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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四人幫」被4個×代替

博客文章

揭秘: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四人幫」被4個×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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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四人幫」被4個×代替

2019年07月13日 18:14

毛主席追悼大會在天安門舉行(資料圖)

王洪文主持追悼大會(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四輯,原標題為「‘文革’中的‘偽照片’舉隅」

當下的一個熱門話題是夙有「仁義禮智信」豐富傳統精神資源的中國,現在竟為「誠信」缺失(在不地道的商品經濟環境下,居然幾乎成了稀缺資源)傷透了腦筋。別的不說,就說攝影,一個「華南虎」事件鬧得全國上下沸沸揚揚。那麼,值得探究的是:以求真為目的的人類活動,如攝影術、照片史以及與膠片工業有關的影視業,如何在某種特殊的目的和意圖下,竟成為造假作偽的行當?(如當年人們看電影,經常在正片前要看新聞紀錄片,人們將之稱為「新聞片子」——取「新聞騙子」的諧音罷了)不要看這種追究沒什麼意思,其實,這說小可小,說大可大,一如不久前「兩會」結束,溫家寶總理在會見中外記者時再三強調「解放思想」(這四個字已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走過了30年),並說要有「獨立思考、批判思維、創造能力」,無疑,這三種觀念和能力的前提和基礎都只能是我們一貫所說的「實事求是」——求真、求實。

或許也是因此感受到了時代的潮流和當務之急,在攝影領域,著名攝影家李振盛(前《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許林(《人民日報》資深攝影記者)等都公開撰文,承認自己有過造假的經歷,如李振盛的文章《我40年前造過假照片——為維護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和「最高指示」的完整而造假》、許林的博客文章《40年新聞攝影回眸與自我批判》等。

李振盛先生說:當年自己「當記者很無奈」,如「面對自己拍攝的一些本來很正常的新聞照片,卻要按照似是而非的‘政治標準’去進行一番非正常的修改,不達到標準,就不能通過審稿關,更甭想見報了」。那時突出政治是比天還大的任務,誰要是不自覺修改有欠缺的照片就甭想見報。用當時的話來說,「這樣既適應了政治需要,又體現‘忠不忠見行動’的精神」。

因此,他拍攝的著名「攝影作品」《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就只能是「作品」了,即「依照當時宣傳方面的要求,這張照片的畫面中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問題’:其一,照片前面的人們振臂高呼口號時,高舉的拳頭正巧重疊在後面的兩幅毛澤東像上,這種‘揮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對偉大領袖的大不敬行為。其二,照片中人們所舉的毛澤東像是紅漆木製鏡框鑲著的,用黑白膠捲拍攝,沖洗出來的照片就變成‘黑框’了,這是絕對不行的!敢給毛澤東像‘加黑框’,該當何罪?其三,照片畫面里人們高舉的‘最高指示’語錄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兩個字,被前面揮舞的小彩旗遮擋了,仔細一看成了‘文化‘牛’命’。此外,‘要’字被遮住了下邊的‘女’字,變成了個‘西’字。如果這樣見報,起碼也會被定為‘惡毒竄改最高指示’。像這樣的新聞照片,是不可能見報的。如果一不留神兒見報了,必定會招來紅衛兵包圍報社,興師問罪。怎麼辦?要想見報就得加工修改。」

他還回憶說:「自‘文革’開始以來,我們干攝影記者這一行的人逐漸適應了在為政治服務的前提下,對新聞照片進行加工的一套程序。這套加工修改的方法並不複雜:用黑白顏色的水粉調製成適當的色調,在照片上塗抹描繪,先塗抹掉那些影響畫面完整的不該有的影像,諸如:重疊在毛澤東畫像上的拳頭,遮擋標語牌的三角小紅旗。再把毛澤東畫像上的衣服畫出來,還要把那個‘黑’相框抹塗成白色的寬邊,再把標語牌上不完整的字寫上去,用毛筆在照片上描來畫去,一直修改到滿意時為止。」當年類似《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樣的「作品」,李振盛還有《「五七戰士」與貧農大娘一起學「毛選」》等。

至於許林先生,更是痛慨於自己當年「擺拍」的經歷(如「名作」《南泥灣五七幹校》等),他回憶說:「1953年新華社曾有記者提倡‘抓拍’,反對擺拍,但遭到了批判。那時提倡‘本質真實’,反對‘現象真實’。當時國外的記者就開玩笑說,中國照片真‘完美’。」許林先生還發現如今又有新聞照片「擺拍」有回潮的現象,而且雷同化、概念化的照片大有泛濫之勢,因此,他更加感到有必要“公開清算和批判自己”,“以實際行動捍衛‘抓拍’的理論和實踐效果”。

