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資料圖）
沈醉、徐遠舉和周養浩三人是國民黨軍統局內赫赫有名的幹將，他們職務相近年齡相仿，又都深受戴笠的器重，被稱為軍統「三劍客」，但他們卻走過了各自不同的風雨人生路。
「軍統老人」沈醉擔任了政協委員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他18歲就參加了軍統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28歲便晉陞為少將軍銜，深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信任，在軍統局素以年紀小、資格老而著稱。沈醉曾先後擔任軍統局本部總務處少將處長、國防部駐雲南區專員兼保密局雲南站站長、國防部雲南專員公署主任、中將游擊司令等職。1949年12月9日被盧漢扣押，參加雲南起義，後協助盧漢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數特務。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
沈醉等人被特赦後，周恩來曾設宴相請。席間周恩來對沈醉說：「共產黨從不計較個人恩仇，特赦你們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們以後一定要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可以說，沈醉的後半生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期望，他格外珍惜新的生活，發奮讀書創作，以冷峻、犀利的筆鋒剖析自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教育後人。此間，沈醉先後撰寫出版了《解放前夕軍統在雲南的活動》、《抗戰前軍統特務在上海的罪惡活動》、《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內幕》、《愛國將領盧漢》、《我這三十年》等著作，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
1980年，有關方面經過調查證實，沈醉在盧漢起義通電上籤了字，發表了起義廣播，並親筆頒佈命令，要下屬特務組織上交特務器材併到指定地點報到。根據黨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享受副部級待遇，並連續被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陸惟一的女兒沈美娟到香港探親，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國、加拿大及港台等地有許多親朋故舊和學生，他們都勸他留下來享享清福。沈醉對他們說：「大陸的物質生活是差一點，但我不是為錢而來的。我母親生前對我說過：一個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陸，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他勸親友們回大陸看看大陸的變化，說：“國家的分裂是在我們這一代身上造成的，應該在我們這一代身上結束。這樣，生對得起後代，死對得起祖宗。儘管我們過去走的路各不一樣，但從今天起，一個人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就看他為統一祖國是出了力，還是相反。”
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於國民黨宣傳沈醉早已「殺身成仁」，他在台灣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於生計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經人介紹，沈醉與小他10歲的杜雪潔正式結婚，婚後二人相敬如賓、幸福美滿。杜雪潔對沈醉體貼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壇公園和大橋下面散步，還幫助丈夫整理報刊與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潔精心製作了一個牌子，寫上醫生叮囑：“冠心病患者應多休息、少談話，每次見客以不超過15分鐘為宜，更不能連續會客。敬請親友原諒。”沈醉對賢惠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開會或參觀，總是細心地給妻子帶回心愛的衣料或禮物，一次也沒忘記過。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徐遠舉（資料圖）
「西南紅人」徐遠舉病死獄中
