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毛澤東（右二）、劉少奇（右三）、周恩來（左二）、朱德（左一）、陳雲（左三）、鄧小平（右一）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資料圖）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會上講話，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維護毛澤東“無人望其項背”的威信。
林彪說：
我們黨近幾年提出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正確的，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
……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我想，事情千千萬萬，項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黨的團結。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小得多。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毛主席走。
林彪一番長篇大論，的的確確起到了維護毛澤東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林彪這番話，實際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無法也不可能說話：這幾年，一直是由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確的，如果說出現問題出現困難是因為沒有正確執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那麼，劉少奇豈不是違反毛主席的路線了？劉少奇豈不是替人「背黑鍋」嗎？
林彪講話的弦外之音，就是維護毛澤東的地位，將缺點錯誤推到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頭上。
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的反映是非常高興的。
3月20日，他在林彪講話稿上批示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澤東同時還批示說：“送少奇、恩來、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高級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
林彪講話一完，毛澤東帶頭鼓掌。顯然，他是同意的。聯繫到廬山會議上，林彪中途上山，對彭德懷大批特批，上綱上線，不也是「與眾不同」嗎？
這次會議原定是1月底就結束。
1月29日下午，有許多人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憋著一肚子氣要出。有的組還反映，會上還有人壓制民主，不讓講話。
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後，決心讓大家把要講的話都講出來，把「氣」出完，在北京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毛澤東說：
這次用這麼個方式，在北京開這麼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麼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有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準備的，而且有的作檢討作了幾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幾個省，從1959年起就自我批評，不只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裏，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
為什麼一定要回到你們家裏過春節才算舒服？為什麼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個春節不好？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這麼幾天，我相信能夠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我們常委幾個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麼「氣」出什麼「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正確之「氣」，還是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
會議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節了。
大會進入第二個高潮。高潮的起點就是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的講話。
七千人大會已經開了18天，毛澤東除了在會議上作了插話外，沒有作大會講話。與會的代表們急於想聽一聽毛澤東的講話，希望他老人家能夠出來說句話，吃顆「定心丸」。
毛澤東一出現，代表們歡欣鼓舞，熱烈鼓掌。在掌聲中，毛澤東表情輕鬆，面帶微笑，抓過咪高峰就講開了：「同志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問題。」
