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查出誣陷周恩來後為何沒立案定罪？

周恩來與江青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共和國大審判》，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撰寫， 新華出版社出版

此時此刻的周恩來怎麼也想不到，會平地冒出這麼一個運動來！在「四人幫」的如意算盤上，其目標對準的就是那個妨礙他們篡黨奪權的人--周恩來。在我參加預審工作之前，黑龍江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衛之民擔任王洪文預審組組長，是我參加預審時的頂頭上司。有一天，他告訴我說，1973年7月4日，毛澤東主席召見張春橋、王洪文談話時，曾批評過外交部，讓我再看一看有關材料，便於全面了解相關的情況。後來我查看了這份材料，材料中說："毛澤東主席指出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是'尊孔反法'的，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接著毛澤東批評了外交部，對當前國際局勢認識的若干問題大為不滿，他的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我認為，毛澤東主席說的這些話，實際上是轉彎抹角地批評領導外交部的周恩來。此後，毛澤東主席在同江青談話時，又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書》，說《十批判書》是"尊孔反法"的，並念了他寫的一首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四人幫」聽了毛澤東主席的這些話，自認為心中有了"底"，所以在接著而來的「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們一伙人就背著毛澤東主席借題發揮，大做文章。他們利用控制的報刊等輿論工具，發表了大量文章，批"宰相"、批"周公"、批"現代大儒"，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特別是上海市委寫作組以筆名"羅思鼎"炮製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兼論儒法爭論的社會基礎》一文，他們批判呂不韋，因呂是秦王朝的宰相，惡毒地影射、攻擊周恩來。這篇文章全文登在《學習與批判》雜誌上。1974年1月24日，江青主持在北京先後召開在京部隊各單位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指使她的黑幹將遲群、謝靜宜在大會上發表煽動性的講話，對周恩來總理、葉劍英元帥等中央領導同志進行含沙射影的攻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利用毛澤東主席批准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的錯誤，並將1973年1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錯誤地批評周恩來聯繫在一起，打著「批林批孔」的旗號，把鬥爭矛頭指向周恩來。妄圖將周恩來打倒，取而代之，篡奪國家的大權。江青又於1974年1月25日召開的中直機關、國家機關幹部大會動員「批林批孔」，會前周恩來一無所知。當江青一伙人將周恩來找到會場時，周恩來一看中央機關召開這麼大的會議，但自己事前卻毫不知曉，就很傷感地說："召開這麼一個大會，不與我打個招呼，我一點不了解情況，使我措手不及。"周恩來只好坐在那裏聽江青一夥早已策劃好了的對自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不指名的攻擊。連八十高齡的郭沫若老人，也只得到會聽取遲群、謝靜宜對他的批判，同時又幾次被點名罰站起來。周恩來在一旁愛莫能助。

毛澤東主席及時地察覺了這件事情。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主席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做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是"上海幫"。可是，「四人幫」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對於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陽奉陰違。我從預審的相關材料中了解到，1974年春天開展「批林批孔」時，上海一些人說，"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積極緊跟"。1967年8月，張春橋出於篡黨奪權的需要，積極抓緊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在上海成立了文攻武衛指揮部，妄圖將上海變成他們一夥對抗人民軍隊的一個重要堡壘。1970年前後，負責軍隊工作的葉劍英知道了這件事情，將此稱為中國的"第二武裝"。"九·一三"事件後，我從工廠"勞動改造"回到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機關，軍代表分配我當一名普通工作人員。由於在具體工作中接觸到一些問題，我提出："上海各區的文攻武衛指揮部(後改稱民兵指揮部)設立監牢，並行使公安、司法機關的權力，亂打、亂捕，甚至可以判決案犯，寫了判決書到區法院蓋大印，製造冤假錯案，這不是又成了第二個公安司法專政機關嗎？"為此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遭到嚴厲批判，批我這是"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等。我在這裏所指的就是後來在1981年1月特別法庭在判決書中所說的"民兵武裝"。「批林批孔」無論對於我們每一個人或是我們的國家，都是一場違背歷史發展的災難，更何況「四人幫」一夥還借題發揮呢！此時此刻的周恩來怎麼也想不到，會平地冒出這麼一個運動來！在「四人幫」的如意算盤上，其目標對準的就是那個妨礙他們篡黨奪權的人--周恩來。

