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的創建人
鄭建生
來源：學習時報
照片上的這個人把南湖啟程的革命航船上的火種，引到了滹沱河兩岸的冀中平原腹地。他就是1923年8月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李大釗派遣的安平籍共產黨員弓仲韜。
他在原籍台城村建立了中共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即台城特別支部。一年以後的1924年8月，河北省第一個中共地方縣委——安平縣委也率先建立。
在這片覺醒的土地，弓仲韜播撒的共產主義星火點燃了受壓迫被奴役的人們的希望。這位光明的使者，1886年出生於河北省安平縣台城村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愛國知識分子，早年曾在北京參加了支持維新變法的運動。受其父影響，弓仲韜從青少年時期就關心國家事，憂國憂民，經常向父老鄉親宣傳反帝反封建和婦女解放的道理，在農村他帶頭第一個剪掉辮子。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初步接觸到新思想。1919年參加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後與李大釗結識並在李大釗的啟發教育下，開始學習研究馬列主義，並經常到天橋工人中宣傳革命思想，鼓動工人進行鬥爭。1923年4月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受李大釗派遣回原籍傳播馬列主義，建立和發展黨組織。
弓仲韜一回到家鄉，就深入到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要求和思想動態。他通過調查意識到，要發動群眾進行革命鬥爭，首先要教育民眾，啟發民智。於是他自己出資在安平縣台城村創辦起了「平民夜校」，自編了《平民千字文》教材，動員村中50多個青壯年農民到夜校學習。在教農民識字的同時，向他們灌輸革命的理論。通過幾個月的學習，大家認識到：自己貧窮落後的根源不是命運，而是落後的社會制度，是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大家產生了翻身求解放的強烈願望。在此基礎上，弓仲韜不失時機地建立了台城村農民協會，利用農會鍛煉骨幹、壯大力量、凝聚人心、維護農民權益。
1923年8月，弓仲韜介紹思想進步、積極肯乾的農民弓鳳州、弓成山加入黨組織。經上級黨組織批准，建立了河北省農村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支部——安平縣台城特別支部（簡稱「台城特支」），弓仲韜任支部書記，弓鳳州任組織委員，弓成山任宣傳委員，受中共北京區委直接領導。由此，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就誕生了。
1924年2、3月間，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弓仲韜與安平縣北關高小校長李少樓取得了聯繫，經過二人的通力合作，安平縣黨的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他們先後介紹北關的李春耀、張述增入了黨，隨後又吸收思敬村的袁大楞、李更入黨。隨著黨員數量的增加，經上級黨組織批准，他們先後建立了北關高小和思敬村兩個黨支部。李大釗對安平縣黨組織的迅速發展非常欣慰，他寫信鼓勵弓仲韜繼續努力，並指示可建立安平縣委，加強黨對全縣工農運動的領導。
為了落實李大釗的指示，1924年8月15日台城村、思敬村和北關高小三個黨支部選派了弓仲韜、弓鳳州等9名代表，在思敬村召集召開安平縣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建立中共河北省第一個縣級黨組織——中共安平縣委。黨的機關設在弓仲韜家中，將台城特支改為台城支部。這次會議確立了今後的工作任務，就是發展黨組織，壯大革命力量，啟發群眾覺悟，領導群眾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
弓仲韜在任期間，積極宣傳和組織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白色恐怖中，有的背叛了革命，有的被右傾分子拉攏，而絕大多數黨員堅守著執著的信念，與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著不屈不撓的鬥爭，為黨的事業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1925年，為了掩護黨的機關，弓仲韜在自己家前院西廂房開辦了一所「列寧小學」，對外稱「台城私立女子小學」，讓保定地方委員會特派員張鶴亭以教員身份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學校建立後，辦學經費、學生及數名經常往來的地下工作者的食宿、縣委辦公經費都來自於他變賣土地等得到的上千元錢。為培養革命後備力量，他經常到「列寧小學」講授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等，使學生經過幾個月的學習，思想覺悟普遍提高，其中6人發展為共青團員。
為解決貧困黨員的生活問題，弓仲韜又籌措資金在家中開辦了毛巾廠，此工廠也成為了許多革命者經常以聯繫買賣為名從四面八方彙集到弓仲韜家中研究黨的工作的場所，一切費用均由弓仲韜負擔。到1934年時，他的家產就所剩無幾了。安平、饒陽一帶的黨團工作卻在他的物質支持下不斷發展，並且在安平縣的影響下，衡水其他各縣相繼建立起了黨組織。各級黨組織在抗日戰爭時期發揮了戰鬥堡壘作用，使衡水這片土地成為堅強的革命根據地。一些在京、津、保的黨團員也回到家鄉積極開展革命宣傳，發展黨團員。弓仲韜的大女兒弓浦在父親的影響下於1925年入黨，先後任台城女支委書記、中心縣委婦女委員，1928年她在北京參加「三一八」遊行時身負重傷，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弓仲韜一生都對黨忠心耿耿，為黨的事業勇於獻身，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和大部分家產都貢獻給了革命事業。他常說，作為共產黨人，就要捨得出家財，豁得出性命。他變賣田地解決辦學和辦公經費，又變賣家產開辦工廠解決貧困黨員的生活困難。在他的影響下，全家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甚至為革命獻身。