毛澤東引經據典，談笑風生，歷史典故信手拈來。
他借歷史上的「霸王別姬」的故事來批評地方的各路諸侯：
儘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齣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我為什麼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接下來，毛澤東作為黨中央主席，主動地承擔了責任：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於工作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
說到這裏，毛澤東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個「摸」的動作。頓時，會場裏笑聲一片。
毛澤東所說的，犯錯誤的，自己直接、間接都有份，而且第一個負責的就是他。一席話，令與會者動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於承認自己有責任！我們作為一方的負責人，還有什麼不可以檢討的呢？
毛澤東確確實實認識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問題，而且發表了一番既實事求是、又誠懇謙遜的一番話：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毛澤東最後說：
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
與會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輕鬆笑聲。
會議進入第二個高潮。從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團召開了「出氣會」。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團做工作：劉少奇去安徽代表團；周恩來去福建代表團；朱德去山東代表團；陳雲去陝西代表團……
「毛主席都檢討了，我們還有什麼說的？」這是各代表團會議上，大多數“第一把手”的想法。於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檢討上爭先恐後，提出批評意見上也爭先恐後，壓在心底里三四年的心裏話一股腦兒都說了出來，都“掏了心窩子”。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劉少奇三次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並講話。
在「大躍進」過程中，安徽可以說是“重災區”：“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盛行，在工業、農業和人民群眾生活方面造成了極端嚴重的困難和後果。但省委有些負責人仍然認識不足，甚至採取“捂蓋子”方法，壓制不同意見，對持不同意見的人打擊報復，致使下面的幹部不敢說話，更何況普通群眾？著實有一些毛澤東所說的“霸王”之氣。
劉少奇在最後一次參加安徽代表團會議時，批評了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有問題不願意揭，甚至壓制、報復反映真實情況的幹部。2月9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在這次會議上宣佈調李葆華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當然，劉少奇除了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外，還要對七千人大會的書面報告進行進一步的潤色加工。毛澤東1月30日的關於民主集中制的講話，對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觸動很大，都感覺到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話：原書面報告中為反對分散主義而注重了集中統一的內容，對發揚民主有所忽視。毛澤東講話中要充分發揚民主的內涵．應該加進去。
大會閉幕的第二天，2月8日，劉少奇主持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進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和講話。
劉少奇說：
沒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統一。我感覺，我們這幾年的主要經驗就是這一條。如果我們這幾年完全根據群眾的意見，充分發揚民主，完全走群眾路線，有些錯誤不會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發現。……這幾年，我們吃了不調查研究的虧，吃了不講民主的虧。麥子要割，食堂要辦，這個事情人家曉得的，我們不民主，不善於聽人家的意見，不充分在人民中間討論，不認真取得他們的同意，這是一條很大的經驗教訓。要搞成一種能夠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不能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會，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見。人民代表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聲音。現在黨的代表大會代替人民代表大會，黨的委員會代替人民委員會，黨委代替一切，在黨內，也代替了黨代表大會。這是個大錯誤。
