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1954年有人曾提議把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

博客文章

1954年有人曾提議把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1954年有人曾提議把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

2019年06月10日 17:26

新中國成立後,《共同綱領》一直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但隨著政治建設任務的加強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到來,制定憲法以代替《共同綱領》就成為當時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1952年底憲法起草工作開始啟動,後經過多次修改,終於在1954年9月誕生了新中國的第一部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毛澤東親自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

1952年11月,毛澤東召集有18位黨外民主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就制定憲法的根據和作用,以及對有些黨派、階級團體是不是不利等問題,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會上,大家各抒己見,多數人認為制定憲法困難較大。毛澤東針對大家所提問題在會上說: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幾天工夫,由19個代表(每省一個人)就搞出了「臨時約法」。我們的《共同綱領》,經過大家討論,實際上搞起來,前後也不過一個月。12月1日,經毛澤東審定,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通知》。該通知指出:擬於1953年9月間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在這次大會上制定憲法。後因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沒有召開,但是,制定憲法的籌備工作在通知發出後便啟動了。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報》在元旦社論里,把通過憲法列為本年度的三項偉大任務之一。但是,這項任務在民族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中的一些人士中間,卻引起了一些波動。對此,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厭其煩地多次在會議上進行說服和解釋工作。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就制定憲法有沒有困難的問題,說:困難總是會有的,但是比起我們已經做過的幾件事,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恢復經濟,困難都要少一些,並強調說,經過努力,是可以克服這些困難的。在會上,周恩來也說:起草憲法雖然有困難,但是是可以解決的。憲法不是永恆不變的,它只是規定現在要做的事情,我們將要制定的憲法是現階段的憲法。在這次會上,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後來,由於作為制定憲法指導思想和基本依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還處在醞釀和完善的過程中,加之毛澤東的主要精力用於解決過渡時期總路線及有關問題,一時騰不出手來,因此,憲法的起草工作推遲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帶領憲法起草小組的成員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乘專列離開北京,於12月27日夜來到風景如畫的杭州。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後第一次到杭州。當時,毛澤東住在劉庄一號樓,辦公地點在北山路84號大院30號樓。在杭州期間,毛澤東除了起草憲法,每天12點左右起床,吃點東西就去爬山,風雨無阻。

每當毛澤東爬山時,起草小組就抓緊修改憲法稿子。到了午後3點,起草小組便跟隨毛澤東驅車繞道西山路,穿過岳王廟,來到84號辦公地點起草憲法。他們經常一干就是一個通宵。

劉少奇等中央領導,通報憲法起草小組的工作計劃:「憲法小組的憲法起草工作已於1月9日開始,計劃如下:(一)爭取在1月31日完成憲法草案初稿,並隨將此項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閱看;(二)準備在2月上半月將初稿複議一次,請鄧小平、李維漢兩同志參加。然後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員)討論作初步通過;(三)3月初提交憲法起草委員會討論,在3月份內討論完畢並初步通過;(四)4月份內再由憲法小組審議修正,再提政治局討論,再交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過;(五)5月1日由憲法起草委員會將憲法草案公佈,交全國人民討論4個月,以便9月間根據人民意見作必要修正後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最後通過。」

毛澤東還在電報里開列了10種中外各類憲法的書目,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中央委員抽時間閱讀:(一)1936年蘇聯憲法及斯大林報告;(二)1918年蘇俄憲法;(三)羅馬尼亞、波蘭、德國、捷克等國憲法;(四)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1923年曹錕憲法,1946年蔣介石憲法;(五)法國1946年憲法。這也是中央最高層領導人第一次系統地學習法律。

毛澤東在廣泛閱讀和研究世界各類憲法的基礎上,還著重學習和鑽研了1918年頒佈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根本法)》,以及1936年頒佈的蘇聯憲法和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此外,毛澤東還注意借鑒各國憲法好的方面。1918年蘇俄憲法,把列寧寫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放在前面作為第一篇。毛澤東從中受到啟發,決定在憲法總綱的前面寫一段序言。「序言」這個形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個特點,一直保持到現在。

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也作了比較研究,並採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他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但是,現在資產階級的憲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壞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憲法尤其是欺騙和壓迫多數人的。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於資產階級類型。我們的憲法,就是比他們革命時期的憲法也進步得多。我們優越於他們。」毛澤東說這番話時,也指出,1946年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是一部比較進步、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制憲法。

