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是誰？有多少人知道很難確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中共四大前後是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刻。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為一顆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成了名副其實的僅次於陳獨秀的中共第二把手。
這顆中共四大產生的政治新星為何如流星般划過上空又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這位中共早期的活動家又經歷了怎樣的人生起伏？
季諾維也夫眼中的「老夫子」，留蘇三領袖之一
彭述之1894年出生於湖南省邵陽隆回縣，家鄉離我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居不過十數里地。1919年,在北京大學學習時參加了五四運動。1920年10月,在上海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彭作為中共最早黨員之一被派往蘇俄留學，先後在莫斯科紅軍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習。因從小接受私塾教育，彭述之精通四書五經，又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善於引經據典。彭述之著作頗豐，口才也好，擅長演說，有會必講，滔滔不絕。在蘇期間,他擔任中共莫斯科支部書記，很受重視，連蘇俄負責第三國際工作的季諾維也夫也稱他為「老夫子」。
◆彭述之
留學莫斯科期間，彭述之非常活躍，與瞿秋白、羅亦農被稱為中共黨內「留蘇三領袖」。1922年1月,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國際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釗一同出席了共產國際五大。同年8月，彭述之回國，在上海大學任教，講授唯物史觀並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但主要精力是協助陳獨秀主辦黨的機關報《嚮導》周報與《新青年》雜誌。因為直接受陳獨秀的領導，逐漸成為陳獨秀的堅定支持者。
中共四大上的重要人物，地位直線上升
1924年12月初，正當國民會議運動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彭述之被中共中央指定參加中共四大的籌備工作。隨即他與陳獨秀、維經斯基等人組成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中共四大的一系列文件。在文件起草過程中，起草委員會內部在某些問題上意見不一致。在關於民族革命的性質問題上，彭述之與陳獨秀都認為是資產階級民族革命，二者並無分歧；維金斯基則持異議，他認為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不能確定，須看將來的成功如何，不過後來到審查草案委員會的時候，維經斯基也承認了陳獨秀、彭述之的觀點。
在這場民族革命即國民革命到底由哪個階級來領導的問題上，也產生了分歧。彭述之認為「關於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的問題，這是一個最嚴重而又最科學的問題」，他批評中共“在第三次大會上鬧出許多錯誤，完全是忽略了此點。換言之，就是我們同志把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資產階級的(力量)看得太高”。他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在此之前，彭述之曾專門為《新青年》撰寫了一篇文章《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客觀地分析證明中國工人階級比任何階級要革命，並且是國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領導者。
