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侵華期間設立的慰安所
韓國日軍隨軍性奴隸姜德京的畫作《處罰責任者》
曾經走上侵略戰爭道路的國家不止日本一個。但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軍隊押解著數十萬女性漂洋過海、翻山越嶺，逼迫她們為士兵提供性服務，以鼓勵士兵在侵略戰爭中去血腥廝殺。
這種軍隊性奴隸制度（日本沿用本國舊稱，把軍隊性奴隸曖昧地稱作「慰安婦」），與戰時偶發的強姦案完全不同。在軍隊性奴隸制度下，受侵略國的絕大多數受害婦女是被強逼或欺騙入軍，失去人身自由，充當性奴隸的，她們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當今世界，也只有日本這一個國家，在主流政治層面，公然為軍隊性奴隸制度張目。
傳統「性政治」觀念
日本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與其社會構造和對「性」的觀念有關。
古代日本奉行一種「性政治」觀念，他們並不把「性」僅僅看作一種私人領域的行為，而是從國家的角度把它當成一種公共資源。這從幕府時期以消解敵對力量為目的、以“閹割大名睾丸”的藝妓培養為突出標誌的公娼制的建立和推行，到近代國家倡導的對資本原始積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游娼大潮的掀起，直至侵略戰爭時期為本國軍隊配置「慰安婦」的軍隊性奴隸制度，都可以看出這條因侮辱女性而侮辱人類的可恥觀念的明線。
「慰安婦」作為專有名詞，至少在13世紀中期就已經出現，據小野武雄《吉原和島原》一書的記載，足利將軍二代時，為了激發官兵的鬥志，就為受命討伐菊池光武的軍隊（1359年），每船配備10至20人的“傾城”（妓女），作為“夜晚的慰安婦”。
到19世紀中葉，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與游女的特殊關係，已經成了流傳後世的浮世經典，例如京都祗園的藝妓君尾捨命救井上馨和木戶孝允，以後成了井上的妻子，木戶孝允的妻子幾松也是追隨他反幕生涯的藝妓，西鄉隆盛的女友則是名為「阿虎」的藝妓。至於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稱“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權”。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來也是出生於馬關的藝妓。維新成功，明治政府遷都東京後，這批政府要員喜歡到東京的新橋游廓（妓院）尋歡，伊藤寵愛其中的藝妓阿倉，為了掩人耳目，便讓阿倉到橫濱開設茶屋富貴樓，於是這裏成了伊藤的別宅。
二戰時性質改變
日本近代的海外妓女業發展得如此之快，與大量軍隊長期駐紮海外是有關係的。有軍隊駐紮之處，就必定有賣春業者建「料亭」（即飯店，有女性服務）為軍官服務。「料亭」的作用，就是為軍官召開諸如作戰謀略、與商社秘密接洽會議時提供類似“待合政治”的場所。
還有就是賺軍隊的錢，秉承游廓一貫的與政府緊密結合的傳統，日本軍隊打到哪裏，游女屋就服務到哪裏，與日本的侵略擴張相伴始終。1908年，日本海外妓女有30791人，這僅僅是政府認可的從業人數，可見這支隊伍是多麼龐大，無怪乎被研究者稱為「娘子軍」。學者谷川健一認為，日本的賣春婦作為「娘子軍」，起到了“皇軍先遣隊”的作用。
日本侵佔並經營中國東北時，關東軍、「開拓團」、南滿鐵路像吸血蝙蝠一樣吸吮著中國東北的肥田沃野，在大連、旅順、奉天等地也聚集著大量的日本妓女和游廓街。
1907年第一任朝鮮統監伊藤博文為實現徹底駕馭朝鮮的目的，推行鴉片、娼妓的發展政策，到處興建「紅燈區」。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這一政策實施得更快。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便利用戰時體制，一鼓作氣地推行“朝鮮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鮮青壯年充當炮灰或苦力，並強征朝鮮未婚女子到日軍中從事“特殊任務”，即充當軍隊性奴隸（即所謂「慰安婦」）。