對於中國從清朝末年以來的歷次憲法,毛澤東做了這樣的評論:「從清末的‘十九信條’起,到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北洋軍閥政府的幾個憲法和憲法草案,到蔣介石反動政府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一直到蔣介石的偽憲法,這裏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比如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這個約法很簡單,據說起草時也很倉促,從起草到通過只有一個月。其餘的幾個憲法和憲法草案,整個說來都是反動的。」毛澤東對1911年11月3日清朝發佈的《十九信條》和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期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條不多、文字簡明的共同特點十分讚賞。他說:我們的憲法以一百條左右為宜,而且文字要簡單明確,不能有多種解釋。

隨後,毛澤東確定了「以事實為根據,不能憑空臆造」的制憲指導思想。他認為制定新中國的憲法必須從現時中國的實際出發。對於憲法要不要有綱領性的內容,即將來要完成的任務,毛澤東說:“一般地說,法律是在事實之後,但在事實之前也有綱領性的。1918年蘇維埃俄羅斯憲法就有綱領性的。後來1936年斯大林說,憲法只能承認事實,而不能搞綱領。我們起草憲法那個時候,喬木稱讚斯大林,我就不贊成,我就贊成列寧。我們這個憲法有兩部分,就是綱領性的。國家機構那些部分是事實,有些東西是將來的,比如三大改造之類。”

毛澤東親筆修改《憲法草案初稿說明》

1954年2月17日草案初稿出來了。隨後,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起草小組通讀通改。2月24日完成「二讀稿」。2月26日完成“三讀稿”。2月28日和3月1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並基本通過了憲法草案初稿的“三讀稿”。會議還決定由董必武、彭真、張際春三人,負責根據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意見,對“三讀稿”進行修改;聘請周鯁生和錢端升擔任法律顧問,葉聖陶和呂叔湘為語文顧問。

3月初,毛澤東修改審定了《憲法草案初稿說明》,並第一次署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組」的落款。該文講了五個問題,其中,在第二個問題里,毛澤東對設立國家主席解釋說:“為保證國家安全起見,設了個主席。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疊床架屋地設個主席,目的是為著使國家更加安全。有議長(當時曾考慮設議長),有總理,又有個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於三個地方同時都出毛病。如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了毛病,那毫無辦法,只好等四年再說(當時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每屆任期四年)。設國家主席,在國務院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之間有個緩衝作用。”同時,他還提出了設立國家副主席的問題。毛澤東在憲法草案的最初稿上批示:“設副主席一人,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主席代理之。”後來,毛澤東又在草案讀稿上批示:“副主席受委託得代行主席部分職權,此點必須加入。”他還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我們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國代表大會,相反地,全國代表大會倒可以罷免主席。國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並服從於它。”在毛澤東的再三堅持下,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寫入了憲法。

3月9日,杭州憲法起草小組提交了「四讀稿」,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討論修改憲法草案,提供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稿本。3月12日、13日和15日,劉少奇再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四讀稿」,並同意擴大範圍討論修改後,提交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還決定:(一)以陳伯達、胡喬木、董必武、彭真、鄧小平、李維漢、張際春、田家英等8人組成憲法小組,負責初稿的最後修改;(二)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李維漢任秘書長。至此,憲法草案初稿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

3月17日,毛澤東和憲法起草小組一行回到北京,立即著手召集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討論憲法草案。3月23日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陳雲、董必武、鄧小平、宋慶齡、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程潛等26名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出席了會議。首先,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向會議正式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隨後,陳伯達受毛澤東委託,在會上作了關於憲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的說明。會議決定,除在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進行討論外,還要會同全國政協進行分組討論。同時分發給各大行政區、各省市的領導機關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地方組織展開討論。

5月27日至3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憲法起草委員會接連召開4次全體會議,對草案初稿逐章討論,隨後形成了憲法草案(修正稿)。與此同時,全國政協和各省市黨政機關、軍隊領導機關,以及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的地方組織,共8000多人,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對憲法草案(初稿)進行討論,提出各種修改意見5900多條。這一期間,毛澤東始終關注著憲法草案的討論情況,讓田家英將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收集、整理和從各個方面提出來的修改意見、建議和種種疑問向他彙報。

