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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和軍史上唯一九下九上的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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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和軍史上唯一九下九上的人是誰?

2019年05月05日 17:20

由劉華清、張震任總顧問,由國防大學副政委譚乃達任編委會主任、編寫組長的《黃克誠傳》,經過8年的編寫,於黨的十八大前夕,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發行了。出於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的敬愛之情,我認真閱讀了這部80多萬字的傳記,有的章節更是反覆細讀,感觸良多。黃克誠大將不愧是我們的一代楷模,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信念堅定 矢志不渝

黃克誠是1923年6月在湖南衡陽省里第三師範見到毛澤東的,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廣州參加了由毛澤東等領導的政治講習班,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他在白色恐怖下,千里找黨,從湖南到湖北,再去上海,終於同黨中央接上了關係,由在上海的中央軍委直接分配到國民革命軍中秘密開展黨的工作,之後派到中央蘇區。

黃克誠忠誠於黨突出表現在:面對敵人的升官發財的誘惑不動搖,面對黨內的錯誤批判不灰心。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9次被錯誤批判、降職,險些被殺頭。他面對這一切,絲毫未動搖對黨的忠誠,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

在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中途讓他退出,剝奪了他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試想,這對一位時年60歲、功勛卓著的老黨員,精神上是多麼大的打擊。在我黨我軍的歷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黃克誠也。在逆境中他寫下了後來流傳的那首七律:

少無雄心老何求,摘掉紗帽更自由。

蟄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園度白頭。

書報詩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發愁。

但願天公勿作惡,五湖四海慶豐收。

這,似乎是一種無奈,但,那是一種從容、一種自信,無比坦蕩開闊的胸懷。幾經沉浮總不悔,堅定黨的理想信念,堅信黨的偉大正確——包括堅信黨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錯誤。

讀完他的傳記,合卷深思,他那高尚的政治品格,無怨無悔的政治信念,是留給後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敢於直言 堅持真理

黃克誠在我黨的歷史上,有突出貢獻的大事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黃克誠傳》中我們看到:西安事變發生後,他身為一名師政治委員,直接給毛主席發電報,闡明自己的立場;國共合作抗戰後,在對第115師平型關大捷後出現一些問題的調研中,提出要恢復八路軍政治機關和政治委員制度;抗日戰爭勝利後,面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他又一次給黨中央發電報,建議派10萬大軍進軍東北,並親率新四軍三師三萬多人北上;在東北戰場,又一次給毛主席發電報,提出建設鞏固東北根據地的建議;新中國成立後,在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他對軍隊中黨的建設提出了「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等等。

黃克誠堅持真理,實事求是還突出表現在遇事敢講真話,敢於直言,不盲從,不苟同,不迎合。毛主席對他的評價是:黃克誠這個人愛提意見,從支部到中央他都提。他的許多意見是正確的。1959年在廬山同毛澤東當面談話時,認為四平保衛戰是個消耗戰,毛澤東說是由他決定的,黃老直率地說,「即使是你的決定,我認為那場消耗戰是不該打的。」

敢於直言有時是要冒風險的,特別是同上級領導意見不一致的時候。黃克誠的很多好的意見,大多被採納了或在歷史發展中被採納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黨內生活的健康正常。但,也有許多不正常。

傳記中說:「黃克誠是個智者,也是個常人,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需要一定的時間,也有一個過程,只不過他需要的時間可能少一些。」1959年廬山會議他可惹了禍。他本來在北京留守,會議開得緊張,為“救兵”叫他上山。上山後他感覺到風聲鶴唳,他本可以緘口不言,但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頂住壓力,挺身直言,“救兵”成了“反兵”,結果成為右傾反黨集團的二號頭目被批判。他也有過兩次“違心”的檢討,但在“文革”中,面對非人道的審訊,聲明:“以前凡是逼他寫的檢查材料、交代,一律無效”。當你讀完傳記中廬山會議前前後後,就能理解在那種形勢下,“違心檢討”既是一種無奈、也是維護黨內大局的需要,他仍不失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政治品德和人格個性。這與那種不講原則,看領導眼色辦事,討領導喜歡說話,溜須拍馬,投其所好,報喜不報憂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