「慰安婦」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產物，在二戰中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迅速發展為軍隊性奴隸制度。
制度化五大動機
日本政府和軍隊實施軍隊性奴隸制度的動機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為了減少違反軍紀的個人強姦行為。
1938年6月，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承認，在駐華日軍中發生了大量的掠奪、強姦和放火等行為。日軍髙層認為，為了減少違紀事件，只有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所謂「慰安婦」制度），以恢復佔領地的秩序，也就是犧牲佔領地的女性來維護日軍的紀律，讓慰安所起到防止日軍違反軍紀的所謂“安全閥”的作用。
當日軍第116師團即將進入湖南寶慶時，後方主任將憲兵隊長山田定招去說：「司令部最擔心發生強姦的事件，憲兵隊長，為預防這種事故，能不能去募集些‘慰安婦’來？」於是搶來一批中國婦女，設立了慰安所。1938年底，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說：“現在的兵團，幾乎都有‘慰安婦’團隨行，似乎成為兵站的一個分隊。”這實際上是以整體的、有組織的國家犯罪來替代軍人的個人犯罪。
第二，向官兵提供性服務以穩定軍隊、安定軍心，並使官兵士氣高揚，增強戰力。
首先，以軍隊性奴隸（「慰安婦」）來疏導官兵之間的緊張關係。日本軍隊因其法西斯性質，內部實行一種絕對的家長制度。新兵時常遭到老兵的毆打，長官更是以欺壓士兵為能事。
這種官兵關係使士兵感情壓抑，對軍隊生活產生厭惡、仇恨心理，這種人性壓制的無序發泄便是強姦案的大量發生，以及反抗長官事件的增加等。於是日軍上層企圖通過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把軍隊性奴隸作為士兵發泄的對象，起到一種「鎮靜劑」的作用。1939年6月，日軍獨立炮兵第3聯隊的《陣中日記》寫道：“現在，「慰安婦」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
其次，日軍把軍隊性奴隸作為獎勵官兵的手段，刺激部隊的戰鬥力提升。
由於日軍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潭之中，沒有任何休假，也不知何時是歸期，導致官兵情緒低下。而且，日軍的生活設施也較為簡單，毫無樂趣和享受可言。長期的禁慾生活使日本軍人積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因此，軍方需要通過提供女性來刺激士兵的士氣，使其為軍國主義賣命。
日軍前線軍官曾反覆指出，為了鼓舞士氣，必須要解決性問題。1940年陸軍省醫務局長三木良英在視察關東軍後寫道：「第一線的生活，一般都不佳，當考慮精神慰安、給養問題。據部隊長所說，原因不明的逃亡、犯罪，接連發生，精神低落。」接著說：“土肥原師團長要求派遣慰安團。據說，國境守備隊3年間完全沒有外出，應該督促愛兵恤士。”從中可以知曉當年日本軍界大規模設置慰安所的動機。當戰鬥白熱化時，軍官會驅趕軍隊性奴隸到戰壕中 “慰安”士兵，以此激勵窮途末路的士兵的戰鬥熱情。因此，日軍的後方司令部常常把日本「慰安婦」稱作“大和女子SEX特攻隊”。
另外，軍方希望用軍隊性奴隸（「慰安婦」）來撫慰戰敗或對戰爭恐懼的士兵。士兵在戰場上不知何時就會突然死去，他們普遍帶有強烈的恐懼心理，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他們在戰揚上會幹出種種暴行。日軍高層認為，讓士兵與女人親近，有利於擺脫或緩解這種恐懼心理。
第三，預防性病的流傳。
即使在日軍內部，性病也是不光彩的疾病，軍方規定戰傷為一等症，內科疾病為二等症，性病是最低的三等症，而且，患了性病就很難被提升重用。