在討論時，大家提出要看看周恩來總理同基辛格密談的記錄。

於是打電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請求複印一份「密談」記錄給我們。

等了一會兒，回電說：「經請示領導不同意複印」，並說"這件事你們已經知道了，再不要向外傳"。江華院長接著就宣佈，今天在座的知道就不要再說了。

1971年，一個神秘的美國人踏上了中國的土地。

這個人便是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而後又擔任國務卿的基辛格博士。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由周恩來和葉劍英負責接待和進行密談。

中美關係從此打開了一扇大門。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華訪問，由周恩來、葉劍英同尼克遜舉行會談。中美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可是，江青後來卻誣衊周恩來和葉劍英同基辛格的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等。這件事起因於1973年11月周恩來和基辛格進行的最後一輪會談。

參加這次會談的翻譯是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唐聞生。會談結束後，王、唐二人到中南海向毛澤東主席彙報了會談的情況。

毛澤東聽後對會談的某個問題有意見，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同基辛格會談中有錯誤，同時也沒有及時向他報告此事。毛澤東決定要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批評周恩來的這種做法。實際上，辦事一向謹慎、組織原則一向很強的周恩來事前已向毛澤東主席打過電話，回話說：「主席已經休息。」因此，毛澤東主席未能及時聽到周恩來的彙報。1973年11月12日，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對周恩來提出批評。當時有些同志特別是外交部的個別領導同志，在會上對周恩來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評意見。周恩來對這些意見都沒有反駁。

可是，江青卻在會上提出了一個令周恩來，同時也令與會的人們沒有想到的問題：周恩來的行為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樣說了江青還不滿足，接著便誣陷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當時的氣氛十分緊張。

據周恩來的警衛人員後來回憶，在會議進行得緊張的時候，他們給周恩來總理送去的飯菜都原封不動地被退回來了。由此可見當時會場裏的緊張氣氛和周恩來所承受的壓力。

會議斷斷續續地開了近一個月。

12月，毛澤東主席認為「這次開得好，很好」。

同時，毛澤東主席也批評江青：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她說總理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1973年，周恩來總理的病情已經是很嚴重了。那時，他剛剛大量便血，卻仍抱病與基辛格晝夜會談，為國家、為民族的頑強意志，令每一個中國人感動。1973年11月，周恩來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批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對他的意見和批評。他本人在那個總的形勢下，也進行了自我批評。我在預審中看這些材料時，被周恩來總理忍辱負重的高尚情操感動得熱淚盈眶。12月，政治局會議結束。

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江青一夥趁機借題發揮批"周公"。

此時的周恩來病情已極其嚴重了。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住進了醫院。

病床上的周恩來，仍然在操持著國家大事。

從開始製造的「伍豪事件」，到最後將周恩來"逼"進醫院，「四人幫」一夥始終沒有放棄對周恩來的誣陷和迫害。我在參加對「四人幫」的預審時，為了搞清江青誣陷周恩來總理這個問題，曾參加過有關的研究會。那一次是在公安部小會議室開會，主要是核實查對材料。記得參加會議的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公安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於桑，江蘇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江青預審組組長洪沛霖等十餘人。後來有的文章說，「兩案」辦公室負責人劉復之、凌雲參加了這次會議，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們好像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討論時，大家提出要看看周恩來總理同基辛格密談的記錄。

於是打電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請求複印一份「密談」記錄給我們。

等了一會兒，回電說：「經請示領導不同意複印」，並說"這件事你們已經知道了，再不要向外傳"。江華院長接著就宣佈，今天在座的知道就不要再說了。

我認為，時間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對於這件事情還是應該還它的本來面目為好。這件事情的結果是：在預審結束後，公安部將這件事情定為江青的一條罪狀，同時寫入了起訴意見書。特別檢察廳在審查公安部提交的起訴意見書時，對這件事情又再次進行了研究。認為這是在當時一種特殊情況下發生的事情，不能全部都算在江青一個人的頭上。根據中央「兩案」指導委員會所定的，凡是毛澤東主席點頭了的事情，都不能提起公訴的精神，因此對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誣陷周恩來總理這件事，特別檢察廳在起訴書中沒有提起公訴。

