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中十個最後一次！看完很感慨

1、最後一次出國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這是他生平最後一次出國。並且發佈了著名的演講“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毛澤東在蘇聯接見中國留學生

2、最後一次和周總理見面

1974年5月29日，毛主席最後一次與周恩來握手。但其實，毛主席和周總理還見過一次，但沒有帶記者，也沒有留下握手的照片，所以大多數認為上圖是最後一次見面握手。

最後一張和周總理見面的照片

3、最後一次坐飛機

1967年7月，毛主席在武漢期間，由於特殊原因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於7月21日乘飛機離開武漢前往上海。在毛主席走下飛機，很高興地對身邊的人說：「坐飛機不是很快嗎!今後你們還讓不讓我坐呀?」然而，這卻是毛主席最後一次乘坐飛機。

最後一次坐飛機

4、最後一次游泳

1974年10月13日，毛澤東乘專列抵達長沙休息養病。81歲的他就是在長沙完成了一生中最後一次游泳。據毛澤東的衛士周福明回憶:「當時長沙下雪了，湖南省體育局院內的游泳館（當時稱為長沙游泳館）池水不恆溫，毛澤東的身體又不是很好，大家都不主張他游，他卻執意要游。」

陪同他游泳的警衛隊長、原8341部隊一中隊隊長陳長江回憶說：「毛主席最後一次游泳是1974年在長沙。主席已經81歲高齡，步履蹣跚，沒有人攙扶就走不了路，但是他在11月29日到12月4日間在室內游泳池內遊了四次泳。12月5日，毛澤東再次下水游泳，但是動作很勉強。以前他乘風破浪挺精神，但那時他患上肺氣腫、心臟病和白內障，腿部浮腫，視力模糊，身體已經大不如前。」據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回憶，那就是毛澤東一生中的最後一次游泳。

1961年毛澤東在廬山游泳時的照片

5、最後一次和劉少奇談話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最後一次會面和談話。在這次會見和談話中，毛主席推薦給劉少奇兩本書，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兩本書，毛主席還叮囑劉少奇‘回去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

6、最後一次寫詩

毛主席一生創作過的詩詞有近百首，而經他本人生前審定正式發表的卻只有39首。數量雖然不多，但是毛主席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大詩人的地位卻是被公認的。然而，毛主席生前所作的最後一首詩就是批評郭沫若的。

毛澤東和郭沫若

7、最後一次接見外賓

毛主席最後一次會見外賓是1976年的5月27日，會見了巴基斯坦總理布托。當時，毛主席剛吃了安眠藥，但他依舊同意安排接見。

這次會見，毛主席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因此只是坐著與布托會面、握手，前後只有匆匆幾分鐘。

此時的毛澤東面容憔悴，缺乏表情

8、最後一次出席追悼會

1972年1月7日，陳毅元帥逝世。原本毛主席不打算參加，但在追悼會的最後一分鐘毛主席突然決定參加。所以當時毛主席是穿著睡衣出現在陳毅追悼會上的(大衣裏面就是睡衣)。

最後一次出席追悼會

9、最後一次過生日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這一天請客，不僅請了中南海里的要員，而且還將中南海外的勞模、科學家也請上了壽筵。

這次生日請客是毛主席有生以來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公開的生日宴會。

最後一次過生日

10、和林彪的最後一次見面

1971年5月1日，毛澤東與林彪最後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無意拍來的「正副統帥」合影，成為了他們最後在城樓上的唯一照片。在這次會面中，毛澤東和林彪全程沒有對話。4個月後，林彪出逃，摔死在溫度爾汗。

和林彪的最後一次見面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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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慶施（1902年7月24日——1965年4月9日），安徽歙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抗日戰爭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邊區民政處處長、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石家莊市市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南京市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治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八屆五中全會增選）。

柯慶施於1954年秋由江蘇省委調上海，接替陳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後整整10年。柯慶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臨的是兩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國黨代會期間發生的「潘楊事件」，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局長楊帆被誣為“內奸”；另一件是緊接著發生的“胡風事件”。這兩件事均系毛澤東的決斷所致。這兩件大事對上海影響很大。

柯慶施刻意挽留奉調《人民日報》的張春橋，使之成為自己的類似政治顧問一類的角色；柯慶施極善揣摩領袖的心態，長於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這又有賴於擅長舞文弄墨的張春橋。

說到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鼓吹，人們總以為林彪或康生為始作俑者，然而拔頭籌的卻是柯慶施。

左起：柯慶施、周恩來、毛澤東

柯關於「迷信」和“盲從”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及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了「兩種崇拜」的觀點。他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實，馬克思主義是反對一切個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兩種崇拜」觀本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然而，就在這次會議上，「凡事‘左'三分」的柯慶施“緊跟”毛澤東，說出了這麼一段「名言」：“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慶施如此獻媚取寵的話，居然博得了毛的歡心。曾任毛澤東通訊秘書的李銳告訴筆者，當時他聽了柯慶施的話，感到非常震驚。（2010年5月13日筆者在北京採訪毛澤東秘書、94歲的李銳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慶施其實比林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歲月，柯慶施還有一句「名言」：“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這一類“大話”，颳起了1958年的浮誇風。

