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李先念、華國鋒、葉劍英(資料圖)
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華國鋒曾秘密找到李先念,並要求其向葉劍英徵求意見,商討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但是,這個具體時間有不同說法。我曾在《文史參考》發了一篇文章《毛澤東為何選他接班——華國鋒:風雨人生路》,文中講到:
9月11日下午四、五點鐘,政治局會議結束,毛澤東的喪事安排妥貼。華國鋒回到中南海,只帶了警衛員小葉和於秘書,輕車簡行。到北京醫院看病。看完病後,從醫院出來華國鋒對司機老孫說:「咱們去看先念同志。」
9號院大門口值班人員一看是華國鋒的車,急忙通知裏面的人。李先念得到消息,從辦公室出來,剛走到大廳,華國鋒已快步進來。李先念將華國鋒迎到辦公室。於秘書由李先念的秘書徐貴寶陪著坐在外面大廳等候。
華國鋒坐下來,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以到北京醫院看病為名來的,只能呆幾分鐘。我實在太忙,離不開,請你去找趟葉帥。我們和‘四人幫’的矛盾必須解決,請葉帥考慮,用什麼方式解決,在什麼時機解決為好。」
此文發表後,有人對9月11日提出疑義,認為是9月21日。
9月21日的說法在社會上流傳甚廣。最早見1989年1月出版的《李先念文選》第157條注釋。該文選收入了1977年1月李先念在國家計委、財政部等部門彙報會上的講話《積極抓好發展國民經濟工作》,文中說:「去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這是經華國鋒同志提議並徵得中央多數同志同意後實施的。」
《李先念文選》明確指出:「這是經華國鋒同志提議」,比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了一步。在《決議》中只是說:“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將三個人並列,沒有細講三個人各自作用是什麼,更沒有講是誰第一個提出要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正因為決議沒有講明這一點。所以幾十年來,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歷史真相,一直是霧中看花。
《李先念文選》編者發表了李先念的這篇文章,言猶未盡,對粉碎「四人幫」問題專門做了注釋,即157條注釋,其中寫到: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年9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許多老同志對此深感憂慮並醞釀解決辦法。9月2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認為同他們的鬥爭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間解決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葉劍英的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後經他們慎重考慮和反覆商量,並得到當時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同意,於10月6日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實行隔離審查。這一措施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歡呼與堅決支持。
該注釋將華國鋒和李先念會面的時間推遲了10天,由11日變成21日,將李先念與葉劍英會面的時間相應地也推遲了10天,由14日變成24日。這給歷史研究造成了混亂。
但是真的假不了。2001年《李先念傳》編寫組專門寫文章《一則重要考訂——有關華國鋒、李先念、葉劍英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兩個關鍵時間》發表在這年《黨的文獻》第三期,專門做了糾正。
這篇文章複述了注釋第157條的全文,然後有一段比較長的說明,對這條注釋做了糾正和解釋,明確提出正確的時間應該是9月11日和14日。由於這篇文章發表在專業期刊上,看到的人較少,有必要全文引用,以加深人們對這一問題的了解。文中說:
這條注釋引起了讀者,尤其是史學界的關注,認為這是對粉碎「四人幫」鬥爭中一個重要環節的具有權威性的、見諸於文字的說明,並在許多著作中作為重要根據被引用。
這條注釋中講到的「九月二十一日」和“九月二十四日”,是當時根據一位秘書回憶寫的(由於當時條件和趕出版時間,從事這條注釋的同志沒有能夠進行反覆核對,這是一個重要的疏忽)。近年來,我們在編寫《李先念傳》下卷的過程中,查閱研究了粉碎「四人幫」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資料,採訪了有關當事人,並請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幫助查閱了有關檔案,認定注釋中這兩個時間不準確;正確的時間應該是9月11日和14日。主要根據如下:
