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江西（資料圖）
本文摘自《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中，沒有了林彪，這是極其異常的。哥哥對我說，可能林彪出事啦。父親還是像往常一樣，只聽不語。
林彪自爆身亡，應該說是「文革」以來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發五天後，經毛澤東批准，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十天後，擴大傳達到地、師一級。10月6日，中央發出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傳達擴大到地方黨支部書記一級。10月24日，中央的傳達擴大至全國基層群眾。
11月6日，工廠里突然通知父母親去工廠聽傳達中央文件。父親的黨籍雖保留了下來，但聽中央文件的傳達，卻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親像往日一樣換好膠鞋，拿著雨傘到工廠去了。他們走後，我一會兒到哥哥的屋子裡，一會兒到奶奶的廚房裏，心神不安地打著轉轉，等著他們聽傳達回來。要知道，在「文革」中，什麼都可能發生，是福是禍，是凶是吉，老天爺都不能預料。
父母到工廠後，看見在約一百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體職工八十多人十分鄭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兩張桌子臨時搭成一個簡單的主席台。父母親和工人們招呼後落座。工廠革委會主任羅朋和縣工業局長來到會場，在主席台就座。羅朋用眼找到鄧夫婦後招呼道：「老鄧，你耳朵聽不清楚，坐到前面來！」父母親移至第一排坐下。
傳達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兩個多小時，全場人大氣不出地聽了兩個多小時。傳達完後，宣佈各車間討論。在修理車間裏，父親聽著工人們熱烈而異常活躍的討論，仍是一言未發。陶排長向羅朋建議，讓老鄧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這樣，父母親帶著文件回到家裏。
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親回來。我迎上前去想問。媽媽一把拉住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廚房，在我的手心用手寫：「林彪死了！」在「文革」中，為了防止“隔牆有耳”，我們經常這樣用在手心寫字的方法“說話”。當我看清這幾個字時，一下子好像全身的熱血一齊衝到頭上。因怕有人聽，當時也不敢多問。我快步走到哥哥屋裏，關上門，悄聲把消息告訴了他。我看見哥哥渾身繃著勁，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回來後，父親依然沒有說話。全家吃完午飯後，上了樓，關上門。媽媽激動地告訴我傳達的詳情，我激動地聽著不禁熱淚湧起。父親沒有坐下，一直站在那裏，一邊抽煙，一邊看著我們。他竟然一改一貫的嚴肅和沉靜，顯得和我們一樣的興奮和激動。他的話不多，只說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兩天後，也就是11月8日，父親提起筆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寫道：「在傳達前，我對林陳反黨叛國集團的事一無所知，只是感覺到陳伯達出了問題。對林彪則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聽到林陳集團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時，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他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決定，寫道：“林陳反革命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父親在信中寫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這樣的心情的。
是的，他的確是情不自禁的。「文革」以來，他寫過檢討，寫過自述，寫過各種信函。由於政治和時勢所使，他不得不進行一些違心的自責，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語言，不得不為了家人為了孩子求助於他人。多少年了，想說的話不能說，不想說的話卻逼著一定得說。而今天，罪惡滔天的林彪，終於死無葬身之地，令人何其痛快。對於中央的決定，他由衷地擁護，信中所寫，均是發自內心。多少年不能說的話，今天終於可以一吐為快。
在高興興奮之餘，父親冷靜地意識到，他是在給毛澤東寫信。自從被打倒以來，自從最後一次與毛澤東談話以後，他從來沒有給毛澤東直接寫過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面時的交代，給汪東興寫信，或請汪東興轉報毛澤東和中央。但是，這一次不同。這一次他直接給毛澤東本人寫信，一是因為林彪覆亡，的確事關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機。
