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力主嚴處蘇區‘第一個貪官’」的文章,其中蘇區“第一個貪官”指的是瑞金葉坪蘇維埃主席謝步升,文章介紹,處決謝步升,打響了黨史第一次大規模反腐倡廉鬥爭的第一槍。80多年前的蘇區有哪些反腐大案,是什麼腐蝕了蘇區幹部,蘇區又採取了哪些打擊腐敗的手段呢?
劣跡斑斑的謝步升
謝步升案是蘇區第一起重大反腐案件,謝步升也是第一名被槍決的黨內腐敗分子。
謝步升早年曾參加工農武裝暴動,擔任暴動隊隊長,後又返回家中做生意。1930年在蘇區打土豪運動中,表現積極脫穎而出,爬到了瑞金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的重要位子上。有了權力後,他開始腐化墮落,貪污公款,做投機生意。
謝步升的敗露源於好色。他和同村人謝潤深關係很好,謝步升打土豪時,認定本是富農身份的謝潤深為貧農,這讓謝潤深對他感恩戴德,經常請他在家中吃飯。謝步升由此認識了謝潤深的妻子朱秀秀,謝步升趁謝潤深不在家,強姦了朱秀秀,兩人就此一直保持不正當關係。後來謝潤深對兩人的關係產生了懷疑。謝步升感覺事情可能會敗露,便惡人先告狀,污衊謝潤深為反動分子,將其殺害。
關於謝步升的判決書
丈夫被害後,朱秀秀感到害怕,來到瑞金裁判部告發謝步升,裁判部是蘇區的法治部門,專門負責除軍事案件外的民事、刑事案件。裁判部立即向時任瑞金縣委書記的鄧小平作了彙報,鄧小平派人徹查謝步升。
拔出蘿蔔帶出泥,調查發現,謝步升強姦民婦殺死其夫的事情僅僅是冰山一角,謝步升還有多起殺人越貨之事,多年前,他殺死了紅軍一名掉隊的醫官,搶走了金戒指和懷錶等貴重物品,他還曾經同別人合夥搶劫布店。除了一些貪污投機之事外,謝步升還和另一名女子廝混在一起,因嫌棄結髮妻子礙事,竟將結髮妻子賣給了一個光棍做老婆,對外稱老婆改嫁了。
油畫(紅都槍聲)-謝步升被處決
紅都瑞金是中央蘇區臨時政府所在地,葉坪又是一些領導幹部的駐地,中央蘇區一大在葉坪召開。謝步升在黨內有些勢力,力主懲辦的鄧小平遇到了阻力,一些人求情,要求釋放謝步升,鄧小平頂住了壓力,向毛澤東彙報,尋求幫助。很快,由於鐵證如山,1932年5月,經審判後謝步升被槍決。
蘇區最大規模的腐敗窩案
於都窩案是蘇區規模最大、牽涉面最廣的一起腐敗窩案,于都縣委書記和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貧農團主任等人合夥貪污公款做生意,前任縣委書記、婦委主任也入了股。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熊仙壁以及組織部長、軍事部部長、財政部副部長等人也貪污投機。
蘇區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
1934年,項英來到於都開展反腐鬥爭,調查於都貪污窩案,調查過程中,於都的主要幹部們有組織地隱瞞事實,對上述幾人做出類似「罰酒三杯」的懲罰,項英突破阻力,派人到基層查賬,了解線索,偵破了這一窩案。最終此案中的5人被槍決。
基礎建設工作也出過貪腐的問題。1933年秋冬,中央政府總務廳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雲,利用建築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和紅軍烈士紀念塔之機,貪污公款240餘元,事後又企圖開路條逃跑,並盜竊紅軍的機密軍事圖紙預謀獻給國民黨軍,左祥雲的出逃計劃並未得逞,他最終也落了個死刑的下場。
中央蘇區時期的控告箱
除了上述的幾隻「大老虎」,蘇區基層幹部中也出現了一批「蒼蠅」,這和蘇區一些不健全的制度有著直接關係。中央蘇區成立之初,財稅收支制度極度不健全,雖然廢除了國民黨時期的苛捐雜稅,但沒有建立收支預算和稅收制度,財政收入主要靠戰爭繳獲、打土豪籌款,向富農和商人派捐三種方式,各地財政自收自支,隨用隨收。本地的土豪打完了,便前往白區打土豪。
每次打土豪拿來多少錢?如果打土豪的幹部有意隱瞞,這些信息只能爛在當事人的肚子裏,不通風,不透氣。對富農和商人的派捐亦是如此,這就給一些基層政府人員操作的空間,將打土豪籌來的財物據為己有。
貪腐乾部為何都在做生意?