1917年日軍出兵西伯利亞的戰爭中，性病患者的人數竟比戰死的人數還多，究其原因就是強姦當地婦女所致。日軍既然不能制止士兵的違紀行為，就只能通過慰安所滿足其性要求，並對軍隊性奴隸實行嚴格的體檢。—般須每周檢查，最低限度是一個月檢査一次。不合格者絕對禁止接待士兵。同時，日軍還通過使用安全套、「星秘膏」等手段來預防性病。
第四，治安與防諜。
日軍高層擔心，如果日軍士兵為解決性問題而直接到佔領地民間的妓院去，與佔領地民眾接觸，尤其是與當地娼妓接觸，容易暴露日軍兵力、作戰動向，妓女有可能將日軍情報轉送給中國軍隊。因此，為了阻止日軍官兵的自由活動，設立軍隊控制的慰安所，強迫婦女「從軍」來為軍隊服務。
—個日軍老兵曾道出心裏話：「日本慰安婦可以放心，朝鮮慰安婦也可以放心，她們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不會向敵方泄露情報。之所以不徵集中國女性作慰安婦，就是為了防諜。」實際上，由於日本、朝鮮性奴隸的數量仍滿足不了日軍的需要，於是，就大量強征中國女子為軍隊性奴隸，並控制其人身自由。
第五，在中國婦女身上的發泄，對日軍士兵具有特別意義。
戰爭初期，日軍士兵對中國婦女的強姦案迭出，但據說他們不太願意在慰安所內接觸中國婦女。不過當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則出現了明顯變化，日軍大規模強征中國婦女充當軍隊性奴隸，據說這樣能夠撫慰那些因長期戰爭遭受挫折而產生沮喪情緒的日軍官兵。他們在戰場上被中國軍隊打敗的心理，在中國婦女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日軍情報部一名軍官在給陸軍本部的文件中指出：惟有中國「慰安婦」能對日軍士兵產生這種心理作用，當武士道不能支撐崩潰的士兵時，中國「慰安婦」的肉體卻能對恢復士兵必勝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國女人身上得到滿足，必將在中國領土上得到滿足。
他建議軍方必須更多徵用中國女人做「慰安婦」，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安慰日本軍人，樹立他們必勝的信心。因此日本軍方首腦反覆強調，“軍隊中的‘慰安婦’，對於鼓舞將士的士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為何不敢亮「家醜」
《產經新聞》曾發表國民來信，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難以見人的陰暗面，就像人體有私處一樣，所以，家醜不可外揚，像「慰安婦」之類的事，只能悄悄說，不能到處張揚，或者在學校里告訴孩子。再說，軍隊和性的管理，本來就是令許多國家頭痛的事。當時，日本國民對自己國家的軍隊到底在海外做了什麼，對於作為日軍性奴隸的「慰安婦」與“妓女”的差別，本來並不十分了解。這也是為什麼右翼勢力堅決反對在教科書中寫進戰爭暴行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還有一種認同度比較高的觀點，那就是大家應該把過去全忘掉。一個沒有經歷過戰爭的35歲日本人給報社來信說，「儘管‘慰安婦’問題是一件與我們這一代人不相干的往事，但是這確實是一個使我們的國家遭受指責的問題……來自於過去的‘慰安婦’問題似乎由韓國粗暴地強加在我們身上，他們要求在國家層次上給他們提供補償，在我們竭盡全力推動現代化和發展未來社會的時候，‘慰安婦’問題給我們傳來了一種受‘精神侵略’的感覺。沒有必要再把年輕的一代人拖回到過去的那種關係中。」
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鴕鳥姿態。這部分比較年輕的日本人不知道如何才能卸下先輩給他們帶來的沉重的歷史負擔。他們是這個國家的繼承者，但是，一些繼承者只想繼承財產，不想繼承債務。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一切債務煙消雲散了，希望能夠在陽光下沒有影子地跳舞。
