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不幸和災難的一年，也是轉變中國歷史的一年。這一年，深深印在鄔吉成腦海里的事可以說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和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值班室副主任東方，民航總局副局長張瑞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江明，還有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機場，正在開會研究那裏的現場警衛事宜。
會議剛開不久，鄔吉成就接到中辦警衛處警衛值班室的電話，說周總理逝世了，要他們立即回城。聽到這個消息，當時鄔吉成的心頭像被重器捶擊，沉重萬分，沒想到他老人家就這麼突然離去。
在那一時刻，聽聞如此噩耗，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心情，都「沉痛萬分」。但鄔吉成則更痛一分，因為這其中包含著一重永遠不能彌平的遺憾！
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安全部部長羅青長，曾經寫文章記敘了周總理臨終前的召見。那是1975年12月20日，周總理在和他交談中間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讓病中的周總理再增勞累，悄悄地離開了病房。所以，人們多把羅青長稱作周總理最後召見的一個人。
然而，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因為此後周總理還提出要見一個人，那就是鄔吉成。當然這是讓鄔吉成自己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時間在周恩來辭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當時周總理已經處在彌留之際，昏迷狀態大大多於醒來時分。而就在這天中午他醒過來時，用含混而微弱的聲音說：「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麼，身邊看護的人都聽不清。
人們順著「wu」的發音推測，以為周總理是要見一位姓“吳”的，而且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中，確實就有姓“吳”的，例如1965年以後，擔任周總理值班室主任的吳慶彤。
畢竟，在中國，姓鄔的也太少了，再說誰會想到周總理在生命垂危之際，要見一個既不曾在他身邊工作過，又和他主管的業務距離較遠的、僅僅是從事保衛工作的幹部呢？
周總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們的假想後，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裏又多迸出了幾個字：「釣魚台的wu。」人們才明白他要見的不是“吳某某”，而是負責釣魚台警衛工作的鄔吉成。
▲鄔吉成
但人們還不敢確定，就又詢問了一聲：「您要見的是不是釣魚台鄔吉成？」周總理點了一下頭。於是周總理的衛士長張樹迎，在向汪東興彙報後馬上給鄔吉成打了個電話：“你馬上到305醫院來，總理要見你。”
鄔吉成立即叫上司機小王，乘車趕到了305醫院。進了醫院的樓里，他徑直進了周恩來病房斜對面總理的護士和隨身警衛的值班室，他記得當時的時間是在兩點左右。「趕緊去見總理吧。」他急於聆聽周總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訴鄔吉成：「總理又昏迷了，請你在值班室里等候。」鄔吉成一面等著，一面猜想著周總理召他前來，究竟是要做些什麼囑託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約是黃昏的時候，有人來通知他說：“總理醒過來了。要先服點葯，醫生做一些簡單的處置，你就可以進去了。”可他等到的不是進入的消息，而是“總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長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為在這個值班室里，老有護士走動，鄔吉成怕影響人家工作，就去了樓門口處的警衛值班室。他記得當時在那裏值班的有劉蘭蓀和康海群。
由於惦記著周總理的召喚，鄔吉成怕因自己睡著了而錯過，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會兒，就到走廊里轉一轉。到了約莫次日凌晨五六點鐘，他在走廊里碰到了鄧穎超大姐，還有作為醫療組組長的衛生部長、謝富治夫人劉湘萍。
鄧穎超見鄔吉成還在苦等，就對他說：「總理還沒醒過來，你已經等了太長時間了，就別在這裏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總理再蘇醒過來的時候，我們再通知你來。」
「好的，」鄔吉成剛答應完，就又口隨心思地向鄧大姐提出一個突然冒出的請求：“請讓我在門外看一眼總理吧。”鄧穎超立即點頭答應了，鄔吉成走到周總理的搶救室門邊，當時的門是半敞開的，可以看見病榻上處於昏迷狀態的周總理，他的面龐已經非常的消瘦——
這難道就是我熟悉的那個精力過人、睿智超群的周總理嗎？鄔吉成的內心思緒萬端，但他還是盡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個軍禮，悄悄地離開了。
從那以後，根據醫生的回憶，周總理的「心臟在微弱地跳動，呼吸淺而短促，真是脈如遊絲」，他再沒有氣力發出要見什麼人的聲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後與世長辭。
每當回顧起這段往事，鄔吉成就抑制不住長長的嘆息：周總理為什麼會在彌留之際提出要見我？他見我究竟要囑咐些什麼？只能是個永久的、無解的謎了。我是多麼希望能完成周總理的最後囑託啊！要是周總理在那個黃昏最後一次蘇醒的時間再延長一點……歷史的機緣就是那麼無法由人來把握，讓我眼睜睜地看著它稍縱即逝。
鄔吉成覺得，周總理在臨終前召自己到他榻前，是對一個警衛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總理的日子裡，他內心的感慨，可以說比起其他人要多很多。
——摘選自《紅牆真相——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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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們是不是特別恨毛主席。人們都認為，少奇同志的悲劇，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一夥，「文化大革命」不會搞成那樣，造成那麼大的災難。他們能不恨毛主席嗎？！但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我感到他們每次講到毛主席與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當平和、實事求是的。說他們一點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後來有怨無恨，早已跳出個人及家庭悲劇的拘囿，更為客觀、公正、理智、豁達。