「文革」時代,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又有一些照片被“換頭”或“切頭”的事例。當然,此時“造偽者”的動機卻是更加複雜了,他們有的是出於無奈的好意,有的則是“理所當然”的書寫歷史的不二法則。

歷史是慣常有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反諷性和弔詭性的,就在「個人崇拜」的狂潮臻於頂峰的不久,歷史的無常又顯現了出來,曾經高喊對最高領袖要服從、崇拜到“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一句抵一萬句”的第二領袖卻出了“背叛”乃至意欲殺害最高領袖的事件,此之後,幾乎一夜之間,“永遠健康”的影像消失了。直到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大概是最近幾年吧,在北京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的一個展覽會上(“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防和軍隊建設成就展”),完整的“十大開國元帥”的照片才得以與世人相見,以至於那位元帥的女兒不由發表感想云:

多年來,我內心裏確實非常沉重。「九一三」事件後,關於我父親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戰功,被儘可能地抹去了。我曾經到解放軍畫報社,想花錢把我父親的照片洗出來。在指揮平津戰役的將領合影中,他們把我父親抹掉了。我找他們說,這不是原來的照片,歷史就是歷史,我要原來的照片。

原來的照片,原來的歷史;現在的照片,現在的歷史。這是如何糾纏不休的?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包括歷史照片)?當然,所以成了「原來」的,抑或“現在”的,不是沒有緣由的。從「原來」到“現在”,有惡意的篡改,也有“出於無奈的好意”。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周恩來一向給人以溫文爾雅的印象,但在對敵鬥爭方面他一點都不心軟,狠起來也是相當厲害的。這從周恩來領導上海地下黨組織時處理的一件事上可以看出來。

1931年4月24日中共高級特工顧順章叛變。顧順章當時協助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併兼任第三科(行動科)的負責人。第三科也叫做紅隊,主要負責保護上海的黨中央及領導人,同時專門負責懲治叛徒,所以三科也俗稱「打狗隊」。由於顧順章掌握著上海黨中央所有領導人的住址和聯絡方式,所以他的叛變成了中共史上最危險的叛徒。所幸顧順章落在了國民黨中統手裏,而中統首腦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就是我黨潛伏的特工錢壯飛。錢壯飛第一時間獲知顧順章叛變的情報,馬上通知了周恩來,周恩來採取緊急補救措施,轉移中央機關,力圖把顧順章叛變帶來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周恩來

當時顧順章的妻子、岳父母等親屬有許多在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機關打雜,他們對地下黨的成員也比較熟悉。中央機關緊急轉移到新地址時準備將家屬一併帶走,周恩來等人告訴顧順章的家屬顧已叛變,要與其劃清界線。顧妻當場表示不從,並試圖逃走,顧的其他親屬感情和立場也都站在顧順章這邊。情況已是十萬火急,周恩來等人考慮到上海的秘密機關沒有條件關押他們,放他們出去又會暴露中央行蹤,遂決定將他們剷除。周恩來和康生調集中央特科一批和顧順章沒有什麼關係的人執行這一任務。由於在租界,不能開槍,用刀則血跡不好處理,所以採取用繩索勒的方式將顧順章的家屬處死,然後將屍體深埋在花壇內,上面加封水泥防腐臭外泄。顧順章的9名成年親屬無一倖免,僅有顧順章8歲女兒顧利群和12歲的小舅子張長庚沒有被殺害。周恩來特彆強調孩子是無辜的。於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張長庚則放回老家。

處理完這事,周恩來慘然不樂。據當事人陳養山回憶,從不抽煙的周恩來當時破例要了一支煙,抽了一口就嗆得直咳嗽,說:「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怎麼評價我。」多年後,到延安採訪的埃德加.斯諾也寫到:周恩來看上去是這麼風度翩翩,誰又能想到需要他殺人的時候,他也不會手軟。

最危險的叛徒顧順章

事實上,當時的敵我鬥爭是你死我活的,十分殘酷,對敵人任何一點留情都可能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那個周恩來不忍殺害的12歲男孩張長庚後來被國民黨特務找到。國民黨特務讓他天天在上海的一些弄堂口轉悠。幾個月後,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騎車經過,被張長庚認出,旁邊埋伏的特務立刻一擁而上,將王世德逮捕。王世德很快叛變,出賣了許多地下黨成員,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機關遭到破壞。王世德還供出了顧順章家屬的下落,並帶著國民黨特務去掘屍,成為當時轟動上海的「海棠村掘屍案」。多年後周恩來也給斯諾講了這個經歷,感嘆革命鬥爭的殘酷,不容有一點菩薩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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