後來，我所在的第一審判庭也認為，凡事都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鑒於這種情況，法庭無法進行追究「揪叛徒集團」。在那種情況下，這些事不能都籠統地算在江青賬上。"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江青一夥為了打倒周恩來總理，曾經挑起一場令人震驚的「伍豪事件」，將周恩來誣陷為"叛徒"。(關於這方面的內容詳見我與你合著的《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一書)我這裏要說的是那本書以外的內容，那就是對於這樣一件證據確鑿的事情，最後卻沒有給江青定罪，原因是法庭無法對此進行追究。我在秦城監獄參加預審期間看到了江青煽動"紅衛兵"成立「揪叛徒集團」，挑起影射周恩來為"叛徒"的「伍豪事件」的材料，感到非常氣憤。有一天晚上，因為天氣太熱，我與同時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特別法庭審判員的曲育才、史笑談等參加預審的法官一同到樓頂上去乘涼，大家不由得談起此事，對於「伍豪事件」和「揪叛徒集團」感到不可理解，明明知道是錯誤的，為什麼那時就這樣難辦？為什麼就不及時糾正？他們當時都曾感嘆地說，怎麼能這樣對待周恩來總理，這太不應該了！

病危的周恩來在臨進手術室前與鄧小平談話說「你幹得比我好」，大家認為這是他看到國家的危局後發自內心的話。可是僅僅七十五天之後，他便永遠地離開了自己所深深愛著的人民。五個月後，鄧小平再次被打倒。

特別法庭在接到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後，對於江青一夥製造「伍豪事件」，在全國上下煽動「揪叛徒集團」的情況，是不是要提起公訴，是不是要將這件罪行算在江青一伙人的頭上，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從上面所說的事實來看，這件事情所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算在江青一伙人的頭上也是合理的。1980年9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起訴意見書中第十五條指出，江青誣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夕，江青誣陷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特別檢察廳組成後，對這件事情所處的時代背景進行了具體的分析，認為在當時政治局開會"批周"的特殊情況下發生的事情，毛澤東主席完全了解並有所指示，對江青這次會上的發言所說的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的話，不予起訴。後來，我所在的第一審判庭也認為，凡事都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鑒於這種情況，法庭無法進行追究「揪叛徒集團」。在那種情況下，這些事不能都籠統地算在江青賬上。因此特別法庭在最後沒有將此事認定為江青一夥的罪行。

在特別檢察廳起訴書認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六名主犯(包括已死去的)共有四十八條罪行，認定十名被告犯了刑法八條罪名，其中認定江青犯了刑法七條罪名。根據法庭調查的事實，經法庭評議，特別法庭判決書認定的罪行比起訴書減少了十六條，新增加了七條，認定的罪名也減少了，如江青從法庭合議時的八條罪，最後只定了四條罪。這都體現了實事求是、依法辦案的原則。1980年11月17日，特別法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在開庭三日以前，派人向被告江青等人分別送達了出庭受審的傳票。發出傳票之後，我和所有的法庭審判員一樣心情顯得特別激動，因為劃時代的、莊嚴而神聖的審判即將開始！庭審結束後有人提出，關於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煽動搞亂軍隊的問題，通過預審時證明已是事實，公安部的起訴意見書上也寫了，可是特別檢察廳卻沒有提出起訴，特別法庭也沒有對此進行審判，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公安部在預審結束後的起訴意見書中曾提出，1974年春，「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說："我是炮手，我有炮隊。"並指派遲群、謝靜宜等為"炮隊"，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空軍機關和部隊的一些基層單位"點火放炮"，煽動搞亂軍隊。江青誣衊總參謀部是"林彪餘孽"，"要放火燒荒才好"。江青還誣陷軍委、總後勤部、海軍、空軍、軍政大學的領導"捂蓋子"，並夥同張春橋、王洪文策劃在這些單位"點火"。3月5日，江青對陳亞丁(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等人說："你們要放火燒荒，煽動搞亂軍奪權"。對於這件事情，公安部起訴意見書上的事實是清楚的。

