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劉少奇同高崗、王稼祥在莫斯科合影（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12期，原題為「高崗的1953年」
「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裏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與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隨著朝鮮戰局的穩定和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從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東北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代理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先後奉調進京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其中，高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國家計委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與政務院平行。因此，高崗的地位更為特殊。所以，也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這次奉調進京，對於47歲的高崗而言確實是人生的重大轉折。
高崗的人生經歷並不複雜，從黃土地到黑土地，從西北到東北，偶爾路經華北，高崗在中國版圖上的活動軌跡幾乎就沒有離開過「三北」。雖然高崗在新中國成立時擔任了國家副主席的高級職務，但高崗在六位國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沒有駐京而在大區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崗結束了在東北的工作，來到北京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3年1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籌建工作已經基本完成。
此時的計委已經是一個編製1225人、內設16個廳局和一個直屬處的龐大機構，確實是兵強馬壯。
高崗居住的東交民巷8號，一時間成了京城人們關注的要地。
新稅制風波
一場由新稅制引起的風波，使高崗的許可權進一步加大。
新中國的稅制，是按照「暫時沿用舊稅法」的方針於1950年初制定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原有稅制滯後於經濟發展的弊端日漸顯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佈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當時任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將新稅制闡述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毛澤東對新稅制提出了嚴厲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不但對新稅制的實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且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並且在組織上對中央政府進行了重大改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八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因此，當時由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雖然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仍要對政府全面工作負總責，但他只能具體管涉外的幾個部門，其他各部均直接對中央負責。
毛澤東為什麼要作如此重大的調整?難道僅僅是對實行新稅制不滿嗎?
如果我們回到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1953年，聯想到高崗在進京之前與劉少奇發生的幾次爭論和毛澤東對爭論雙方的態度，就會發現，毛澤東的一個基本觀點不變，那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應當觸動私有財產，逐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雖然也批評了急躁冒進情緒，但他著重批評了脫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右傾錯誤。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
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在推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進程中，是認事不認人的。至少在發生新稅制風波的1953年初，毛澤東對劉少奇以及周恩來的某些言行是不滿意的，而對基本上能夠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崗則是比較欣賞的。
而恰恰相反，高崗是認人不認事的。他自認為有了毛澤東這個最高統帥的欣賞，別人統統不在話下了。
實際上，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捨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對高崗的提拔重用，既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批評，更是對他們二人的激勵。
然而，剛剛踏上北京這片土地的高崗未能準確理解毛澤東的深邃思路。
1953年財經會議
1953年財經會議本來只是一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但這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在高崗的一生中，卻有著極不尋常的意義。所謂的「高饒事件」，一般而言就應當從這次會議講起。
由於缺乏經驗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財政經濟工作出現了一些問題，上半年國家預算執行的結果，出現了21.5萬億元的赤字。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財政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從6月13日一直開到8月13日，足足開了兩個月。
批評新稅制逐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批評意見也自然集中到了負責新稅制實施的中財委和財政部部長薄一波身上。批評的調子居高不下，而且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了劉少奇。