(一)華國鋒是粉碎「四人幫」的主要決策人,他十分肯定去李先念住處是9月11日。我們訪問他時,他說:“先念同志文選出版後,我看到注釋中說是1976年9月21日我去找先念同志的,就覺得不對。後來有一次碰到先念同志,我說去找你是9月11日,不是21日。先念同志說那是一個秘書回憶的。”“如果說是9月21日的話,很多事情就連不起來。”
他講了三點根據。
第一,「1976年在毛主席病重和治喪期間,我和張春橋、王洪文、汪東興在中南海值班。9月11日,處理完一些事情後,我說身體不好,以要到北京醫院檢查一下身體為由,出來轉到西黃城根9號先念同志住處,找他談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並請他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葉帥的意見,用什麼方式,什麼時機解決。」
第二,「9月18日,毛主席逝世追悼大會開過後,我就回到自己住地,不住在中南海值班了。」“9月21日,葉帥下山到我住處,研究解決‘四人幫’問題。”“所以我到先念同志處不可能是9月21日,而是9月11日。”
第三,「先念同志在兩次會議上都講過我去找他的時間問題。一次是政治局開會……先念同志講了這件事。他說,國鋒同志9月11日就找我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14日我去見葉帥,徵求葉帥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還有一次,就是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集人會議上……先念同志再次作了解釋。他說9月11日國鋒同志就找我了……在這兩次會議上,我和先念同志的發言都是有案可查的。”
(二)葉劍英是粉碎「四人幫」的重要決策人之一。葉劍英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對這條注釋中說的李先念去找葉劍英的時間也提出了疑義。“據葉帥辦公室當事人回憶,肯定不是24日,而是更早一些。”
(三)李先念生前曾多次談到粉碎「四人幫」的過程,其中談得最詳細的是1981年5月6日。李先念回憶說:“抓‘四人幫’,還是華國鋒先提出來的。1976年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的第三天,國鋒同志到我這裏來了(指西黃城根9號)。他說,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免的……”
。”
當時給李先念開車的司機於長遠也認為李先念到葉劍英處是在毛澤東治喪期間。他說:「粉碎‘四人幫’前,我記得先念同志到西山葉帥家去過,具體時間記不得了,只記得是在毛主席治喪期間。因為我和陳雙文(李先念隨身警衛)還戴著黑紗,我們幾個人在葉帥院裏等候首長時,想聽歌曲,一打開車裏的收音機沒有,才想起是在毛主席治喪期間,全國停止文娛活動。」
(四)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也是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重要當事人。他說:“9月11日,華國鋒借口身體不好,要到醫院檢查。‘四人幫’當時對華國鋒的行動是很注意的,是緊緊盯住的。”“9月13日(這是他事後回憶的,當時他也不知道),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華的委託。為避免被‘四人幫’發現,李先念也採取了跟華國鋒相似的辦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園遊覽,發現沒有異常情況後才去見葉帥。”
(五)為了使這兩個時間更準確,我們請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檔案室幫助核對,2001年1月11日,他們正式告知我們說:「經查閱有關檔案,《李先念文選》注釋157條中的9月21日,應改為9月11日,即9月1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並請李先念去找葉劍英商談;9月24日應改為9月14日,即9月14日李先念去葉劍英住處,傳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葉劍英研究此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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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林彪在毛家灣接見李作鵬(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9期,原題為「李作鵬:我為什麼沒有阻攔林彪起飛」,(本文資料主要來源於1995年李作鵬的口述,及伍修權、張池明、石冠軍、蘇烈、李冰天等人的訪談)
李作鵬(資料圖)
狂放自大的「李瞎子」
李作鵬將軍身材高大,衣著隨便,性豪爽,語直率,膽大,人稱「李大膽」;豪飲,人稱“李燒鍋”;右眼瞎,人稱「李瞎子」。雖坎坷淪落,仍高傲自大,語出不遜。
李作鵬晚年喜書法,自謂不臨帖不臨碑,不摹柳不摹顏,隨心所欲,龍飛鳳舞,名之為「李體」。李作鵬之子李冰天告余,將軍出獄後,即寫岳飛《滿江紅》條幅掛於房間,憤憤曰:“我16歲參加紅軍,革命了一輩子,不但血是紅的,從頭到腳都是紅的,骨頭裏也是紅的!”