王光美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和複雜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歷史緣由和認識過程的，發動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們，也必然會有和他們類似的一幫人跳出來興風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平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還說：「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他還有針對地說：「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很關心照顧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眾中去鍛煉，毛主席勸他：「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檢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從而保護了少奇同志。
1966年11月，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近況，很客氣，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煙。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才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卻把書名說錯了。畢竟是幾十年的親密戰友，毛主席最後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門口，親切地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後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這次相見，竟成永訣。
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們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於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謝富治他們一夥。他們將中央文革小組凌駕於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著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縱著「群眾運動」，熟練地運用著「階級鬥爭」，又善用「筆杆子」大造輿論，轟轟烈烈地將極左推向極端，既極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違心地不同意他們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規模地「清君側」，孤立毛主席，不僅是要打倒老帥、老將、老幹部，還要暗地裏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誰，他們就越是把誰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們陰謀殘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選舉後，少奇同志表態，願承擔所有責任，並請求辭去常委、國家主席等所有職務。這時，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當即站起來主動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會上講，九大時要選少奇同志為中央委員，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謝富治這夥人非常緊張。他們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別害怕少奇同志「東山再起」。一旦如此，他們不僅難以獵取「國家主席」位置，現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們感到少奇同志活著就是最大威脅，“後患無窮”，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於是，他們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謠誣衊，借所謂“二月逆流”事件，說“劉少奇代理人”還在抵抗運動，“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現象”，極力動搖和改變毛主席的態度。他們非常懂得，要徹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須“立案審查”，單用毛主席清楚的現實問題是不行的，必須用毛主席不清楚的歷史問題；而少奇同志從來沒有“歷史舊賬”，和毛主席之間更沒有“歷史積怨”的空子可鑽，於是他們就利用毛主席最賞識的“革命小將”“紅衛兵”搜尋“歷史罪證”，將誣衊少奇同志策劃和批准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證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內奸”和“工賊”問題的所謂“歷史材料”，都擺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覺得自己“不知道劉的歷史情況”，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調查”少奇同志的“歷史問題”。