徐遠舉1914年出生於湖北省大冶縣，黃埔軍校第7期畢業，1932年參加特務組織，1935年出任「護送班禪專使行署」少校參謀，隨後在西藏開展情報活動。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為軍統局第三處副處長，1946年1月到華北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7月調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瘋狂鎮壓學生運動，策劃破壞中共重慶地下市委機關報《挺進報》。在徐遠舉親自主持下，前後逮捕的地下黨員多達13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被殺害，徐遠舉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雲麾勳章，並被任命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開和秘密單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處、公路和運輸部門的警務處、組，兵工廠的警稽組等40多個機構也由該區統一指揮。後來重慶綏靖公署升格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徐遠舉成為長官公署二處處長。當時西南軍政長官是張群，張早就認識徐遠舉，對他特別賞識，所以徐遠舉更是紅得發紫，故當時國民黨軍政界都稱徐遠舉是“半壁江山，西南紅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遠舉在重慶主持策劃一系列大屠殺、大破壞計劃。12月在昆明被雲南盧漢起義部隊捕獲，後作為戰犯被押回重慶白公館關押，1956年轉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經過改造，徐遠舉認識到自己罪行的嚴重，他向公安部門表示，對自己的問題「決不保留，決不擴大縮小，老老實實交代」。後來監獄組織關押人員撰寫國民黨的歷史資料，徐遠舉最賣力，也毫無顧慮，知道什麼便寫什麼，從不迴避寫自己的問題。在慶祝建國10周年時，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戰犯被特赦，徐遠舉也盼望著有朝一日能被釋放，但一直沒有輪到他。
「文革」爆發後，停止了對在押戰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關進監獄，徐遠舉感到絕望了。“四人幫”為整倒一批老幹部，到處逼人寫黑材料，但徐遠舉寧肯挨罵甚至挨打，也不亂咬人。據沈醉回憶說：“‘四人幫’為了把秦城監獄的那一幢樓騰出來，囚禁忠於黨和人民的革命老幹部，把黃維和許多軍長一級的戰犯，都送到撫順原日本戰俘管理所，讓軍統和中統等10多名搞特務工作的留下來，逼他們提供材料，誣衊好人。徐對此氣憤異常，認為這不是共產黨的傳統和光明磊落的作風。”
1973年冬，徐遠舉在勞動期間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評，脾氣暴躁的徐遠舉情緒激動大吵大鬧，當晚又用冷水沖澡，本來他就患有高血壓，結果剛走出衛生間就暈倒，後經醫院搶救，終因腦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書生殺手」周養浩客死異國
周養浩是浙江江山縣人，與戴笠和毛人鳳都是同鄉。1933年，由戴笠介紹、唐縱監督，上海法學院法律系畢業的周養浩宣誓加入了復興社特務處，從那時直到被俘，周養浩為國民黨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後擔任過息烽監獄主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等職。周舉止斯文儒雅卻心狠手辣，是軍統內部有名的「書生殺手」，他曾親自策劃部屬殺害愛國將領楊虎城的行動。1949年冬國民黨在西南大撤退時，周養浩秉承特務頭子毛人鳳的命令，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參與佈置大破壞與大屠殺，後在昆明被逮捕。
解放後周養浩在白公館關押期間，與沈醉、徐遠舉等人同處一室，因沈醉交代問題時曾涉及到周養浩，周養浩懷疑是沈醉有意出賣自己，於是他怒火衝天頓起殺意，拿起身邊的小板凳就往沈醉頭上砸去，多虧旁邊的宋希濂伸臂一擋才沒砸著沈醉。周養浩正要打第二次時，凳子已被宋希濂奪走。此後周養浩和沈醉一直是橫眉冷對，老死不相往來，兩人不管是誰，涉及到對方時總是有意迴避，就像沒有這個人似的。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聯合下達了《關於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意見》，其中第六條規定：「凡願意回台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也向世人公開宣佈：“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根據這個精神，周養浩與其他幾個特赦人員一道申請去台，但由於台灣方面拒絕他們入境，周養浩等人滯留香港，幾個月後周養浩輾轉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國病逝。○