就在成都會議之後兩個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五中全會，經毛澤東提議，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為政治局委員。

也就在這一年，張春橋經柯慶施提議，晉陞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據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告訴筆者，柯慶施那句「名言」，其實是當年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的，周佛海在抗戰前曾吹捧汪精衛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柯慶施只是把“汪主席”換成了“毛主席”而已。陳小津以為，這樣的話只有張春橋才可能知道，提供給柯慶施。

柯慶施千方百計取悅於毛，陳雲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1980年11月，陳雲兩次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的胡喬木等人談起毛澤東，提到了柯慶施：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間坐著的就是柯慶施

因善於揣摩領袖心思成為「政治明星」

1956年周恩來、陳雲力主反冒進，而毛澤東對此頗有微詞。柯慶施很快揣摩准了毛澤東的意圖，於是在1957年底召開的中共上海市一屆二次會議上，柯慶施作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備受毛澤東青睞。《人民日報》在1958年1月25日將長達3萬字的該報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轉載，並加長篇按語。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措辭嚴厲地批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取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除了檢討，周恩來別無選擇，用與會者李銳的話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

當外界盛傳毛澤東一度想用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的時候，心細如髮的周恩來在給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文字中，婉轉地提到擔任總理職務是否合適的問題，但以周恩來的才幹和威望，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的總理職務，柯慶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這位封疆大吏認準了一條：緊跟毛澤東就是「勝利」。這一條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再次得到驗證。

廬山會議上本來是要糾「左」的，參會者都準備的是糾「左」的材料。但柯慶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領袖的脈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系統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柯慶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果不其然，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大會，對彭德懷等人嚴厲指責，發出“反右傾”的號令。

從上世紀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澤東的「文藝哨兵」自居，開始染指文藝界。無奈她在北京確實吃不開，不用說彭真不把她當作一個人物，周揚等人也不願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則如魚得水。柯慶施已經從毛澤東注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讓自己的心腹張春橋成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視上海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來、賀龍和柯慶施陪同，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觀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是一個重要的跡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個月之後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首次會議上，柯慶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員的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之前。

「暴死」之謎

但是這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卻在1965年下午忽然在成都暴死。他的死在一年後引發各種陰謀論的猜測。西南的紅衛兵造反小將拋出「重磅炸彈」，揭指是“賀龍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狼狽為奸，勾結起來，共同謀害了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弄得舉國上下一片嘩然。中央也成立了“柯慶施謀殺專案組”，負責人由張春橋親自點將。

經過反覆調查，專案組認為柯慶施猝死的經過是這樣的：1964年，醫生髮現柯慶施患肺癌，由上海華東醫院切除了致癌肺葉。此後，柯的身體已很虛弱，但這一切都是當時的「絕密」。

1965年春，應正在成都療養的賀龍元帥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之邀，柯慶施於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節。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領導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設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賀龍和柯慶施都是宴請的主賓。

這種宴請通常都是主賓雙方和夫人共桌。臨開席不知誰提議：今天的晚宴男女賓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議一出最受男賓歡迎，於是立即安排夫人們另開一桌，柯慶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賓席。為此柯慶施高興異常。原來柯夫人知柯慶施有病，宜吃清淡飲食，忌油膩、煙酒。遵醫囑，她平日裏對柯慶施的飲食生活管束甚嚴。這晚柯慶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點“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圍，大家盡興而飲，一醉方休。宴會從下午6時開席，至晚9時許才盡興而散。

柯慶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臨睡還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慾極好。幾小時後，大約午夜12時多，柯慶施腹痛，柯的保健醫生胡允平當即趕到作了常規處理，一直到凌晨2時，病情不見緩解。胡允平立即給上海專管高幹治療的華東醫院掛長途電話，向薛邦祺院長彙報了柯慶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慶施的病情繼續加重，連秘書也慌了神，便直接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幹醫護人員到成都診治。這時，雖然柯慶施身邊圍滿了四川方面許多優秀的醫生，但柯慶施自己和家屬卻更信任上海的醫生。 中午時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領著上海一流的醫護組趕往成都，立即投入會診、搶救。

可是雖經幾天的努力，依然無效，柯慶施於4月9日下午6時30分死亡。柯慶施暴死實際上是因為本身身體不好，又飲酒過量，臨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發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所致。 如果柯慶施真有取代周恩來之心，大概也會發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嘆了。

倘若假以時日，柯慶施必將受到毛澤東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願，自1964年春發現肺癌並手術切除後，柯慶施便在病假療養中，延至次年4月9日終於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