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親自給詩人之子回信 35年後仍具感染力

郭小川，中國近代著名詩人（資料圖）

1976年10月18日，郭小川在河南安陽的招待所里，因抽煙不慎失火猝然去世。他在「文革」中受到江青的直接迫害，抓捕江青剛過12天，便不幸離去，不久又公佈了他的遺作《秋歌》二首，表達了他對文化專制的精神抗爭。一時間，輿論對詩人早逝感到莫大的惋惜。

當時，中組部牽頭，公安部和省、地相關部門參加的工作組處理了後事。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在河南林縣城關中學當教師，他感到工作組對家屬態度冷淡，悼詞也不盡符合自己的想法，心存不平之氣。一年後，胡耀邦取代郭玉峰出任中組部部長，吹起了落實幹部政策的勁風。1978年3月，郭小林給胡耀邦寫了一封短訊，一是對父親的死因表示懷疑，二是對悼詞表示不滿，並說還要寫一封長信，詳述自己的意見。短訊從郵局寄出，不到半個月，就收到了胡耀邦3月19日的親筆回信，全文有1800多字，用鉛筆寫在10頁16開的信紙上。信中說：

辦公室草擬了一個給你的回信，連同你的來信交我簽發。我看後，感到有必要親自給你寫封回信，較詳細地同你談談。

為了寫這封信，我把幾件更重要需要處理的事暫時壓下來，反覆閱了組織上有關你爸爸去世後的檔案材料，並且犧牲了一點必要的睡眠時間。我希望你也仔細地思考一下我回信上的意見。

我仔細看了中組部關於你爸爸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這不是中組部一家經手的，而是同中央公安部一塊並會同當地的組織部門、公安部門到現場檢驗和各方調查作出的。正是用了這種可靠的方法，才得出這樣的結論：你爸爸的死亡，是一個意外的不幸事故，而排除了其他致死的可能性。中央同志看過這個調查報告。我也相信這個調查報告。你說你有懷疑，如果你能提出比較可信的理由，特別是能提供是屬於壞人謀害致死的證據或線索，或者以後得到這種證據和線索，組織上是會大力追查的。

我仔細地看了中組部對你爸爸的喪事安排報告和悼詞全文。這個報告和悼詞是經過徵求你爸爸所屬單位意見，並經過中央同志某些改動而最後作出的。悼詞肯定了郭小川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老同志，為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寫了不少歌頌黨、歌頌革命的好作品；悼詞還強調指明，郭小川同志曾經同「四人幫」作過鬥爭，而「四人幫」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他進行排斥和打擊。我認為，這是對郭小川同志的基本評價。一個革命者，最後取得這樣的評價，是很不容易的，是難能可貴的。請你想想：在我們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為黨為人民寫出了不少好作品的人，並且在「四人幫」橫行的年代裏同「四人幫」真正作過鬥爭的人，究竟有多少啊。

悼詞是不是還可以多寫一些話，是不是還可以評價得更高些？這當然是可以再討論的問題。但我認為，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對一個人的評價是否基本正確或者基本不正確，或者說，是否基本上合乎客觀的歷史實際。基本上對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是壞人，硬把他美化成好人，行嗎？如果是好人，硬把他醜化為不好的人，行嗎？即使暫時歪曲了，能長久嗎?根據這個道理，你還可往下想：革命隊伍中，對一個人，生前往往有這樣那樣的鑒定、死後往往有這樣那樣的評論，有時對了，有時錯了，有時高了，有時低了，可靠嗎？可信嗎?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為鑒定評論，終歸要人民，要群眾，要後代子孫來做，群眾、人民、後代子孫並不記得什麼鑒定和悼詞，記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實。他們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懷念刻在心中。郭小川同志是有許許多多的人懷念他的。因為他是黨的、人民的好兒子。這是你們做子女的人，應該嚮往的所在，效佐的所在。假若你們想要組織上給你們再作個好悼詞，當作一個傳家寶，那對你們來說，就可能轉化為包袱了。如果我誤會了你的意思，說得不對，那就請你原諒，我是出於一片好心的。

這封信，可謂入情入理。不但以商量的口氣解答了家屬的疑惑，而且對詩人之子今後的人生道路提出了中肯的建議，提出了為人立世的更深的哲理。35年過去了，仍然具有感人的力量。

胡耀邦當時剛剛主政中組部，日理萬機。但他還是要壓縮睡眠時間，親筆寫出這封長信，回應詩人的兒子。

基層百姓來信來訪，向領導人求助，不見得每一訴求都合理。即使訴求不合理，領導人也應當用道理說服，不應當用權力壓服，更不應當靠暴力擺平。胡耀邦的執政風格，對國家的長治久安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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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夕在武漢的毛澤東(資料圖)

編者按：《黨史文匯》發表文章《盤點毛澤東生命里不尋常的「9月9日」》。文中記述1927年9月9日，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也正是這天，毛澤東遭遇了人生中唯一一次被捕，最終機智逃脫，摘編如下：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據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領導和發動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這天，是毛澤東開始走上軍事家征程的日子。

參加起義的主力有原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湖南平江、瀏陽的農民軍，湖北崇陽、通城的部分農民軍和安源的工人武裝等。起義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共5000餘人。毛澤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易禮容任行動委員會書記，盧德銘任起義軍總指揮。

9月9日，起義從破壞粵漢鐵路北段開始發動。11日，起義軍分別從江西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進入湖南境內，會合平江、瀏陽地區的起義農民，準備會攻長沙。起義軍先後取得老關、醴陵、瀏陽、白沙東門市等戰鬥的勝利，佔領了醴陵、瀏陽縣城和一些集鎮。但由於強敵反撲，起義軍在戰鬥中相繼失利。毛澤東迅速命令起義部隊第一、三團與第二團余部，到瀏陽的文家市集中。19日，前委在文家市召開會議。

毛澤東根據客觀形勢做出了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決定——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並於20日帶領部隊撤離湘東地區，沿羅霄山脈向南轉移。29日，起義部隊1000人左右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改編。經過改編，起義軍從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黨在部隊中建立了各級組織，特別是把支部建在連上，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10月27日，起義軍到達井岡山，開始創建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

就在9月9日這天，毛澤東還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經瀏陽張家坊時，他被當地清鄉隊抓住，在押送去團防局準備處死的路上，僥倖機智逃脫。在一個水塘邊的密草叢裏躲到黃昏，才死裏逃生。

1928年4月28日，朱德帶領南昌起義的部分隊伍與毛澤東帶領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從此，毛澤東為中國革命開闢了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正確道路。這一條路漫長、曲折，充滿艱難險阻。

這一條路讓中國共產黨由弱變強，最終把中國革命引向了勝利。及至1945年到重慶談判，毛澤東已闊別城市18年。

「文革」中，紅衛兵們曾要求將「建軍節」改為9月9日。他們的理由是：秋收起義是以工農大眾組織起來的武裝隊伍為主的暴動，比單純由國民革命軍內部進行暴動的南昌起義更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