6月11日下午,憲法起草委員會舉行第七次全體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講話。他說:「憲法的起草,前後差不多7個月。最初第一個稿子是在去年11、12月間,那是陳伯達同志一個人寫的(後來沒有被採納)。第二稿是在西湖兩個月,那是一個小組起草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憲法草案初稿,到現在又修改了許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許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後總算起來,恐怕有一二十個稿子了。大家盡了很多力量,全國有八千多人討論,提出了五千幾百條意見,採納了百把十條,最後到今天還依靠在座各位討論修改。總之是反覆研究,不厭其詳。將來公佈以後,還要徵求全國人民的意見。憲法是採取徵求廣大人民的意見這樣一個辦法起草的。這個憲法草案,大體上是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

接著,毛澤東又說:「憲法起草委員會已經開了六次會議,今天是第七次會議,也可以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開會前的最後一次會議。憲法起草委員會應當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報告,並把這個憲法草案(修正稿)作為草案批准公佈,在全國人民中間進行討論,收集意見。那時,起草委員會還要做工作。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報告以前,憲法起草委員會還要開會,同時要準備一個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因為憲法草案是起草委員會起草的,收集了意見以後,還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後稿,還要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報告。」這次會議對憲法草案(修正稿)的全部條文作了最後的審查,全部條文定為106條。

在3月23日至6月11日期間,毛澤東還召開了民主人士對憲法草案(修正稿)意見座談會,李濟深、宋慶齡、張瀾、黃炎培等21人作了發言。他們認為:中國人民要求立憲行憲已經有五六十年了,但是從來不曾有過真正民主的憲法。這將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第一部人民的憲法。而且在憲法草案中也體現了建設性、和平性、團結性和進步性。張治中在發言中,用三句話概括了這部憲法草案的特點:「第一,結構嚴謹而明確;第二,內容完整而充實;第三,措詞簡易而明確。」

毛澤東拒絕把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

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和《關於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決議》。最後,毛澤東作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他開頭第一句話就是:「這個憲法草案,看樣子是得人心的。」緊接著又說:“經過討論,證實了憲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條文、基本原則,是大家贊成的。草案初稿一切正確的東西,都保留下來了。少數領導人的意見,得到幾千人的贊成,可見是有道理的,是可以實行的。這樣,我們就有信心了。”毛澤東還認為,在討論中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見,都被採用了。“如果沒有這些意見,憲法草案初稿雖然基本上正確,但還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不周密的。現在的草案也許還有缺點,還不完全,這要徵求全國人民的意見了。但是在今天看來,這個草案是比較完全的,這是採納了合理的意見的結果。”“這個憲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擁護,大家所以說它好,就是因為有這兩條:一條是正確地恰當地結合了經驗,一條是正確地恰當地結合了原則性和靈活性。

在講話的最後,毛澤東解釋了關於刪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國家之元首」的條文。他說:“有人說,憲法草案中刪掉個別條文是由於有些人特別謙虛。不能這樣解釋。這不是謙虛,而是因為那樣寫不適當,不合理,不科學。在我們這樣的人民民主國家裏,不應當寫那樣不適當的條文。不是本來應當寫而因為謙虛謹慎才不寫。科學沒有什麼謙虛不謙虛的問題。搞憲法是搞科學。”毛澤東的這一解釋是針對傅作義的發言而作的說明。傅作義在發言中說:“最後我願意提到,在召集人會議上,大家一致同意寫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國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這並不能抹去億萬人民衷心的愛戴。愈謙遜愈偉大,愈偉大愈謙遜。

報,說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有代表提出提案,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毛澤東主席最高榮譽勳章。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接到這份電報後,立即報送毛澤東。8月6日,毛澤東在這份電報上批示:「請即復不要通過此項提案。」在全民討論中,還有人提議把這部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也被毛澤東拒絕了。

9月8日,在離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還剩7天的時候,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對即將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的憲法草案,作最後的審議。毛澤東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兩項修改意見作了詳細說明。

第一條意見是,將序言中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面加上“第一次會議”,將“莊嚴地通過我國的第一個憲法”改為“莊嚴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毛澤東說,這些修改都是屬於文字性的,但不改不行。過去中國的憲法有9個,說這個憲法是“我國的第一個憲法”,不妥,說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則名副其實。