（趙長伶摘自《中國剪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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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資料圖）
1919年6月29日，《每周評論》上發表了胡適的一篇文章，通篇只有一段話：「你們要知道陳獨秀的人格嗎？請再讀他在《每周評論》第25號里的一條隨感錄。」
胡適提到的這條隨感錄是陳獨秀以筆名「隻眼」發表的《研究室與監獄》，文中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窺一斑而知全豹。只看這一小段文字，就知道陳獨秀不是一般人。事實確實如此。陳獨秀，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運動的主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這樣一個開創新時代的人物，自小就異於常人。
陳獨秀1879年出生於安徽安慶，自小隨人稱「白鬍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所謂三歲看老，祖父對陳獨秀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成龍上天，成蛇鑽草，淪為打家劫舍的地頭蛇，總之不可能成蟲、成熊。陳獨秀倒也“爭氣”，終其一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祖父的這個評語。
17歲那年，陳獨秀參加科舉考試，題目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他覺得試題狗屁不通，於是忽發奇想，弄了一堆難字和生僻的古文，牛頭不對馬嘴地填滿試卷，然後樂顛顛地回家了。回到家後，大哥問他要草稿，看完之後，一個多鐘頭沒有說話，陳獨秀這才覺得玩笑似乎開得有點大。不想，這篇不通的文章鎮住了不通的老師，結果，陳獨秀不但中了秀才，還是頭名。這下，陳獨秀的大哥徹底懵了。
陳獨秀小小年紀就中秀才之首，頓時揚名四野八鄉，上門提親者絡繹不絕。最後，陳家長輩選中了安徽統帥部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嵐。次年（1897年）8月，兩人拜堂成親。陳獨秀的感情生活就這麼懵懵懂懂地開始了。
高曉嵐是箇舊式女人，遵從「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誨，大字不識一個。而陳獨秀雖說胡鬧，但學識淵博，通古博今，思想新潮，還通曉英、法、日三國語言。新婚伊始，陳獨秀就命令高曉嵐必須認字。偏偏高曉嵐性格倔強，死認古訓，就是不認字。這兩個年輕人，一個新潮、一個守舊，都倔強地不服對方。於是，度完蜜月，兩人一輩子的話也就說完了。不過，當時陳獨秀還年輕，整天忙得不亦樂乎，所以對不如意的婚姻生活並不在意。
從1901年開始，陳獨秀數次東渡日本，結識了蘇曼殊、黃興、陳天華、鄒容、章士釗等革命黨人，見識更長。回國後，他就開始忙活起來。他曾獨自一人辦了一份報紙，反響出奇的好，全國各地都有訂戶。有些讀者不知道是一人辦報，寫信希望把報紙辦成日報。他還曾在安徽公學兼任國文教師，上課時不拘小節，有時一邊上課，一邊搔癢，全不把綱常名教、師道尊嚴放在眼裏。
1909年，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來到安慶，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是個標準的文學女青年，性格開朗，而且長相出眾，衣著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讀書時就讀過陳獨秀的文章，對這個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見了真人，常常纏著他問這問那，陳獨秀也是欣然輔導。
兩人年齡相近，情趣相投，時間久了，難免擦出火花。或許是因為包辦婚姻，陳獨秀就有了一份出軌的理由。而高君曼對於姐姐，或許是因為同父異母，便少了一半自責。總之，兩個叛逆的年輕人於1910年公開同居，繼而宣佈他們要正式結婚。雙方父母都覺顏面無光，但也無可奈何，只能大罵逆子叛女玷辱門風，至於成親那是萬萬不會同意的。陳獨秀見正式結婚不太可能，索性帶著高君曼私奔到上海，過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1915年初夏，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著名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1918年李大釗在北京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兩人一南一北，遙相呼應，歷史上俗稱「南陳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當上了陳教授夫人。至於高曉嵐，則悄無聲息地退居幕後。1930年，高曉嵐去世，生前與陳獨秀育有三子二女。