在經過精心準備後，高崗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做了「指桑罵槐」的長篇發言。
高崗在發言中指責薄一波在農村政策上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薄一波的主張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於富農經濟的發展”。
高崗還認為薄一波的錯誤是「在個人與黨的關係上擺錯了位置、對黨不老實的態度、不民主的作風和行會主義的情緒」。
據高崗的秘書回憶說：高崗在財經會上的發言稿，是我們幾個人參加起草的。高崗說，講話要站得高些，要從思想上、理論上批判薄一波。財經會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報告中講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講了要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我們在起草高崗的講話時，注意到了與毛主席講話的一致性，有的話確實不是單純批薄，而是批劉少奇右傾。這個稿子拿出來後，毛主席、周總理看後都是同意的，毛主席還在「右傾」之前添了“資產階級”四個字。(筆者1999年2月2日訪問趙家梁同志談話記錄。)
高崗在後來寫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認說：我在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澤東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鬥爭」，雖然起因是新稅制風波，但深層次原因，仍然是要解決黨內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不同認識問題。在貫徹總路線這個大的方向問題上，毛澤東既不允許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許高崗等向左偏。所以，當看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處於既不好公開為薄一波解圍，又難以駕馭會議局面而兩難時，毛澤東便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裏休息的陳雲、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
陳雲於8月6日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說：新稅制的結果是明顯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薄一波在中財委做了很多工作，儘管有許多是事務性的，但如果沒有人做這些工作，中財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個別不同意見是有的，但不能說中財委內部有兩條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於8月3日回京後，也在會議上發言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本來毛澤東搬來的「兵」起到了預定的效果，會議氣氛起了變化，高崗也應當有所收斂。但在8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高崗仍然對薄一波進行指責。
這次政治局會議的議題是討論周恩來的會議結論稿。會上，毛澤東問大家有什麼意見，薄一波表示他有錯誤，但有些具體事情還說不清楚。此時高崗站起來批評薄一波態度不好，毛澤東則打斷高崗的話說：你的態度也不好。
「三月名單」事件
高崗還不顧毛澤東的禁令，在這次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傳播「三月名單」。
關於神秘的「三月名單」事件的由來，有著不同的傳說版本。
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中寫道：「高崗在反省時談到，大約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送來一份文件，要他親自簽收，並立等閱後收回。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央傳閱文件，即使是很機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機要局派專人傳遞，由秘書籤收。唯有這一次例外，是由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直接送給高崗本人，而且閱後馬上收回。可見毛澤東對此文件之重視，也說明此文件之特別機密和重要。後來得知，這就是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擬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和各部委分工名單。高崗驚奇地發現，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而沒有林彪。這個名單，他以前從未見過。」
是安子文擅自做主還是誰指使安子文擬定的名單，目前仍是謎團。但高崗顯然認為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擬定的名單。他在《我的反省》中說：我主觀地以為，安子文怎敢擅自擬定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安子文身後還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認對林彪說過：我記得那單子上沒有你。
然而，不管名單是如何產生的，高崗確實是看到了這份名單，而且還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播。因此，在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中央組織部部長)突然質問，「三月名單」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劉少奇、周恩來都表示事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份名單，感到震驚，當即向安子文查問此事。
安子文在會上承認了確有此事，在會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中央給予撤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的處分。中央認為安子文私擬名單確實違背了黨的紀律，於7月末給予其黨內當面警告處分。毛澤東也宣佈：此事到此為止，不許擴散。
本來事情到此可以終止了，但高崗竟然不顧毛澤東「不許擴散」的禁令，在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利用與一些地方和軍隊領導幹部接觸的機會，傳播了這份名單。高崗這種行為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黨內的混亂，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和高度警覺。
毛澤東決心解決高饒問題
高崗於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謂其人生旅途的最後風光。