劉少奇這一番話，不是沒有道理的。在某種程度上，找到了幾年來在政治體制方面的不正常情況的根源。
七千人大會真的解決問題了嗎？解決了對困難形勢的統一認識問題了嗎？
沒有。僅僅解決了一部分，但沒有完全解決。
毛澤東在講話中，從未涉及八大的正確決議，而是從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總路線開始講起的。在毛澤東眼裏，總路線是正確的，只不過「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條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為綱，具體的方針、政策、辦法為目；總路線是不能有任何動搖的，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根本性的癥結。
這是一個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如此一來，劉少奇怎樣在毛澤東所設定的總路線的框架中，儘可能地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調整工作的重擔交給了劉少奇等人。在北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會議上，加大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力度和範圍。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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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第一天的會場情景
1970年，意義非凡的第三次廬山會議，圍繞是否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鬥爭；
作為會議保衛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帶我們回顧這次不尋常的會議，並細細體味那些置身其中的高層領袖無暇關顧的細節……
1
林彪批准在廬山修建飛機場，毛澤東知道後什麼也沒說
當中共中央確定九屆二中全會的會期和地點後，汪東興即召集中央辦公廳的有關部門開會，佈置會務事項，主要是兩大塊：一是秘書工作；一是警衛和服務工作。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和中央警衛團屬兩個不同的建制，警衛局屬中央辦公廳，同時也是公安部的九局；中央警衛團則屬總參建制。
1969年10月，經中央批准兩單位正式合併為中央辦公廳警衛處，中央辦公廳的各局也都改稱了處。這樣一來，汪東興成為警衛處的黨委書記、處長，同時是中央警衛團的最高首長，但他始終沒有掛過中央警衛團的團長或政委的頭銜；原來警衛處的副處長都成了警衛團的副團長或副政委；原來警衛團的團長、政委、副團長或副政委，亦成為警衛處的副處長，以至警衛處除處長汪東興外，有16位副處長。
機構變動後，原警衛局的警衛一、二處，合併為警衛值班室，下設一科，即中南海科；二科，即釣魚台科。鄔吉成的頭銜多了起來，他是警衛處的副處長，警衛團的副團長，警衛值班室的副主任。
在7月2日的會議上，汪東興對九屆二中全會的警衛和服務工作進行了細緻部署，並特別囑咐說：到江西後，所有事務只與江西省軍區聯繫，而不要向福州軍區打招呼，保衛會議所動用的部隊，也只限制在江西省軍區內。
會務工作部署完畢，汪東興就隨毛澤東，先期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在北京具體組織已經開始的會議會務前期準備工作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王良恩和中辦警衛處副處長、中央警衛團的政委楊德中。
汪東興曾在會前上了一趟廬山，檢查打前站的工作情況。
在準備安排毛澤東入住的廬林一號，他發現上邊的山頂正轟隆轟隆地炸石頭。汪東興問和他一起上山的江西省軍區政委、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這是在搞什麼？」
程世清說是在修飛機場。「怎麼能在這裏修飛機場？」汪東興感到意外。“這塊地方大，飛機起降比較安全。”“你們在這裏修飛機場，是經過哪裏批准的？”汪東興覺得，這麼大的事，他不該事先一點消息都沒得到。
「是軍委批准的。」程世清答。汪東興馬上追問：“你是什麼時間接到的命令？”“前天剛收到。”
汪東興到施工現場看了一下，見工程已完成了過半。他對程世清說：「這個機場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這樣會影響毛主席休息和辦公。」
汪東興將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問修機場的命令是誰下的，汪東興說他也不清楚。「你打電話問問總理，他知道不知道。」毛澤東吩咐。
周恩來也是在接到汪東興的詢問時，才知道修機場一事。他馬上追問總參謀長黃永勝。黃永勝說到廬山開會有許多老同志，坐汽車走那麼長時間盤山公路不行，乘飛機又快又安全，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機，所以要修個小停機坪，並說這件事報告了林彪。
問明情況，周恩來打電話告訴汪東興，修飛機場一事，是林彪批准的。汪東興隨即轉報了毛澤東，毛澤東聽後點了點頭，什麼也沒說。
「九·一三事件」後，有把修廬山飛機場和林彪篡黨奪權陰謀相聯繫的說法。對此，鄔吉成頗不以為然：“開九屆二中全會時，我到那個機場看過，就那麼一點點大。修了以後誰都知道，也不是什麼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機場大概有兩個作用：一個是為了傳送個緊急文件；一個是為防備萬一有什麼緊急情況，如老同志突發病症，需要搶救什麼的。”