無論「老虎」,還是「蒼蠅」,蘇區大部分貪腐乾部都有一個共性,貪污公款做生意。這與合作社的興起密不可分。合作社事業的發展是蘇區經濟變化中的特點,合作社由群眾出資出物入股經營,帶有較多互助成分的集體性質,除了互助類的農業合作社,還成立了出售商品的消費合作社,合作社在價格上讓利社員。
消費合作社被賦予「便利工農群眾賤價購買日常所用之必需品,以抵制投機商人之操縱」的任務,是“在經濟戰線上反對投機商人和富農的剝削,打破敵人封鎖的生力軍”。但由於戰事緊張,蘇區社會各項事業都要提速,合作社的活動便經常納入到黨和政府的指導之中,在政策支持下,消費合作社實際上取代了商人,成為農村商品供給的主要來源,毛澤東在上杭調查時曾發現,除了一家藥店外,私人商店絕跡。
。
為了配合合作社經濟,政府還成立了對應的貿易局系統,對於私人商販從白區運回的物資,必須賣給貿易局或者合作社,合作社在商品流轉領域幾乎實現了壟斷,成為蘇區商品交換的媒介,商人失去了對於商品價格的控制。
消費類合作社在商品流通中的控制作用,起到了打擊投機商人,保護資源不外流的目的,但是當合作社取得絕對定價權後,部分控制合作社的幹部也開始追逐利潤投機。黨的文件中曾經反映,「合作社的組織,多半是黨和蘇維埃政府的負責人創辦的,很多合作社不是為了讓利與社員,而是為了掙錢,一些幹部藉著合作社的招牌,做起了投機生意」。“每次貨來了,一般的現象是黨和蘇維埃領導人先得到東西,有些加入了合作社的群眾買不到東西。”
解決腐敗的兩大法寶
面對貪腐,蘇區是如何解決的?蘇區政府很快抓住了問題的「七寸」,建立完備的財稅制度。1932年,為了實現財稅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央決定改變“以前各級政府對各種稅收都是各自徵收”的局面,強調所有稅收都由國家財政機關徵收,必須按月上繳中央,按照中央指定的用途使用,地方不得自行支配。為此,政府從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專門負責財政的部門,統一了各類稅種和徵收規則,制訂了以農業稅、商業稅為主的稅收體系。蘇區還建立了預決算制度,會計制度和審計制度,把收錢、管錢、領錢和支配錢的機關分開。財稅制度的完善,擠壓了貪腐分子的操作空間。
群眾路線一直是蘇區政府所強調的,1932年2月,中央蘇區開展了大規模群眾運動
反腐敗
鬥爭。控告局成立,接受群眾控告,並在群眾集中的地方懸掛控告箱。在各個機關設立不脫產的工農通訊員,負責對腐敗浪費等行為的監督。政府還組織了「突擊隊」和“輕騎隊”,隊員利用空暇時間和休息日進行工作,公開的突然的檢查某機關的工作。
1933年,中央蘇區第一次出現群眾法庭,對國家銀行出納科職員袁雨山、劉道彬貪污案進行審判。此後,中央蘇區通常都由工農檢察機關召開群眾大會,組織群眾法庭進行審判。
在反腐倡廉過程中,蘇區非常重視報刊的監督功能,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開辦多個專欄,大量刊登工農通訊員、突擊隊員和普通群眾的來信,揭露貪污浪費等腐敗現象。
反腐鬥爭中的「三傑」
在反腐過程中,蘇區湧現出「反腐三傑」,其中之一便是中共一大參會人員中年齡最長者——何叔衡,他負責在各級黨組織建立監察委員會,在各級政府建立工農檢察部,主管反腐工作,正是何叔衡作為主審法官,判處貪腐分子謝步升死刑。