1980年,國內出現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歷史功績,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潮流,人們的思想一度出現混亂。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黨中央醞釀討論要為新中國成立後這一段歷史作出一個決議。黃克誠非常贊成鄧小平「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的講話,覺得這是個關乎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但還有許多人聽不進去,彎子轉不過來。他那時已完全失明,全憑腦子記憶,在中紀委會上講了兩個多小時。他以一個深受“左”傾其害者的身份,用實事求是、唯物史觀和自己的親身經歷,正確評價了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大多數與會者被黃克誠坦蕩的胸懷所折服。他的講話正式發表後,對糾正當時少數持“非毛反毛”錯誤觀點,對穩定民心、推動改革開放沿正確方向前進,起到了歷史性的作用。更顯現黃老實事求是、不計個人恩怨、大氣磅礴、堅持真理的政治品德和開闊胸襟。

光明磊落 秉公辦事

在廬山會議批判黃克誠時,有人提到黃克誠所謂「貪污黃金案」,使與會者十分驚訝,這使一向給人以“正直、廉潔”形象的黃克誠蒙上了不白之冤。經立案調查,所謂黃金問題,那是指1945年黃克誠奉命率新四軍第三師從蘇北進軍東北時所帶的經費。大軍千里挺進東北,經費靠自己解決。這筆經費經東北局批准,存入東北銀行保管,用於建立根據地、部隊整編、救助傷病員等。黃老有經費審批權,但個人不直接經手,由專人管理,亦不是他的“小金庫”,開支很節省,且有詳細開支賬目可查。審查後還了他一個清白。在傳記中,對此事作了詳細的敘述,更顯黃克誠光明磊落,秉公辦事的高尚人格。

黃克誠出任中央紀委書記後,不顧年邁多病,不遺餘力地抓黨風黨紀建設。1980年,針對當時部分領導幹部存在的貪腐問題和特殊化等不正之風,他主持制定了《黨內生活的若干準則》和《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文件下發後,他堅決貫徹執行,絕不遷就包庇。

在高級幹部中影響很大。群眾來信反映時任黨政軍最高領導人華國鋒的3件事:到江蘇考察沿途提前交通管制,山西有人反映要給華在交城老家修故居、建紀念館等事。黃老不因問題涉及領導而迴避,一面通報給華國鋒本人,一面組織人員調查。華國鋒制止了這些做法,還給中紀委回了信,說明涉及他幾件事他已分別處理了。中央還作出了「少宣傳個人」的決定。

讀過《黃克誠傳》,我就在想,如果我們黨內高層多幾位像黃克誠這樣的領導人,就能更加有力地處理我們黨內的腐敗問題,震懾和挽救那些在犯罪邊緣的人,也不會讓人民有那麼大的意見,必將大大增強黨的戰鬥力、凝聚力。

來自人民 一心為民

黃克誠出身湖南貧苦農民家庭,之所以投身革命,是為了廣大人民求解放,謀福祉。他一生想人民群眾之所想,急人民群眾之所急,解人民群眾所難。在《黃克誠傳》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和諸多事實,記述了他愛人民,為人民的史實。

1940年,時任八路軍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的黃克誠奉命率部開進華中,與陳毅率領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會合,共同開闢蘇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當時,蘇北人民在敵、偽、頑的掠奪和壓榨下,生活十分困難,特別是地處沿海的阜寧一帶,大海潮成災,百姓流離失所。黃克誠到達後,目睹人民群眾背井離鄉,災民遍地的情景,他決定幫助人民解決水患。他親自徵詢各方面意見,動員3萬多民工和部隊挖土築堤。軍民攜手奮戰3個多月,於1941年7月,築起一道45公里的攔海大堤。就在新海堤築起的次日,巨大的海潮翻騰而至,水位高出以往大潮。但新海堤屹然未動,保住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時至今日,蘇北人民一說起當年修海堤的事,無不對黃克誠,對新四軍三師充滿敬意和懷念之情。