在產業工人能否加入國民黨這個問題上，彭述之也是支持的態度。據他本人回憶：「在職工運動中的爭點就是產業工人是否須加入國民黨？在此點有幾個同志還帶有點左稚病，即是他們以為產業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國民黨。其實無產階級要想真正領導國民革命運動，在某種範圍內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是必要的，現在並已由事實證明此種主張之正確。」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彭述之以旅俄支部代表、大會秘書長的身份參加了大會。大會審查通過了關於民族革命運動、職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以及關於宣傳工作、組織問題等一系列議決案。大會最後選舉了由9人組成的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彭述之為其中之一。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後稱部長），後兼黨的機關報《嚮導》主編，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委員。這五人中，蔡和森同年11月出席共產國際第五屆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之後，暫駐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直至1927年才回國，張國燾經常不在上海，黨中央的實際領導工作便由陳獨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主持。據彭本人回憶：「我因為經過一個多月整天整夜的會議生活之後，現在已經病了。」可見，其籌備、參加中共四大確是辛苦。
當時，黨的主要工作是進行思想發動和馬列主義宣傳，所以在中央局五名成員中，以彭述之為首的三位領導人是做宣傳工作的，由此可見其地位和責任之重。彭述之由此一躍成為中央領導人，名副其實的「二把手」。他對未來黨的前途充滿憧憬：“我黨的黨員數目近兩三月來增加速度很快，在大會上據各地的報告（有幾處不完全）已有900黨員，如果切實統計起來約有1000黨員，並且黨員中公認已佔50%以上。各地方近來的工作於內部的訓練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廣東、上海兩區甚為進步，由此種趨勢下去，吾黨前途實有無限之希望。”直到晚年于海外時，彭還為這段經歷而自豪。中共四大後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在其回憶錄中分析了彭述之異軍突起的原因：“彭述之，這是一個新人物，未回國前，國內黨員不認識他，黨外的人更不用說。他從未參加過群眾運動。他在領導機關代表什麼力量呢？原來他是國際派來的同志，代表當時的國際路線。他未經大會選舉就參加中央會議，擔任宣傳部長。”
《嚮導》周報的主編，拒絕刊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周報主編蔡和森赴莫斯科開會，並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彭述之接任《嚮導》周報主編。受陳獨秀的影響，在彭述之擔任主編時期，《嚮導》周報一度改變了編輯方向，對當時正在興起的農民運動和北伐戰爭不支持、不擁護，導致黨內思想不統一。作為黨內負責宣傳的最高領導人，彭述之拒絕發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個公開發行的中央機關報《嚮導》。