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萬水千山只等閑」的中央紅軍在“屈指行程二萬”之後抵達陝北，率先為這部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划下了一個休止符。
毛澤東曾說：陝北是落腳點，也是出發點。落腳陝北使中國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營，隨即吹響了全民族抗戰的嘹亮號角。然而，到陝北落腳並非中共中央和紅軍最初的打算，而是在極端險惡的轉移過程中為了擺脫敵人和保存自己，根據敵我情況變化不斷調整原定計劃的結果。整個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對落腳點的選擇先後發生了七次變化。
1黎平會議
川黔邊根據地
湘江一戰，紅軍由8萬多人銳減到3萬餘人。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已經判明了紅軍的戰略意圖，調來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在湖南武岡、城步、綏寧、靖縣等前往湘西的路上佈下了一個「口袋陣」，等著紅軍往裏鑽。危急關頭，毛澤東提出放棄移師湘西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但博古、李德不予採納，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上。
命令部隊繼續西進，但同時依然沒有放棄北上計劃。
15日，紅軍穿越湘南進入貴州，先頭部隊佔領了黔東邊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於18日在黎平召開會議，繼續討論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經過激烈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最後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隨後，中共中央又在貴州甕安縣猴場（今草塘）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重申黎平會議的決議，最終確定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作為紅軍新的落腳點。
2遵義會議
川西或川西北根據地
黎平會議後，紅軍進行了縮編，部隊輕裝前進。本著避強打弱不避戰的方針，紅軍一路勢如破竹，連克數縣，搶渡烏江，輕取遵義。
遵義會議前後，由薛岳率領的周渾元、吳奇偉兩個國民黨「中央軍」縱隊，還有川、黔、滇等地方軍閥的部隊共150多個團，對紅軍所在的川黔邊地區形成了新的包圍圈。形勢再度危急，要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已經不大可能。在此情況下，劉伯承、聶榮臻等川籍將領在會上提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
他們的理由有四：一是有紅四方面軍的川北根據地可以接應；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煙稠密，經濟條件遠比黔北好，便於立足就食；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後面沒有敵情；四是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又排外，蔣介石想往四川調兵不易。會議經過討論採納了這個建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立蘇區根據地的決議，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3扎西會議
雲貴川邊根據地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積極準備，打算從瀘州上游的宜賓附近北渡長江。蔣介石急令川軍劉湘集中兵力在長江南岸堵擊，又令薛岳和黔軍王家烈率部渡烏江尾追，企圖圍殲紅軍於川江南岸地區。很快，各路敵軍紛紛逼近川南，而川軍又有40多個團扼守長江北岸，形勢的變化使渡江變得十分困難。
1935年2月7日，彭德懷和楊尚昆向軍委建議，暫停渡江計劃，將紅軍集中到雲南扎西地區進行整編，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正在扎西召開會議研究紅軍行動的中央領導採納了他們的意見，當天便作出指示：「根據目前的情況，我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江西中央軍區，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面軍，通告停止執行北渡長江計劃的決定。此外，根據軍委指示，各軍團在扎西進行了整編，並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紅軍川南遊擊隊，開始為根據地建設做準備。
4會理會議
川西北根據地
扎西會議後，經過整編的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遵義，取得了婁山關大捷。婁山關一戰共擊潰和殲滅敵軍兩個師加8個團，俘敵3000餘人，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這一仗打開了黔北的新局面，也為實施雲貴川邊根據地計劃開了一個好頭。根據形勢變化，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首先在黔北建立新蘇區，赤化全貴州。
此後1個多月，為擺脫敵人的夾擊，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在雲貴川邊的山嶺間東奔西突，穿插往返，取得了他軍事指揮生涯中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的勝利。接著，紅軍南渡烏江，巧妙地跳出了敵人的合圍圈，把幾十萬敵軍甩在烏江北岸。
在雲貴川邊境進行機動作戰，力圖創造新蘇區的同時，中共中央始終沒有放棄渡過長江向北發展、轉入川西北的戰略意圖。南渡烏江後，中央紅軍佯攻息烽，逼近貴陽，同時作出東出湖南的態勢。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急令滇軍救駕，紅軍遂利用滇軍東調增援貴陽之機，乘虛向雲南急進。進入雲南境內後，渡江北上的時機已經成熟。
5月9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徹底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12日，中央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
5兩河口會議
川陝甘根據地
會理會議後，中央紅軍以氣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實現會師。
會師後的工農紅軍共有10萬多人，下步戰略方針需要迅速決定。對此，紅四方面軍領導張國燾和中共中央意見分歧。毛澤東綜合分析日本入侵華北後國內形勢的變化，以及川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決定放棄遵義會議關於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認為紅軍應該北上至川陝甘建立根據地，這既便於進一步發展壯大，也便於東出晉冀抗日救國。張國燾卻認為革命處於低潮，想躲開敵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區保存實力，休養生息。
為統一思想認識，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縣兩河口的一座喇嘛廟裏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會師後的戰略方針問題。周恩來在會上作報告，從便利作戰、群眾條件、經濟條件等三個方面詳細分析了在川康一帶建立根據地的不利之處，認為如陷在川康就沒有前途，要求紅軍迅速向前，在川陝甘建立革命根據地。經過討論，會議最終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6俄界會議
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建根據地
