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江青（資料圖）
世人關注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結案後案犯的去向鮮為人知。近日，親自參與「兩案」審判工作的圖們等撰文披露了詳情。
1987年，經中央決定，由李訥接江青出獄，保外就醫。江青出獄後生活在保養、外孫和書本之中。不久，「毛澤東熱」興起，但江青身體每況愈下，經醫院檢查，她患有癌症，此時不僅病痛，還有憂鬱。她給中央寫信要搬回中南海居住，後因心理失調嚴重，於1991年5月14日在寓所用一條裙邊自縊身亡，結束了78歲的人生旅途。6月4日，新華社發了一條江青的百字死訊。
訊，稱之還在繼續服刑……張春橋於1994年病死，病因系胃癌，終年77歲。
王洪文在秦城監獄服刑時，其妻崔根娣和女兒王亞萍經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體檢時發現有肝病，被送往醫院治療，實施保外就醫。1992年8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一則消息：王洪文病亡，終年58歲。
1996年1月，姚文元刑滿出獄，和其妻金英住在上海，過上了恬淡安靜的生活。姚文元在獄中雖安靜地度過了刑期，但也受到家庭的干擾。1986年，姚文元母親周文修為繼承姚蓬子的遺產扯起了風波，姚文元表現了靈活的態度。
1988年，陳伯達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住進了醫院。此時他已保外就醫與兒子陳曉農生活。陳伯達出獄後還一度分配到北京市文史館工作，閱讀了民國史、馬恩列斯毛和一些關於美學的著作，1982年至1986年他寫了多篇文稿。1989年9月20日，陳伯達因心梗死亡，終年85歲。
吳法憲保外就醫，被安置在濟南，平日寫回憶錄。他同妻子陳綏圻如膠似漆，形影不離，經常陪同陳綏圻出入菜市場。起初，他怕被人發現戴一口罩，後被群眾發現但待他還客氣，營業員優待他，見「吳老頭」排隊便叫他上前來買。現吳年齡已大，幾乎不出門，倒是有人不時從他那裏求出幾個字。
李作鵬保外就醫，被安置在太原。他住省委新修宿舍共兩套。其妻董其采開始不願同往，要求徹底平反後才去。工作人員讓她在她的談話記錄上簽字，董其采不敢簽字。最後與李同去，外地子女時常到李處相聚。
邱會作保外就醫，被安置在西安。離開秦城監獄時，邱會作對監管員說：「沒別的要求，但願有暖氣、洗澡等設施，治病方便。」但到住地後，缺的正是這三樣。邱會作對送他的秦城監管人員說：「你們帶我回北京監獄吧。」保外就醫有了相對自由，邱會作提出如此要求令北京來的人很驚異，對他兒子說：「要勸慰你父親不要對生活喪失信心，生活上的困難會解決，情況會越來越好。」經兒子做工作，邱會作才安心。
費、保姆工資等，兩人吃穿用錢已不寬裕。1990年，因壓縮開支，停止訂報。但他關心國家大事，每天從左鄰右舍借報，快借、快讀、快還。邱會作一生大半時間從事軍隊財政經濟，對中國經濟改革頗為關注。寫作、讀報、閑談成為邱會作的生活。
江騰蛟保外就醫，被安置在太原。省體委為他提供了一套單元房。近水樓台先得月，住在體委使他添了不少體育興趣。他對體育中的公開競爭頗有一番感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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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倒台前的最後一張集體找（資料圖）
在10月4日，事態嚴重化了。這天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所謂「梁效」，也就是“兩校”的諧音。“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這兩個大學的“大批判組”，是受「四人幫」及其手下的幹將直接指揮的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喉舌，人稱「幫喉舌」。從這「幫喉舌」開張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製了二百一十九篇「幫文」。
這一回，「幫喉舌」在《光明日報》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寫道：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是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的戰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本來，篡改毛澤東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幫」，這篇「幫文」卻顛倒黑白，矛頭指向華國鋒，聲稱華國鋒“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這篇「幫文」還殺氣騰騰地寫道：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不言而喻，這「修正主義頭子」，指的就是華國鋒。
這篇「幫文」見報的當天清早七時，正在熟睡的華國鋒被秘書喊醒，告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騎自行車趕來，有急事報告。
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就是把剛剛出版的《光明日報》送給華國鋒。
華國鋒一看「梁效」的這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便明白「四人幫」已經箭在弦上。
李鑫還報告一個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幾個人在釣魚台吃飯，把他也請去。席間，江青問起毛遠新，從東北調來的部隊已經到達哪裏。
由於李鑫在這關鍵時刻向華國鋒通風報信，所以後來李鑫受到華國鋒的重用。
關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時曾出過力，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也曾這樣談及：
「在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併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為。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註：吳江：《十年的路》，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2月第2版，第9頁。）
華國鋒立即給葉劍英打電話，說是有要事商量。
其實，葉劍英雖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經接到部下的電話，報告今天《光明日報》上的異常動向。
於是，在這天夜幕降臨之後，葉劍英驅車前往北京城裏東交民巷新八號院子。那裏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處，如今華國鋒住在那裏。
葉劍英在這關鍵時刻，趕來會晤華國鋒。
本來，華國鋒是想過了10月9日--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忌日之後，再對「四人幫」動手。可是，《光明日報》上的「幫文」表明，一場惡鬥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葉劍英以為，必須「快打慢」。
歷史的車輪畢竟無法逆轉。「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了十年，「四人幫」氣數已盡，瀕臨覆滅的時刻了。
「輿論總管」在覆滅前夕，一邊指令全國各報轉載《光明日報》在10月4日發表的「幫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邊又在一篇經他三次審改的更惡毒的黑文上，寫了如下「批示」：
「10月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見報。」
可是，這一回「輿論總管」的指揮失靈了。10月8日，《人民日報》並未在頭版頭條發出那篇文章。
因為就在姚文元寫完那條「批示」不久，一副鋥亮的手銬，咔嚓一聲，銬在他的手腕上。
那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
馬天水滿心狐疑飛往北京
1976年10月7日，當勝利的曙光照耀著華夏大地，人們從睡夢中蘇醒，還不知道中國這艘巨輪已駛入新的航程。
葉劍英和他的戰友們不露聲色，因為在這個時候燃放慶賀的爆竹尚為時過早。
他們把目光投向上海--這座尚處於「四人幫」餘黨手中的中國最大的城市。
台也如此，沒有透露半點風聲，誰都不知道6日午夜爆發的那樁驚天動地的壯舉--儘管在逮捕「四人幫」之後，北京衛戍區部隊已順利地接管了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公安部。當年“楊、羅、耿”兵團的那個“耿”，即耿飆，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攤子輿論機關，但在輿論上仍保持沉默。
文章摘自《「四人幫」興亡》 ，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