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和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陳毅傳》，《陳毅傳》編寫組編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台向全國播放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點名攻擊中共北大黨委的一張大字報的全文，陳毅很感意外，連夜去詢問周恩來。五天前，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曾派人去北大批評了貼大字報的聶元梓等人。周恩來現在卻告訴陳毅：他剛才接到康生電話，說：毛澤東主席贊成這張大字報，並親自決定今晚由中央台播放全國。
陳毅驚訝，一時語塞。似這樣令人震驚的意外之舉，近幾個月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速至杭州開會。陳毅走進會場，才知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
時隔半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二月提綱」突然定性為“反黨綱領”，彭真因“反黨錯誤”被撤職後隔離審查。
5月16日，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兩天後，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成立。組長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奪了《人民日報》社黨委的領導權，為其製造輿論掃清道路。
這些事，不僅是政治局委員陳毅事先毫無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有的事先也不知道。今天的事，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來又是事後才知道的。這種完全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異常舉動，怎麼不令陳毅震驚和擔憂！
6月初，《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並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這一來，北京幾十所大學，幾百所中學都鬧開了。外交部下屬的外語學院等幾所大學當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學生亂鬨哄，阻礙正常外交活動的情況屢有發生。
面對這種突如其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陳毅態度鮮明：對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積極進行的，但如此衝垮黨委領導，亂揪亂斗，造成社會混亂，他有不同意見。陳毅得到了毛澤東批准派工作組的消息後，當晚召集國務院外辦中共黨組會議，具體商定工作組成員名單，向外交系統迅速派出八個工作組。
然而，工作組進駐各外事系統不到一周，各單位造反派貼滿了轟趕工作組的大字報，彷彿有人統一佈置的一樣。
陳毅每天聽取各個工作組彙報，不斷提醒大家：「工作組是中央決定派的，我是投的贊成票。你們一定要挺住，堅信黨中央的領導。」“中央的八條規定，一定要堅決貫徹落實！”
1966年6、7月，全國大亂，中共各級黨委受衝擊，大半衝垮或處於癱瘓狀況。外交部黨委在陳毅主持下，始終行使著領導權。機關幹部堅持工作崗位，業餘時間搞運動，保證了國家外事活動的順利進行。
然而，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外事口所轄大專院校的學生衝垮校黨委、哄趕工作組，並計劃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揪走資派」，以造成國際影響。
對文革小組幕後挑唆學生企圖製造國際事端的陰謀活動，陳毅非常惱火，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上，他義正詞嚴地進行鬥爭：「既然中央把召集這次大會的任務交給我，我就不怕負這個責任！誰要衝擊大會，就是現行反革命，我陳毅絕不會客氣的！」並在周恩來的佈置下，採取了有力的預防措施，保證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京順利地舉行。
運動發展到7月中旬，政治局內關於工作組問題的爭論，以劉少奇、鄧小平等為一方，以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為另一方，日趨劇烈、尖銳。爭論的焦點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究竟要不要堅持黨的領導。
大約在7月16日晚間的政治局會上，雙方都拍了桌子。
陳毅支持工作組，憤起辯駁。陳伯達大罵陳毅派往對外文委的工作組是全國最壞的工作組。7月24日，毛澤東召開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並在第二天的政治局會議上宣佈：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
中央宣佈撤銷工作組後，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想不通，他曾詢問陳毅，工作組怎麼說撤就撤了？陳毅滿臉不高興地說：「哎……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說怎麼樣搞，就怎麼樣搞。現在我們是乾綱獨斷羅！」
「乾綱獨斷」，這就是陳毅1966年8月對中共全黨政治形勢的見解。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按照政治局規定，只傳達到參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省委第一書記和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然而，中央文革卻把大字報內容很快泄露給造反派，並開始對劉少奇、鄧小平發起進攻。