2
江青讓他下山了解主席的安全保衛情況，其實主席早已到了廬山水庫游泳
林彪上廬山開會，途中的警衛工作中央辦公廳警衛部門沒有具體管，他們只負責安排了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員的行程。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為五個組，於8月19日在北京的西郊機場登機。
周恩來、李先念、余秋里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是第一組；朱德、葉劍英和陳伯達是第二組；董必武、康生和李作鵬是第三組；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是第四組；第五組的吳法憲、邱會作，也是在同一天離京的。
留在北京沒有走的政治局委員有黃永勝、紀登奎，分別負責主持軍委和中央政府的工作。他們是在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點名批判陳伯達後，才和李德生、李先念換班上山的；謝富治則因病請了假始終沒有上廬山。
由於九江的飛機場比較小，像伊爾-14、子爵號這樣的當時算是大型的飛機，無法在那裏降落，所以乘機赴會的政治局委員們，都先到達安徽省的安慶機場，換乘安-24型小飛機，再前往九江機場。負責周恩來警衛的楊德中，把周恩來護送上了廬山後，隨即返回北京，主持中央辦公廳的工作。
第四小組的人都住在釣魚台，故而鄔吉成是隨第四小組乘機到的九江。江青上廬山後，住的是過去蔣介石和宋美齡住過的美廬。毛澤東在第一、第二次廬山會議期間，都住在這裏。
她剛安頓下來，就問鄔吉成：「主席上山了沒有？」鄔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毛澤東的行動不掌握，就回答說：“還沒有聽到主席已經上山的消息。”江青吩咐說：“那你現在就乘汽車下山到九江，找吳法憲了解主席什麼時候上山，要特別注意有沒有安全問題。”
鄔吉成當即乘車下山，到九江賓館找到吳法憲。吳法憲當時正在吃西瓜，說：「來，來，來，你也一塊兒吃。」鄔吉成說：“我哪有你那麼逍遙，吳司令。江青同志讓我來詢問毛主席的行蹤。”
吳法憲先是告訴他說：「主席已經上山了，安全沒有問題。」隨後又說了一聲：“我也不知道。”鄔吉成立即又折回山上，與警衛值班室聯繫，那邊說：“你下山的時候，主席已經在廬山水庫游泳啦。”
因為毛澤東的安全警衛，是汪東興直接領導，中央警衛團的團長張耀祠具體負責，一般沒有交代，別人都不過問。但鄔吉成負責著江青等人的警衛，江青吩咐的事情，他不能不辦理，結果瞎折騰了一通。
3
陳伯達長嘆一聲：「上廬山，我這恐怕是最後一次嘍。」
在8月23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林彪突然搶先發言，為設國家主席造勢；在當晚周恩來主持的各大區召集人會議上，吳法憲的各組聽林彪講話錄音、展開討論提議得到附和，改變了會議的議程；24日，陳伯達要求列印和分發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論天才的語錄；部分上當受騙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聯名給毛澤東、林彪寫信，擁護毛澤東當國家主席；25日，產生更為嚴重影響的全會第六號簡報（華北組二號簡報）印發，毛澤東開始反擊，制止對林彪講話的討論，停發六號簡報，要求吳法憲等作檢查，寫出《我的一點意見》，點名批評陳伯達。
上述後來眾所周知的會議內情，在當時，甚至是鄔吉成這樣負責核心警衛的人，都未能及時知曉。然而作為一個多次參與黨的會議保衛工作的負責幹部，鄔吉成還是可以憑藉蛛絲馬跡，感覺到幾分反常。
他記得開幕的那天下午，會議進行的時間不長。因為林彪的突然發言，佔去了一個半小時，打亂了原定的議程，使毛澤東不悅。原來的兩位主要報告人周恩來、康生，都以有材料下發，大家可以看材料的寥寥數語，把報告給省略了。五常委從南側小門出來時，守候在那裏的鄔吉成、劉蘭蓀，看見毛澤東拉著臉，好像不高興的樣子。
接著，是在毛澤東宣佈停止開會期間，周恩來寓所分外「熱鬧」。周恩來住的編號為“9”的別墅，最初的擁有者是美國傳教士蘇曼，40年代中期，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為“調解”國共兩黨衝突，在蔣介石、周恩來之間穿梭，曾“八上廬山”，都是住的這座別墅。
在那兩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來都在自己住的別墅小會議室召開政治局會議。每次都開得時間挺長，要求嚴格警衛，誰也不讓進，顯得有點緊張。鄔吉成後來才知道，那是在小範圍批評陳伯達。
每當9號別墅的會議結束，周恩來必去廬林一號毛澤東的住所。廬山別名雲霧山，在七八月間，傍晚以後到次日上午10點，山腰之上多被大霧籠罩，一兩米開外就不見路徑，難辨東西，能見度極低。從9號別墅到廬林一號，大約有三里路的樣子，周恩來每次都是乘車往返，為了安全行駛，李釗、鄔吉成只好派人手提馬燈，在汽車的前面引路。還有一次夜間11點多，毛澤東要請葉劍英到他那裏去，也逢雲霧瀰漫。這次就是派劉蘭蓀等同志手提馬燈，在轎車前邊領的路。 在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發表之後，對陳伯達的批評轉成批判。再開大會時，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從五位變成了四位。這個明顯的變化，在會場負責警衛的幹部們一下子就發現了。而就在鄔吉成內心感覺驚異並揣度因由之際，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說：「讓你們的警衛，多注意一下陳伯達，別出什麼事情。他的情況要多彙報。」
鄔吉成問：「怎麼啦，有什麼情況嗎？」他想了解更多一點信息，但王良恩並沒有更明確的透露：“情況嘛，有些複雜，總之你們提高警惕就是啦。”