影的群眾散發傳單。這種空前絕後的舉動，讓陳獨秀失去了自由。
陳獨秀入獄後，反響極大，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聲援下，陳獨秀受了三個多月的牢獄之苦後獲釋。1920年2月14日，為躲避軍警的追捕，陳獨秀打扮成財主模樣，與賬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釗，乘著一輛帶篷騾車偷偷離開北京直奔天津。兩人在路上商量出一件開天闢地的大計劃 組織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秘密召開，陳獨秀沒去，卻被缺席選舉為首任中共總書記。
從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間，是陳獨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樹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高君曼始終相伴左右，不僅是他生活中的伴侶，也是他事業上的支持者與助手。她幫助編輯出版《新青年》雜誌，掩護陳獨秀的革命活動，充當聯絡員，甚至與他一起被捕坐牢。兩人度過了來自外界的一個個難關，但最終還是在感情這個難關上卡殼了。自1922年起，兩人感情逐漸冷淡。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兩人最終發展到拳腳相向。陳獨秀對兒子要求非常嚴酷，他讓老大、老二小兄弟倆睡圖書館的地板，外出打工自食其力，以磨鍊意志。繼母兼姨母的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讓孩子回家吃住，不許，君曼又請人說情，陳獨秀斥為婦人之仁，還是不許。無奈之下，高君曼於1925年帶著一兒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別，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
報，說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轉，可以扶病視事」。
特立獨行的性格，別出心裁的思想，讓他的革命之路也如北大教授之路一樣，終遇滑鐵盧。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被撤銷了總書記職務，施之英也在此時離開了他，在上海另嫁他人。他們的「夫妻」生活僅僅維持了14個月。
陳獨秀被撤職之後，在上海隱姓埋名，住在熙華德路（今長冶路）一座石庫門房子的前樓。那是陳獨秀最為孤寂的時期：大兒子陳延年和二兒子陳喬年相繼壯烈就義，共產黨對他停職、開除黨籍、批判，國民黨也在四處懸賞通緝他。他的婚姻生活也陷入最低谷，兩度離合，年過半百卻孑然一身。
虎落平陽,分外凄涼。就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小自己29歲的單身鄰居、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潘蘭珍出落得亭亭玉立，也因為美貌受盡欺侮，被一個流氓工頭強逼同居，在無數次的暴力後，她逃離虎口，搬到石庫門，成了陳獨秀的鄰居。
潘蘭珍並不知道眼前的這個老頭就是赫赫有名的陳獨秀，只知道他是個賣字為生的孤苦老人。或許是出於同病相憐的同情心，她開始照顧陳獨秀的生活。
老虎就是老虎，就算沒了牙齒，威風還在。在潘蘭珍的照顧下，陳獨秀再次煥發光芒。他換上西服，打上了領帶，刮掉鬍鬚，染上秋霜的頭髮也梳得油光閃亮，更顯得精神矍鑠。起初，兩人的關係就像父女，又是師生。這種純樸的師生關係在時間酵母的催化下漸漸發生了變化。在經過一場場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潘蘭珍終於拋開世俗的牽絆，向陳獨秀表達了火熱的愛慕之情。1930年，經鄰居許大姐出面做媒，這對老夫少妻正式結婚了，婚後兩人領養了一個女兒，取名潘鳳仙。