為實現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兩河口會議同時做出了集中主力打擊胡宗南守軍、奪取控制松潘地區的決定。中革軍委迅速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決定以松潘為突破口打開北進甘南的通道。對中央決議陽奉陰違的張國燾這時節外生枝，他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延宕紅四方面軍主力北上。為團結張國燾，中共中央於7月中下旬在黑水、蘆花連續召開了兩次政治局會議，直至周恩來把紅軍總政委職務讓給了張國燾，張的態度才有所鬆動。經過這一番折騰，紅軍已喪失攻佔松潘的有利時機，陷入胡宗南和川軍南北夾擊的危險境地。不得已，中革軍委撤銷松潘戰役計劃，改行夏洮戰役計劃，要紅軍穿草地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蘇區根據地。8月底，中央機關和徐向前指揮的右路紅軍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走出茫茫草地，攻佔了四川北部小城包座，打開了前往甘南的通道。張國燾此時卻又變了卦，他明確表示反對北上，拒絕橫穿草地同黨中央會合，率領左路軍掉頭南下。
令，趕忙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隨即同張聞天、博古等緊急磋商，一致認為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後果。當晚，毛澤東在紅三軍駐地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連夜迅速脫離險區，率領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並通知已進到在俄界的紅一軍團行動方針有變，原地待命。
9月11日，毛澤東率紅三軍到達甘南迭部縣俄界境內。次日，中央政治局在當地高吉村藏民居住的一個簡陋棚屋內召開擴大會議。鑒於一、四方面軍已經分開，只有紅一、三軍的8000多人隨中央北上，革命力量元氣大傷，會議決定改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繫，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
7榜羅鎮會議
陝甘根據地
根據俄界會議決定，將紅一方面軍第一、第三軍團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一邊繼續爭取南下部隊，一邊率領紅軍堅持北上。
9月17日，陝甘支隊突破天險臘子口，打贏了進入甘南的關鍵一仗。臘子口打開後，紅軍順利抵達哈達鋪。哈達鋪是甘肅南部的一個小城鎮，在紅軍官兵烹羊宰牛進行休整時，毛澤東從報紙上獲知：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六軍在陝北控制著五六個縣大小的蘇區根據地，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也有精兵三千，他們已經會合組成了紅十五軍團。22日下午，毛澤東在陝甘支隊團以上幹部會議上宣佈，首先要前往陝北，同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會合。
9月27日，紅軍到達通渭縣榜羅鎮，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改變俄界會議關於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以游擊戰爭與蘇聯聯繫，取得國際幫助，創建根據地原定戰略方針，作出了把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的戰略決策。隨後，紅軍日夜兼程向陝北進發。途徑甘陝兩省分水嶺時，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裏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10月19日，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今志丹縣）吳起鎮。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的戰略決策，正式宣告中央紅軍長徵結束。
本文摘自：《解放軍報》2015年4月1日第9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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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資料圖）
1968年10月13日，中共歷史上最為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奇特之處在哪呢？按規定，全會應出席中央委員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因一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被打倒或受審查，被關在監獄或牛棚中，所以實到中央委員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這在中外執政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恰恰是這個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的全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製造了中共歷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行累累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陳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壓，堅持自己的意見，當別人高舉雙手的時候，她把臉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對……
本來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戰鬥過的老朋友。1922年，他們曾共同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後來劉少奇一直在白區工作，毛澤東在根據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他們都被看成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樣受到打擊。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為黨的歷史上的這次偉大轉折作出了貢獻。作為「左」傾危害的體驗者，劉少奇積极參加清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大量著作，貢獻突出。當時毛澤東給予劉少奇很高的評價，他曾對薄一波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只有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三人。在這期間，劉少奇在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實際上成為黨的第二把手，被譽為中國的斯維爾德洛夫。每當毛澤東外出時，劉少奇便被委託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與毛澤東共同領導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物上，“劉主席”的稱號與“毛主席”並排出現，當然也有兩位主席的肖像，劉少奇也被稱為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勛爵時，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大體發生在1962年初。他與外賓談話中說，他發現劉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也說「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認識和態度上，劉少奇本來是贊成三面紅旗的，但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後，他回湖南老家寧鄉縣炭子沖搞調研，接觸到農村的真實情況。