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後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然而陳獨秀等人認為，湖南農民運動「過火」，“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1927年3月5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部分章節首次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周刊上發表。同時，毛澤東將《考察報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嚮導》周報上發表。陳獨秀將之擱置，不予理睬。瞿秋白看了毛澤東的《考察報告》後，給予高度評價。在瞿秋白的爭取下，3月12日，《嚮導》周報191期發表了《考察報告》的部分內容。可是，陳獨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毛澤東向中央提出的建議，還不許《考察報告》在《嚮導》上繼續刊登。最後，在瞿秋白的大力幫助下，《考察報告》才以單行本的形式在長江書店出版。
陳獨秀路線的擁護者，最終分道揚鑣
1926年是中國革命的多事之秋。作為中共當年主要領導人之一,彭述之深深地陷入了旋渦之中。1926年3月20日,廣州發生了著名的「中山艦事件」。為反擊蔣介石,限制他的權力的膨脹,陳獨秀召集中央會議,決定採取四條對策,其中之一是在廣州成立中共中央特委,由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六人組成,彭述之為書記。陳獨秀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並派彭述之與妻子陳碧蘭帶著中央批示坐船從上海去廣州落實。
幾乎就在同時,廣東政府的政治顧問鮑羅廷於4月29日帶著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決策,回到了廣州。鮑羅廷是中國大革命時期一位傳奇人物,1923年9月,鮑羅廷作為蘇俄政府和蘇共中央派駐國民黨的代表到中國,不久被孫中山先生聘為國民黨特別顧問,權力極大。當時,蘇共中央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堅決主張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後者佔了上風。彭述之關於共產黨集體退出國民黨的方案還沒有實施就遭到鮑羅廷的壓制。鮑羅廷甚至提出:此時此刻「共產黨員應該是國民黨的苦力」。彭述之廣州之行一無建樹,只好帶著陳碧蘭於6月初悻悻返回上海。
◆晚年彭述之與陳碧蘭。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大革命進入高潮。但是陳獨秀和彭述之依然抱著「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對迅速發展的形勢缺乏變通和駕馭的能力。中共中央執委在上海召集一次重要會議,專題討論北伐。陳獨秀提議反對北伐,彭述之隨即表示支持。但執委中張國燾和瞿秋白反對,最後進行表決,以2票對2票不相上下。根據共產國際的支持和中共黨內大多數同志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第一號通告,公開表示贊同北伐。這對陳獨秀、彭述之而言,無疑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打擊。
1926年底,蘇聯政府又派了三位代表抵華,指導中國革命。他們在武漢與鮑羅廷商議後,一致認為中共黨的主要工作應該放在支持北伐上。他們要中共黨內的領導人之一瞿秋白撰寫文章,反對陳獨秀路線。正如這三位蘇聯代表1927年3月遞交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由於陳獨秀在中共黨內的威信太大,目前更換領袖不太可能,只有以反對彭述之來旁敲側擊陳獨秀」。於是瞿秋白以“身體不適,需要休養”,向中央請假,悄悄上了廬山,開始撰寫“反對彭述之主義”的小冊子。