對於陳獨秀來說，潘蘭珍已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需要，她的關心照顧讓陳獨秀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感情，那是與輕狂年少時的感情截然不同的。複雜的鬥爭形勢使得陳獨秀一直未將真實身份告訴潘蘭珍，他怕為潘玉珍惹來麻煩。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送往南京老虎山模範監獄關押。這是陳獨秀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經庭審，陳被判有期徒刑13年。巧的是，陳獨秀被捕當天，潘蘭珍剛好與陳獨秀因為照顧小鳳仙的事吵了一架，潘蘭珍賭氣帶著小鳳仙回了娘家，才躲過一劫。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見報後，潘蘭珍才知道一起生活了兩年的丈夫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陳獨秀對自己被捕並不放在心上，他在被押解的路上也能酣然入睡，讓同坐一輛囚車的彭述之羨慕萬分。唯一讓他放心不下的是潘蘭珍。入獄後，潘蘭珍是他委託獄外事務的重要內容。他為自己對潘蘭珍造成精神刺痛而悲苦，也為給她造成物質損失而難過。被拘後，他還託人去住處尋找潘的東西。在給好友高語罕的信中，他詢問潘蘭珍的態度時說：「她對於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不是愛到骨髓，一個放流形骸，面對死亡安之若素的男人又豈能說出這種小男生式的話來？
想到自己垂垂老矣，且釋刑遙遙無期，陳獨秀托老友去見潘蘭珍，讓她與自己斷絕關係，另謀出路，免得受牽連。然而，潘蘭珍已經打點好行裝向南京走來了。
聽說潘蘭珍要來看自己，陳獨秀又寫信叮囑高語罕，要他「婉言勸她不必來看我」。這是一種乏力的拒絕，更是一種焦灼的期盼！理性和感性捉對廝殺，讓他心亂如麻。潘蘭珍的決定卻很簡潔，她在得知丈夫的下落後，立刻將女兒送回南通娘家，隻身來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間民房，靠做女紅零活維持生計，照顧牢獄中的陳獨秀。1937年8月，南京淪陷前，陳獨秀被提前釋放，這時候，潘蘭珍已經整整送了五年牢飯。
是牛人在哪裏都是焦點，所以陳獨秀的被捕所引發的反響也異彩紛呈。陳獨秀被捕之時雖然已沒有職務，但是在國共兩黨都引起了強烈且有趣的反響。國民黨各界因其為共產黨領袖而紛紛致電中央要求「嚴懲」、“處極刑”。同時，共產黨這邊也發表消息，指責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當時，《世界日報》刊登一幅漫畫：主人公是受盡皮肉之苦的陳獨秀 共產黨一拳把他打傷 ，國民黨兩拳把他打昏。兩個政黨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語）除之而後快，相映成趣，後人評價這也許是當時國共兩黨擁有的唯一共識。
1933 年4月14日，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開審陳獨秀，審判進行了三天，旁聽席上連過道里都站滿了人。大律師章士釗免費為陳獨秀辯護，十分賣力，陳獨秀卻不領情，說：「章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整個庭審過程中，陳獨秀態度安閑，顧盼自若，妙語連珠，常常惹得哄堂大笑。他的《辯護狀》有理有據，妙趣橫生，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後被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教材。
一些報刊對陳獨秀和潘蘭珍的關係造謠污衊，連陳獨秀的表弟也信以為真，到監獄勸他注意檢點。陳獨秀沉默良久後說，他的私生活在建黨前是有些放縱，但建黨以後，就再沒有亂來。接著他鄭重地說：「至於國民黨報紙的造謠，我不在乎，可你怎麼也相信呢？我可以告訴你，潘女士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愛情的歸宿，是我陳獨秀深深愛戀的女性，是我離不開的伴侶。」
陳獨秀被釋放後，國共兩方都盛情邀約，均遭陳獨秀嚴詞拒絕。幾經輾轉，陳獨秀帶著潘蘭珍來到重慶偏僻的江津縣五舉鄉石牆村隱居，生活窮困潦倒。期間友人贈錢都被拒絕，說「無功不受祿」 。
1942年5月27日，64歲的陳獨秀在一間破落的角門裏悄然辭世。彌留前給潘蘭珍留下的唯有一句遺言：「蘭珍吾妻，望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倘有合適之人，可從速改嫁，安度後半生。」
34歲的潘蘭珍遵從丈夫的遺囑，在安葬了丈夫後，獨自外出自謀生計。她先是在陳獨秀好友的幫助下在重慶一家農場做工，後迫於生活，與一個國民黨下級軍官結婚，不久這個男人也病故了，她又孤獨度日。1945年抗戰勝利後，她回到上海，在浦東一所小學做炊事員，與18歲的養女潘鳳仙相依為命。1949年10月30日，身患子宮癌的潘蘭珍在飽經孤寂與病痛之後，於上海腫瘤醫院去世，年僅41歲。
大幕關閉了，一段忘年戀情畫上了句號。
名士總是特立獨行、我行我素。世俗能奈我何？作為他們生命中的伴侶，情投意合者，覺得三生有幸，否則，度日如年。但一定不會覺得乏味。
本文摘自《歷史上那些非常情侶》，楊柳編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