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張玉鳳 資料圖）
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離開中南海之後，先是被安排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工作，後來，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又調到鐵道部，做一名普通幹部。去年，她從鐵道部老幹部局退休。
張玉鳳的兩個女兒非常出色，大女兒在北京讀完大學之後去了美國，獲博士學位；小女兒學醫，是北京一家醫院的婦產科大夫。
張玉鳳家庭貧寒，小時候因為太窮而無法完成學業早早出來工作，誰知道運氣非常好，在主席專列上當了列車服務員，給主席的印象很好。她正式調進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一個上午，她正在清掃車廂，列車長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當小車拐進警衛森嚴的「深宮禁院」時，張玉鳳確實沒想到自己將伴隨著中國歷史上最有權勢的那位老人，度過其生命的風燭殘年。
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已經不再是人們心目中「紅光滿面」的形象。他實際上頭髮已花，面容也蒼白憔悴。每到入冬或開春，總免不了生病，而且得的都是老年人容易染上的嚴重疾病。1971年初，毛澤東因感冒引起支氣管發炎，晝夜咳嗽。他固執己見，不相信吃藥，不遵醫囑，照樣吸煙，生活作息全無規律，結果轉成大葉性肺炎。由於不停地咳以至無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發上打盹。而這時在他身旁伺候的人就是張玉鳳。她沒學過醫，也沒受過正規的護理訓練，只好一邊干一邊學，在這樣的朝夕相處中，毛澤東慢慢感覺到了只有親人才能帶來的溫暖和安心。
張玉鳳做起事來特別細心認真，這也是毛澤東後來放心地把很多機要事務交給她打理的主要原因。據毛澤東身邊的護士孟錦雲回憶，1975年夏天，在自己來到毛澤東身邊四個月後，一直對她很熱情的毛澤東突然變得冷漠起來。小孟幾次想同他說話，毛澤東都不願理睬，顯得心煩意亂。經細心的張玉鳳問詢後才知道，原來是毛澤東被小孟嚇到了。毛澤東房間裏特別靜，而小孟進房間時卻總是一點兒聲音也沒有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常常把這個80多歲的體弱老人嚇一大跳。張玉鳳告訴小孟，以後進房間時先給他點聲音，比如咳嗽一聲，或出點兒粗氣。這樣老人好有個思想準備，問題就這麼解決了。
晚年的張玉鳳是一位慈祥而和善的老人，但就是這樣一位老人，在年輕的時候因為脾氣耿直倔強，曾被毛澤東稱為「張飛的後代」，她甚至還曾當面頂撞過毛澤東。
有一次毛澤東有客人來，而那一天張玉鳳正好不大高興，對客人有些輕慢。事後，毛澤東批評張玉鳳態度不好，張玉鳳二話沒說收拾包裹就回了家。最終還是毛澤東妥協了。事後毛澤東給她評語：「辦事認真，工作盡職，張飛的後代，一觸即跳。」
晚年時期的毛澤東是一位再普通不過的老人，他也有著正常人的七情六慾，包括任性、愛發脾氣。那時的毛澤東與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現在毛澤東眼前的張玉鳳就成了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託。而張玉鳳對於毛澤東與江青來說便成了一種微妙的聯繫。「第一夫人」江青對張玉鳳的「巴結」和「獻殷勤」，在中國後來公開的「四人幫罪行」材料里也可窺見一斑。 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江青總是有空就找張玉鳳聊天、照相、吃飯以及打電話，還常送她一些真絲布料等禮物。張玉鳳有時見毛澤東不同意見江青，就會問他說：「你幹什麼老不見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憐的。」毛澤東就回答說：「你就見她可憐了，你還沒見到她可恨的時候呢！」
那時，江青想要見毛澤東一面十分困難，而毛澤東的房間只有兩個人可以隨便出入，那就是張玉鳳和護士孟錦雲。因此江青為了接近毛澤東，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感情和本性去「討好」張玉鳳。而對於毛澤東來說，他與江青已無夫妻之情，或許張玉鳳在他的心裏早已取代了江青那種「家人」的地位。
在與毛澤東朝夕相處的過程中，張玉鳳的角色慢慢由生活秘書過渡成機要秘書。身體孱弱的毛澤東，其晚年在紛繁蕪雜的政治環境中愈發有心無力，他不願也不敢相信任何人，只願意信任張玉鳳。張玉鳳甚至掌管著毛澤東私人保險柜的鑰匙，而這也讓她成了奪權派眼裏的「無價之寶」。在毛澤東的私人保險柜里，有毛澤東的存摺支票，還有一批黨和國家的特級絕密文件，其中不乏許多高級幹部寫給毛澤東的檢討書、認罪書、告密信等，誰都知道，這批材料對黨十分重要，掌握了這批文件就等於變相控制了黨政軍大權。