中共五大在漢口召開,此前瞿秋白撰寫的《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已在黨的代表以及黨的積極分子中廣為散發,五大開幕式的會場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放著這本7萬餘字的小冊子。這本原名為《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史中之孟什維克主義》的小冊子,洋洋洒洒點名羅列了彭述之的17條錯誤。
1928年4月,彭述之因堅持右傾錯誤,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1929年，同陳獨秀等人結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進行反黨的組織活動，同年11月被黨中央開除黨籍。彭述之和陳獨秀圍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等問題，兩人之間產生了很深的裂痕和分歧，以後由分歧轉為完全對立，最終分道揚鑣。
1932年10月彭述之被捕入獄，1937年8月獲釋；1948年，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並遷往香港；先後流亡越南與歐洲；1973年移居美國；1983年11月28日病逝。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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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迅速佔領了中國北方的京津地區，南京、上海、漢口、廣州等華東/華中和華南地區。中國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業，50%的人口，沿海幾乎所有的港口，先後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中國本就十分可憐的國防工業面臨覆頂之險，海上援助通道也被堵死了。
蘇聯給予了中國很大援助，提供了400架飛機給中國空軍，另外500名蘇聯軍事顧問和6個空軍戰鬥機中隊也在中國戰鬥。一條長達2700公里的從蘇聯邊境到蘭州的公路開通，從1938年到1940年，足夠裝備15個師的蘇聯軍火通過這條公路進入中國。然而，希特拉閃電戰進攻蘇聯後，斯大林無暇東顧了。1941年4月，蘇聯和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 ，從此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停止了。
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
當時，中國僅存的一條國際運輸通道滇越鐵路由於日軍的破壞，運輸量逐日減少，危若累卵，計劃修建的滇緬公路立馬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蔣介石嚴令：滇緬公路必須如期完工。
時局空前緊張，雲南省主席龍雲命令公路沿線的地方當局必須在1937年年底前開工，3個月之內先建成一條可以通車的簡易公路。這種路只需把路基平整出來，在上面鋪上碎石，用壓路機壓平即可。
沿線約20萬各族勞工被徵集到了工地，他們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這是因為，青壯年基本都已開赴中原參加抗戰。由於缺乏施工機械，這些勞工只能胼手砥足，在崇山峻岭之間，用血肉之軀開闢出一條長達上千里的公路。
然而，最可怕的不是苦累，是瘧疾。原滇緬公路工程師婁性回憶了那段觸目驚心的日子：怒江、芒市這些低洼的地區都有惡性瘧疾，人被牛蚊叮咬之後，發抖、發燒，不到三天就會死掉。一批人倒下，一批人換上，代價慘重。
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然而，這場奇蹟的誕生，是用3000條生命換來的。
在今天看來，盤旋于山谷之間的滇緬公路也許有些寂寞。如果不是特殊情況，司機絕不會放著高速公路不走，來選擇這條顛簸危險的道路。然而70年前，這條公路是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自通車起的三年里，滇緬公路一共搶運了50萬噸軍需品，15000多輛汽車，以及不計其數的各類物資，是一條支撐抗戰不折不扣的生命線。