他看到到處是荒涼的田野、飢餓的人群，婦女們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們在樹下采樹葉，許多人餓得得了浮腫病，和原來聽到的彙報和想像根本不是一回事，改變了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劉少奇講，這次回來，看到鄉親們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在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對這些錯誤負主要責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批評黨的一些工作沒做好，“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情，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會（中央擴大會議，因有近7?000人參加，故名）上，劉少奇更進一步指出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開」，不能說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診斷，認為錯誤原因是經驗不足，但也有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驕傲自滿情緒，違反實事求是精神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還提出彭德懷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建議解放彭德懷。這些觀點顯然涉及三面紅旗，也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體現，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他曾表示願與全世界反對三面紅旗的人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劉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傾錯誤。這個分歧導致了老戰友的分手。
造成毛、劉分手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待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毛澤東認為要從政治上搞四清，鬥爭的重點是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則認為應從經濟上搞四清，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要把什麼問題都往階級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很生氣，聯想起鄧小平勸他可不參加會（當時毛澤東感冒，鄧好意勸他不必參加會），認為中央第一線不讓他放心，認為這不是個人之間的是非，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大是大非。這件事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衝突，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當時的外交問題上，在調整改革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等事上，毛劉二人間也有較大分歧。總之，毛澤東認定，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中央也會出現修正主義，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到了1964年底，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當時，中央已明確決定，毛主席退居二線，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會後江青請陶鑄夫婦在人大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在休息室他們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么！」陶鑄他們已隱約感覺到了毛澤東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指劉少奇。隨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
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了回來。這次是由毛澤東親自講話，他不緊不慢，口氣卻相當嚴肅：社教人員講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沒有階級立場，沒有階級分析。關鍵是要清查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生資產階級有的在黨內，也有的在黨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後台的。
這是什麼意思？大家都感到自己思路跟不上毛澤東的思想。
會議剛開完，恰逢12月26日，這是毛澤東壽辰。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請了一些參加會議的同志來吃飯，包括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勞動模範在內一共三桌。這次生日宴會，毛澤東再次表達了他對劉少奇的不滿，說了很多「話中有話」的話，搞得壽宴沒有了做壽的喜慶氣氛，特別是毛澤東說出的“獨立王國”四個字令人緊張而困惑。
毛澤東這是指責誰呢？在場人那時還不敢往劉少奇身上想。可是不幸的是，毛澤東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
而毛澤東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政治風雲動蕩。劉、鄧決定派出工作組引導「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同意，他認為應該“統統驅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但會議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部署和他在會前的安排進行的。劉少奇主持會議，5月16日，會議下發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劉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強的。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毛澤東繼續在南方休養，留劉、鄧兩人在京主持工作，負責「文化大革命」。聶元梓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而且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清華大學出現了群眾組織紅衛兵，大批學者專家領導受到圍攻批鬥，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殺。中央派出工作組，卻又與群眾產生對立分歧——紛亂的形勢讓劉少奇不知如何應付。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他多次打電話給毛澤東，請示彙報，均未收到明確的回復。迫於無奈，他和鄧小平乘飛機親去杭州，與毛澤東面談運動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討論工作。毛澤東委託他們相機處理。
劉、鄧回京後，立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控制和引導「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不這樣看，他認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點名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撤銷工作組。還是那種決定過無數重大事件的手勢，還是那典型的湖南鄉音：撤掉，統統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成為不點名的「資產階級司令」，他在黨內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決定林彪為接班人。劉當即表示：保證服從黨的決議，努力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此後，劉少奇處於被批判的境地。
對於革命者來說，政治上的打擊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為他們是革命者，卻又總有不屈的堅韌和寬廣心胸。對劉少奇來說，工作還要做，飯還是要吃，但本來就少言的他說話更明顯變少了。
他有個習慣，總是在開飯前幾分鐘才入桌，隨便說幾句話後就開始吃飯，一邊吃，一邊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飯桌上講話，吃完飯再去辦公室。現在，他犯了「錯誤」，晚飯更顯得心不在焉，他要認識錯誤，他要準備書面檢查，以讓毛澤東滿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節。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中一項議程是劉少奇在全體會上作檢討。