1995年7月8日,余訪李作鵬于山西太原金剛里某宿舍。將軍居二樓,三小間。客廳北壁靠門,掛將軍與夫人董其彩合影,彩色。東壁書櫃,多為馬列著作與軍事書籍。南壁臨窗,掛將軍書法條幅《赤壁賦》,得王羲之筆意。西壁有條幅「江河萬古流」掛正中,筆墨深沉,縱橫不阿,取唐杜甫《戲為六絕句》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句。是謂自嘲耶?自勵耶?將軍笑而不答。
李作鵬將軍江西吉水人,中農家庭出身。1929年參加農民暴動,打土豪、分田地,是模範少先隊長。1930年參加紅軍,曾任戰士、班長、排長,後入軍委機要科任科員、軍委二局參謀、主任參謀、科長、參謀處處長。解放戰爭中曾任縱隊副司令兼參謀長,副司令兼主力師師長、軍長等職。在解放軍中未任連長、營長、團長而直接由機關幹部當師長、軍長者,李作鵬當為特例。
李作鵬回憶言,在中央蘇區自己曾任周恩來的機要員,甫上任,周恩來即交給他一保密本,上面寫著「豪密」兩個字,其時中央蘇區最早與上海中央的電報來往均由其翻譯。後來由伍修權翻譯,李就去軍委二局當參謀了。將軍言,兩案審判中說我當過伍修權的機要員,根本沒那麼回事。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115師攻打山東梁山,殲滅日軍一個中隊。日軍老羞成怒,組織五千餘人洶湧反撲,時任師偵察科長的李作鵬奉命率一支小分隊掩護主力撤退。突然陣前濃煙滾滾,奇臭難聞。李作鵬眼前一片模糊,淚流不止。戰後,才知是日軍施放了毒氣彈,李作鵬一目失明。經陳光、羅榮桓批准,將軍化裝成生意人,獨進北京治眼疾,在一家醫院做了眼角膜移植手術,失敗,右眼瞽也。余問將軍:「北京不是被鬼子佔領了,你還敢去?」將軍笑答:“我一天到晚和鬼子打交道,我還怕他?”李作鵬言,戰爭年代戴墨鏡的人很少,自己常成為敵人射擊之重要目標。
林彪(資料圖)
聽槍聲能知敵軍主力方向
李作鵬好酒,有酒必喝,喝酒必醉。若無酒,罵人更甚。故部隊若繳獲酒,必先送將軍。1946年夏,東野部隊由四平敗退至吉林舒蘭。部隊剛宿營,李作鵬即與蘇靜、何敬之等人擺酒豪飲。林彪見之,大怒,曰:「現在什麼時候,你們還在醉生夢死!」曰:“部隊搞得亂七八糟,你們也不心急!”曰:“電台還沒架線,你們也不管!”言罷奮臂掀翻酒桌。李作鵬時任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參謀處處長。
李作鵬告余,林彪發那麼大的火其實並不是針對喝酒。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參謀處有一偵察科長投敵了。他一投敵,我軍的行動情況,敵人弄得一清二楚,我們退長春,敵人緊跟到長春,退吉林,敵人緊跟到吉林,林彪怎能不發火?自此林彪與將軍不和。不久,將軍調離總部,任一縱副司令兼參謀長,劉亞樓因此「橫空出世」。
李作鵬酒癮大,酒量也大。抗日戰爭勝利後某日,酒癮發作,與警衛員蘇烈四處尋酒,不得。其時,李作鵬將軍夫人董其彩為衛生所所長,將軍囑蘇烈取酒精,摻水兩碗,與蘇烈一人一碗,乾杯盡飲之。將軍飲後面不改色,並參加會議,而蘇烈則大醉,睡一天一夜。
:「繼續前進,不要與敵糾纏。」李作鵬回電曰:“敵人主力於此,我們就在這裏打。”並命令部隊迅速搶佔厲家窩棚車站、半拉門、姜屯一線。果如所料,廖耀湘已改變南出營口計劃,決定東退瀋陽,正遇將軍阻擊。此役,將軍所部十六師及十八師,阻敵三個軍之攻擊,為遼瀋戰役全殲廖耀湘兵團立下首功。余問將軍如何知敵之主力?將軍笑答曰:“槍一響,便知之。雜牌部隊沒有這麼猛烈的槍炮聲!”李作鵬時任東野六縱副司令員兼十六師師長。
是役,李作鵬設指揮所於某農家,披大衣坐炕上指揮。始聞槍聲越打越激烈,人皆驚慌,將軍紋絲不動。繼炮彈落四周,震屋宇,將軍亦不動。後聞馬蹄聲聲,敵騎兵至,有人提議調部隊增援,將軍仍不露聲色。忽聞三八一團一連陣地被敵突破,將軍起立,曰:「速叫該營營長來,槍斃!」一營營長聞之,拼力奪回陣地,免死。石冠軍曰:“遼西戰役打了兩天兩夜,李作鵬將軍兩天兩夜未眠,指揮若定,穩如泰山。”
李作鵬將軍言:遼西這一仗打得很慘烈,四十三軍打掉了九個連隊,每個連隊只剩下七八個人,堵住了廖耀湘主力向瀋陽撤退。電影《大決戰》只寫四十軍胡家窩棚之戰,而不寫四十三軍姚家窩棚之戰,是不公平的。
1948年,第四野戰軍南下。李作鵬率四十三軍勢如霹靂,威震南國,直搗廣西,生擒白崇禧主力第三兵團司令官張淦於廣西博白。李作鵬曰:「當時陶鑄對我說,張淦被捉消息傳來,林彪高興得跳起來。」林彪向來嚴肅,不知跳起來是何動作?
