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被捕，鄧小平感嘆「華國鋒這人，選對了」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志與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

本文原載於《紅廣角》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華國鋒同「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同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領導人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葉劍英真心誠意地把華國鋒譽為“英明領袖”介紹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鄧小平復出了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據葉劍英侄子葉選基在《葉劍英力促鄧小平復出》一文中講，當鄧小平女婿賀平（鄧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幫」之次日“飛車”趕到鄧家報告這一特大喜訊時，鄧小平及全家都無比興奮，鄧向他們解釋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陳平的典故，說華（即華國鋒）這人好，選對了，並感嘆地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還處於軟禁中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一封親筆信，表達自己對於粉碎「四人幫」的擁護和激動心情。有人責備華國鋒，對鄧的信沒有立刻作出反應。也有人說，葉劍英在為鄧小平的復出儘力，而華國鋒卻阻撓鄧的復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生前下的決心，華國鋒怎麼能在毛澤東逝世剛滿一個月就宣佈停止批鄧、恢復鄧小平的一切職務？毋庸諱言，華國鋒當時在對待鄧的問題上是持非常慎重的態度的。作為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對解決鄧小平問題有他自己的步驟：

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允許鄧小平看文件。

1976年12月25日，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談到1977年的任務時沒有再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7年初，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社論，也沒有再提“批鄧”。

1976年12月初，鄧小平前列腺病發，到301醫院治療。當鄧小平還在301醫院療養之際，葉劍英在玉泉山九號樓就不止一次地向華國鋒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工作，華均未反對，只表示，「要做黨內外轉彎工作，水到渠成。」為鄧出院後的住處安排，華提出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葉的住處，住進西山二十五號樓。可見，華對鄧還是善意和關懷的。①

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成為爭論的話題。3月14日，華國鋒在會上公開表態：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解決鄧小平同志問題，條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②華國鋒繼續說，“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③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他在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同年5月3日，經華國鋒批准，以中共中央名義，將鄧小平4月10日的這封信連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寫給華國鋒的信一起轉發給全黨。這應該說是華國鋒為鄧小平復出創造的最有利的條件，也是所作的最好的準備。至於鄧小平沒有馬上復出而等待了一段時間，很明顯，是華國鋒和中央高層的策略考慮。

據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在其口述歷史中講，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④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恢復了鄧小平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態度

 

1976年，華國鋒慰問唐山地震災區人民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並相繼被多家主流報刊轉載。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一發表，即招來中央上層一些領導人的嚴厲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了與中央領導人不合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寫這篇文章的作者就受到追究，組織、引領這篇文章和推動這一討論的胡耀邦就被停止中央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領導職務。究其原因，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所持的剋制、寬容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在一次會議上，後來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王任重當面問華國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國鋒答道，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掌握中國黨政軍最高最大權杖，他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他在家裏跟親友拉家常時告訴親友說，我多次強調，要多宣傳老一代革命家的豐功偉績。這方面，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也有記載：「華國鋒同志在會上著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並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誌。」

華國鋒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78年年底，華國鋒名正言順地主持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時為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于光遠從頭至尾親歷了這兩會。他後來在《1978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文中寫道：「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對錯誤的觀點，如‘兩個凡是’已經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于光遠後來曾說，對於華國鋒的講話，“大家——包括我在內——是比較滿意的。”“華國鋒的確是一個熱心建設的人，情況掌握得不錯，思想也開放。粉碎‘四人幫’後他的確想好好地干出一點名堂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讓大家暢開講話。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在《華國鋒在「真理標準」討論中》那篇文章中寫道：“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胡德平繼續寫道，「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胡德平對華國鋒評價道：「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華國鋒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是國人有目共睹的。像複查、平反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這種將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極其重大的舉動，作為中共中央主席，他不點頭、不同意、不拍板，哪個人都是不能辦的。當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政治局內反對者佔上風。華國鋒頂著巨大壓力，在葉帥支持下直接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佈置的，才使「天安門事件」得以迅速平反。這個中內情至今尚鮮為人知。⑤

原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曾評價華國鋒，說華國鋒是一個好人，在粉碎「四人幫」上有很大功勞，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壞事，他的錯誤主要是「兩個凡是」。筆者認為，在這句話的後面應該再加上半句：“但他自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華國鋒與毛澤東