首先鬧事的是江青，她非常清楚，保險柜里有兩樣能遺禍於己的材料：一是1976年她寫的不搞‘四人幫’的檢討，二是康生臨死時告發她是國民黨特務的談話記錄。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義，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財產。張玉鳳卻說：「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黨和國家的財富，若要清理必須經華主席批准」。這讓江青大為光火。隨後張玉鳳如實地向華國鋒彙報了情況，引起了華國鋒的高度重視，使得江青的算盤落空。可以說，作為毛澤東晚年最信賴和依靠的人，識大體、顧大局的張玉鳳對形勢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摘自《「四人幫」興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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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
——自力更生：延安時期從困難走向勝利
王思林
延安時期，周恩來、任弼時參加軍民紡線大賽運動，獲得了「紡線能手」的稱號。
圖為延安機關幹部在搖車紡線。
1940年-1943年，日本帝國主義擴大「三光政策」，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糧食、一尺布」進入邊區，邊區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通過多種手段來發展經濟，不僅成功地克服了困難，還從困難走向了勝利。
提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路線
國民黨1941年到1942年實行「防共溶共限共」的政策，先後製造多起摩擦事件。1940年10月起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同時實行斷郵，外援也大部斷絕。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毛澤東以義憤而又有志氣的語氣說道：「今天，我們陝甘寧邊區的黨政軍民在經濟上遇到嚴重困難，吃不飽，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飯，鹽水泡野菜，都難以維持；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為了克服困難，堅持抗戰，黨中央和西北局確定的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就是「自力更生」四個大字。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關於財政經濟建設的指示》明確指出：「現在就全國形勢說投降危險正在增長，新的反共高潮成為投降的必然準備步驟，陝甘寧邊區在為著打破日增的困難，為著反對投降，堅持民族統一戰線力爭好轉的嚴重任務，又為著奠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更充實與活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在財經政策上已不容我們慢步的走，則應轉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給自足的政策，這就是陝甘寧邊區目前財經政策的新方向，這就是開展在陝甘寧邊區黨與政府以及全體人民面前新的迫切的嚴重任務。」
遵循公私兼顧原則及時調整經濟政策
面對國民黨和日寇封鎖帶來的心理上的恐慌，有的同志急於從財政上解決困難，不懂得正確處理財政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1941年財政放款占當年邊幣發行總額的51.09%， 1941年上半年，財政性借款占同期發行額的70%以上。邊區銀行被財政拖累得一點氣也透不過來。這種單純在財政問題兜圈子的做法，既沒有解決經濟困難，也沒有使財政危機得到根本好轉。還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建設重工業、建設大鹽業、大軍工等不切邊區實際的口號和想法，在執行過程中又出現了別的偏差。1942年12月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召開，毛澤東做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批評了片面看重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的重要性，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不了解邊區實際，教條主義、保守主義、官僚主義的思想錯誤，確定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這一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提出實行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的經濟政策，並專門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統一領導邊區經濟。