七七事變後，弓仲韜與黨失去聯繫，便帶上卧病的妻子，毅然離開家鄉到西北去找黨。這期間妻子病逝，他流落到一家工廠當伙夫，仍堅持在工人中宣傳革命道理，鼓動抗日，為此竟被工廠資本家於1942年害瞎雙眼，踢出廠門。1943年，雙目失明的弓仲韜歷盡千辛萬苦返回家鄉，並終於和安平縣委接上關係，受到黨組織的關懷和照顧。1951年由女兒弓乃如接到哈爾濱安度晚年。生活雖然不錯，但他卻常常傷感，有時甚至痛哭流涕。他說：「我不能為黨工作了，我沒有完成黨交給的任務。」1964年3月，他病逝於哈爾濱。臨終前他再三囑咐：「一定把我節餘下的一千元錢交給黨，作為我最後的一次黨費……」
（摘自2007年第4期《檔案天地》，原標題為《中共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的創建人》）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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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講黨課
吳繼金
領導幹部講黨課，宣講馬克思主義、介紹國內外形勢和時事政治、解讀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一直是我們黨的一項光榮傳統和政治優勢。在這方面，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身體力行，親自講黨課，作出了表率。
「教員，給我們講講形勢吧！」
在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紅軍教導隊開學後，毛澤東很關心學員，經常抽空來給他們上政治課，講解人民軍隊的宗旨和性質。在江西中央蘇區，毛澤東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員講授「蘇維埃運動史」課程，並常去蘇維埃大學作《鄉蘇維埃怎樣進行工作》的報告。
抗戰時期，毛澤東經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講黨課。有一次，毛澤東等領導同志走進教室時，大家站起來熱烈鼓掌。毛澤東微笑著擺擺手，讓學員們坐下。他先介紹了跟隨他來的幾位領導同志，然後說：「我今天幫你們請來幾位教員，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個。」當介紹到徐特立時，他說：“他不僅是你們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
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又在「抗大」開設了“辯證唯物論”課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課，每次4學時，下午參加學員討論，總共達到110多學時。
據陝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回憶：「有一個時期，毛主席經常到陝北公學來，陝公的教員和幹部見到毛主席就說：‘教員，給我們講講形勢吧！’（毛澤東說他是教員出身，所以同志們親切地稱呼他‘教員’）他也很高興答應作報告。」
毛澤東第一次到陝公講哲學課時，一開頭就說：「今天跟你們講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把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哲學問題，說成是“翻天覆地”的大問題，學員們真是聞所未聞。毛澤東先講唯物論和唯心論，後講反映論和辯證法。這個講稿後來整理出來，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文章。對此事，毛澤東在洛川會議前夕曾對郭化若說：“別提講課了，最近我在陝北公學講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時間，準備講課提綱，講矛盾統一法則，哪知半天就講完了，這不折本了嗎？”
「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
毛澤東在講黨課時善於根據說服教育對象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語言內容和表達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對症下藥，激起了教育對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他強調：「到什麼山唱什麼歌」“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毛澤東指出：“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了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後再拿三分去教學生。”
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毛澤東就多次強調和要求紅軍宣傳員找群眾談話時，首先要放下架子，要看不同對象說不同的話。碰到僱農要講僱農話、碰到中農要講中農話、碰到商人要講商人話、碰到工人要講工人話，不能講一大篇。