1948年5月,黃克誠奉命擔任冀察熱遼分局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領導鞏固和擴大解放區,為東北野戰軍舉行遼瀋戰役和入關南下做準備。他從哈爾濱出發,與分局常委胡錫奎邊走邊調查沿途情況。因連年戰爭和自然災害嚴重,這一地區經濟蕭條,糧食缺乏,災民達200餘萬人,寧城、赤峰、赤西,情況尤為嚴重,因飢餓而死亡的人口達1萬多。到任後,黃克誠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從戰備儲備糧中先撥出一部分,急送重災區。同時決定,取消分局機關設立的首長小灶,一律到機關食堂就餐;各級黨政機關精簡,把節約的糧食送往前線。

新中國建立以後,黃克誠到軍委總部工作,長時間擔任軍委秘書長,並先後主持總後、總參工作,掌管國防費的預算和分配。為了減輕人民負擔,解決數百萬軍隊長期住民房問題,軍委把營房建設列為1953—1954年的工作重點。黃克誠親率總後營房部門的領導深入北方几個軍區進行調研,提出了經費包乾的辦法,並號召部隊自己動手,磚瓦沙石灰「五自給」。經過全軍上下的共同努力,至1959年,新建營房4600多萬平方米,全軍基本上都有了固定營房,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黃克誠關心人民,熱愛人民,終生與人民心貼心的精神,是我們共產黨人必須永遠保持和發揚的好傳統好作風。

廉潔自律 克己奉公

讀《黃克誠傳》,黃克誠一生廉潔自律,克己奉公的感人事迹和優良作風,同今天一些幹部的奢靡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我們共產黨人要為人民掌握好、掌握牢紅色政權,就必須向他那樣生活,那樣做人,那樣當領導。

黃克誠在吃、穿、住等方面向來標準很低。他的節儉在我軍高級幹部中少有。戰爭年代,他身上穿的是統一制發的軍裝,洗得發白了依然捨不得換新的。1945年從蘇北向東北進軍時,當地士紳為他做了一件藍呢子大衣,他從未穿過,現在成了第三十九集團軍軍史館的展品。新中國成立後,條件好了,他也從未置辦過一件高檔服裝。

他下部隊視察、調研、從來都是輕車簡從,只帶一兩名工作人員,從不住地方賓館,不允許下面高標準接待,並囑咐隨行人員按規定交納食宿費。在住房、用車等方面,更是嚴格執行規定,有時近於苛刻。1952年進京時,他住在萬壽路一棟普通平房裏,後來因工作需要搬到北海旁的一個小院,房少屋舊,冬漏風,夏漏雨,房管部門要大修,他說,那要花很多錢,簡單維修一下即可,而且一住就是4年,直到1957年才搬到一個條件比較好一些的院子。

1977年他擔任軍委顧問後,被安排到市裡一個小院,樓房是幾十年前蓋的,年久失修。簡單整理了一下他就住了進去。房子漏雨,夏天他的卧室里要放幾個臉盆接水,牆壁潮濕。營房部門造了個三萬多元的預算給他翻修,他一看花錢太多,堅決不同意,要求只把漏雨的地方修補好就行。他的房子臨街、雜訊大,休息不好。營房部門已安排加高圍牆,修一下大門,材料都準備了,他還是未同意。

公家給他配的專車,他規定子女一律不准使用。小兒子黃晴結婚,就是用自行車把新娘接回家的。黃克誠夫婦非常疼愛他們的小孫子,一次下雨,司機怕耽誤孩子上學,想用車送他,結果也被黃克誠夫婦拒絕了。

讀這本傳記,我總是覺得他太忙、太累、受委屈太多。參加過五次反圍剿、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身經百戰但不居功;在軍隊工作,司令、政委、後勤部長、秘書長、總參謀長都任過,還當過衛生部長,身兼數職是常事,任勞任怨不說累;在地方,書記、主任、省長都任過,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心中唯獨沒有自己。