解放海南島,時任四十三軍軍長的李作鵬指揮部隊渡海。部隊乘帆船前進,中途風停,帆船無法前進。各部隊紛紛請示:是否返回?將軍當機立斷:「用櫓搖,用漿劃,只許進,不許退,退者軍法嚴處。」四十三軍船隊繼續奮勇前進,順利登島。將軍事後曰:“當時部隊營以上才有電台,連以下各船根本無法聯絡,如何下命令返回?”人皆服之。
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資料圖)
戰爭年代,決心撤退比決心進攻更難
余問李作鵬將軍:「《大決戰》中的林彪演的如何?」答:“假林彪。”問:“羅榮桓呢?”答:“假羅榮桓。”問:“劉亞樓呢?”答:“假劉亞樓。”又曰:“羅榮桓不是那種人,他從來不會抬高自己,貶低林彪。若羅榮桓在世,此片肯定通不過。”李作鵬言,寫林彪的書大多數寫得不像,只有張正隆的《雪白血紅》好一些。
李作鵬言林彪:「林彪性格內向,平時沉默寡言,但他說的話都是經過反覆考慮的,一句是一句,能一下子抓住中心,抓住要害,沒有大話、廢話、空話、套話。在與林彪共事中,我看不出他有什麼陰險的地方。」
李作鵬又言,林彪作戰謹慎細密,決策大膽果斷。東北解放戰爭中,林彪決定的兩次撤退都是正確的。一次是1945年11月,我軍才進關,中央軍委要求林彪在錦西打一仗,消滅敵人一兩個師。林彪親自到上下齊台觀察我軍與國民黨軍作戰情況,覺得對方武器裝備強,不能與之硬拼,提出了「忍、等、狠」的指導方針,果斷下令部隊撤退。第二次是四平撤退。
報給林彪,陳述了「不能再打下去」的意見。是夜11點,林彪果斷下令四平守軍全線撤退。
李作鵬言,剛進關時,毛澤東催著打幾個大仗,在山海關、錦西打大仗,阻止國民党進軍。林彪看不能打,也不報告,就自管自撤了。打四平也一樣,林彪撤退後才向中央報告:部隊已於5月18日撤出四平。在這兩個問題上,歷史證明,林彪是對的。在戰爭年代決心撤退比決心進攻更難。
陳光(資料圖)
115師代師長陳光的不幸結局
東北民主聯軍撤退到哈爾濱後,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林彪任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此後林彪成了名符其實的「東北王」
李作鵬言:「此前另一位領導人是東北局第一書記兼第一政委,地位高於林彪。當時批評他的錯誤有三條:一是和平幻想思想;二是主張守大城市;三是對前方支援不力。我們部隊撤到了哈爾濱後,特別是打了秀水河一仗後,把局勢穩住了,國共雙方成對峙狀態。這時,毛主席決定讓林彪當東北局第一書記,這點是非常英明的。主要是下面幹部意見很大,黃克誠的意見是主要的。黃克誠這個人很不簡單,他敢於提自己的看法。高崗和陳雲都是支持林彪的。在哈爾濱開了會,糾正了相關領導的錯誤。林彪出事後,陳雲講,這個會是正確的,不能否定。」李作鵬繼而憂心忡忡曰:“四野戰史,陳雲當顧問能寫好,可惜去世了;別的人當顧問,要實事求是寫,我看比較難。”
