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耀邦同志第一次與我交談時問我：「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我回答說：「我是給晚年的毛主席做圖書服務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圖書服務員。」耀邦同志說：「那我問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這是耀邦同志與我交談時向我提的第一個問題。
胡耀邦視察工作（資料圖）
《毛澤東晚年讀書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詳盡記錄了毛澤東主席晚年的讀書生活。作者徐中遠是從1966年至1976年為毛澤東主席做圖書服務和管理工作的圖書服務員。作者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眾多毛澤東晚年讀書鮮為人知的故事。
「是不是天天看《金瓶梅》？」
胡耀邦同志愛散步，當年他每天沿著中南海邊一般要走一萬步。1984年至1986年期間，因中南海部分區域開放參觀，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豐澤園故居院內。我記得，耀邦同志第一次與我交談時問我：「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我回答說：「我是給晚年的毛主席做圖書服務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圖書服務員。」耀邦同志說：「那我問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這是耀邦同志與我交談時向我提的第一個問題。我說：「說真話，毛主席晚年沒有看過《金瓶梅》。我們是從1966年5月開始為毛主席做圖書服務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麼書我們都有登記，直到他老人家逝世，這10多年的時間裡，毛主席沒有向我們要過《金瓶梅》，我們也沒有發現他老人家看過《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說，毛主席生前看過《金瓶梅》。」接著，我向耀邦同志彙報了毛主席先後三次對《金瓶梅》的評論。
第一次是在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會議上，毛主席聽取國家建築工業委員會和建築工業部領導同志彙報時，一上來就問當時參加彙報會的萬里同志是什麼地方人。萬里回答是山東人。毛主席接著又問：「你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萬里說沒有看過。毛主席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眾人面前評論《金瓶梅》。
第二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又一次說到《金瓶梅》。毛主席說：「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三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都看一看，這部書寫了宋朝的真正社會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揭露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寫得很細緻。《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志異》是尊重的。」
第三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金瓶梅》。毛主席在講話中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遊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紅樓夢辨》圈批最多
從1966年至1973年，8年中每年都看過《紅樓夢》。毛澤東逝世後，我們在整理翻閱他故居里的全部圖書包括在豐澤園住地和後來的游泳池住地的圖書，從中看到，有線裝木刻本《紅樓夢》，也有線裝影印本、石刻本《紅樓夢》，還有各種平裝本《紅樓夢》。筆者曾做過一次統計，中南海毛澤東故居藏書中，不同版本的線裝本《紅樓夢》一共有20種之多。這20種不同版本的《紅樓夢》，毛澤東生前有沒有一一讀過，我們還不能肯定。但這些書，每次都是他自己提出要看，讓我們去借或購買來的。
這些不同版本的《紅樓夢》，差不多都擺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會客廳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還擺放兩種，一種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8冊)本，一種是《增評補圖石頭記》(1-32冊)本。這兩種，他都有圈畫。
毛澤東很愛讀《紅樓夢》。可是，我們保存的毛澤東生前閱讀批註過的上千冊圖書中，批註的《紅樓夢》我們沒有見到過。是毛澤東讀《紅樓夢》沒有寫批註呢？還是寫了批註的流失在外呢？現在還難下斷語。
在毛澤東閱讀批註的圖書中，至少還有三種研究《紅樓夢》的著作。這三種著作是：《紅樓夢辨》，俞平伯著，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版；《紅樓夢新證》，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論〈紅樓夢〉》，何其芳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這三種研究《紅樓夢》的著作，毛澤東圈畫和批註都比較多，特別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毛澤東讀得很仔細，差不多從頭到尾都有批註、圈畫，不少地方，除批註、畫道道外，還畫上了問號。後來，筆者在整理圖書工作中，有意識數了一下，他在這本書上畫的問號一共有50多個。這部書原是平裝本，比較厚，他看起來很不方便。身邊的同志根據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將這一大厚本改裝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紙包起來。
毛澤東讀得最多、批畫最多的是重新改裝本第二冊。這一冊的封面上，毛澤東的批註文字是：「錯誤思想集中在本冊第六、第七兩節。」第六節標題是“作者的態度”，就在這一節的第5頁上，作者俞平伯
寫了這樣一句話：「《紅樓夢》是感嘆自己身世的，雪芹為人是很孤傲自負的，看他的一生歷史和書中寶玉的性格，便可知道；並且還窮愁潦倒了一生。」毛澤東在“是感嘆自己身世的”8個字旁邊粗粗地畫了一個豎道，在豎道旁邊還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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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與毛澤東（資料圖）