特別檢察廳的檢察官們在分析公安部的起訴書時，對於江青一伙人所說這件事情的時間進行了具體的分析。特別檢察廳考慮到，錯誤發動「批林批孔」的原因不應全部歸於「四人幫」，更不能全部歸於江青個人。1974年1月24日江青是以中央名義召開的在京部隊各單位動員「批林批孔」大會，這件事情中央也是知道的。至於她在會上離開"主題"，講了許多違背原則和搞亂人民軍隊的話，這都是事實。但考慮到這件事情中央事先已知道等因素，將其完全定成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的罪行不太合乎當時的實際。為此，特別檢察廳沒有將其作為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的一條罪行向特別法庭提起公訴。由於沒有寫入起訴書，特別法庭在法庭上也未對此事進行法庭調查。最後，特別法庭只是在判決書開始敘述集團犯罪部分中提到"陰謀顛覆政府和破壞軍隊"一句話，沒有將此列入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個人犯罪部分。我認為，以上內容與之前那本《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中所寫到的關於上海武裝叛亂不能算在姚文元頭上的問題，江青的叛徒問題證據不足不應向特別法庭起訴的問題，江青操縱河南3.武鬥起訴後未定罪的問題，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之死公安、檢察未寫入起訴書，而特別法庭卻進行了法庭調查，查明事實真相後給江青以定罪的問題等，這些都說明了什麼呢？它說明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並不是哪一個權威人士說了算，也不是哪一個部門說了算，更不是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一樣搞專案組，由一個所謂的專案組說了算，而一切都是嚴格按照法律辦事。特別檢察廳起訴書認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六名主犯(包括已死去的)共有四十八條罪行，認定十名被告犯了刑法八條罪名，其中認定江青犯了刑法七條罪名。根據法庭調查的事實，經法庭評議，特別法庭判決書認定的罪行比起訴書減少了十六條，新增加了七條，認定的罪名也減少了，如江青從法庭合議時的八條罪，最後只定了四條罪。這都體現了實事求是、依法辦案的原則。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志與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

本文原載於《紅廣角》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華國鋒同「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同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領導人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葉劍英真心誠意地把華國鋒譽為“英明領袖”介紹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鄧小平復出了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據葉劍英侄子葉選基在《葉劍英力促鄧小平復出》一文中講，當鄧小平女婿賀平（鄧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幫」之次日“飛車”趕到鄧家報告這一特大喜訊時，鄧小平及全家都無比興奮，鄧向他們解釋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陳平的典故，說華（即華國鋒）這人好，選對了，並感嘆地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還處於軟禁中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一封親筆信，表達自己對於粉碎「四人幫」的擁護和激動心情。有人責備華國鋒，對鄧的信沒有立刻作出反應。也有人說，葉劍英在為鄧小平的復出儘力，而華國鋒卻阻撓鄧的復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生前下的決心，華國鋒怎麼能在毛澤東逝世剛滿一個月就宣佈停止批鄧、恢復鄧小平的一切職務？毋庸諱言，華國鋒當時在對待鄧的問題上是持非常慎重的態度的。作為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對解決鄧小平問題有他自己的步驟：

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允許鄧小平看文件。

1976年12月25日，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談到1977年的任務時沒有再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7年初，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社論，也沒有再提“批鄧”。

1976年12月初，鄧小平前列腺病發，到301醫院治療。當鄧小平還在301醫院療養之際，葉劍英在玉泉山九號樓就不止一次地向華國鋒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工作，華均未反對，只表示，「要做黨內外轉彎工作，水到渠成。」為鄧出院後的住處安排，華提出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葉的住處，住進西山二十五號樓。可見，華對鄧還是善意和關懷的。①

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成為爭論的話題。3月14日，華國鋒在會上公開表態：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解決鄧小平同志問題，條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②華國鋒繼續說，“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③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他在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同年5月3日，經華國鋒批准，以中共中央名義，將鄧小平4月10日的這封信連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寫給華國鋒的信一起轉發給全黨。這應該說是華國鋒為鄧小平復出創造的最有利的條件，也是所作的最好的準備。至於鄧小平沒有馬上復出而等待了一段時間，很明顯，是華國鋒和中央高層的策略考慮。

據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在其口述歷史中講，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④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恢復了鄧小平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態度

 