另一條意見是總綱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西藏的代表提出,這樣寫法不妥:“改革宗教”還可以,說“改革宗教信仰的自由”,似乎是不要宗教了。語言學家也認為,“改革信仰”在文字上說不通。毛澤東說,這些意見是有道理的。西藏人民信仰宗教,信得厲害,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怕得很。這一句改一改好不好?免得誤會,免得重複,也免得文字不通。這一條完全是抄《共同綱領》的,可見《共同綱領》也有錯誤。會上,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把“和宗教信仰”5個字刪去,改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在大會表決之後,毛澤東說:「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憲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後是北京500多高級幹部討論,全國8000人討論,然後是三個月的全國人民討論,這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000多人又討論。憲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條、每一字都是認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講是毫無缺點,天衣無縫。這個憲法是適合我們目前的實際情況的。它堅持了原則性,但是又有靈活性。」毛澤東還特彆強調說:“憲法不是天衣無縫,總是會有缺點的。……憲法,以及別的法律,都是會有缺點的,什麼時候發現就及時修改。反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一年一次,隨時可以修改。”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說:「這次會議的任務是:制定憲法……我們這次會議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是標誌著我國人民從1949年建國以來的新勝利和新發展的里程碑,這次會議所制定的憲法將大大地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會議上,劉少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委託,作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

9月20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1197人,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至此,中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終於有了一部代表自己利益的、體現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圖為:老年時的文強

毛澤東的表弟文強稱得上是一位傳奇人物。他曾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幹部,參加過北伐戰爭、八一南昌起義,擔任過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川東特委書記,後脫離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軍統」特務和「國軍」將領,參加淮海戰役時被我軍俘虜,在獄中呆了26年,1975年獲特赦。出獄後文強先後擔任過第六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等職,他積極利用廣泛的人脈開展海峽兩岸的交流工作,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了貢獻。他對鄧小平推崇備至,聲稱“我要寫一本《鄧小平主義》”,可惜還沒來得及動筆就辭世了。

分管23個縣的中共高幹

文強1907年出生在湖南長沙西麓(今望城縣金良鄉)一地主官僚家庭,據傳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孫。父親文振之曾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前後與孫中山、黃興、蔡鍔等人均有交往。姑母文七妹是毛澤東的母親,文強自小稱呼毛澤東為「毛大哥」,與毛家小弟毛澤覃是同學,兩人關係最好。毛澤東比文強大14歲,愛跟文強開玩笑,文強生性倔強,常與毛澤東爭辯。文強後來在口述自傳中說:“毛澤東開始認識我時,我就跟他抬杠子。以後,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但不可否認,少年文強正是受毛澤東、夏曦等身邊的共產黨員影響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6月,文強在長沙藝群美術專科學校就讀,毛澤東的同學夏曦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建議他赴廣州投考黃埔軍校。靠著變賣母親給他縫在衣服里的一個金圈子做路費,他帶著毛澤覃等人乘船從水路抵達廣州。8月,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與林彪及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李大釗的侄子李運昌等人是同學,還做了他們的班長,曾因林彪槍支走火跟林彪打過一架。1926年1月,文強與林彪、周恩壽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是監誓人。不久,國民黨二屆中央監委邵力子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於是,文強與當時黃埔軍校的許多師生一樣,成為國共合作時期特有的「跨黨」學生之一。在黃埔軍校,文強接觸到中國共產黨的許多精英,除周恩來之外,鄧演達、彭湃、惲代英等人均給文強上過課,他們對於堅定文強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國共分裂後,文強毅然公開了共產黨員的身份,退出了國民黨。

1926年7月,第四期黃埔生提前畢業參加北伐戰爭,文強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做一名宣傳員。9月,北伐軍打到武昌城外,文強隨朱德轉戰四川,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楊森、朱德任軍黨代表)黨部任組織科長、中共地下支部宣傳委員。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楊森應聲“變臉”,在軍內實行“清黨”,文強和已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緊急撤離。8月,文強在南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任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特務連長。起義失敗後,隨起義部隊南下,在廣東省潮州、汕頭等地與敵激戰被打散,文強帶著十幾個人逃到了香港,身無分文,靠做輪船搬運工掙取路費,幾經輾轉回到上海。