1950年7月23日,原八路軍115師副師長、代師長,時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兼廣州警備區司令陳光突然被扣押,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同年10月,陳光被押送武漢,軟禁在中南軍區的一座二層小樓里。三年後,赫赫名將陳光在這座小樓里自焚身亡,此即軍史上駭人聽聞的「陳光事件」。
談及建國初期的陳光事件,李作鵬既惋惜不已,亦懊惱不已。
將軍言,陳光資格老,是員猛將。紅軍時任紅一軍團副軍團長,抗日戰爭時任115師副師長、代師長,一直是林彪的得力助手。在延安時,他因一件小事與林彪吵過一次架,結下了芥蒂。林彪在陳光問題上心胸不寬,記仇。到東北基本上沒有重用陳光,讓他在地方部隊工作。南下到廣州只讓他當廣州警備區司令,太小了。那時葉劍英是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我是廣東軍區參謀長。
李作鵬言,當時之所以要抓陳光,主要罪名是講陳光要叛敵,出逃台灣。陳光對職務安排不滿意是有的,經常發發牢騷也是有的,但還不至於通敵叛逃。比如他曾跟我說,解放海南島不用打。我問他有什麼辦法,他說他可以和在海南的陳濟棠聯繫,叫海南島部隊起義,但要給他一個廣東軍區司令的職務等等。
陳光脾氣暴烈,動不動就拔槍示威。李作鵬言,當時誰都不敢去抓他。最後想來想去叫我帶兵去抓,因為我和陳光關係比較好。李作鵬為此邀陳光至廣州荔枝灣泛舟遊玩,藉機解除了他住處的武裝,並誘捕之。李作鵬言,原來講陳光住處藏有武器,其實我們去搜查時什麼都沒有。調查陳光案時,許多事都是莫須有的。後來,我到武漢任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陳光得知後要求和我談話,我沒有與他談,因為經請示不同意。陳光因此徹底絕望,將被褥、凳子等堆在一起,自焚了。將軍言此長嘆息:「可惜可惜,遺憾遺憾,我對不住陳光!」
右起:王秉璋、林立果、李作鵬、林彪、黃永勝(資料圖)
為什麼沒有阻攔林彪起飛
建國後,李作鵬曾任解放軍兵團參謀長、軍政大學副校長、總參軍事訓練部部長、海軍常務副司令員、海軍第一政委等職。據云,將軍任海軍政委期間,海軍大院中,若小孩啼哭,曰「‘李瞎子’來了」,哭聲即戛然而止。
「文革」前期,林彪整羅瑞卿時,李作鵬積极參与。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於上海召開工作會議,李作鵬曾拍桌大罵羅瑞卿“反對林副主席”,是“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對海軍“懷有巨大的陰謀”、“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
李作鵬言,「九大」後,林彪和“四人幫”矛盾日益加深,逐漸趨於白熱化。據我了解那時林、江的鬥爭就很激烈了。非常激烈,不是一般的激烈。當時,軍委辦事組曾密商對付“四人幫”之計劃,如黃永勝專門對付江青,李作鵬專門對付康生。將軍認為:“我們都是跟毛、周南征北戰的人,對戰爭中過來的人有感情,而‘四人幫’對他們的感情與我們不同,這也是一個重要分歧。”「文革」中某日,將軍曾親眼見林彪拍桌大罵江青:“無名小卒,混蛋!”