戴安瀾
日軍進攻緬甸，中英各懷心思
1941年，英美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12月，日軍先頭部隊入侵緬甸南部，直接威脅仰光和滇緬公路。鑒於緬甸局勢岌岌可危，12月下旬，蔣介石在重慶主持召開中英美軍事聯席會議。會後，有記者問蔣介石，萬一緬甸不守，中國政府有能力應付四面受敵的困難局面嗎？蔣介石回答說：鑒於亞洲局勢日趨嚴重，我國作出決定，不日將出兵緬甸，與日寇決戰。
第二天，蔣介石的談話被刊登在《中央日報》的頭版頭條，國內媒體歡欣鼓舞，世界輿論反響不一。《泰晤士報》的評論員五味雜陳地寫道：「中國人決心重返緬甸的行為是否表明，昔日白種人在亞洲的統治權威已經破碎了？」
在大英帝國的版圖上，緬甸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印緬省，它的戰略意義僅僅在於為印度構成一道外圍屏障。然而對中國人來說，緬甸卻勢在必奪，隨著泰國、香港在1941年相繼淪陷，它已成為中國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它的存在直接關係到抗戰大後方的安危。
英國人雖已無暇東顧，卻不願中國盟友插手緬甸事務。當蔣介石在黃山別墅盛宴款待英國來客時，英方代表韋維爾卻當場宣讀了一份強硬的備忘錄，要求中國軍隊的入緬人數「不能超過一個團」。
告重慶，軍令部回答：炮彈尚在仰光待運。同月，從漢陽遷至重慶的兵工廠因缺少鋼材被迫停工。國民政府僅有的十餘架運輸機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飛。
中英分歧引起了白宮的不安。羅斯福對英國人的短視和自私極為不滿。中國人參戰不僅對亞洲戰局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焦頭爛額的歐洲盟國也至關重要。只有讓中國人牽制住日本，英美才可能集中力量對付德國。
1942年1月14日，阿卡迪亞會議在華盛頓結束。會議簽署並發表了《聯合國家宣言》，確立了以歐洲為中心的戰略方針。同時，將緬甸、泰國和越南從盟軍東南亞戰區中划出來，與中國戰區合併，稱「中緬印戰區」，由蔣介石出任最高總司令。
中國遠征軍入緬
2月的一天，美國邁阿密空軍基地，一個身高不到六英尺的瘦削將軍登上了一架銀白色的水上飛機。幾天前，他還是一名美國的集團軍總司令，而現在卻要到中國擔任戰區參謀長的職務。他，就是約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1883年出生於佛羅里達州，1904年西點軍校畢業，一戰期間參加美國赴歐洲遠征軍，後任西點軍校教官，是一個頗有傳統美國牛仔風格的將軍。史迪威對自己佩服的人直率真誠，對看不上眼的將領卻尖酸刻薄，由此得到了一個「酸性子喬」的綽號。他學過中文，1935年到1939年期間曾在北平當過美國駐華武官，能說一口不太流利的中國話。
與此同時，滇緬公路上塵土飛揚，浩浩蕩蕩的中國軍隊像一條望不到頭的灰色長龍，向緬甸境內大規模挺進。這是由蔣介石嫡系，第5軍（軍長杜聿明）、第6軍（軍長甘麗初）和66軍（軍長張軫）組成的中國遠征軍。
3月初，蔣介石首次以盟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的身份飛臨臘戌視察。臘戌是緬甸北部重要的交通樞紐，滇緬公路蜿蜒而至。當時所有中國的外援物資都是從仰光經鐵路到達臘戌火車站後，用汽車轉運到中國。
3月3日，蔣介石同他的美國參謀長在這裏相遇了。早在史迪威任駐華武官時，就對蔣沒有好感，而跟馮玉祥、李宗仁親近。蔣介石也非常討厭這個尖酸刻薄的美國人。蔣拉攏史迪威，看重的是他手中掌握的美援，而史迪威卻對國民黨將領的貪腐無能切齒痛恨，在美援等一系列問題上與蔣格格不入。他是中印緬戰區參謀長，蔣是總司令，是上級，而史迪威卻是美國在此地區的利益代表，這幾乎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對於剛剛入緬的中國軍隊來說，他們面臨的戰場形勢十分不利，3月8日，仰光陷落，緬甸國門洞開，日軍長驅直入。而英緬軍只有兩個師的兵力。蔣介石覺得仗當然要打，而且應當打得轟轟烈烈，但是損失必須有個限度，他不想為英國人做無謂的犧牲。
