漫無目的地與中央政府對抗,令社會在泛政治化的氛圍下空轉。

我建議這些政客,在監獄中有空的時候,應該找本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自傳,仔細研讀,努力學習。看看新加坡這個豆腐乾那樣細的小國,如何在非殖民地化的過程中,與當地的馬共鬥爭的同時,與馬來西亞聯邦週旋。

圖:李光耀回憶錄。

圖:李光耀回憶錄。

當時的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覺得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威脅太大,便把新加坡踢出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被逼要在1965年獨立。李光耀便帶領新加坡於馬來西亞和印尼這些大國的夾縫中生存。

作為政治領袖,在搞革命的時候,不但要預備坐監,更預備了要會有拋頭顱、灑熱血的一天。即便是革命成功,也不等於天下太平。一個細少的國家或地區,要生存、要發展,當中需要歷經艱險過程,要面對無盡的妥協,在困難中前進。像香港的政客,搞革命無膽,作妥協無心,一味去煽動群眾盲目地與中央政府對抗,搞到年青人激情上腦,香港就自困在圍城之中。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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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解一隻手掌拍不響

 

特區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與反對派翻臉,民主黨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搞出一場小風波。

在復活節假期間,林鄭月娥特別回應相關事件,直指反對者「總之涉及內地就唔得」,她不點名說有部分議員希望她落台,即使與對方討論,也是採取對抗態度。她更直言,現時已去到她個人能力難以改善的情況,自言沒有足夠政治能量去解決問題。

林鄭這個「沒有足夠政治能量」的說法,一石激起千重浪,民主黨議員涂謹申馬上批評說,如果林鄭沒有政治能量,就應該是時候引退交棒。   

有政圈中人為林鄭月娥不值,說她在這屆政府一開局,已經做盡討好反對派的能事。早於競選時已承諾每年增加50億元的教育撥款,目的就是為了討好與民主黨關係密切的教協,現在政府累計已用了80多億在教育上。另外,林鄭不但出席民主黨黨慶,還個人捐出三萬元給民主黨以示支持,開了特首捐錢給政黨的先例,就算是建制派也沒有得到這種禮遇。林鄭對反對派,特別是民主黨做盡討好的功夫,但得不到回報,第一個叫林鄭落台的就是民主黨。現時林鄭呻兩句,民主黨卻加把勁狠批。

出現這種局面,有表層和深層的意義。就表層而言,林鄭與民主黨的關係,用一對情侶關係來比喻的話,就是林鄭主動追求民主黨和教協,對方自然「吊起嚟賣」。你什麼事情都要聽他的,稍不如意的,便破口大罵;你不服氣,回敬兩句,隨時飽以老拳。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拍過拖的人都會明白。

較深層的意義是涉及所謂「大和解」的問題。林鄭競選時,顯然有「智囊」獻計,說上屆特首梁振英態度強硬,與反對派的關係搞得很僵,招來反對派的全力狙擊,民望大跌,最後不能夠連選連任。所以林鄭戮力改善與反對派的關係,讓香港政治可以有大和解,大筆的教育撥款,就是拋給反對派使其「落搭」的大蜜桃。

大和解這種理念很誘人,因為一般人都討厭爭吵、追求平靜,會認為梁振英無事生非,一切問題都源於他的強硬態度。所以,如果能夠採取與梁振英相反的能度,向反對派招手,施政便可以一帆風順。

但現實上政治大和解如果要成功,即便不深究誰追求誰的低層次問題,政府和反對派雙方都必需願意作出深度的和解。從反對派而言,從政者的最高期望,口說是追求民主,心中當然想上台執政。接受對方伸出的橄欖枝,目的也是換取自己有逐步執政的機會。然而,香港是中國屬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想要在香港執政,一定要和中央妥協,不能衝擊到中央的底線,阿爺才會讓其執政。中央當日同意有提名委員會篩選的特首普選,就是要篩走一些想推翻中央政府的人,中央只會讓認同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做人去做特首。問題是反對派沒有強有力的政治領袖,認清問題的本質,能夠與中央談判,相互妥協。

現時的反對派就如一盤散沙,林鄭主動和他們拍拖,就好像請他們去米芝蓮餐廳吃大餐,他們吃完拍拍屁股走人,稍不如意就翻枱分手。一隻手掌拍不響,在香港想實行這種單向大和解,有其根本的缺陷。林鄭的軍師,根本看不到香港搞大和解的局限,就令她跌入一個兩面不討好的尷尬境地。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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