更有甚者，他們反而認為這些債務是強加給他們的所謂的「精神侵略」，儘管他們知道日本軍方對戰爭負有責任，但是仍認為軍隊在戰爭中的魔鬼形象是周邊國家塑造出來的，這種形象將在精神上威脅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使他們喪失民族自信心，“當一個國家沒有驕傲的時候，會有未來嗎？”這是他們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這一心理，後來成為右翼攻擊左翼的道歉為“自虐史觀”的依據。
然而，也有正直的日本公民批評不認罪的態度。一名學生說：真正的「精神侵略」是日本沒有糾正其過去犯下的錯誤。前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土屋公獻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政府只有承擔了法律責任，才能取信於亞洲及全世界人民。否則，日本將不能恢複名譽，不能與世界人民和平共處，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驕傲。對過去進行清算，大家一起發展經濟，我認為這是一條最現實的道路。希望讓更多的日本人知道中國的感受。”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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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資料圖）
一見如故，訂立契約
1972年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向北京發回一份電報：美國紐約州賓翰頓大學副教授洛克珊·維特克夫人希望到中國訪問，專門採訪有關中國婦女革命的歷史，請考慮作為友好人士予以接待。
7月19日至9月1日，維特克夫人應邀來華訪問。在中國友協的安排下，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康克清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維特克夫人。此外，會見她的都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戰士、老革命家，是領導中國婦女運動的傑出人物。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國公民，受到這樣高規格的接待和會見，應該心滿意足了，但是，她想得到「中國問題專家」的稱號，便提出了會見江青的要求。她說：美國人知道宋美齡，卻很少有人知道江青。她認為江青是當代中國最時髦、最有權威的女人，寫一本關於江青的書，肯定會給美國讀者帶來震動。
周恩來總理在外交部的呈文上批示：「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
江青看到幾位大姐會見維特克夫人的簡報，又見到周總理的批示後說：「一位政治家如果想在國內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沒有國際輿論的支持是不行的。」她立即叫我打電話給姚文元，請他到釣魚台10號樓，研究會見維特克夫人的事。
姚文元接到電話後，很快來到10號樓。他們研究後，江青對我說：「你給總理打個電話，就說我精神還好，見見維特克夫人為好。我建議也請文元同志參加，請總理安排時間。」
8月12日下午3點鐘，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會見了維特克夫人。
江青和維特克夫人一見如故，兩人毫無拘束。江青說：「哎呀，你真年輕、真漂亮。你是研究中國的副教授吧？我非常高興會見你。」
維特克夫人對江青說：「見到你，江青夫人，我非常榮幸，非常感動。到中國來，而不見到你，那麼我還算來過中國嗎？今天是我最高興的日子，我太高興了，太激動了。我非常願意寫你個人的歷史，因為你的歷史和偉大的中國革命是分不開的。寫你，一定會有意思。」