於是，他們把這當作「尚方寶劍」，暗地裏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立即成立龐大的“專案組”，由康生、江青、謝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縱和控制處理少奇同志的大權，用卑鄙殘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證讓少奇同志沒有任何機會和辦法申訴。三是掌握輿論，先羅織罪名，掀起一輪輪大批判高潮，造成“徹底打倒”的既成事實。四是緊緊控制和不斷策動紅衛兵和造反派多次舉行大規模批鬥大會，借群眾的手，用慘無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們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動幾十萬紅衛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特別是8月5日中南海“批鬥劉鄧陶大會”，康生老婆曹軼歐以“中央文革特派員”身份，親臨現場指揮，覺得“火藥味不濃”，命令打手們“要殺氣騰騰”，將70歲高齡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臉腫腿瘸，再也站不起來。他們按照林彪“一號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開封“特別監獄”，最後少奇同志死在那裏。他們還製造王光美“特務”案，林彪親自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毛主席看到“判決書”，立即寫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證據”幾個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這場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親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關進監獄，連只有六七歲的瀟瀟也挨過圍攻和批鬥。
難怪，有一天我剛到王光美家門口，聽見上面樓道里傳來人們的叫罵和捶門聲。王光美把我拉進屋裏說，那是曹軼歐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寶山一號大廳，被人們揭去覆蓋的黨旗，盒上滿是咬牙切齒吐的一層層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煙頭燒燙的累累痕迹，曹軼歐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這座公寓大樓里，大都是剛落實政策搬進來的老同志，誰沒有挨過他們的整？於是這些老同志輪番在曹軼歐家門口抗議，有的還在門口貼上抗議大字報。
永遠的懷念
1998年冬，在首都機場大廳，我正辦登機手續，王光美匆匆趕飛機，老遠看見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問候，她說是去河南參加紀念少奇同志的活動，為「幸福工程」看望那裏的貧困母親。我看見她老多了瘦多了。這位和人民緊緊相依為命的偉大母親，用她那瘦弱身軀僅有的一點餘熱溫暖著天下母親，讓人心痛又無限敬佩。
2004年6月，我從報上看到王光美親自召集，由源源親自聯絡，毛主席和劉主席兩家後人相聚一堂，共話友情，使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格外驚喜和感動。這使我想起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時，聽老中辦的同志講，自從毛主席仙逝之後，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兒李訥身體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醫院，不能上班，獨自帶著兒子生活非常艱難。王光美剛從監獄出來得知此情，就帶著家裏的趙阿姨找到李訥，親自購買廚房用具幫她安家，料理家務，打掃衛生，談心聊天，關心她的身體和生活。可我們採訪時，王光美和孩子們從來沒有提過這些事。後來，李訥新婚，愛人王景清在延安時曾是少奇同志警衛員，結婚時王光美帶著孩子們熱烈祝賀，兩家來往更為親密。再後來，李訥兒子王效芝結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禮上，源源一席講話，感動了婚禮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裏，至今掛著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們親切談話的巨幅照片。不僅如此，林彪女兒豆豆當年在河南病了，誰也不敢在報告上簽字，也是源源簽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講，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相逢一笑”時還是很講原則是非的，從來不迴避那段歷史悲劇。雖然結局各不相同，每個人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也不同，但這場悲劇是共有的，是刻骨銘心的，常常成為我們共有的話題。但是，作為後來人，包括我的母親，都不願意總是生活在歷史的噩夢中，去記恨歷史，記恨已逝的人，更不會將仇恨傳到後輩人身上，而是應該用科學歷史觀實事求是地去重新審視那段歷史，真正了解和理解發生那場悲劇的歷史背景、歷史條件和歷史原因，多多理解偉人們的真實心跡，多多寬容偉人們的歷史局限和過失，多想想老一輩們親密團結、同心同德、共同創建我們黨和國家勝利輝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於向前看朝前走的歷史經驗。這場歷史悲劇給我們最大的精神遺產，就是使我們懂得，只有團結和諧，才有幸福美滿、繁榮富強；如果分裂內鬥“窮折騰”，必然是災難重重，悲劇無窮。現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團結和諧，親密合作，用科學發展觀建設我們執政黨，健全民主與法制，既堅決懲治腐敗絕不手軟，又提高執政興國的黨性修養，強調構建和諧社會“不折騰”，證明我們黨更加成熟了。這是爸爸生前的願望，也是母親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從心、時日無多的時候，讓我把兩家後人邀在一起聚聚、吃個飯，共敘情誼。其實，這不是第一次，卻是母親生前最後一次，表達了她的心意，實現了她的願望。
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導和帶領下，兩位偉人的後代拂去歷史的塵埃，友情長存，這既是告慰兩位偉人在天之靈，也是給人民和歷史一個交代，一個示範，體現出王光美的高風亮節、博大胸懷念和無疆大愛。2006年10月17日，我從新聞中得知85歲高齡的王光美在13日凌晨仙逝，急忙趕往劉家，又到305醫院悼念，多年不見的源源迎著我，萬般悲切。靈堂四周，勝利的鮮花簇擁著王光美笑容燦爛的遺像。我眼前浮現出當年採訪時的美好情景，心頭湧起陣陣悲痛，噙著熱淚，向中華民族這位傑出女性深深鞠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