華國鋒本姓蘇，原名蘇鑄，1921年2月16日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縣城——天寧鎮永寧南路四十六號一個手工業者家庭。

1938年6月，十七歲的蘇鑄離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交城縣犧牲救國同盟抗日游擊隊，自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參加革命後，蘇鑄為自己取了個化名「華國鋒」——取義於“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

1951年，華國鋒調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湘潭是毛澤東的故鄉，華國鋒當上了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這一歷史機緣必然會引起毛澤東對他格外的注意和栽培。

1955年夏天，毛澤東第一次注意到了華國鋒的名字。那一年的7月，毛澤東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華國鋒在學習了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後，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寫出了《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等三篇文章，這些帶有濃郁湘潭鄉土氣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並使得他記下了華國鋒這個名字。1955年秋，毛澤東來到湖南視察，在長沙第一次接見了擔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面相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老實厚道、忠誠可信的印象。在此之後不久，毛澤東破例邀請華國鋒列席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並讓華國鋒在全會上介紹了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

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又來到湖南，在長沙約見了已擔任湖南省副省長但仍兼中共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這一次毛澤東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韶山沖，華國鋒名列在陪同的領導幹部之中。同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問題牽連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中共中央調湖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澤東親自提名華國鋒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

「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湖南省委的當權派，華國鋒也受到衝擊、揪斗和抄家，因毛澤東和周恩來保了他，他便很快被“解放”，先後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11月，當選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並任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告訴斯諾，他的家鄉湖南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物也出了幾個。第一人便是湖南省委現任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華國鋒當時才四十九歲，毛澤東卻親切地稱他為「老人」。毛澤東口中的「老人」，絕不是指的年紀，而極可能是指華的品德和在湖南工作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毛澤東稱華國鋒為「老人」，表明了毛對華的特別關注和信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中共黨內從來沒有過明文規定設「第一副主席」。這樣，剛由政治局委員上升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便名列在王洪文、葉劍英之前——周恩來生前所處的位置……

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辭去了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接任。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軍委主席。

華國鋒在離開黨和國家權力核心後，儘管身居簡出、頤養天年，但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在黨的第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上被連續選為中央委員，特別是在黨的第十五大上，華國鋒以全票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在黨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滿頭白髮的他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中共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盛會，可謂意味深長。從黨的九大至十五大，華國鋒連續七屆當選為中央委員，連續九次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也是創記錄的。

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華國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七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文革」中的江青（資料圖）

１９６７年，我給江青當秘書（第一任秘書）的時候，正是江青如「眾星捧月」大紅大紫的時候。那時，江青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已被列入中央負責人行列，並且排位很靠前；從當時輿論宣傳的廣度和力度上看，除了毛澤東、林彪，恐怕就屬江青了。毛澤東、林彪因為早已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因而對江青的宣傳就顯得最突出。在「文革」十年里，對江青的宣傳，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這次以宣傳江青關於京劇改革和“文藝革命”為標誌，大講江青在文藝和文化方面的貢獻；第二次，從１９６８年３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開始，大講江青是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的代表，除了已有的“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號外，甚至喊出了“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第三次，是１９７１年林彪折戟沉沙後，“四人幫”利用公開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廣泛組織學習討論，大肆宣傳江青和毛澤東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關係，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後，對江青的宣傳一直還有，但說不上掀起什麼高潮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宣傳江青的高潮，我是從報刊和材料上看到的，第一次我身臨其境，現在就談談當時的一些情況。

眾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義上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所謂“五大秘書”之一）外，並沒有其他什麼實際職務。「文革」開始後就不同了。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設立“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江青被任命為副組長，排第二位，在中央委員、中南局書記王任重之前。同年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宣佈：“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江青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１９６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改革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到這時，江青在黨內、軍內都有了實際職務，而且不是一般的職務。當時，陳伯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並且在陳伯達缺位時她可以代理；在全軍文革小組，江青和元帥徐向前齊名。由此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謂不高，不可謂不重。在政府內，江青還沒擔任什麼職務。據曾志說，陶鑄（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總理商量，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不如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有個名義聯繫工作。誰知江青聽了此議氣得要命，竟說什麼“你們碰到鬼了，我怎麼能做這種事情”！在當時，江青對文化部副部長的職務不屑一顧，那是很自然的。她甚至認為，這是陶鑄對她的貶損，因而種下了對陶鑄的不滿和仇恨（當然，原因不止這一點）。江青當時的地位確實非常顯赫。除了已擔任的職務外，她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夫人。有人說，江青的“第一夫人”身份比政治局委員還重要。這一點是不假的。

