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首都軍民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這標誌著1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轉載請註明來源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歷史事件，學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於缺乏檔案文獻，研究者主要依據回憶和口述資料來梳理和討論。親歷者和當事人的記憶多有齟齬和出入，研究者關於一些史實特別是細節的敘述也不盡一致；至於種種未經證實的說法，在坊間更有不少流傳。抓捕「四人幫」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層權力更替，政治風險極大。筆者猜測，出於謹慎和保密，除了筆記、日記、字條之類的個人資料，很可能當年就沒有多少文獻。目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相關研究還要基本依靠回憶和口述的進一步披露來深化。
從回憶和口述看，整個事件的主動當事人（以下簡稱當事人。筆者將該事件的當事人分為主動方和被動方，決定和實施抓捕者為主動當事人，被抓捕者為被動當事人），大致可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決策層，即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核心人物是華、葉、汪；吳、李參與商議較多；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或者參與過商議，或者知情。第二個層級是領導指揮層，主要人物是汪東興、吳德。第三個層級是組織實施層，主要人物是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和吳忠（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耿飈（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邱巍高（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第四個層級是具體執行層，即直接參加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和北京衛戍區官兵。需要說明，還有幾位當事人如李鑫（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周啟才（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作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參與了事件，了解一些情況，所處地位相當於組織實施層。上述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最值得重視。
從還原歷史的要求說，回憶和口述是記憶性史料，雖屬第一手資料，但不宜簡單採信，而需要與其他史料比對和參照，或證實，或證偽，或存疑。本著上述要求，本文對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以及相關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實作一綜述，並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問題。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醞釀：葉、汪四次密談
粉碎「四人幫」後，一個廣為宣傳的說法，是毛澤東生前即對「四人幫」問題早有察覺，並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說過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來，這顯然是政治策略說辭。毛澤東所說的“解決”，同採取強力措施的“解決”是全然不同的兩件事。
那麼，採取強力措施解決「四人幫」究竟是如何醞釀的呢？現有回憶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醞釀的是葉劍英。據對王震、王石堅和聶榮臻秘書周均倫的訪談，毛澤東生前，葉劍英就曾同王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人談過解決「四人幫」的話題；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將帥議論過此事。據對雲杉的訪問，葉劍英曾邀請烏蘭夫（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徵求意見；烏蘭夫明確支持葉的主張。據對李德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瀋陽軍區司令員）的訪談，他去看望葉劍英，葉曾暗示他當務之急是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憶錄里也談及：毛澤東逝世後他到北京參加治喪活動期間，曾去看望葉劍英，葉談了當前形勢，還開著收音機談話，他明白葉是用這種方式徵求意見，要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德生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年譜》稱，毛逝世後幾天，葉劍英便同汪東興就國內局勢和「四人幫」問題交換過意見，時間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過去的說法，都是華國鋒與葉劍英商量之後才與汪東興溝通的。《葉劍英年譜》修正了這一說法，表明華、葉商談之前，葉、汪已經議論過。葉、汪交換意見的情況，《葉劍英年譜》語焉不詳；武健華前些年和2013年發表的文章，則有詳述。據武健華說，9月12日至10月4日，葉、汪曾四次密談。9月12日，葉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弔唁和守靈，上午休息時在福建廳與汪就政治局勢交換意見。兩人都感到局勢的嚴重；葉指出“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
9月15日，葉又到人民大會堂守靈，並會見前來弔唁的各國外賓。會見外賓後，葉在東大廳南側一間辦公室，再次同汪交談，葉提出「我們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中國革命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敗」。（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僅證實了《葉劍英年譜》所說，而且遠比《葉劍英年譜》具體。武不是醞釀此事的直接當事人，但系汪東興（時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直接部下；據他說，當時汪同華、葉交談之後回來都與李鑫和他通氣。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談時間，與《葉劍英年譜》不一。查《人民日報》，9月11日至14日，葉連續四天去人民大會堂守靈，15日未去。故武文所說時間可能有誤，葉、汪第二次密談當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說，葉劍英與華國鋒在毛澤東去世前後，已經就解決「四人幫」達成共識。提出這種看法的是葉選基（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根據，是1976年7月葉劍英曾去華國鋒家拜訪，表示支持華主持中央工作，提出黨不能搞第二武裝，直指「四人幫」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陰謀。寥寥幾句，看不出葉、華是如何談及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關於葉、華這次談話，其實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記述比較細緻，而談話的情況是葉劍英親口向熊蕾父親熊向暉（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轉述的。