鑒於白色恐怖嚴重,黨組織要求他們回家潛伏待命,於是文強回到了老家長沙。當時文強革命信念還是堅定的,曾寫下「人生逆旅何須記,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詩句。在潛伏的半年裏,文強多方尋找黨組織,但杳無音訊,於是他決定冒險到四川找黨。1928年春,他用母親給的另一個金圈子做路費,到了四川萬縣、重慶等地,見當局盤查很嚴,趕緊又跑到成都。正當文強旅費用盡灰心喪氣時,巧遇黃埔軍校同學、時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書記的廖宗澤。在廖的幫助下,文強重回黨的懷抱,才幹得以施展,一步步登上了黨的重要領導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四縣行動委員會書記等職;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管轄23個縣。文強在口述自傳中曾自豪地說:“那時毛澤東的蘇區只有12個縣,我負責23個縣,是最大的一塊根據地。”

7年後,在文強再次遭遇挫折、走投無路時,已變身「國統」特務的廖宗澤再次出手相助,這次卻是將他推上了邪道。

不寫悔過書的戰犯

1931年6月,文強被叛徒出賣被捕,後經黨內特工相助僥倖逃脫。四川省委當時正貫徹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方針,實行“懷疑一切”、“殘酷鬥爭”那一套,甚至以對敵鬥爭的方式對待黨內同志,活著歸隊的文強自然成為重點懷疑對象。經審查一番後,文強被指“有失節行為”,受到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備感冤屈的文強據理力爭,但無濟於事。他憤然留下一封信給省委主要負責人,攜時任四川省委婦女部長的妻子周敦琬負氣出走。信中稱:“我們暫時離開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倆到了上海,四處尋找他們最信賴的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想請他主持公道,但始終找不到。他們只好返回長沙老家,以做老師和報刊編輯、記者謀生,從此脫離了共產黨。

1935年,文強寫的一篇批評文章惹來殺身之禍——湖南省主席兼四路軍總司令何鍵下令將他抓捕法辦。文強聞風而逃,東躲西藏一段日子後,找到了廖宗澤,求他幫忙消災避禍。此時的廖宗澤已脫離共產黨,進入了國民黨軍統局。他把文強推薦到浙江中央警官學校任職,並把他引見給「軍統」特務頭子戴笠。

戴笠見曾經的中共高幹前來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強加入軍統局,並先後任命他為中校指導員、參謀本部上校參謀,後來還讓文強給剛從俄羅斯回國的蔣經國「授課」,點評近年的中國形勢。

文強重新加入了國民黨,在戴笠的「提攜」下官運亨通、扶搖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種技術訓練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兼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12月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因策反華北、東北部隊有功,1946年被晉陞為中將。在東北期間,他與時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長官的杜聿明結下了交情,這為他後來在國民黨敗退前夕赴淮海前線作戰被俘埋下了伏筆。

抗戰爆發後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之時,周恩來曾經派人勸說文強歸隊,但文強沒有答應,錯過了一次棄暗投明的大好機會。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橋鎮的岱山墜機身亡。「後台」倒了,文強在「軍統」內鬥中備感失意,萌生了退出「軍統」謀求正規軍職的念頭。1948年夏,與文強父親有交情的湖南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潛把他拉了過去,任命他為湖南綏靖公署辦公室中將主任兼第一處處長。文強後來曾說:“我脫離了軍統,後來我成了戰犯,共產黨從來沒有追究過我軍統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步棋走得對。”1948年9月,蔣介石和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點將,任命文強為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

11月,文強參加淮海戰役,翌年1月即被我軍俘獲。

文強自稱「幫過杜聿明一把」。那是從徐州撤退途中,手下報告抓到我軍七個武工隊員,杜聿明大筆一揮,下達了“就地槍決”的命令。精明的文強或許已想到要留一條後路,設法瞞著杜聿明把這七個人給放跑了。後來杜聿明成為戰犯,罪行之一是殺害七個武工隊員。文強趕緊為他作證,對審查組說:“那七個人被我放掉了,一個也沒有死!”審查組經過調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獲特赦時對文強說:“你這個副參謀長救了我的命,否則我特赦不了。”

文強被關在功德林監獄,他感覺自己不可能有重獲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執拗,故拒絕悔過。其他戰犯紛紛寫悔過書,他不寫,還強詞奪理地對監獄管理人員說:「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級,周恩來是我的老師和入黨介紹人,劉少奇算是我同鄉,林彪是我同學,這麼多共產黨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卻成了國民黨,是他們沒有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應該他們寫,我不寫。」從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後有6批戰犯被特赦,文強始終榜上無名。“文革”爆發後,戰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後一批戰犯被特赦,文強終於走出了監獄。