「文革」中鄧小平之所以被打倒，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林彪。但在同時，毛澤東堅持保留了鄧的黨籍，這其中又不可能不隱喻著政治因素。在這樣複雜險惡的政治環境中，鄧小平本人，則無論處境怎樣惡劣，都沒有意氣用事，沒有情緒消沉，沒有放棄哪怕是最後的一線希望。在保持人格、保持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原則和氣節的前提下，他向毛澤東作檢討，作自我批評，就是為了保存這政治上的最後防線。當然，在逆境中，他不可能做任何無謂的幻想，但是，卻從來沒有放棄希望和努力。作為一個為革命事業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員，看到政治混亂，看到惡人當權，看到社會動蕩，看到人民受難，他怎能不耿耿於懷，怎能夠無動於衷！在被批鬥中，在羈押中，他沒有放棄希望，也沒有停止思索。林彪倒台以前，他的目的明確，就是保留政治上的最後防線。現在，林彪自爆了，他的目的就更加明確了。他要利用一切機會，爭取復出，為黨和人民再做工作。在這歷盡坎坷的五年之中，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他作過很多的思考，心中已經沉澱下足夠的準備。如果有這麼一天，能夠復出，他就要以自己的赤誠之心，要以在幾十年革命風浪中所取得的經驗和智慧，挽狂瀾於既倒，報效他所深愛著的祖國和人民。
此時，以豐富的政治經驗，父親清醒地認識到，林彪雖死，中國的政壇仍然不會平靜。老幹部要想復出，阻力依然很大，如果不去爭取，機會就會瞬間即逝。林彪自爆後，毛澤東必然要重新考慮政治安排和人事問題，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機，是一個不容錯過的時機。
在給毛澤東的信中，父親除了表達對中央決定的擁護之外，他要向毛澤東彙報他自己的情況。他寫道：「我在主席的關懷下，到江西來整整兩年了。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除到工廠外，足不出戶，與外界是隔絕的。在這時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我們的生活，由於組織上的照顧，沒有什麼困難。」
此後，他明確地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報上每天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在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國際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動起來，想做點事，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
記得剛來江西時，對「專案組」人員，父親曾說過：“我還會出來工作。”兩年後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確地向毛澤東提出了這一要求。他深信，在這樣一個時候，毛澤東是會對這一要求進行考慮的。
父親這個人，首先是個政治家，因此，政治問題和大的問題，在他心中，永遠排在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家之長，是丈夫、是父親。家庭和親情，也永遠在他心中佔有重要地位。就在他給毛澤東的、談有關他政治生命的大事的信中，他還念念不忘他的家人。
父親在這封信中，向毛澤東提及他的孩子們，並請求毛澤東幫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們。他寫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們靠近一些，特別是兩個較小的孩子（毛毛和飛飛）。毛毛（小女兒）分配到陝北農村已三年，現因我那個殘廢的大兒子在家，我們照顧不過來，暫時把她弄回來看護哥哥。她一心想學醫，過去通過自學，也有一點基礎。飛飛（小兒子）在山西插隊已三年多。他們由於我的關係，成份不好，沒有組織上的照顧，是不可能得到較好的分配的。我們的歲數大了，不免為兒女掛心，希望他們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廠當工人，能有固定的收人，毛毛能學醫那當然更好。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順便向主席訴說的了。當然我了解，這種事是完全應該聽從組織的考慮和處理的。」
看到此處，一股暖意在我胸中涌流。我覺得我們是幸福的，因為我們有這樣一位愛我們的，一位在他自己都十分困難的時刻還會為我們操心的，一位值得我們驕傲的父親。
在2月份的時候，父親因大兒子來江西的事給汪東興寫信後，上面曾交待他不要再寫信了。但這次，他不但又寫了信，而且直接給毛澤東寫信。為了以後和中央的聯繫，他在信中提到：「過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東興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兒子的事寫信給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寫信了，所以十一個月來，我沒有再寫信。不知以後有事，是否還可以寫信給汪東興同志。」
信的最後，他寫道：「我衷心地誠摯地祝願主席萬壽無疆，主席的健康長壽就是全黨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寫完之後，父親鄭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
從事後來看，對於父親的政治生命，這的確是一封很重要的信。雖然當時父親並不知道他這封信下落如何，也沒有得到任何回復，但毛澤東的的確確地看到了這封信。
毛澤東在看到這封信後，曾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汪東興其實並不知不讓鄧小平再寫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沒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讓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管著的。”毛澤東對汪東興說：“小平同志的信上講了，他的事還要讓汪東興管！”毛澤東的意思也十分明確，鄧小平的事情還是要汪東興來管。在鄧的來信的信封上，毛澤東批示道：“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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