1976年，華國鋒慰問唐山地震災區人民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並相繼被多家主流報刊轉載。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一發表，即招來中央上層一些領導人的嚴厲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了與中央領導人不合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寫這篇文章的作者就受到追究，組織、引領這篇文章和推動這一討論的胡耀邦就被停止中央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領導職務。究其原因，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所持的剋制、寬容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在一次會議上，後來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王任重當面問華國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國鋒答道，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掌握中國黨政軍最高最大權杖，他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他在家裏跟親友拉家常時告訴親友說，我多次強調，要多宣傳老一代革命家的豐功偉績。這方面，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也有記載：「華國鋒同志在會上著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並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誌。」

華國鋒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78年年底，華國鋒名正言順地主持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時為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于光遠從頭至尾親歷了這兩會。他後來在《1978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文中寫道：「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對錯誤的觀點，如‘兩個凡是’已經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于光遠後來曾說，對於華國鋒的講話，“大家——包括我在內——是比較滿意的。”“華國鋒的確是一個熱心建設的人，情況掌握得不錯，思想也開放。粉碎‘四人幫’後他的確想好好地干出一點名堂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讓大家暢開講話。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在《華國鋒在「真理標準」討論中》那篇文章中寫道：“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胡德平繼續寫道，「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胡德平對華國鋒評價道：「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華國鋒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是國人有目共睹的。像複查、平反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這種將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極其重大的舉動，作為中共中央主席，他不點頭、不同意、不拍板，哪個人都是不能辦的。當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政治局內反對者佔上風。華國鋒頂著巨大壓力，在葉帥支持下直接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佈置的，才使「天安門事件」得以迅速平反。這個中內情至今尚鮮為人知。⑤

原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曾評價華國鋒，說華國鋒是一個好人，在粉碎「四人幫」上有很大功勞，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壞事，他的錯誤主要是「兩個凡是」。筆者認為，在這句話的後面應該再加上半句：“但他自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華國鋒與毛澤東

華國鋒本姓蘇，原名蘇鑄，1921年2月16日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縣城——天寧鎮永寧南路四十六號一個手工業者家庭。

1938年6月，十七歲的蘇鑄離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交城縣犧牲救國同盟抗日游擊隊，自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參加革命後，蘇鑄為自己取了個化名「華國鋒」——取義於“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

1951年，華國鋒調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湘潭是毛澤東的故鄉，華國鋒當上了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這一歷史機緣必然會引起毛澤東對他格外的注意和栽培。

1955年夏天，毛澤東第一次注意到了華國鋒的名字。那一年的7月，毛澤東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華國鋒在學習了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後，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寫出了《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等三篇文章，這些帶有濃郁湘潭鄉土氣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並使得他記下了華國鋒這個名字。1955年秋，毛澤東來到湖南視察，在長沙第一次接見了擔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面相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老實厚道、忠誠可信的印象。在此之後不久，毛澤東破例邀請華國鋒列席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並讓華國鋒在全會上介紹了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

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又來到湖南，在長沙約見了已擔任湖南省副省長但仍兼中共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這一次毛澤東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韶山沖，華國鋒名列在陪同的領導幹部之中。同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問題牽連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中共中央調湖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澤東親自提名華國鋒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

「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湖南省委的當權派，華國鋒也受到衝擊、揪斗和抄家，因毛澤東和周恩來保了他，他便很快被“解放”，先後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11月，當選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並任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告訴斯諾，他的家鄉湖南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物也出了幾個。第一人便是湖南省委現任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華國鋒當時才四十九歲，毛澤東卻親切地稱他為「老人」。毛澤東口中的「老人」，絕不是指的年紀，而極可能是指華的品德和在湖南工作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毛澤東稱華國鋒為「老人」，表明了毛對華的特別關注和信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中共黨內從來沒有過明文規定設「第一副主席」。這樣，剛由政治局委員上升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便名列在王洪文、葉劍英之前——周恩來生前所處的位置……

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辭去了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接任。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軍委主席。

華國鋒在離開黨和國家權力核心後，儘管身居簡出、頤養天年，但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在黨的第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上被連續選為中央委員，特別是在黨的第十五大上，華國鋒以全票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在黨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滿頭白髮的他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中共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盛會，可謂意味深長。從黨的九大至十五大，華國鋒連續七屆當選為中央委員，連續九次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也是創記錄的。

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華國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