彙集到北京參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特別是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個個憂心忡忡，滿面愁雲，談起各地運動情況，沒有不搖頭的。
他們這次來，是向中央告急的，都關切地詢問「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日期，因為按中央原先佈置：「文化大革命」只開展三個月。
不料，得到的答案是異常嚴酷：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大字報在全會發表後，大家感到吃驚、不解。緊接著是政治局改選，副主席只保留林彪一人；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黨史上絕無先例地增加了一個「最親密戰友」的特殊稱謂。看來運動不但不會結束，還會更猛烈、更瘋狂地開展下去。
陳毅感到中國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險航道，他個人無力糾正航向。但是，他要堅守自己的指揮崗位，保持外事口的穩定。他在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旗幟鮮明地說過：「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長的職務，我就要頑強地表現自己，並企圖影響這個運動！」
外事口各單位批鬥工作組，陳毅總要為工作組承擔責任，講公道話。鑒於每次講話後，造反派攻擊陳毅的聲勢越轟越大，許多人勸陳毅不要出面講話。方毅專門請秘書轉告：「陳總不要再多講話了！」“陳總不能倒，陳總一倒，外事口就會像快刀割韭菜，一倒一茬。”陳毅的回答是：“人家勸我少講點話，他們都是好心。可是我壓不住，還是要講。見到問題不講，這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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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和蔣介石等人的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解放戰爭（上）》，王樹增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晚上，蔣介石舉辦了一個小型歡迎宴會。
毛澤東與蔣介石見面了。他們至少有十幾年沒有見過面了。上一次見面可能是在廣州，那時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的統帥，毛澤東則以國民黨員的身份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一年後，隨著國共兩黨的決裂，兩個人從此成為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對手，他們率領各自的武裝力量所進行的較量，每一刻都關乎各自的生死存亡。因此，即使毛澤東來到蔣介石面前，國共雙方的高級官員們還是感到他們握手的那一瞬間有點不可思議。
此時，兩個人的威望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作為二戰中國戰區的軍事統帥，歷經八年的抗日戰爭，蔣介石在國際社會已成為率領國民抵抗外國侵略的意志堅強的領袖。現在，他更有理由充滿自信：他擁有四百萬以上裝備精良的正規軍，蘇、美援助中國抗日的所有武器都在國民黨軍隊手中。儘管他向毛澤東發出邀請時有一種「恩賜」的感覺，也慷慨地公開表示他將對毛澤東“以誠摯待之”，但是，在與毛澤東見面的那一瞬間，他還是感到了一種強烈的羞辱：--近二十年來，他不斷地表示一定要把“禍匪”共產黨斬盡殺絕，甚至數次宣佈毛澤東已被他的軍隊“擊斃”。--恍如昨日的一切如何能與今天這個舉杯問候的場面對應？眼前這個長期與他對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懲罰誰人還能服從他的政府？他領導的國家還能稱得上是有尊嚴的國家嗎？
此刻，在長征途中面容憔悴、身體消瘦的毛澤東已經容光煥發、體態豐滿，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革命者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創造偉業的一切準備。抗戰後期在延安開展的整風運動，使中國共產黨無論在組織上還是在思想上，都得到空前的統一，他在黨內的威望和地位已是無可置疑。此時，他寬大的上衣口袋裏揣著延安發來的「解放區實力政權」統計電報，這封電報猶如一份共產黨人的“財產”清單：“全軍已擴大到一百二十七萬人（東北發展的三萬在內），民兵發展到二百六十八萬餘人，地區擴大到一百零四萬八千餘平方公里，人口擴大到一萬（億）二千五百五十萬，行署二十三個，專署九十個，縣（市）政權五百九十個，縣城二百八十五座（反攻前八十九座）……”
由於蔣介石沒有料到毛澤東真的會來，因此，在毛澤東抵達重慶的當天，他才匆忙召集會議討論對策。會議臨時確定了三條談判方針：一、不得與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
共產黨方面提出了關於談判的十一點意見。
與毛澤東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張相比，共產黨人再次作出重大讓步：不但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承認國民黨政權，而且捨棄了「聯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參加政府”。當然，這份意見中包含著兩個核心的政治問題，即軍隊國家化和結束黨治。
看到共產黨人的意見後，蔣介石的感受是：「腦筋深受刺激。」