據熊蕾所述，葉劍英同華國鋒談話，與熊向暉的建議有關。葉、華談話的時間是1976年7月，華稱葉是「九億人民的元帥」，表示了對葉的敬重。葉主要問了華兩個問題，一是治國方針，華說“舉一綱抓兩目”，“一綱”是階級鬥爭，“兩目”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安定團結；二是人事安排，華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華向葉請教應該注意的問題，葉提醒注意民兵，解放軍的傳統是指揮只能一個，不能搞多中心。葉對他和華的面談非常滿意。（熊蕾《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沒有提及葉、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情況。看來，這次談話加深了葉、華彼此的了解，但說兩人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了共識，則根據不足。
1976年10月6日， 中央政治局執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圖為李先念（左）與華國鋒（中）、葉劍英在24 日北京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群眾大會上
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
醞釀是一回事，提出動議又是一回事。究竟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過去廣泛流傳的說法是葉劍英。近十多年來主要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表明，提出動議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
李先念事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他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29日，參見《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吳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託。吳德不是這個情節的直接當事人，他大概是從華那裏得知的。因為他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華國鋒回答老熟人的詢問說：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發表過回憶。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後的第六天，葉選基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向王震和熊向暉介紹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選基不是直接當事人，很可能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事情的經過，他再轉告王震和熊向暉的。熊蕾顯然是從父親那裏聽說了此事。這個拐了幾道彎的回憶，也許算是來自葉劍英方面的佐證。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訪葉劍英的，葉選基的轉述很含糊。《葉劍英年譜》則明確記述：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一些知情人還提到一個過去不大知道的情況：毛澤東追悼大會後，李鑫曾向華國鋒進言，建議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問題。武健華新近發表的文章記述比較具體。他說，9月12日（不是毛澤東追悼大會之後，追悼大會是9月18日——筆者注）李鑫就跟汪東興議論過「四人幫」的動向，建議“早下決心除掉他們，免得被動”。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議他找個時間同華談談。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東交民巷華國鋒家（耿飈也說，華國鋒當時的住處是北京東城區東交民巷，參見《耿飈回憶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但《葉劍英傳》稱，華國鋒當時居住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衚衕），同華談了「四人幫」的情況，代表汪東興提出除掉「四人幫」的意見。華“聽進去了”，但沒有明確態度，也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以前引當事人的回憶，李鑫向華彙報時，華此前兩天或一天已經委託李先念去向葉提出動議，所以，華不表態很可能是出於保密的緣故。
華國鋒、李先念的回憶，吳德的口述，還有熊蕾的文章，所說時間和對話內容不盡一致，但基本情節相同，都說是華國鋒最先提議，經由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得到早有此意的葉劍英贊同。
目前的疑點有：第一，華國鋒是什麼時候提議的？據華本人的記憶是毛澤東去世後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吳德回憶是9月11日，時間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葉轉達華的提議的？華國鋒、吳德的記憶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說是9月14日，《葉劍英年譜》則說是9月24日。三個說法，前兩個相差一天，後一個則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提議後，葉何時與華面談的？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細節。據華說，9月21日葉去他家商議此事。《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華、葉有三次密談。也就是說，李帶話之後，華、葉的第一次面談，應該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細究起來，《葉劍英年譜》不僅與華國鋒所說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葉轉達華的提議，怎麼會9月中旬華、葉已經秘密商議？第四，吳德口述談及一個情況：華曾告訴他，9月11日華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華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也就是說，葉、汪密談前一天，華、汪已經談過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葉、汪密談應該會涉及華、汪談話，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華報告。但武健華所記，絲毫沒有提及。誰的記憶有誤，一時尚難判定。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京召開，汪東興（右）和吳德在主席台