高崗來杭州休假時，林彪正住在西子湖畔一處環境幽雅的二層小洋樓中養病。高崗與林彪進行了多次交談。
林彪是高崗的老領導，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二人就配合默契，關係親密。新中國成立後，高崗坐鎮東北，林彪鎮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較密切的關係。
據後來召開的高崗問題座談會所揭發，高崗在一個月的休假期間，「向那裏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捏造散佈所謂‘軍黨論’，說中國共產黨里有‘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以及‘白區的黨’兩個部分，並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自居;還說現在黨中央和國家機關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裏，應徹底改組，由他擔任黨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並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
高崗的言行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高崗的問題已經不能再拖延。
據《陳雲年譜》記載：1953年12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決定派陳雲沿著高崗外出的路線，代表黨中央向高崗遊說過的幹部打招呼。毛澤東要陳雲轉告在杭州養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彪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陳雲向林彪原原本本轉達了毛澤東的話，並向他介紹了高崗利用「四野」旗幟，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煽動各大區負責人攻擊中財委的種種問題。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崗。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地向與會者點出了高崗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同凡響地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毛澤東的論述大大出乎高崗的預料，打得高崗暈頭轉向，但毛澤東對於自己的極端不滿，高崗終於明白了。
(授權摘編自陝西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高崗傳》。作者戴茂林、趙曉光現就職於中共遼寧省委黨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研究。)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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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高崗(右一)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五一節慶典上(資料圖)
高崗，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與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工作。1952年底至1953年初，高崗從東北被調到中央工作，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出於個人野心與權欲，高崗與剛調到中央組織部任部長的饒漱石聯合起來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之後東窗事發，受到應有的懲戒。
緣 起
1953年夏秋，黨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及會後，高崗、饒漱石散佈流言蜚語，破壞中央威信，攻擊中央書記處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硬說中央有宗派，到處挑撥離間，製造黨內不和，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高崗把黨組織分成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以及“白區的黨”，胡說黨是軍隊“創造”的，並自命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物，極力為他奪取最高領導權製造理論依據。饒漱石與高崗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財經會議結束後，在9、10月間中央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他倆又以批評、攻擊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名，把鋒芒指向劉少奇。12月，高崗四處活動，要求由他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他還要求改換政務院總理人選，由他擔任總理。
對高崗與饒漱石進行的一系列分裂黨的陰謀活動，黨中央及時進行了制止。在1954年1月22日毛澤東明確回絕高崗到杭州談話的要求後，25日，高崗無奈分別向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就自己的問題作檢討和解釋。
為了加強黨的團結，從而保證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順利實施，1954年2月，黨中央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一致通過了毛澤東建議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四中全會還對高、饒反黨事件進行了揭發和批判。會上，高崗、饒漱石雖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評，但不願向黨交心，企圖表面應付過關。這樣，四中全會結束以後，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兩個座談會，進一步揭發他們的錯誤事實，繼續對他們進行教育挽救。
自殺（未遂）。
台陸續廣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單，他仔細地收聽著，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來越焦躁不安，終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語，行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現腸胃功能失調的癥狀：腹瀉、消化不良等。但他拒絕治療。