上面所說是關於江青的職務，下面我們再看看當時對江青的宣傳，特別是當時中央負責人和中央報刊對她的宣傳。

１９６６年１月，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於１月２２日給總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也多次吹捧江青，茲舉幾例：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陳伯達在廣播學院講話時就稱江青為「中央負責同志」，在駁斥一個“誹謗”江青的條子時說：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後參加革命的，有３５年的鬥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出頭露面，全心全意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入黨，我認識江青同志的入黨介紹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外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好人宣揚這一點，壞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京劇改革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創者……現在文化革命是從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首都召開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陳伯達主持並致開幕詞。他說：

１９６２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指示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在毛主席這一偉大號召下，在毛澤東思想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

這個新的創造，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變了……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了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詛咒它，恨死它……我在這裏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在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在首都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２５周年大會上，陳伯達發表講話，其中談到江青時說：

江青同志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她是打頭陣的。這幾年來，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樣板，把牛鬼蛇神趕下文藝的舞台，樹立了工農兵群眾的英雄形象。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為為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

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的公開場合，我沒聽到康生對江青有什麼讚揚和吹捧，我注意尋找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在當時中央負責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澤東外，大概只有康生了。這可能是從延安以來形成的習慣。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並不表明康生對江青不尊重（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不是不怕），實際上他們的關係是很密切的，遠遠超過和陳伯達的關係。康生對江青的稱呼的確有一個變化，後來不僅稱江青同志，甚至有時在他給江青的信上，竟寫：「呈江青同志親啟」。這個現象和變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至於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對江青的吹捧和讚揚，我們就不去抄錄了。我們再舉例看看中央報刊對江青的宣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翌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十八日訊」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簡直高於總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訊中說：“有１５００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並且在一起照了相。”接著是這樣寫的：“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主持。”最後是：“參加群眾大會的各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在這篇通訊中，江青不僅被置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偶然的、無意的，還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什麼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這在當時看報沒注意，而在今日看倒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謎。但這至少反映了一點，即當時江青的地位——實際地位——是很顯赫的。

影製片廠和八一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成大型文獻紀錄片在全國上映。這樣，江青就進一步名聞九州，聲震寰宇了。她成為舉國上下十分令人矚目的人物。就拿群眾給她來信一事說，不僅每天都有，而且雪片似地飛來，有時達兩千多封，用麻袋裝，並成立了專門組織——江青辦信組替她處理。這個辦信組由我負責，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七億神州（當時好像就７億人口），在多少人的心裏和眼裏，江青簡直成了救苦救難、普度眾生的觀音菩薩！

１９６７年４月３０日，《人民日報》刊載的「熱烈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首都文藝舞台將隆重公演革命文藝節目」的“新華社二十日訊”中，也特別突出了江青。此訊寫道：“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親自關懷和支持樹立起來的第一批革命樣板戲——京劇《沙家浜》、《紅燈記》、《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等，將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輝的姿態同觀眾見面。”還說：“在無產階級自己的節日裏，再度公演這批無產階級文藝舞台上的優秀劇目，將大鼓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幹勁，大煞國內外階級敵人的威風。”

還有一件事，似也應提一下，那就是１９６４年７月江青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後以《談京劇革命》為題，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出版的《紅旗》第六期和５月１０日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同時發表。《紅旗》還配發了《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的社論，指出：「京劇革命，吹響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開端。」又說：“江青同志１９６４年７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用毛澤東思想闡述了京劇革命的偉大意義，發揮了毛主席的京劇革命的指導方針。這篇講話，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解決京劇革命問題的一個重要文件。”

人們可以看到，我這裏所說對江青的宣傳和讚揚，僅限於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和中央的報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一部分材料，至於其他人、其他報刊都沒有涉及，因為那樣做不僅不勝其煩，也缺乏應有的權威性。江青，當時確確實實如「眾星捧月」一般大紅大紫。怎樣看待這種現象？我覺得不能孤立地看，在彌天漫地的個人崇拜的氛圍中，應該說，這是個人崇拜的一種延伸，一種擴大，一種表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