「是的，」江青接著維特克夫人的話茬兒說，“鄧穎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是，她們都是搞婦女工作的，只能對你談談婦女運動。我可不一樣，我的面寬得多。我可以給你講戰爭、談軍事、談政治、談文化藝術，還有文化大革命。我聽說你回去以後，準備寫本書，有關中國的書。我們合作吧。我提供材料給你，我給你說，你來寫。以前美國有一位著名作家叫埃德加·斯諾，他在30年代寫過毛主席，在西方一舉成名。你很年輕，很有才華。 你寫我，寫現代的中國，你就是第二個斯諾，你也將一舉成名。”
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首次發表了毛澤東的著名詩作《七律·長征》。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以一個傑出新聞記者非凡的洞察力，預言毛澤東「將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還揭示了毛澤東「將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的奧秘：因為在他身上有著“一種堅定本質上的活力”、“一種不可思議的特質”。
江青為何在維特克夫人面前談起斯諾？她的潛台詞是：斯諾是一位美國人，30年代寫了一本關於毛主席的書，一舉成名。那時，毛主席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而且在西方也成了有重大影響的人物。維特克夫人也是一位美國人，如果在70年代寫一本有關江青的書，也會一舉成名。她江青今後也會和毛主席一樣成為黨內的領袖，也會成為在西方有重大影響的人物。這叫互有需要，互相利用，對雙方都有好處。
江青和維特克夫人的這次會見整整持續了4個小時，但江青仍覺得對這位洋女人討好得還不夠，還為她大擺了宴席。冷盤不算，熱菜就有8個，外加北京特產——烤鴨。本來是禮節性的會見，結果變成了胡吹亂侃的會談。
不聽勸告，一意孤行
1972年8月25日下午4時，江青約維特克夫人到廣州遠郊老虎洞林彪原來的別墅繼續會談。時任外交部禮賓司副科長的唐龍斌負責禮儀，新聞司副局長張穎做具體聯絡工作，另外還有英文翻譯小沈，一位速記員，對外友協的負責人老丁和陪同老陳、小俞。
在一張長方形大桌子上，擺開了三張「西北戰場圖」，長茶几上放著兩個可移動的咪高峰，連接著錄音設備。張穎湊到江青身邊，低聲說：“維特克夫人對戰爭沒有興趣。周總理叫我轉告你再談一次就夠了，只談文藝，不要談其他。維特克夫人的簽證是28號，不要再延期了。”江青裝作沒聽見，把話題轉到衣著上，對總理的意見置之不理。
江青親熱地拉著維特克夫人的手走進會議室，對維特克夫人說：「我的談話怕你記不下來，你就不要作記錄了。否則，你既聽不完整，記不完整，也記不準確，你注意聽就是了。所以我今天特意錄音，把我所談的全部內容都錄下來。我不僅給你全部錄音稿，而且錄音帶也全部送給你。」
雖然江青承諾把錄音帶和記錄稿將來送給維特克夫人，但維特克夫人怕江青的承諾不能兌現，所以在整個談話過程中，還是不停地在日記本上記錄著。
外交部的同志提醒江青：「送錄音帶的事別說得太肯定了，免得以後麻煩。」江青裝作沒聽見，對著咪高峰大講她在西北戰場作戰的經過。
江青說：「那時毛主席在指揮西北戰場，我也在那裏，在毛主席身邊，協助毛主席指揮。」維特克夫人看到「西北戰場圖」很感興趣，說：“你這些地圖畫得那麼清楚，連行軍時間表都在上邊了！但是，你剛才對我說的我卻沒有記清。”“這些地圖都是為你畫的，”江青興奮地說，“你將來寫書的時候是有用的。”
會談進行了5個多小時，江青用豐盛、美味的廣東菜肴招待維特克夫人。宴罷，江青接著談戰爭：「撤離延安的時候，所有的女同志都離開了作戰部隊，先過了黃河，只有我一個女的始終留在西北戰場，繼續參加戰鬥……我時時為毛主席作參謀，我們共同指揮，一直到胡宗南的軍隊被消滅。」
維特克夫人幾次向陪同她的外交部的同志表示：「我對戰爭沒興趣，想聽聽江青私人的故事。」外交部的同志把維特克夫人的話翻譯給江青時，江青說：“我當然會給她講的，忙什麼？西北戰場就是我的故事。你應該告訴她，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揮了戰爭。”
江青講她如何「指揮戰爭」的故事足足講了十幾個小時，才接著講她的私人生活。
逸聞趣事，胡謅一氣
當講起自己的名字時，江青說：「我第一個名字叫李雲鶴。鶴是一種輕盈美麗的鳥，兩條腿很美。我小的時候，兩條腿也是細長細長的，所以我父親給我起名叫雲鶴，鶴立雞群嘛。我的名字和我以後的情況完全一樣，我確實出眾嘛。我特別喜歡這個名字，天上有彩雲，仙鶴在空中輕盈地飛翔，多麼美麗，多麼富有詩意。」