高崗在4月29日寫的《我的反省》中，雖然承認了他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圖把少奇同志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但對四中全會的結論拒不接受。早在1953年7月，高崗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聽取蘇共中央關於貝利亞事件的通報，深知人民公敵以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等結論的嚴重性。
事 發
在中央對高崗實行管教的時候，在他住的樓上設立了一個值班室，與高崗的卧室僅相距四五米，有專人值班。值班人員可以隨時注意到高崗的每一個微小變化，防止發生意外。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
8月16日，是個星期天，天空晴朗無雲，暑氣襲人。高崗吃罷早飯，便在樓上四處走動，從卧室到起居室、辦公室，從走廊這一頭到那一頭，又到值班室、衛士長卧室、秘書卧室……似隨便走動，又像是在察看什麼。
上午11點多，高崗的妻子李力群從外面回來，匆匆上樓，6歲的小女兒告訴媽媽：「爸爸在房間裏弄什麼東西，一閃一閃的，還啪啪響。」李力群馬上去卧室，見高崗手裏拿著枱燈的電線，站在裝有電插座的牆邊。
「你在這幹什麼呀？」
「噢，沒什麼，看看這插座有電沒有。」
李力群一把奪過電線，又氣又急地說：「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崗很尷尬：「沒有的事……你去報告趙秘書吧，馬上叫人來把我帶走吧！」
「你不是想自殺，我報告什麼呀！」
李力群意識到高崗有自殺的企圖，但她怕刺激他，對他不利，所以沒有報告此事。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讓高崗脫離自己的視線。
午睡起來不久，忽然不見了高崗。李力群到處尋找，最後發現他在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那裏半年來一直封閉著，堆放了許多雜物，佈滿蜘蛛網和灰塵。高崗去那裏，顯然很反常。
「你是幹什麼！」
「我沒幹啥，隨便下來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高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點，說：「那你馬上去報告，叫人把我抓走吧！」
李力群急得直跺腳：「你呀，你呀！」說著，把他拉了上來。
這以後，高崗拉著幾個人打麻將，李力群依然什麼也沒說。
下午6點，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回到高家，高崗拉他一起打麻將，一直玩到半夜。
直到17日凌晨1點，高崗勉強吃了一碗稀粥（算是16日的晚飯），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高崗卻毫無睡意，跟李力群談了很久很久。
最近一段時間，高崗經常在深夜與李力群長談，這天晚上談得更多，情緒也很激動。他講自己的經歷，講近幾年發生的事情，講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說：「我這輩子做了不少對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你的事情。現在，我的問題牽扯到那麼多的人，我怎麼對得起他們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這半年裏，特別是7月以來，高崗不止一次流露出焦躁不安、悲觀失望的情緒，多次講過「不如死了算啦」之類的話。因此，李力群還像往常一樣，以為他僅僅是說說而已，並沒有特別在意。她也只是反覆勸慰他，開導他。
不知不覺間，時間已過了凌晨兩點半，懷有身孕的李力群實在太睏乏了，她對高崗說：「兩點半都過了，快睡吧！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
高崗重重地長嘆一口氣，少氣無力地說：「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摺疊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高崗卻毫無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動不動。突然，他坐起來，不知從何處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膠囊，迅速塞進嘴裏。但，要咽下這麼一大把膠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卻發現水瓶已經空了。於是，他穿過洗漱間，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他沒有覺察到，在黑暗與匆忙之中，有一粒膠囊掉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壓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早晨，李力群一覺醒來，已是8點多鐘。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兒說：「去把爸爸叫醒。」孩子連叫帶推，高崗毫無反應。女兒嚇得大喊：“媽媽！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驚，急忙撲到大床邊，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崗只是不醒。她驚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趙家梁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
趙家梁當時正在看書，聞聲大驚：「不好，出事了！」慌忙急奔出屋，因拐彎太猛，重重摔倒，爬起來又跑，衝進高崗卧室。接著，董秘書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進來，圍到床邊。只見高崗仰卧在大床上，蓋著一條毯子，呼吸沉重均勻，一動不動。
李力群繼續一邊推，一邊呼喊著。趙家梁摸了一下高崗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
急促的砰砰敲門聲，沉重的跑步聲，凄涼急切的呼喚聲，驚動了整個大樓里的人們，他們都匆匆忙忙，慌慌張張，沖向高崗的卧室。於是，高崗身邊的工作人員急忙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大約9點半，北京醫院的領導和醫務人員首先趕到，開始緊張而有序地搶救。大家聚集在高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著搶救生效。
高崗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越來越微弱，終於漸漸消失。
一位醫生將高崗的軀體側轉，發現他身下壓著一粒紅色膠囊，這正是他平時服用的「速可眠」。醫生說：“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險，常用此葯的，16粒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崗的背部，指著一片紅褐色的斑痕說：“這是死斑，是真死的徵狀。”醫生無奈地停止了搶救。此時是上午10點17分。
11點左右，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一起趕到。他們來到高崗床前，看了仰躺著的遺體，聽了管教人員和家屬的簡單彙報，個個表情凝重。臨走時他們囑咐高崗身邊的工作人員：「弄點冰來，把遺體保護好。」