彭德懷元帥自1925年盛夏離開故鄉湖南湘潭烏石寨，直到1958年，其間33年，從未回過家鄉。從一個農家放牛娃和湘軍舊式軍人，成長為叱吒風雲的共和國元帥，他怎麼能忘懷那處哺育了他的小寨子呢？幾十年風風雨雨，彭德懷每每在戎馬倥傯的間隙，總要回憶起他的故鄉。遇到家鄉人，總是饒有興趣地問長問短。
彭德懷對「大躍進」中的問題，在認識上發生明顯變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時開始的。首先對當年的糧食產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當時，在西北地區的小組會上，討論公佈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數字的時候，許多人贊成公佈1萬億斤或12萬億斤，甚至還有人說「糧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懷不同意這些意見。他直截了當地說：「糧食沒有那麼多。」當時有人批評彭德懷思想「保守」，說：「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可怎麼辦呢？」彭德懷解釋說：「公佈的數字寧可少一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佈的數字多了，將來被動。」武昌會議結束後，彭德懷便回到湖南家鄉去做調查，決心把有些情況弄個水落石出。
彭德懷在湖南做調查，是由省委書記周小舟陪同的。周小舟和彭德懷同鄉，也是湖南湘潭人，學生出身，抗日戰爭以前就給毛澤東當過秘書。小舟這個名字就是由毛澤東叫他「小周」叫起來的。他是一個頭腦清醒，工作深入，講求實際的人。他陪彭德懷先到了湘潭縣烏石大隊彭家圍子所在的衛國人民公社。周小舟告訴他：前些時候湖南省委開過一次常委會，會上大家都不同意把當年的糧食產量估計得那麼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糧食產量指標定得那麼高。所以，近幾個月湖南老是挨批評，還被拔了「白旗」。可是後來證明，「插紅旗」的某些省糧食相當緊張，而他們這個被拔了「白旗」的省，糧食倒還富餘。竟出現了「紅旗省」向「白旗省」借糧的怪事！
聽著周小舟的介紹，彭德懷發現，湖南的情況和他在甘肅河西走廊看到的情況是那樣的相似。他更感到這次回鄉做調查的必要。
為了便利於聽到群眾的真實反映，彭德懷沒有住招待所，而是住進了彭家圍子自己的舊居。到家鄉的當天晚上，鄉親們都來看望，老人、婦女、孩子，擠了滿滿的一屋，問長問短。彭德懷向鄉親們彭德懷（左二）在鄉村調研宣傳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精神，詢問群眾的生活和生產情況。在公社和大隊幹部座談會上，當有的幹部談到今年糧食大豐收，吳公塘生產隊畝產過千斤時，彭德懷未敢輕信。他立即同幹部們步行數里來到吳公塘田邊，打著手電筒，蹲下身來，拔起一兜禾茬，數著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稈，每個穗上大約有多少顆稻穀，細心計算著每畝地的產量。他對幹部說：「我最近看過不少地方，有的講畝產幾千斤，上萬斤，吹得很厲害。老實說，我是有懷疑的。我們當幹部的，辦事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搞浮誇。」聽公社幹部說，他們公社的煉鐵廠出了640多噸鐵。彭德懷就去看了公社煉鐵廠。情況和他在別處看到的一樣，是「大兵團作戰」。
事後，彭德懷跟公社幹部算了算賬：為了煉那麼一點鐵，集中公社、大隊全部勞力運料，丟開農業生產，讓稻穀爛在地里；為了解決燃料問題，拆毀了社員許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為了收集原料，連社員的農具和做飯的鐵鍋都砸了……這是多麼大的代價呀！彭德懷對幹部和社員說：「過去技術落後，民間需要製造農具用這種小土爐煉鐵。現在大規模這樣搞，看來不是好辦法。」在烏石學校，彭德懷看了教室和教員們的宿舍，嘗了學生們的飯菜；在趙家弄子大隊，彭德懷參觀了設施十分簡陋的幼兒園；在許家塘大隊敬老院，彭德懷和幾位少年時代的夥伴進行了親切交談，得知他們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兩米（16兩一斤），數九寒天老人們還睡在光光的篾席上，連褥單都沒有，被子也破爛不堪。彭德懷緊鎖著眉頭忍不住說：「這叫什麼敬老院、幸福院！」他捐了200元錢給幼兒園，為孩子們買一些生活必需用品。還捐了200元，讓幹部給敬老院添置些鋪蓋。
大鍊鋼鐵期間林立的土高爐群對家鄉的考察，使彭德懷對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鍊鋼鐵中的問題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給他增加了更大疑慮。
故鄉之行，使彭德懷感觸最深，讓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農村幹部的領導作風問題。許多鄉親們向他反映，由於上邊給的任務又重又急，基層幹部的領導作風也就越來越壞。不講民主，強迫命令，隨便打人、罵人、捆綁人的現象，相當普遍，而且愈來愈嚴重。彭德懷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歲月。那時的幹部和群眾，軍隊和群眾，甚至領袖和群眾，關係是何等親密啊！
真是血肉相連、魚水關係。為什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他為這種變化而深感痛心。
離開家鄉彭家圍子時，彭德懷殷切地叮囑前來為他送行的幹部：今後再不准搞瞎指揮，不准搞浮誇，不准說假話，不准強迫命令，不准打人罵人，不准罰口糧，不准拆毀社員房屋，不准砍伐山林。二十多年以後，在彭德懷早已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當地幹部和群眾對他當年規定的「八不准」，還記憶猶新。
直到返回北京中南海，農村幹部的作風問題，仍然令彭德懷放心不下。過了三個月，他藉著退還給生產隊蜂蜜折款的機會，又寫了一封長信，寄語烏石大隊的幹部。信中說：「回到北京住地，數星期以後，才發現你們送我一瓷壇蜂蜜。這是烏石生產大隊全體人民的勞動果實。我對中國人民和鄰友們無多貢獻，吾心為之不安，深感慚愧。擬將原物奉還，又不便投寄，約折款30元，請予查收，交大隊投入副業生產。」接著他寫道：「搞好生產，增加收入，是領導和群眾的共同要求。既然領導與群眾願望相一致，就應當堅持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長遠計劃與年度的具體工作安排，必須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去擬制。擬制以後又必須同群眾反覆研究，反覆商量，取得大多數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對於不同意的那部分群眾，還需要進行耐心地不斷地教育。長遠計劃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認真發動群眾，反覆討論，取得多數群眾的認識一致，計劃和安排即便是正確的，也難以完成各項任務。何況少數負責同志缺乏與群眾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眾的熱情支持，工作任務當然要遭到挫折。」
他堅信自己在家鄉看到了真實的「大躍進」，他相信鄉親們跟他說的是真話，所以他在廬山會議上也堅持說了真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