開展勞動競賽，樹立先進典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的生產大競賽是由安寨縣勞動英雄楊朝臣和延安縣勞動英雄吳滿有共同發動起來的。1943年，安寨縣勞動英雄、模範退伍軍人楊朝臣寫信給延安縣勞動英雄吳滿有，倡議開展生產競賽。楊朝臣在信中寫道：「我的一切條件不如你，可是我願意拿你我的不同條件來和你競賽，並且請你我的區、縣長作見證人，請高、霍廳長作評判員，你說好不好。」吳滿有收到楊朝臣的挑戰信後，積極贊同，表示完全同意楊朝臣提出的六個競賽條件，並提出了兩條建議，要求將勞動競賽擴展到全邊區的村莊、軍隊和群眾中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邊區政府也高度重視，先後下發通知要求將生產競賽運動推廣到群眾中去。這樣一個勞動英雄與勞動英雄之間、庄與庄之間、軍隊與民眾之間、軍隊與軍隊之間的生產競賽和勞動互助運動迅速在邊區掀起，發展到邊區的每個角落。生產競賽推動了邊區群眾勞動互助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勞動的發展。生產大競賽促使邊區勞動英雄大批地出現，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輩出。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大會，有著名的農業勞動英雄吳滿有、劉玉厚、張振財、賀保元、楊步浩、郝樹才，工業勞動英雄趙占魁，部隊英雄、模範黨員申長林，婦女勞動英雄郭鳳英、張芝蘭等一百八十五名勞動英雄出席。
上下齊心協力，大走群眾路線
面對經濟困難，有的幹部提出壓縮財政開支，有的提出要提高稅收，通過增稅來解決經濟困難。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第一個工作方法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東西。」財政困難只有通過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才能解決，而發展經濟必須發動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的力量發展生產，戰勝困難。自力更生的“力”在哪裏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個“力”蘊藏在億萬民眾之中。經過廣泛動員，廣大黨政機關、軍民、領導幹部都投入到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生產大運動中去。毛澤東在楊家嶺對面的山溝里開墾出一塊菜地，種上了西紅柿、辣椒、土豆等蔬菜，朱德王家坪的菜園年年獲得大豐收，被稱為“小南泥灣”，劉少奇、張聞天拿起勞動工具、來到田間地頭、幹得熱火朝天，周恩來、任弼時參加軍民紡線大賽運動還獲得了「紡線能手」的稱號。三五九旅憑著“要與深山老林決一戰，要使陝北變江南”的豪情壯志，憑著“一把撅頭一把槍”把野獸出沒、渺無人煙的“爛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
尊重金融與科技，促進發展生產力
1942年成立的西北財政辦事處規定邊區銀行的主要任務有三項：一是發展公私經濟；二是支持財政預算；三是發行並調劑貨幣。在這種方針政策的指導下，金融機構開始向工業生產領域大量放款，1943年發放農業貸款11978萬元；經濟建設放款1029萬元；貿易放款1272萬元；機關學校生產放款7161萬元。到1944年，邊區輕工業品基本實現自給與半自給。針對金融與物價的波動，從1944年6月到1945年8月，邊區政府共發行72450萬元流通券用於貿易領域，對於購置緊缺物資，調劑資金，「保障供給，換回外匯，支持銀行，增加財政收入」等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40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的講話中就稱讚：“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五一綱領”也規定：“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材”，並且專門設立了延安自然科學院、陝甘寧自然科學研究會、光華農場等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構。
通過這些綜合措施的運用，到1944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就成功地走出了困難局面，實現了各方面的發展和繁榮。農業方面，1944年增產細糧20萬石，除去軍需民食，餘糧28萬石，棉花產量也可滿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工業方面，無論公營、私營和合營，都有發展，一年之內減少30億的入口總值；金融貿易方面，事業相對穩定，出入口趨向平衡，物價穩定。邊區財政支出為60億元，其中機關生產自給部分佔64%，政府公營企業的收入佔19%，稅收和公鹽代金佔10%，銀行墊支佔7%。三年來，邊區生產建設的成績，已開始將貧困與落後的歷史面貌變為富裕繁榮，在世界上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蹟。正如毛澤東1943年視察南泥灣時所講的：「困難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
（作者單位：浙江省委黨校黨建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