對鄧小平推崇備至

特赦戰犯可自由選擇定居地,文強有一子一弟在美國,另有一弟在台灣,但他說:「我一不出國,二不去台灣,我就呆在大陸。」政府安排他到全國政協做文史專員,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專員有20多個,要選一個管學習管生活的小組長。專員們民主意識特強,選組長也要搞無記名投票。文強性格開朗,又是個“熱心腸”,結果每次都當選,樂呵呵地一口氣當了15年小組長。

文強出獄的第二年「四人幫」垮台,接著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眼見祖國日益強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強滿心歡喜,政府給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讓他非常滿意。1983年,他當選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開始積極做兩件事,一是撰寫回憶文章在海內外發表,喚醒海峽兩岸故交舊友的情誼。二是參與組織黃埔同學會。1984年,他擔任全國黃埔同學會理事和北京市黃埔同學會的第一副會長,廣泛聯絡海內外黃埔軍校校友。他還身兼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顧問。他參政議政意識特彆強,身體硬朗,所以只要收到會議通知,他一定到會。被特赦後,文強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終沒有成行,因為心中有個疙瘩沒解開。當初受他的牽連,很多親友遭了殃,這令他一直心存負疚和抱怨。1984年,文強等原國民黨將領在廣州開會,湖南省政協領導聞訊到廣州找文強,說:“這次我到廣州,就是讓你們跟我回湖南,我帶著省政府交際處處長來了,還帶著請柬,請你們這些高級將領回湖南。”開始時文強態度強硬:“我不回去!我沒有辦法回去!”湖南省政協的領導耐心做工作,文強終於被感動了,答應回去,還同意做其他將領的工作。

有9位老將領被文強說服,表示願意跟他回去,文強再找來一個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黃埔學生,湊齊10人,熱熱鬧鬧地返鄉。見到久別的故鄉面貌煥然一新,文強高興得眉飛色舞,但很快臉色就陰了下來,因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時候,自家的祖墳被挖了。後來到了另外一個縣,縣長請他在科級幹部會上講話,他登台侃侃而談,先講落葉歸根,接著講台灣問題和當前的國際形勢,最後話鋒一轉,講到了挖祖墳的問題。他說:「歷史不能割斷,文化不能割斷,我下鄉看到,把我家的祖墳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譜也燒掉了,人文歷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對!」

1985年的一天,文強到同為文史專員的原國民黨一個姓鄭的軍長家裏做客,見到一張從美國寄回的合影,便拿起來端詳。照片中有一兩百人,前排一位穿紅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強看著紅衣女士忽然叫道:「這個人好像是我的學生蔣志雲哎!」鄭告訴他,此人確是蔣志雲,台灣的“國大”代表。文強再仔細看照片,又認出了40多人,他們當中大多數是黃埔學生。鄭建議他寫個報告,申請到台灣或美國去會老友。文強回家後立即給蔣志雲寫信,半個月不到,收到了蔣志雲熱烈歡迎他訪美的回信。文強趁熱打鐵,寫了一份赴美會友的申請呈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鄧穎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為文強辦好了出國手續。

在美3月,文強跑了10個州,會見了許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後到美國、台灣、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灣的弟弟也特地趕來與他團聚。每到一地,文強必談鄧小平,他認為鄧小平把中國的事情搞得很好,沒有鄧小平,就不可能有當今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切。他說:「若能在有生之年寫出一本《鄧小平主義》,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蔣志雲告訴文強,台灣存有他的100萬美金,是他在大陸坐牢期間台灣方面發給他的「工資」。文強對蔣志雲說,我要是拿了這筆錢,人家會說我這個人錢能買得動,這有辱於我們祖宗,有辱於文天祥,這個錢我不能要!