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
以往的說法是，出於保密，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從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看，這種說法並不屬實。
據前引史料，至遲到9月14日前，至少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已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共識，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華與葉之間的互動。華與葉是如何商量的？這方面材料不多，華國鋒事後曾零星談到。1977年3月，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鬥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兒，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和‘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轉引自《葉劍英傳》）2000年5月，華對《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談及，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採取隔離審查措施後，徵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見。（參見《李先念傳》下）更多的詳情，由於兩位都已故去，無法向人們披露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之間的聯繫，是葉劍英分別溝通的。
據葉向真說，這是葉劍英的安排。葉向真說：葉劍英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他們三個人沒有在一起待過，更不會大張旗鼓開會，父親都是晚上開車到中南海，到汪東興家裏談部署和安排」。“汪東興不能出來，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隊的??他的行動是‘四人幫’嚴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動不動，得讓江青等人摸不著汪的動向，這就是葉帥的部署。”“華國鋒當時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也不能走來走去。”事後葉向真問汪東興、華國鋒，他們證實了這些細節。汪說，“你父親要我和華國鋒同志不要動，他在我們中間來回穿插”。（周海濱《“紅色公主”葉向真——凌子口述歷史》，《同舟共進》2013年第3期）從回憶和口述史料看，商議過程中，華、葉、汪的確未曾三人碰頭；不過，華汪之間還是有幾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與其他政治局成員的聯繫，是華國鋒本人溝通的。據吳德口述，大約是（九月）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他在國務院後的會議室里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他記得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他們當時都沒有說什麼，沒有再往下深談。（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華國鋒的記憶證實了吳德口述，他說：（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參加的有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他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話音剛落，有位同志就說，對「四人幫」也應該區別對待，其他人沒有發言，顯然不能再深談下去了。華感到範圍大了不行，只能個別串連。（《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國鋒的談話，2000年5月20日。參見《李先念傳》下）華、吳所憶，情形基本一致。與吳德口述對照，華說的“有位同志”就是紀登奎。
吳德口述和華國鋒的回憶表明，華、葉、汪、李分別聯繫後，華又同政治局成員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或許加上陳永貴作了溝通。據吳德口述，事後華國鋒曾告訴他，華還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吳德說，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說，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為追隨「四人幫」的吳桂賢、有恙在身的劉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員都程度不同地參與或知曉此事。
高層人士之間的聯繫，除了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一些元老和將帥，後者主要是通過葉劍英來溝通的。《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21日，葉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聶榮臻派去的楊成武（時任解放軍第一副總參謀長）談話，楊成武轉達了聶榮臻有關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9月24日或25日，葉在住地同粟裕（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宋時輪（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談話，告知要解決「四人幫」問題；10月3、4日，應陳雲要求，葉劍英派葉選基將陳接至家中，徵求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此前，葉還在住所同鄧穎超談話。據陳雲說，葉還準備告訴聶（榮臻）、徐（向前）兩帥。聶榮臻的回憶證實：10月5日葉劍英要楊成武告訴他，事情已商量好，請他放心。（《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傳》說，毛的追悼活動結束後，葉劍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圍部隊的情況，粟知道解決「四人幫」的時機已經到來。他了解了部隊情況，向葉作過彙報。（《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葉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是碩果僅存的仍居黨政軍權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將希望寄託於他。
上述情況還說明，「四人幫」積怨甚深，毛澤東逝世前後，黨內上層對其不滿已不是個別人和少數人，而這種不滿也到了快要爆發的程度，儘快解決他們的問題漸成一種隱伏的共識。
尚存的疑問，一是在國務院會議室的議論到底是幾號？吳德只記得十幾號，華明確記得是9月16日；二是陳永貴是否參加了這次碰頭會？華說陳參加了，吳德口述則未提及。李先念也說過，陳永貴不知此事。（李先念談話記錄，198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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