然而，僅從王良恩這個看似沒有超出一般警衛的囑咐中，鄔吉成已能體味出陳伯達肯定是有點問題了。但當時的他還想像不到，陳伯達已經從政治頂點一跌到底，他只是意識到對陳伯達的行止要比以往更多加留意。
他隨即和負責陳伯達警衛的孫鳳山打了招呼：「對陳伯達跟緊點，別出問題。」而他自己有時看見陳伯達獨自一人轉悠時，也要隨之跟著走一段。
此時此刻，鄔吉成發現陳伯達不再對此發脾氣了，以往他總說他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衛跟著；而且這時他的情緒神態，和剛上山時有很大差異，隱隱約約地露出幾分消沉和頹喪。
有一次，陳伯達散步去了含鄱口，孫鳳山在他身邊跟隨。走到含鄱亭，孫鳳山聽陳伯達長嘆一聲，像是對他，也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上廬山，我這恐怕是最後一次嘍。」當時孫鳳山還沒聽出他話中有話，直到會議後期陳伯達挨批在廬山已經不是秘密，大家才想到陳伯達那天的嘆息，並非即興為之，而是含有更深意味。
4
汪東興深有體會，當毛澤東用你的職務稱呼你的時候，情況就有些不妙了
更讓鄔吉成驚異的，是在這次會議上，他的老上級汪東興也因「受蒙蔽」而犯了錯誤。
當吳法憲關於放林彪講話錄音、組織小組討論的提議被採納後，汪東興參加了華北小組的討論。陳伯達正好也來到這個小組，他做了極富煽動性的發言，配合林彪集團鼓吹「天才論」，以實現在修憲中恢復設立國家主席的目標。
陳伯達的蠱惑發言，把小組裏絕大多數人的激憤挑了起來。特別是他「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得跳起來」一語，加上他手舞足蹈的表演，使汪東興的熱血也沸騰了起來。
汪東興隨之表態擁護林彪的講話，還說：「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
早在第三次廬山會議準備時期，毛澤東就多次談到，不主張設立國家主席，自己也不當這個主席。有些相關的談話，還是讓汪東興向其他中央負責同志傳達的。
可林彪的講話，陳伯達的煽動，用汪東興自己的話說，是「沒有識破他的陰謀，憑著自己樸素的階級感情，一聽說有人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動起來了」。
偏偏這些話都被編進了全會的第六號簡報，而且還「把別人發言的內容與我發言的內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義刊登了出來」，汪東興的回憶說這些文字在刊發前，沒有拿給他最後過目。
這份簡報毛澤東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東興召了去。「看到六號簡報了嗎？」毛澤東見面就問。“剛看到。”汪東興還沒想到問題的嚴重性。
「他們已經來過了。」毛澤東所說的他們，是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說六號簡報影響很大。”緊接著，毛澤東的口吻嚴厲了起來：“你汪主任了解我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還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傳達過，你怎麼又要我當國家主席呢？”當毛澤東用你的職務稱呼你的時候，你的情況就有些不妙了，這一點汪東興早有體會。
汪東興解釋說：「我聽陳伯達發言說，有人聽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就歡喜得跳起來，我很氣憤。」“在群眾討論修改憲法時，大家都擁護你當國家主席。”毛澤東立即反問道：“不當國家主席，就不代表群眾嗎？你強調群眾擁護，難道我不當，群眾就不擁護了？我就不代表群眾了嗎？”
毛澤東的批評，使汪東興的心裏非常難受，他感覺自己辜負了「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和信任」。他的這種極度不安的心情，鄔吉成不久也感受到了。
一天，參與毛澤東身邊工作的王海容、唐聞生，在碰見鄔吉成時打招呼，說江西省的同志送到廬林一號一些瓷器。她們因工作常在毛澤東身邊，與從事警衛工作的鄔吉成比較熟悉，特意詢問鄔吉成想不想買一些瓷器，如果想要的話，就趕快到廬林一號去挑選。
江西景德鎮的瓷器很有名，鄔吉成就到廬林一號王海容、唐聞生那裏，買了幾個小酒盅、小碟子。孰料一回到辦公的樓里，就接到汪東興的電話，把他一通好訓：「廬林一號那邊的工作不歸你管，誰叫你跑到那邊去的？去幹什麼了？」
對汪東興劈頭蓋臉的指責，鄔吉成當時很納悶。直到後來聽說汪東興在華北小組會議上犯了錯誤，受到毛澤東批評，做了檢討，他才省悟到，汪東興動肝火大概與當時心情不佳有關。
九屆二中全會是9月6日結束的，大概是7日或8日晚上8時，在會議辦公駐地的鄔吉成，看見葉群帶領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四員大將，到美廬探訪江青。據說他們是向江青表示敬意的，見面的氣氛還算融洽。
鄔吉成後來分析，這種政治性的拜訪，和廬山會議出現的較量有關；也表明林家和江青的關係非比尋常，直到1971年8月，江青還在《解放軍畫報》上發表林彪讀毛主席著作的照片。
會議期間出現的較量，以毛澤東把陳伯達先分割出來，進行批判而告一段落。林彪集團對設立國家主席，以使林彪有所「安排」的訴求失敗。因為多數人在當時還不曾認識到這後一點，所以會議結束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在下廬山之前，鄔吉成和擔任警衛的部分幹部，去了周恩來的住所，在院子、前廳，和周恩來、鄧穎超及他們身邊的工作人員合影，“留下一份永遠的紀念” 。
9月9日下午，毛澤東在廬山禮堂，應全會的服務人員的請求，接見了為全會服務的會務人員，也一起照了相。照完相，毛澤東遂乘車離開廬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