另一名中共元老董必武為頒佈反腐法律做出了貢獻,蘇區後期,他執掌司法和審判權,左祥雲案發後,由於缺乏量刑定罪法律依據,一直得不到應有的懲罰。1933年12月,中共歷史上第一份反腐肅貪法令出台,明文規定了貪污金額和量刑標準,比如規定凡機關和國營企業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貪污公款500元以上的處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董必武依據法令,判決了左祥雲案和於都腐敗窩案。此外,群眾法庭也是在董必武任職期間創立的。
三傑中的另一人是時任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的阮嘯仙,他負責財務監督工作,在任期間,組建了一支審計隊伍,在基層拍了不少「蒼蠅」。
經過數年的反腐努力,在各項制度搭建完善後,蘇區發佈過一份審計報告,「我們可以誇耀著,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8年,剛解除監禁的閻仲川與閻明在北京
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閻仲川之子閻明,削筆細寫其父與林彪及「四野」的種種舊事,述及「一號號令」內幕、毛澤東與林彪的恩恩怨怨、林彪墜機以及珍寶島背後的中蘇衝突。
閻明的父親閻仲川,是林彪嫡系舊部,曾任副總參謀長,參與制定「一號號令」。林彪事件之後,被打倒,被審查,被關押,一家人也因此星散天涯,各自零落。
這一家人與林彪的淵源至此尚未完結。「九·一三」事件後,在蒙古處理墜機事宜的駐蒙大使,是閻明後來的岳父許文益,他冒著受處分的風險斷然啟用停了多年的「中蘇熱線」;而這條熱線,正是閻明的外公孫繼述多年之前親手架設。
天意從來弄人,一家三代,繞來繞去,最後還是繞不過林彪。
軍事上,林彪是天才,隱忍、蓄勢、反撲;性格上,林彪極內向,孤僻、倔強、好勝。但也許他只是一把鏌鋣之劍,而非握劍的手。
已蓋棺論定的「一號號令」和林彪“反革命政變”到底是怎麼回事?什麼事都瞞不過的毛澤東,明明知道「一號號令」,為什麼卻從不高興,一下子變成不知道?
歷史敘述的幽微處經得起多少推敲?
擺脫了小山頭,卻融入了更大的山頭
人物周刊:你父親原來是呂正操手下?
閻明:我父親在冀中軍區時是呂正操手下,到東北也跟著他,後來呂正操到西滿軍區做司令(當時,東北有東滿、西滿、南滿、北滿幾個軍區),叫他一起去。父親給他寫了一個條子,說不能去,下面已經有人議論,說我是呂司令山頭的人。所以他就留在總部跟了林彪。我父親後來說,他是擺脫了一個小山頭,卻融入了「四野」這個更大的山頭,最後還是受了牽連。
人物周刊:他後來一直做林彪的部下,他們關係怎麼樣?
閻明:我父親是林彪的老部下,他們就是一個上下級的關係,個人關係沒有。部隊界限分明,領導就是領導,部屬就是部屬。1945年東北民主聯軍時,他就是林彪的作戰參謀,遼瀋戰役是作戰科副科長,後來跟林彪打到湖南衡寶——那是林彪直接指揮的,後來他身體不行了。我父親那時就跟林彪分開了,「四野」到廣州後,林彪到中央當領導了。
父親後來跟林彪是1969年珍寶島戰役後。他北調到北京做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原先是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廣州軍區參謀長。他調北京也不是林彪要調,是黃永勝先來北京當總參謀長,用了一些「四野」的人。在廣州軍區黃永勝是司令,我父親是參謀長,順手就調過來了。
人物周刊:那你父親跟黃永勝關係怎麼樣?