「我到上海以後，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導演，看我長得很美，很喜歡我，非要給我起個名字。當然啰，給一個電影明星起名字也是他的驕傲。他給我起名叫藍平。後來，有人寫電影海報時，把藍平的‘平’寫成蘋果的‘蘋’，我覺得這個名字也是蠻不錯的。藍色的蘋果，與眾不同，有新意。平常的‘平’沒有特點，沒有特殊的意義。以後在電影字幕上和我自己寫文章署名，都是用‘藍蘋’這兩個字。」
「我現在的名字可不得了啦，國內外都知道。你知道嗎，江青這個名字是我到延安時自己起的。大海浩瀚，江水滾滾東流去，多麼有氣魄。江水是藍色的，清清的江水，多麼迷人，多麼有詩意。我最喜歡藍色的旗袍，線條是很美的。從政治上說，青出於藍勝於藍嘛。我非常喜歡這個名字。」
江青繼續得意揚揚地向維特克夫人誇耀她的名字：「我還有一個名字叫李進。你讀過毛主席的一首很著名的詩詞嗎？我給你背一背：‘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這首詩詞是毛主席贈給李進的，李進就是我。」
當講到自己的家庭時，她說：「我的父親是個木匠，是做大車軲轆的，雖然賺了一些錢，但生活還是很苦很苦的。我記得上學的時候，沒有吃過好吃的。學校離我們家較遠，中午不能回家吃飯，在學校只能吃一兩個燒餅，喝一瓶蒸餾水。我的父親脾氣很壞，是一個罵人藝術家、打人專家。他原來有一個老婆，因為不會生孩子，又娶了我的親母親。他幾乎每天都打罵我母親，有時把我母親打得跪在地上求饒，還是不停地打。有時我母親怕挨打就偷偷地鑽進柴火堆里躲起來。有一年元宵節，我父親把我母親的一隻小手指打斷了。母親實在受不了那種折磨，趁著漆黑漆黑的夜晚，就領著我走夜路回到我外婆家。父親找到我們以後，母親又遭一頓毒打。自從那以後，我特別怕走夜路。唉，我現在想起我父親打罵母親時的兇相還不寒而慄呢。」說到這裏，江青兩隻胳膊抱在胸前，說：“那種情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江青頓了頓，用手理了理額頭的一縷髮絲，繼續講她的經歷：「我的原籍是山東省諸城縣，1914年出生。哪一天出生我不說，保密，因為說出去，怕大家給我祝壽。1929年，我們村裏有一個地主看我有出息，主動出錢把我送到青島藝術學校學習。之後，他還經常給我捎錢去。學校免費，上學條件比較優越。後來，應一個朋友的邀請，我到了上海搞藝術工作。在那裏，我演過《娜拉》、《欽差大臣》、《大雷雨》等。我演了這幾齣戲以後，一舉成名，走紅啦。1937年，我放棄上海的優越條件來到革命聖地延安。我是挺著胸、昂著頭進延安城的。」
說到這裏，江青停頓了一下，閉了一會兒眼睛，繼續說：「在上海，一個電影明星，物質生活條件還是不錯的。但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下，心情鬱悶得很呀！到了延安，一看到紅旗就激動得潸然淚下呀！」
江青揉了揉眼睛，又指了指維特克夫人，說：「你沒有我那種經歷，是體會不到我那時的心情的。哎呀，還有一點我沒有講到，請允許我補充一下：30年代，我在上海，雖然是第一流的演員，但還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主要是做革命工作，地下黨，領導工人運動，最主要是領導文藝運動。那時候，魯迅是革命文藝的旗手，了不起呀！魯迅對我是很欣賞的，不僅對我演的戲，對我的文章，對我個人，都是很欣賞的。魯迅說這是個真正的革命的女性……周揚、夏衍、田漢他們圍攻魯迅，也圍攻我。魯迅逝世的時候，我們文藝界為了紀念他，集會遊行，我走在最前面，表達了沉痛的心情。」
接著，江青喋喋不休地講她的姿色：「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他們使用了各種手段，瘋狂地追逐我。有一次很有趣，是你們美國人，一個水兵，喝醉了酒，搖搖晃晃地在外灘上，向我迎面走來。他站在我面前，攔住我的去路，向我敬了一個滑稽的軍禮，兩腳一併，咔嚓一聲。我回頭想走，那傢伙嬉皮笑臉，走近我，雙手伸過來了，想占我的便宜。我抬手就給了他一巴掌。他還是笑嘻嘻的，又是咔嚓一聲，敬了個軍禮，還說了一聲對不起，走開了。你別看我現在領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從前呀，我年輕的時候，可富於感情了。我個人的生活是非常羅曼蒂克的，上海的小調我都喜歡，那真是非常有味道的，背點給你聽聽。」