在臘戌，蔣介石三次單獨召見第200師師長戴安瀾，指示作戰機宜。200師是蔣介石的嫡系，也是當時中國唯一一支摩托化炮兵師。全師裝備有坦克、裝甲車、摩托車和大口徑火炮，步炮比三比一。戴安瀾則是被蔣介石譽為「當代之標準青年將領」的陸軍少將，安徽無為人，黃埔三期畢業，早年參加北伐。因剿共得力，多次受到擢升。蘆溝橋事變後，先後參加長城保衛戰、台兒庄大戰和武漢大會戰，屢有建樹。
蔣介石問戴安瀾，200師能否在同古堅守一兩周，打個勝仗？同古是下緬甸平原上的小城，也是緬甸中部公路、鐵路和水路的要衝，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戴立正，誓言鏗鏘：此次遠征，系唐明以來揚威國外之盛舉，戴某即使戰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敵凶焰，固守同古。
然而，當200師孤軍深入1000多公里來到同古時，他們將要面對的是從緬甸南部長驅直入，兵力是200師兩倍的日軍第55師團（日軍一個師團相當於中國一個「軍」）。當時，仰光已經失守，同古的存亡直接關係到能否制止日軍繼續北上。英軍被日軍打得嚇破了膽，在倉惶北逃時，竟然發現一支中國的軍隊迎著他們的方向沖向後面的日軍，他們認為這些中國人簡直就是送死。
戴安瀾在到達同古那一天的日記里這樣寫道：今赴同古，與英軍第一師長斯科特會晤，詢以敵情，則不明了，詢以敵戰法，則亦不知，苦惱之至，今後非由我軍負起全責不可！
孫立人
同古保衛戰，打出國威
同古南距仰光250公里，北距曼德勒320公里，是仰曼鐵路的重要城市和戰略要地，西北還有克永岡機場，是日軍「必須迅速佔領」之地。
駐守同古的英緬第1師士氣極為低落，既不了解敵情，又未作迎戰準備，只準備安全後撤，保存實力。
3月9日，蔣介石離開臘戌回國，指揮大權交給了杜聿明。3月12日，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司令部成立，羅卓英為司令長官，杜聿明為副司令長官。羅未到任，由杜代理。
3月18日，日軍向同古推進，英軍同時撤往普羅美。3月20日，200師與日軍第55師團在同古城外發生激戰，雙方均有較大傷亡。同一日，日本空軍200架飛機轟炸緬甸南部盟軍最大的馬圭機場，英緬空軍的飛機除少數倖免逃到印度外，其餘大部分在地面被摧毀。此後，盟軍的飛機在緬甸上空消失了整整兩年。
日軍第55師團是一支從中國戰場撤下來的二流師團，曾在長沙會戰中遭受重創，從此再也沒有恢復元氣。新上任的師團長竹內寬中將是個雄心勃勃的年輕將領。仰光作戰後，為了擴大戰果，他置後方空虛於不顧，率領師團窮追猛打，企圖一舉攻下曼德勒。
20日的戰鬥出乎竹內寬的意料，他的部隊遭到了緬戰以來最為猛烈的抵抗。一連三天，第143、144聯隊傷亡慘重，攻擊已呈疲軟勢頭，竹內寬不得不調整戰術。
日軍的空軍開始每天從仰光機場起飛。百餘架次的飛機對同古進行狂轟濫炸，投擲燃燒彈甚至毒氣彈。但是同古防線沒有被突破，城內守軍始終沒有動搖或敗退的跡象。22日夜，日軍敢死隊在陣地上捕捉到一名軍官，經審訊得知同古守軍是第200師，並且，在曼德勒一線還有中國的兩個軍嚴陣以待，總兵力達10萬人。
竹內寬後背發涼。但很快，從空中和地面傳回的偵察情報讓他大大鬆了一口氣：曼德勒的中國軍主力並無南下跡象。竹內寬重新堅定了信念，決心吃掉200師，蕩平同古城。
此時，昂山將軍領導的緬甸獨立義勇軍也趕來幫助日本人，加入了對中國遠征軍的進攻。昂山將軍就是今天緬甸的民主鬥士昂山素姬的父親。
24日下午，日軍在緬奸的帶領下經小路迂迴到城北，與正在破壞鐵路的工兵團猝然遭遇。日軍一個衝鋒就打垮了工兵團，而後進襲機場。機場守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終因寡不敵眾，退回城裏。日軍佔領機場，切斷了200師的退路，把同古團團包圍起來。永克岡機場失守事件被當作中國人不會打仗的證據一直報告到盟軍總司令部，杜聿明為此受到蔣介石的訓斥。工兵團團長李樹正被軍法處判處槍決。
24日夜，日軍敢死隊百餘人摸入最杯陣地，排長馬立成身中六彈，死戰不退，被敵人劈殺，屍體數日不倒。26日，屋墩陣地兩度失守。597團三營與日軍反覆肉搏，全部壯烈殉國。28日清晨，日軍及緬奸百餘人化裝成當地土著，在牛車中暗藏槍械炸彈，企圖經錫塘河橋頭混入城內。經第598團查出，全部殲滅。敵人惱羞成怒，向城內發射毒氣彈百發。所幸適逢旱季，毒氣多被季風吹散，無人傷亡。