閻明:也是上下級,沒什麼私交。工作上我父親有建議權,但必須服從命令;生活上沒什麼來往,但我父親跟他比較熟。
黃永勝這個人,坊間傳他這不好、那不好,但他是很能打仗的,是個名副其實的戰將。再一個,他不拘一格、知人善用,愛用年輕有才的幹部,治軍很有一手,在廣州軍區是出了名的。
人物周刊:到了北京後,你父親、黃永勝、吳法憲他們都是林彪的人嗎?
閻明:怎麼說呢,我覺得應該都是毛主席的人,是不是?不能算林彪身上。照理說黃、吳、李、邱,包括我父親,在黨內、軍隊裏擔任那麼高的職位,這個沒有毛澤東點頭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你父親對林彪是什麼看法?
閻明:戰爭年代我父親長期跟隨林彪,一直是他指揮班子的核心成員,對林彪的指揮才能很欽佩。林彪打仗很有一套,穩、准、狠。沒經歷過戰爭的人是不會有這種體會的,我們也只能聽老人講講,凡是跟林彪打過仗、在「四野」呆過的老人,都對林彪的指揮藝術佩服得五體投地。跟林彪打仗,按現在時髦的話講就是“爽”,非常痛快,總能打勝仗。當時「四野」傳唱“林總司令命令往下傳,紅旗一展大軍齊向前……猛打、猛衝、一直猛追趕”。這是心裏話。
人物周刊:據說林彪性格不好,他是不是很記仇?
閻明:我不知道這是指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政治上的事情我不十分清楚。但是作為軍事將領,復仇心理是必須的,那就是不服輸。你整我,我就非得整死你。當兵的必須有這種心理,性格太善良的人當不了兵也做不了買賣。所以說林彪在四平被白崇禧整了一回,那肯定要削他,不僅林彪,全體「四野」將士都是恨不得將他一口咬死!
「一號號令」是我父親發出來的
人物周刊:那「一號號令」到底是怎麼回事?
閻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後期,中蘇兩國由政治分歧發展到軍事對立,特別是珍寶島戰役之後,兩國都在極積備戰。1969年,中央軍委在前進指揮所駐地開會,我父親住在山下離開會地遠,趕到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都已到場了。
父親一進門,黃永勝就說:「林副主席有幾點指示,你記一記,給部隊傳達一下!」他傳達了幾點指示,父親整理完後,說:“加個編號吧!”值班參謀問按什麼順序,父親說既然是“前指”第一個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吧!
就這樣,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後來被說成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預演」的「一號號令」,經父親和一位值班參謀之手產生了!時間是1969年10月18日21時30分。
人物周刊:毛主席知道「一號號令」嗎?
閻明:知道。你看汪東興回憶錄,當時毛澤東看了這個號令很不高興,劃根火柴就把它燒了。先燒了信紙,後來又要燒信封。汪東興不讓燒,說以後要存檔的。毛澤東這才作罷。
當天周總理曾打電話問汪東興主席是否知道此事,得知主席不高興了,周總理很驚詫,但也沒有說話。後來在批林時,周總理還問過毛主席知不知道「一號號令」,毛主席說:什麼「一號號令」?從來沒聽說過!
毛澤東靠武裝鬥爭起家,對軍事牢牢把握。特別是「文革」時,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他批准,搞一個5公里越野也要報告,發佈「一號號令」怎麼瞞得住他?如果沒有他默認,他知道後,怎麼不撤銷?
看樣子,是編號把毛澤東惹不高興了。中國自古是以「一」為大,不是什麼人都能用的,我父親把它用在林彪身上,顯然不妥。當時他到北京才3個月,這些犯忌的事他真是不清楚,一不留神就惹毛澤東生氣了。
代價是他為此被羈押了7年半。
人物周刊:既然毛澤東知道「一號號令」,怎麼一直到林彪出事都沒有動你父親?