稱文強「詩傑俠義」,說他寫下很多詩,對家庭、社會都很俠義。文強看到報道後笑逐顏開,他說希望在自己死後,人們提起他時會說“文強是一個善良的人”。

由他人作主的三段婚姻

文強有過三段婚姻,前兩段婚姻幸福美滿,可惜兩個妻子皆死於非命,第三段婚姻則讓他備嘗酸楚。奇異的是,他的三個妻子均由他人安排,無一是自己主動追求來的。

他的第一個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學畢業的才女,比文強大三歲。兩人結合,是周敦琬表哥「拉郎配」的結果。當時文強與周敦琬是同事,文強任中共四川省委軍委秘書長,周敦琬任省委委員、婦女部部長。周敦琬之前有過一個丈夫,叫劉願庵,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候補委員,後被捕犧牲。有一天,周敦琬的表哥吳芳吉來看望周敦琬,遇見自己的學生文強,兩人相見甚歡。吳芳吉得知文強未婚,便說:“我看你和周敦琬很般配,我給你們做介紹人,今晚你們就結婚吧!”省委的其他同志一聽,覺得他倆確實般配,便也推波助瀾。文強和周敦琬經眾人一勸,居然也同意了,於是大家在一起熱熱鬧鬧地吃了一頓飯,算是辦了婚禮。婚後兩人感情甚篤,育有2子。1941年周敦琬在做一個婦科手術時,恰遇日機轟炸,醫生在慌亂中把手術刀留在了她的腹中,最終導致其死亡。臨死前周敦琬留下遺書,囑文強續弦,娶一個名為葛世明的女子。這葛世明是何人?她也是一名大學畢業生,長得非常漂亮,說起來還是別人把她“讓”到文強身邊的。

文強當時是「國軍」將領,有一天,他手下一個叫名劉人奎的參謀腆著臉求他幫忙,說有一位叫葛世明的女教員因任職的學校停辦了,沒錢吃飯也沒路費回家,請文強給找個工作。文強以為劉人奎和那個女教員好上了,立即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武漢的朋友,一封給在長沙的妻子周敦琬,讓他們介紹工作,還給了劉人奎一些錢買船票讓葛世明去武漢。一年多後,文強和劉人奎到了上海,葛世明從武漢趕來與劉人奎相會。文強熱心地為兩人張羅訂婚儀式,花錢代劉人奎買戒指送給葛世明,代葛世明買手錶送給劉人奎。一切準備就緒,劉人奎卻突然告訴文強:這個事不行啊,我有未婚妻!

葛世明傷心地離開上海,到了湖南長沙找文強的妻子周敦琬。周正在生病,葛便留下來照顧周和她的兩個孩子。周看出葛是一個純樸善良的人,於是留下遺書叫文強娶葛世明。文強處理完妻子的後事,輾轉找到已去了貴州的葛世明,和她結了婚,婚後兩人育有三子。1949年初,在淮海戰場的文強料定蔣介石政府必將垮台,便寄了一筆錢給葛世明,叫她趕緊帶著三個兒子逃往台灣。

文強被俘後,葛世明十分挂念他,帶著孩子們從台灣回到了上海。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早前就與文強相識,他按照有關政策安排葛世明進入中蘇友好協會和婦聯,還讓她在學校任教。後來大陸「鎮反」,葛世明因被管制想不開而自殺,她的3個孩子以及文強前妻所生的2個孩子雖歷經坎坷,卻都平安地長大成人。

文強被特赦時已年近七旬,一位同事的妹妹見他形單影隻挺可憐,便給他介紹一個老伴。那人姓張,是個寡婦,比文強小15歲。文強給單位打報告,請組織幫忙把關。單位調查後建議文強放棄,說張沒工作沒收入,脾氣古怪,群眾關係不好。文強同意放棄,但介紹人聞訊立即跑來跟他說:「張脾氣古怪是‘文革’造成的,因為出身不好嘛,老挨整,所以心情不好。她跟你結了婚,肯定就會變好了。」文強聽後心一軟,就與張登記結了婚。婚後不久,張向文強提出諸多要求,文強辦不到,她就不給文強做飯吃,有時還鎖上大門不讓他出去。文強的工資她悉數“管理”起來,連蔣緯國給文強祝壽寄來的美金她也不聲不響地一併“管理”了,還寫信向文強在美國的大兒子要錢。文強忍無可忍,與她分居,希望她能改。沒想到分居後張鬧騰得更厲害了,文強狼狽不堪,只得起訴離婚,給了她一筆錢,房子讓她住著,自己搬到兒子家,這才重新過上了平靜的生活,直到94歲高齡安祥去世。

本文摘自:人民網,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