《黃克誠傳》出版後在全社會引起了關注,之所以這樣,除書的史料詳實、文筆流暢、可讀性強外,更重要的是傳主黃克誠在人們心目中,特別是中老年幹部中,已樹起了一代楷模的形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黃克誠大將的一生,是一本豐富而厚重的書,我們不可能都有機會接近他,但可以通過讀《黃克誠傳》這本書來走近他、學習和了解他。我希望廣大青少年也能讀讀這本傳記,使他們了解我們的黨史、軍史,貼近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改革開放、中華崛起的大潮中健康成長,闊步向前!(殷寶洪)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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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鄧穎超與李鵬在重慶紅岩村的留影。

鄧穎超(1904-1992),生於廣西南寧,周恩來總理的妻子,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20世紀中國婦女的傑出代表。

周恩來、鄧穎超二人比翼齊飛、伉儷情深,終生無兒無女,但卻「兒女滿堂」。

李鵬曾在《李鵬回憶錄(1928-1983)》一書中否認自己是周恩來、鄧穎超的養子。李鵬在回憶錄里寫到:「周總理、鄧媽媽與我的關係,就是老同志與烈士後代的關係。有人傳說我是周總理的養子,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周總理、鄧媽媽關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個,他們同樣關心愛護其他戰友的子女。我們都稱他們周伯伯、鄧媽媽。」

而據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回憶,1992年,鄧穎超臨終前,用微弱而沙啞的聲音吐出了最後兩個字:「李鵬……」

1940年,周恩來、鄧穎超在莫斯科和烈士子女在一起。

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傑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艱苦生活和解放後超負荷的重壓,使鄧穎超的身體一直不是太好。

1988年2月,鄧穎超同李鵬在中南海見面。

1988年,鄧穎超從政協主席位子上退了下來,此時她已84歲高齡。兩年以後,她的身體明顯衰弱,那一年因為感冒和肺炎,她先後住過五次醫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她又一次住院了,病因還是因為肺炎引起的高燒。

據趙煒回憶,她悄悄問醫生:「鄧大姐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醫生遲疑了一下坦然說:「有可能,做好準備吧。」醫生的話令我心裏一顫,我告訴大家要做好鄧大姐長期住院的準備,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現實,我們將要面臨的是最壞的結局。

住院後的第五天,經中央批准,鄧大姐接受了一次手術,以後她的情況略有好轉,在江澤民和李鵬來病房看她時還能清楚地同他們講話。

1984年1月,(左起)田紀雲、谷牧、姚依林、余秋里、李鵬、萬里、胡啟立、鄧穎超、郝建秀、胡耀邦、喬石、習仲勛、鄧力群祝賀鄧穎超八十大壽。

趙煒回憶稱,1992年1月23日,鄧大姐在醫院裡過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一個生日--那天她正好88周歲。鄧大姐生日那天很熱鬧,來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時任總理溫家寶同志也來了。

1992年6月下旬起,鄧大姐的情況就一直不穩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悶,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還沒吃完飯,鄧大姐突然讓護士叫我,說有事要和我說。我馬上來到她的床前,這時鄧大姐拉著我的手清楚地說:「趙煒,我同你見最後一面。」「大姐,別這樣說,你養養神吧,該睡午覺了。」我強忍著淚水勸慰鄧大姐。

到了7月10日早晨,鄧大姐的情況更糟了,她脈搏加快,呼吸緩慢,醫生說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報告。為防不測,下午我和警衛秘書高振普、保健醫生季建華一起開始安排鄧大姐的後事,哪些需要我們做,哪些要請示報告,整整列了兩大張紙。同周總理去世時的情況不同,此時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1992年7月10日晚上8點左右,李鵬和夫人朱琳來到病房,我趴在鄧大姐耳邊向她報告,她用微弱而沙啞聲音吐出兩個字:「李鵬……」這是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後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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