蔣介石與毛澤東進行了單獨談話。--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的胡喬木回憶，在重慶，蔣介石與毛澤東會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開場合，但兩人的幾次重要會談都是秘密的，蔣介石開出了價碼：承認解放區事實上是絕對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軍令政令統一之後，各縣的行政人員經中央考核後酌情留任，省一級人員乃至省主席可以考慮邀請中共人士擔任。關於政治問題，國民政府正考慮把戰時國防最高委員會改組為政治會議，各黨派代表都可以參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組織和人事暫不變動。如果中共方面現在就想參加政府，可以考慮。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國民大會的代表名額，但是現在的國民代表不能重選。關於軍隊問題，國民政府能夠允許的最高限度是：中共軍隊整編為十二個師。
坐在蔣介石對面的毛澤東不置可否。共產黨方面已經得到關於蔣介石談判底線的情報，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報相當準確：蔣介石在軍隊問題上最後可能讓步到十六個師，國民大會的代表名額可以讓步到百分之七。至於蔣介石說的省主席一職可以考慮邀請中共人士擔任，情報援引國民黨內部人士的說法是：到非讓步不可的時候，蔣介石準備讓毛澤東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無法得知，當毛澤東聽說蔣介石準備讓他出任中國一個偏遠省份的「主席」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
除了對共產黨提出的「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這一條表示“不勝讚佩”之外，國民黨方面對其他問題沒有任何讓步的跡象。就在國共兩黨艱難地討價還價的時候，參與談判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態度突然強硬起來，原因是他必須帶著國共談判的某種成果回國述職。於是，赫爾利不耐煩地宣稱：要麼承認國民黨統一，要麼宣佈談判破裂。毛澤東對赫爾利說，我們的態度是：不承認，也不破裂，問題複雜，還要討論。
赫爾利空手回美國去了。
蔣介石焦躁不安。在他看來，毛澤東和共產黨人依舊是「匪」。而之所以還要與毛澤東周旋，其目的，蔣介石在給各戰區司令長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無誤：“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待國軍控制所有戰略據點、交通線，將寇軍完全受降後，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作具體談判。彼如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澤東也十分疲憊，但是只要和談的期待還有，他就必須堅持下去。毛澤東出席了由孫中山之子孫科舉行的盛大酒會，與宋慶齡、馮玉祥、邵力子、張治中、沈鈞儒、郭沫若、傅斯年等一一舉杯。他把《沁園春·雪》贈給了辛亥前輩柳亞子--這首一九三六年冬天寫於共產黨人艱苦轉戰中的詩作，以傲視群雄的氣概再次令蔣介石「深受刺激」。他還出席了包括白崇禧在內的國民黨軍高級將領舉行的歡迎宴會或茶話會。他主動宴請各界朋友，從政界、軍界、文化界到產業界。他甚至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陳立夫和戴季陶。
報，建議毛澤東回來。毛澤東的態度是：繼續留在重慶。同時，在有把握的情況下，反擊胡宗南、閻錫山、傅作義向解放區發動的進攻，打幾個大勝仗支援重慶談判。
局部的軍事衝突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在華美軍在那個時刻所充當的角色充滿戲劇性。他們在幫助蔣介石日夜運送兵力的同時，竟然也為共產黨人做了一件至關重要的事，那就是用飛機把共產黨的將領們送到了前線。就在滯留延安的共產黨將領急需返回各解放區的時候，恰巧有一架美軍觀察組的運輸機從西安飛到延安，於是共產黨人便對美軍飛行員說，能否幫助我們運送幾個人去太行山？美軍飛行員在沒有詢問究竟是什麼人的情況下痛快地答應了。飛機離開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聯絡科長黃華去機場給美軍飛行員送行，看見機翼下準備登機的一群人時，嚇了一跳，這些人是：劉伯承、鄧小平、陳毅、薄一波、林彪、滕代遠、張際春、陳賡、陳再道、陳錫聯、蕭勁光、宋時輪、楊得志、李天佑、鄧華、王近山、傅秋濤、鄧克明、江華和聶鶴亭。黃華當即向軍委秘書長楊尚昆請求陪同飛行，因為一旦出了問題，他可以充當翻譯。在小小的道格拉斯運輸機的貨艙里，二十一位共產黨高級將領擠在一起。--如果這架運輸機真的出了事故，中國解放戰爭的歷史也許會是另一種樣子。
四個小時之後，飛機降落在太行山深處的一個簡易機場。
共產黨將領們立即奔赴各解放區。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共產黨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在重慶桂園的客廳里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這就是中國當代史上著名的《雙十協定》。
毛澤東要離開重慶了。蔣介石與毛澤東又見了一面，並進行了長談。蔣介石說，國共兩黨，不可缺一，黨都有缺點，也都有專長。我們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十年之內總要搞出個名堂，否則對不起人民。毛澤東向蔣介石談起土地革命。蔣介石聽後說，很好，將來這些事都給你們來辦。最後，蔣介石再次勸告毛澤東，不要搞軍隊，如果專門在政治上競爭，可以被接受。毛澤東則表示，贊成軍隊只為國防不為黨派。於是，蔣介石對毛澤東說，我們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辦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澤東與蔣介石握手道別。
他們誰都沒有想到，此一別便是他們的永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