對這個檢討，劉少奇早就準備了。1964年的一句插話都讓毛澤東大發脾氣，最後作了檢討，現在這麼大的「錯誤」哪有不檢討的道理。劉少奇很精心，很認真地作了準備，並很快把檢查稿送交毛澤東審閱。9月14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檢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檢查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當一些，請酌定。
毛澤東
9月14日
劉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擔……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我這一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就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錯誤。例如……1946年初，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方針，我是有錯誤的，當時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1949年春，我對天津城市工作說過許多話……有一些講話是有右傾錯誤的……在1962年我犯過右傾錯誤，在1964年我又犯過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為什麼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原因是：一、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以及如何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大民主，怕群眾起來造我們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二、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三、在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來……四、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澤東思想……
當然，他是違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徑講的，雖然他不諉過於人、敢負責，但事實上他沒弄清，也無法弄清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劉少奇的檢查沒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溫度，也沒能因此保護更多的人免受衝擊。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指責、批評、批判，連紅牆圍起的中南海也出現了刺眼震耳的大字報……作為國家主席，他有責任制止這種作為，可他沒有了能力，然而，現實使他作出了選擇。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辭職。
劉少奇找到了周恩來總理。
「總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是我怎麼也沒料到的，我現在這個國家主席的位子已毫無用處。為了儘早結束運動，讓廣大的幹部免受更大的衝擊，讓國家少受點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同樣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安慰他說：「少奇呵，你不要太傷心，好多事情都很難辦，這不行，不行啊。還有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
毛澤東會見劉少奇，劉少奇懇請辭去國家主席，使黨少受損失。
就在劉少奇想辦法如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同時，批劉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為王光美專案組實為劉少奇專案組的班子成立。當日下午，「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部分上了街。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騙出中南海。1月7日，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被抓進監獄。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衝到劉少奇家，開劉少奇的批鬥會，讓他背誦毛主席語錄，若背不出，便是不忠於毛澤東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輛華沙牌卧車直駛劉少奇住處，隨車秘書要他立即乘車去人民大會堂，毛主席要找他談話。事情顯得有些突然，劉少奇心裏拿不准此行的意圖，他拉下車窗帘子，閉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沒有什麼多想的，互相通通氣，看看他的態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實在不行，回家種地去，重要的是要保護各級領導幹部，這種搞法對國家損失太大……
「噢，少奇來了，坐，坐。」毛澤東正倚在沙發上抽煙，他沒有站起來。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談？」劉少奇平靜地問。
「找你談一談。平平的腿好了嗎？」很顯然，毛澤東已知道造反派以劉平平腿被車軋斷為名，騙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華大學的事。
「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劉少奇沒表現出憤怒和委屈，“主席，這次我犯了大錯誤，是路線錯誤，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沒有馬上接話，他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煙。
毛澤東不會接受劉少奇的請求。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劉少奇自動退出政治舞台，實際上卻是一種規諫，甚至是一種無奈的抗爭。毛澤東並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為止，再說，讓國家主席帶著妻子兒女回農村種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澤東避開了劉少奇的話題，他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特意介紹了德國學者海克爾寫的《宇宙之謎》，法國哲學家、醫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機器》和我國漢代的《淮南子》。臨別時，毛澤東親自送劉少奇到門口，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對劉少奇來說，會談沒有實質性意義，儘管他後來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真學習，保重身體」。他心裏明白，毛澤東既沒拒絕他的要求，也沒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掛起，接受批判。
果然，沒過幾日，劉少奇的家再次遭受衝擊，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張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鬥。面對嘈雜的人群和責問，劉少奇的聲音很堅定：我從來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只是有時候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我從來沒有反對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過意見分歧……伴隨他的聲音，是那在寒風中陣陣晃動的蒼蒼白髮。
接著，造反派扯斷了劉少奇家中的電話線，紅機子的聲音再也沒有悠揚地響起過。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顧保孜 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