閻明:當時緊急備戰是中央的中心工作,軍隊確實在做反侵略的戒備工作,儘管編號不妥,惹老人家不高興,工作還要進行。我覺得那時候毛澤東也沒有不相信林彪,只是後來林彪自己沒做好,膽敢和老人家翻臉,才跟他算賬了,把「一號號令」翻出來,一鍋燴。「文革」那種政治環境,什麼事都無限上綱,「一號號令」完全可以大做文章。1969年的時候,毛澤東不會說林彪是在搞反革命政變的。
實事求是講,軍人最務實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軍人,沒有誰是想推翻共產黨的,沒有誰是願意國家衰敗的。林彪當時主抓了很多現代化項目,包括原子彈、導彈、核潛艇。他是主張國家現代化建設的。
林彪對「文革」肯定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對「四人幫」這撥人很抵觸。實際上從「文革」開始他們就勢不兩立,是死掐的。
周總理要父親去國務院當副總理
人物周刊:林彪出逃後,你父親就被抓起來了?
閻明:剛開始沒有抓,9月13日那天林彪出去了,當時國內非常緊張,但包括黃、吳、李、邱都沒有被關押,周總理還跟我父親佈置部隊的戒備工作。
9月23日前後我父親還隨李先念去訪問越南,原先計劃代表團回國,我父親留下來與越南當時的國防部長武元甲大將,一起越過北緯17度分界線,考察戰場,準備「解放」越南南方。但最後計劃有變,可能怕我父親跑了,所以他也跟李先念回來了。上面可能有交待,得把閻仲川看好了。到機場之後,周恩來、李先念跟我父親談話,說黃永勝陷得非常深,要他揭發。就這樣被帶走了,連趟家也沒回。之後父親就長期被關押了。
人物周刊:之前周總理對你父親的印象怎麼樣?
閻明:周總理對我父親印象非常好。「文革」期間,周總理多次到廣州,我父親是省革委會副主任,有很多工作直接跟周總理彙報,總理也覺得父親做事比較穩重,對中央的方針政策拿捏得比較到位。父親調到北京後,周總理找他談過話,叫他別當副總參謀長了,去國務院當副總理。父親說,他長時間在軍隊干,地方的事不太了解,婉言謝絕了。這事是周總理明著跟他提的,後來父親親口跟我說的。
人物周刊:那周總理怎麼沒有保他,還讓他揭發黃永勝?
閻明:情況還沒搞清楚,總理是不會去保我父親的。再一個,從共產黨歷史上看,遇到一些重大事件之後,大家都有一個統一的態度,跟中央絕對保持一致,「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國家出了那麼大的事,周總理誰都保不了!
人物周刊:你父親被關押審查,7年半中周總理一直沒過問?
閻明:我聽周總理身邊的人說,總理病重期間曾經問過,說你們是不是把閻仲川的問題看得太重。那時候我在部隊面臨複員,北京有消息傳給我,說你爸爸可能要平反,周恩來發話了。
當時挺高興,覺得快熬出頭了。但隨後又搞「批林批孔」,目標就是周恩來!我父親就在大牢呆下去了。
林彪摔死在蒙古,是我岳父去收的屍
人物周刊:林彪墜機時,你後來的岳父許文益是駐蒙大使,他怎麼處理的?
閻明:他去蒙古才20天就碰到了林彪墜機。處理這個問題非常棘手,但是他在這個過程中忠實履行駐外使節的責任,如實把情況報告給了北京。因為駐外使節權力有限,我岳父冒了被處分的風險,啟用停了多年的中蘇熱線電話,才將飛機失事的電報傳送回國內。
天下事就是巧,這條「中蘇熱線」最早還是我姥爺孫繼述作為中蘇熱線總隊長親自帶人去架設的,沒想到多年後派上了這個用場。發回國內的電報直接送到了外交部代外長姬鵬飛的手上,姬鵬飛又報送毛澤東、周恩來。
人物周刊:後來你岳父有沒有跟你提到過墜機現場?