江青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就細聲細氣地哼起了一個上海小調：「我呀，小妹妹哩，舍呀捨不得……咿呀呵嗬唉……哈哈……」
在廣州，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的第一天，就給我們下了命令：「我跟維特克夫人談話的內容非常重要，你們每天都要坐那裏認真聽，認真學習，好好受教育。」說實在的，我們不願意聽她胡謅亂侃，人雖坐在那裏，但沒有聽進去多少。
我坐在一旁，實在看不下去：平時高傲、冷漠的江青，現在為了討好一個年僅34歲的外國婦女，竟然不知羞恥地談起她的羅曼史，哼粗俗小調，真是大殺風景。我們在場的人都感到無地自容。
江青為了使維特克夫人看到她生活的各個方面，為她樹碑立傳，能早日揚名於全世界，陪同維特克夫人吃山珍海味，一起遊覽公園，乘火車專列到石灣參觀陶器工藝品廠，贈送象牙裁紙刀、特製書籤、檀香扇等工藝品，贈送線裝《古詩源》、《二十四史》等書籍。她還每天用新鮮的茉莉花、白玉蘭做成花環，戴在維特克夫人的脖子和手腕上。我怎麼也想不到，平時威風八面、神氣十足的江青，竟在一個晚輩面前低三下四起來，真是有辱國家尊嚴啊！
江青生怕維特克夫人對她印象不深，寫書材料不足，一再勸說維特克夫人推遲回國。她對外交部的同志說：「維特克夫人的機票一定要改期，有什麼損失完全由我方負擔。如果誤了她講課，損失也由我方負擔。」
當外交部的同志向江青婉轉陳述說「維特克夫人推遲回國不好」時，江青竟然下達了命令：“把維特克夫人的回國日期推遲幾天，立即給我去辦！”外交部的同志無奈，只好請維特克夫人推遲行期。
就這樣，從8月25日至8月31日，前後共談了7天，每天談一次，短則五六個小時，長則達八九個小時，共談了60多個小時。
在為維特克夫人送行時，江青說：「希望早日看到你寫的我的傳記，預祝你成功！」
回到北京以後，江青就忙著組織人整理她與維特克夫人幾十萬字的談話記錄稿。這可把整理稿件的工作人員忙壞了，送了一稿又一稿，她均不滿意。不滿意就改，改了一次又一次。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將江青的談話整理成文。
領袖干涉，立即剎車
文稿送給周總理以後，周總理對此非常慎重，於1972年底召集參加接待維特克夫人和整理記錄稿的工作人員開會。周總理在會上鄭重宣佈：「經請示毛主席，記錄沒有必要送給維特克女士，圍繞此事的一切工作馬上停止。所有的記錄、錄音、資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歸入檔案。」“絕不能把這些材料外傳，已經流入社會的要想法追回。”
第二天，張穎等有關人員把所有的記錄、草稿、鉛印修改稿等全部歸總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文稿交給外交部檔案室歸檔。餘下的全部放進一個保險箱裏，加上封條交給了外交部保密室。
會後，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我，問：「江青同志跟維特克女士的談話錄音帶有多少？」我回答：“這些錄音帶是用裝電影片子的鐵桶裝的，有兩桶。”周總理又問：“有人借走過嗎？”我說：“沒有。我怕丟失，在廣州上飛機以前就用密封條封好了，到現在密封條都沒有撕掉。”
周總理表揚說：「那好，你辦事還是蠻認真的。這些錄音帶請你保存好，絕對不能丟失和外傳。先放在你那裏，如何處理，以後再說。如果有人要借，請你直接打電話給我，經我批准後方可。主席那裏除外。」我說：“請總理放心，堅決按照總理的指示辦！”
維特克夫人雖然未能得到江青跟她談話的記錄稿和錄音帶，但在回國以後還是根據自己的記錄開始寫江青傳記，題目是《江青同志》。這本書出版後在西方成了暢銷書，第一次就印了3.5萬冊，以後又不斷重印。
了江青跟維特克夫人談話的情況。
以後，正在調查處理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