有一次，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毛澤東先在黑板上寫下「工人」兩個大字，然後對工人們說：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說工人沒出息，其實，說起來工人的力量最大。他提高聲音說，大家不是說天最大嗎？什麼是“天”？他指著黑板上寫好的「工人」兩個大字說：“大家看，‘工’‘人’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他指著“天”字啟發工人們說，大家都說工人沒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關鍵是要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顆小石子，用腳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粘成一塊大石頭，那就搬也搬不動了。這些針對工農特點的極其鮮明而樸實的語言，很容易為工人、農民所接受。
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舉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在講課中十分注重根據學員特點來說明問題。據當時的學員回憶，有一次毛澤東講課，在黑板上畫了一座寶塔，一邊畫、一邊講，說：「你們看，最下層是塔基，有工人、農民，還有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受壓迫和剝削最深，生活最苦；壓在他們上面的一層，是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人數不多；再上一層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人數更少；更高一層是軍閥；塔頂是帝國主義。」毛澤東接著說：“壓迫、剝削階級雖然很兇，但人數很少。只要大家齊心，團結緊，勞苦大眾起來鬥爭，壓在工農身上的幾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齊，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這種形象化的教學方法，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語言運用上，毛澤東既是高超的理論家，更是卓越的實踐者」
毛澤東講黨課時不僅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樣，且富於變化，而且十分注意語言藝術，生動活潑、幽默風趣，深受學員們的歡迎。
西安事變發生後，延安學校的師生們聽說抓住了蔣介石，都欣喜若狂。可事隔幾天，中央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覺得蔣介石殺了我們那麼多人，又一向奸詐刁滑，不能輕易放虎歸山。毛澤東來到紅軍大學給學員上課，他說：「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全國人民無數的血債，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不殺他，確實不能平民憤。但是，蔣介石是不能殺的，在目前的形勢下，殺了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複雜和混亂，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了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麼不可以一擒一縱呢？」台下有人提問：“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怎麼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毛澤東聽後，風趣幽默地說：“你們看，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願上山的，但是陝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戰的，我們就採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幹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鬥爭。”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在談到黨內存在的「學風」“黨風”“文風”有些不正時，說：“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裏跑出來的。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從而形象地說明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必要性。
還有一次，毛澤東在上黨課時把日本侵略中國比作一頭瘋牛衝進了中國，我們正面和他直接對抗暫時抗不過，怎麼辦？靠持久戰、游擊戰和全民族抗戰。有扳牛頭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後的結果是這頭瘋牛必死無疑。聽課學員在會心的笑聲中感到受益匪淺，終生難忘。
毛澤東講黨課面臨的對象來源複雜，思想基礎、覺悟程度、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有工人、農民，也有高級知識分子。但毛澤東「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驗」，能吸引每一個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覺得粗淺。
蕭三在上世紀40年代曾評論毛澤東道：「他的報告、演說、講話，是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於幽默、妙趣橫生，而又那樣意味深長、涵義深刻、左右逢源、矢無虛發。他的說話常是形象親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會場裏，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
（摘自2018年第5期《世紀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