閻明:那真是慘不忍睹。屍體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開,都燒得分不清誰是誰了,後來比對照片才查出來。林彪頭皮綻裂,頭骨外露;葉群燒得輕點;林立果臉都燒成麻花了。還找到了林彪空軍大院0002號的出入證,其他的還有司機楊振綱、機械師邵起良等人。
我岳父跟蒙古方面談好,按照蒙古人的習俗,對他們進行土葬。他帶領使館人員畢恭畢敬三鞠躬,向死難者致哀。當然那時他們還不知道墜機的是林彪一行人。
人物周刊:中央對你岳父處理林彪墜機事件的方式是什麼態度?
閻明:很滿意了,尤其是周恩來,對我岳父及時啟用「中蘇熱線」向國內報告情況非常滿意,不僅沒處分,還表揚了他。
雖然我岳父只是駐外大使,不是重要人物,但這個特殊的歷史事件,使他成了重要的歷史見證人。粉碎「四人幫」後我岳父還去過蒙古,見過了當年處理這個事情的老朋友,大家都在刻意迴避這段歷史。
我岳父是建國初期干起的老外交官,在外交部幹部司和世界知識出版社都呆過,後又去黎巴嫩當過大使,最後調回外交部準備當部長助理,正趕上中央推動幹部年輕化,超齡,一刀切,回家休息。老頭是很正派一個人,上海南匯縣的,但是說話辦事很像北方漢子。
父親給北京軍區司令寫信,裝上了假牙
人物周刊:因為林彪,你父親被批鬥過很多次吧?
閻明:那肯定的,總參機關開過幾次團以上幹部參加的批鬥大會。開批鬥會時,在主席台上擺個凳子,我父親被帶上來,光著個頭,穿一身沒有紅領章的軍棉襖,腳上蹬著黑布老棉鞋。
叫他坐下後,他不慌不忙地從口袋裏拿出香煙,又掏出個煙嘴插好,靜靜地等候批判。台下總參的女幹部就會領頭狂呼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閻仲川不投降就讓他滅亡」。
人物周刊:你父親關押期間,你去見過他么?
閻明:一開始不讓見,後來見了。我父親屬於審查沒結論,我們不斷上訪,軍委上訪處和中央上訪處,基本每天都去。大概有一年多,同意見面了。見面前一天,專案組到我們家交待了若干項「不准」,說閻仲川還沒定性,什麼都不能說。
第二天,一輛華沙車拉著全家在北京城內轉了老半天,終於拐進一個院落。母親認出來那是翠微路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父親被帶了進來,剃了光頭,穿著一身被扒掉領章的舊軍裝。因為沒有刮鬍刀,每次推頭時就把鬍子一塊兒推掉。
由於缺活動、缺太陽,關節軟化,腿腳不太利索,整個人短了一大截。一口牙除了前面一顆門牙呲在外面,其餘的都掉光了。
父親跟我們說了一句話:「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死了就更說不清楚了!」
快走時母親讓父親向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父親說:「回去就給傅崇碧寫信,過去我救過他的命!」果然,不久在北京軍區司令員傅崇碧過問下,我父親的假牙就裝上了。
人物周刊:你父親是什麼時候放出來的?
閻明:見了一面沒多久就放出來了。1979年4月份解除關押,在家等待結論,等了3年。1982年總參領導代表組織向我父親宣佈結論,但結論不提「一號號令」問題,籠統地講我父親在總部、在廣州犯的錯誤很嚴重。
人物周刊:你寫《往事不忍成歷史》,只是為了回憶,還是想平反、控訴?
閻明:沒有,什麼動機都沒有。
講客觀一點,我是在向人們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沒有任何其他動機,因為事情已經發生了。
當然,因為我父親,我們受牽連肯定是有的。母親從家裏被掃地出門了,子女從部隊被掃地出門了,一點想法都沒有不可能。我們現在就是普通人,走到現在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身上已經沒什麼政治光環了,更多是被人在後脊樑指指戳戳,說他父親是「一號號令」製造者,是林彪的人,並不是什麼好聽的話。
但我們始終相信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