29日，英國人終於拋棄了中國盟友，在尚未通知友軍的情況下倉惶撤退，把同古側翼暴露給了敵人。
報，於是他命令軍隊一登陸就出發，結果先頭部隊僅用三天就完成了300里急行軍，於29日晚投入到對同古的進攻。中日兩軍原本像兩個精疲力盡的摔跤手，誰也無法將誰摔倒，本來日軍55師團面臨被10萬遠征軍吃掉的危險，但是第56師團的加入立刻使中國軍隊的防線好像一隻脆弱的盤子那樣四分五裂了。
30日，一股日軍在坦克裝甲車的掩護下突入城內，從南北兩面將200師分割開來。另一股日軍佔領錫塘河以東陣地，掐斷了200師往東突圍的最後一線希望。下午，又一股日軍再次逼近師指揮部。戴安瀾指揮特務連與敵激戰，傍晚始將敵擊退。
30日晚，中國遠征軍新22師奉命趕到，救援200師。他們殺開一條血路，掩護200師撤退。槍炮聲徹夜不息，雙方在黑暗中混戰。到次日凌晨，中國守軍大部分渡過錫塘河，跳出了日軍包圍圈。
至此，歷時12天的同古大戰終於以中國軍隊主動撤退宣告結束。日本人佔領了一座空城，中國軍隊則退守100英里外的彬文那。戰鬥尚未結束，中日雙方都迫不急待在各自首都發佈戰報，都稱自己取得重大勝利。雙方輿論為此沸沸揚揚，國民情緒跟著振奮鼓舞。
仁安羌大捷，孫立人一戰成名
同古失守後，曼德勒的存亡直接關係到整個緬甸戰局的勝負。在盟軍指揮官部署曼德勒會戰的同時，蔣介石決定讓新38師師長孫立人擔負守衛曼德勒的重任。
孫立人（1900－1990年），安徽巢湖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同年赴美，後入弗吉尼亞軍校學習。在淞滬會戰和武漢保衛戰中，孫立人都立下了赫赫戰功，但由於一直不是蔣介石的嫡系，並未引人注目，新38師也是由宋子文的稅警總團改編而來。
據士兵回憶，孫立人不苟言笑，非常嚴肅，和另一個弔兒郎當的遠征軍將領廖耀湘形成鮮明的對比。
新38師進駐曼德勒後，日軍分兵三路北犯，盟軍亦分三路迎敵。中國遠征軍第5及第6軍分別在正面及左翼作戰，英軍則以右翼伊洛瓦底江沿線為主要守備區。4月14日，右翼英緬軍1師放棄馬格威北撤改守仁安羌，日軍以兩聯隊並配備特種兵約7000人，迅速迂迴佔領仁安羌油山區附近，斷絕英軍後路，將英緬軍1師包圍，同時被圍的還有美國傳教士和新聞工作者。
馬格威棄守，影響到第5軍防線，司令長官羅卓英（為調解杜聿明和史迪威矛盾被蔣介石派至緬甸）為掩護第5軍側背，並應緬甸戰區總司令亞歷山大的請求，於14日下午，命孫立人以一團兵力支援英軍。孫立人派出了113團。
救兵如救火，113團在團長劉放吾帶領下連夜奔趕，在17日的黃昏時分，到達拼牆河北岸，在距河5英里的地方，進入準備攻擊的位置，當晚就展開了猛烈的戰鬥。18日拂曉起，戰鬥更烈，孫立人親自從曼德勒趕往前線指揮，正午12時，拼牆河北岸敵軍肅清，英方催請中國軍隊立刻渡河攻擊，但當時113團兵力太少，而且南岸地形暴露，敵軍又是居高臨下，我軍站在仰攻的地位，如果攻勢稍一頓挫，敵人可能立即窺破我軍實力，這樣一來，不但不能達成解救英軍的任務，還可能把113團陷入危險境地。
因此，孫立人決定暫停進擊，命113團在黃昏以前用盡各種方法把當前的敵情和地形偵察清楚，再利用夜間去周密部署，準備在第二天拂曉進行攻擊。
約瑟夫·史迪威
英第1軍團長斯利姆將軍對於孫立人的籌劃雖然表示欽佩，但怎樣才能使他的被圍部隊立刻解救出來，卻是讓他更焦急的一個問題。因為他接到被圍的第1師師長斯科特將軍的告急無線電話，報告被圍官兵已經斷絕了兩天的水糧，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圍，便有瓦解的可能。因此，斯利姆要求孫立人無論如何要立即渡河攻擊援救，不能等到明天。孫立人一再解釋利害，並再請斯利姆轉告斯高特說:「貴師既以忍耐了兩天，無論如何還要堅持最後一日，中國軍隊一定負責在明天下午6點以前，將貴師完全解救出圍。」
由於擔心具體指揮部署的團長劉放吾抗英國人的命，斯利姆心有猶豫。劉放吾則立即帶其前往營部涉水視察，炮火隆隆中，劉團長鎮定自若，露齒而笑。斯利姆在回憶錄中說:「只有優秀及精明幹練的軍人，才能在槍林彈雨中面無懼色。」遂放心其部署安排。