李作鵬告余,「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前兩個小時左右,周恩來打來電話,告之:“北戴河林彪的飛機起飛,必須由我、黃永勝、吳法憲和你四個人同意才能起飛。”將軍問:“為什麼?”周曰:“夜航不安全。”將軍當時心想,總理不懂飛機,其實夜航最安全。所以,當林彪的飛機報告起飛時,李作鵬並沒有明確阻攔。次日,李作鵬專門寫報告上報,周恩來在報告上籤了字。
李作鵬告余,當時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職務高於周恩來。他的飛機要起飛我敢阻攔嗎?其實那天,若真想要阻攔林彪飛機起飛非常容易,當時離林彪起飛還有兩個小時,中央警衛團有一個營在北戴河,下命令派輛車在跑道上一堵,不就成了。將軍言此難免疑惑。
1996年3月25日,余訪伍修權於北京。伍老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審判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伍老言,李作鵬受審時,頭腦相當清楚,小事承認痛快,大事決不含糊。如1971年9月6日,李作鵬將毛主席南巡談話內容密告黃永勝事,李作鵬供認不諱,但強調兩點:一南巡談話內容,是劉豐主動對他說的;二他告訴黃時,特意交代不要告訴吳法憲和葉群。這兩點狡辯,目的是擺脫與林彪謀害毛澤東的干係。
1971年10月,李作鵬因「九一三」事件被押,1973年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李作鵬在獄中曾致信海軍黨委:「我除心臟病外,其他皆好。我可能長壽。1971年冬和1976年由海軍兩次送來的衣物書籍及其他用品(1976年送來的是海軍改裝後的衣服),現在多已破舊,需要更換。因此,可將我的私人東西(衣物、用品、文物)全部交我的子女保存,以便我需要什麼,由他們幫我解決。同時,我子女現在生活都很困難,尤其是今未就業的,困難更大。我有的東西,可以救濟,以免流落街頭,影響不好。據說我家被抄兩次,私人的東西被一小撮王八蛋明搶暗偷,丟失不少。我對此非常憤慨。請你們予以追查,按黨的政策處理。現由李冰天(李作鵬之子)等人前來接洽,希予指教。敬禮,海軍強大。」
林彪座機墜毀現場(資料圖)
「我是中國人,決不到國外出書」
李作鵬出獄後落戶山西太原。組織上要求他改名,將軍不願,經再三工作,始答應,化名為「李明」。將軍告余:“李明就是明人不做暗事。”
是時,李作鵬每月生活費350多元,與1955年授銜時差不多。李作鵬戲言,1955年一瓶茅台酒8元,350元可買43瓶茅台酒,現在350元只能買一瓶茅台酒。將軍繼言,現在的生活我也知足了,飯吃得飽,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比起去世的烈士,比起中國的大部分農民,還是好得多。樓下有一工廠幹部,夫妻倆工資加在一起連400元都不到,生活更困難。
李作鵬晚年酷愛讀書,尤喜讀人物傳記等軍史黨史作品。讀《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作鵬曰:「毛澤東不可能那麼干,我覺得毛澤東不是那種人。」讀香港出版的《誰殺了林彪》,李作鵬曰:“胡編亂造!這本書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林彪是個什麼樣的人我還不知道!”
羅榮桓夫人林月琴晚年編著了有關羅帥的三本書,送李作鵬徵求意見。不料李作鵬竟在書上批道:「羅帥是偉大的政治家,不是軍事家,在東北戰場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仗是林彪指揮打的。」(大意)有人告李作鵬,1989年中央軍委就公佈了33位軍事家,羅帥名列其中,你怎麼說他不是軍事家呢?李振振有詞:“實事求是說,他是位政治元帥。抗日戰爭時在山東,我是參謀處處長,很多事情都是我處理完了再向他報告,特別是軍事上的事。在東北,他身體不太好,軍事上的事他過問不多。羅帥在四野口碑很好,他擅長政治工作,為人厚道,有長者之風。我們不能說一個人好,就什麼都好;說一個人壞,就什麼都壞。”
李作鵬告余,晚年已完工兩部戰爭回憶錄及兩部「文革」回憶錄,共100萬字。有書商與之談出書事,曰:“須改名,方可出。”將軍曰:“我李作鵬就是李作鵬,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書商曰:“若不改名,只有送國外出。”將軍對曰:“不,我是中國人,決不到國外出書。中國能出就出,否則存給老鼠啃掉。”書商搖首而退。
1995年7月8日、9日、11日,餘三次在山西太原採訪李作鵬,2004年遂成此文初稿,並寄將軍審讀。同年5月4日李作鵬將修改稿寄回並致函曰:「你要寫的我的逸事,恐怕目前不是時機,出版自由並無完全開放,可能發表不了。」不幸竟被將軍言中。2009年1月3日,李作鵬將軍去世,新華社破例發佈了消息,我終於再次將此稿重新整理出來。此刻,夜深人靜,斗轉星移,往事如煙,唯有將軍當年贈送的「江河萬古流」五字書法條幅仍醒目地擺在我的案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