19日一早，攻擊開始。據老兵張富麟回憶，原來預定凌晨5時發起攻擊，可是三營有個冒失鬼，不知為何，在4點光景就發了一枚紅色信號彈，各營營官都以為是總攻信號，頓時槍炮大作，正式攻擊就在黑夜中提前打響。破曉時，左翼部隊將敵軍第一線陣地完全攻佔，戰鬥轉進到山地里，敵軍不顧一切猛烈反撲，113團已得的陣地，三失三得。在敵軍優勢兵力的壓迫下，我軍必須要處處防備敵人偵知己方實力，所以用種種方法，設置疑兵，虛張聲勢，又用小部隊進行擾亂突擊，更叫敵人無從判斷我軍的虛實，主攻部隊利用山炮，輕重迫擊炮及輕重機關槍的掩護，反覆肉搏衝殺，第3營營長張琦流盡了最後一滴血，還喊出「弟兄們，殺呀！」的呼聲。士兵們眼看著長官壯烈地倒了下去，含著眼淚，前仆後繼地拚死衝殺上去。陣地上積起了一堆一堆的屍丘，這一場火網中夾著白刃肉搏的大戰，從午前4時持續到午後3時，敵軍第33師團被完全擊潰，丟下了1200多具死屍，退出陣地。113團800多名戰鬥士兵也傷亡過半。
下午五時，113團克複了仁安羌油田全部區域，槍炮聲漸漸地稀遠，敵人顯然是在加速往後撤退。中國軍隊首先將被俘的英軍、美傳教士和新聞記者500餘人解救出來，再將奪回被敵人搶去的英方輜重汽車100多輛交還英方。接著，英軍第1師的步兵、騎兵、炮兵、戰車部隊等7000餘人和1000多匹馬都在中國軍隊的安全掩護下，從左翼向拼牆河北岸退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們狼狽不堪，一路對著中國的官兵，個個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中國的軍官跳了起來。
仁安羌之役，在軍事上來講是一個奇蹟，中國軍隊以少勝多，以客勝主，以寡救眾。
孫立人一戰成名。有一則流傳很廣的故事，說孫立人在滇緬戰場上看到部下押上來的日軍俘虜後，皺著眉頭說：「這些狗雜種，你們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全部就地活埋。以後照此命令處理！」
仁安羌勝利後，英軍逐步向印度轉移，新38師由仁安羌轉移到喬克柏當附近，掩護英軍撤退。仁安羌的捷報，驚動英倫三島，迅速傳遍世界各地，受到各同盟國的讚譽，孫立人成為中國遠征軍的英雄。他後來得到羅斯福授予的「國會勳章」。英皇喬治六世也授予孫立人“豐功勳章”。中國政府則獎給他“四等雲麾勳章”。副師長齊學啟、113團團長劉放吾和各營營長，分別獲得中、英政府的嘉獎。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92年4月訪問美國時，還特別向當年率團具體指揮部署解救英軍、定居在美國的93歲的劉放吾團長致以親切慰問，感謝他50年前在仁安羌戰役中，拯救英軍的功績。
孫立人英勇的表現讓史迪威大為滿意，他將新38師留在了伊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線。羅卓英為了填補新38師西移而產生的空位，下令66軍調遣新28師從臘戌到曼德勒接防，這就造成中國軍隊作戰主力西調與東部戰線空虛的危機。
這時，英軍指揮官斯利姆得隴望蜀地要求史迪威再調一支中國部隊給他，以教訓不斷尾隨攻擊英軍的日本33師團，史迪威竟然慷慨地答應了。在沒有知會第5軍軍長杜聿明的前提下，他直接下令調動200師西進，準備再露一手給英軍看。
史迪威的輕敵導致了東線守軍的薄弱。日軍精悍的第56師團擊破遠征軍第6軍防線，迅速直插盟軍後方，致使盟軍全線動搖。
4月20日，曼德勒正面防線的英緬軍在沒有通知中國友軍的情況下撤退，並在曼德勒大橋上裝了炸藥。
蔣介石當晚從重慶發來急電，命令遠征軍將原本在曼德勒會戰日軍的計劃改為「縱深防禦」，禦敵於國門之外，同時指出“防衛重點是臘戌”。
然而，日軍已看出決定緬甸戰局勝負的關鍵所在：趁中國軍隊主力西調，東線空虛，長途奔襲，直插雲南。
4月底，日軍攻佔臘戌，切斷滇緬公路，5月1日進佔曼德勒。中國軍隊面臨被包圍殲滅的危險，不得不開始了慘烈的緬北大撤退。
連結：著名的歷史誤會
此圖是著名的「24道拐」，這是一張被訛傳了幾十年的照片，大家過去一直以為它是位於滇緬公路或史迪威公路上。其實，這張美國人拍的「24道拐」，實際在貴州的晴隆縣境內，根本不在雲南，更不在緬甸。當時美國攝影師為其標註的地名是“安南”，大家都以為是滇緬公路上的“安南”，但云南歷史學者戈叔亞經過艱苦的調查發現，它在貴州的晴隆，那裏以前叫“安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