死 因
周恩來總理和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是中午趕來的。他們沉著臉，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這時室內和遺體周圍已擺放了許多天然冰塊，沒有什麼異味。他們一言未發，轉身下樓，在大廳里坐下聽彙報。
趙家梁首先檢討：「我們工作沒做好，沒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周恩來揮一下手，意思是不要聽檢討。趙家梁便簡略報告了事發經過和搶救情況。周恩來聽完，轉身對李力群說：「你講講高崗服毒前的情況吧！」
李力群也先檢討了幾句，隨後詳細彙報了16日發生的異常情況和17日凌晨上床後的情況，但是沒有具體講高崗和她談話的內容。
周恩來聽得很認真，沒有追問，也沒有責備。他要管教組給中央寫個書面報告，並一再囑咐要嚴守紀律，不許外傳。然後他吩咐由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安排善後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殮厚葬；先要保護好遺體，準備解剖檢驗。
接著，由周恩來口述，齊燕銘執筆記錄，寫出一個名單：王世泰、劉景范（張鵬圖）、張策、王子宜、董純才、范子文、安志文、馬洪、王光偉、倪偉、烏蘭夫、劉瀾濤、李先念、曾山、張際春、黃克誠、安子文、高克林、張蘇，共19人，這些人，或是跟高崗熟悉的，或是與他一起工作過的，當時都是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幹部。
接著，周恩來說：「就說我召開的緊急會議，務必請他們親自準時到會。」齊燕銘立即去安排通知。
那時，周恩來總理開會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而且事先都要告訴會議內容，但這次是例外；而且是在這麼一個地方，還只許本人參加。接到通知的人都有點納悶。
晚上8點半以前，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等先後到來，陸續上樓看了高崗遺體。
8點半，人都到齊，靜坐在樓下大廳中央。周恩來宣佈：「今天，8月17號上午，高崗死了。現在要對屍體進行解剖檢驗，成立監督檢驗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3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請大家等候檢驗結果。」
直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有幾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隨同楊尚昆等一起上樓去了。
接著，周恩來讓李力群彙報高崗自殺經過情況。
高崗的遺體及冰塊已從卧室搬到值班室，遺體安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紅木寫字枱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內的燈全部開著，如同白晝。解剖檢驗就在這裏進行，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半小時，進行順利。楊尚昆、安子文只上樓看了一下，便去樓下大廳聽李力群彙報，基本不在場，檢驗快結束時才回到樓上來。
當晚10點多，大廳四面的壁燈和中央3盞枝型玻璃大吊燈全亮著，而通往大廳的長長走廊，則顯得昏暗凄涼。監督小組和醫生們一起下樓，經過走廊，來到大廳。參加會議的人屏息靜待著，只聽周恩來說：「請北京醫院的醫生宣佈解剖檢驗的結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醫生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宣讀檢驗報告：「發現屍體胃裏殘留大量安眠藥成分的黏液；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結論是：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大約11點鐘，會議結束，周恩來嚴肅地叮嚀說：「今天的事，你們沒有傳達的任務，不許外傳，請嚴守紀律。」
人雖死了，死因也經醫學解剖檢驗證實是由於服用了大量安眠藥，但是，令人疑惑的是，高崗服用的安眠藥是從哪裏來的？
經過分析，排除了「外人給他的」這一可能性，肯定“是高崗自己留下的”。高崗在管教期間每晚服用安眠藥，儘管都是在值班人員監視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膠囊壓在舌頭底下，即使張開嘴，也不容易發現。在半年之內，要積攢起足以致命的數量，是完全可能的。當然，也可能是高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準備好而保存下來的。
就在高崗自殺身亡的當天，羅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養的毛澤東主席作了彙報。
安 葬
當東交民巷8號大院的緊急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人車紛紛離去，大院又恢復平靜。幾個年輕力壯的人用白布床單兜著高崗的遺體，從樓上搬到樓下，平穩地放進停放在東門門廳的棺柩里。高崗的遺體早已穿戴整齊，就像平時那樣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裝，里穿白色襯衣襯褲，白襪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嶄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發出濃濃的柏木香氣。那是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們遵照周總理「善殮厚葬」的指示，從市場上買來的最好的壽材，人們稱之為“六塊頭”，即上下、左右、前後6塊壽板都是整塊的，而不是由板條拼合的。
棺柩內墊襯的東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紙和黃裱紙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幾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鋪了厚厚的一層，在遺體兩側和上面塞得平平實實。這麼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遺體，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個小夥子把它從地上挪上卡車，費了很大的力氣。
18日凌晨1時，高崗的遺體入殮完畢，大卡車當做靈車，載著棺柩，緩緩駛出東交民巷8號大院。自從1953年1月高崗搬進這座大院，他在這裏住了1年零8個月。
隨車送靈的，沒有高崗的妻子、兒女和故舊親朋，只有他原來的秘書、衛士長等工作人員。
靈車一直開到北海后街的嘉興寺，棺柩暫時停放在該寺西院的一間小偏屋裏。待安放妥當，東方已透出晨曦。
8月19日，高崗的胞兄高崇義從陝北趕到北京。
8月21日上午9點半，高崗的靈柩從嘉興寺移出來，被抬上一輛大卡車。車頭沒掛黑紗，沒掛死者的照片，車上沒有鮮花、花圈；送靈的人們也沒戴黑紗或白花，有的扶車幫站立，有的乾脆依靠在棺柩上。從外表看，這不過是一輛普通的載人貨車。車上的人都神態嚴肅，不說話，更不談笑。卡車駛出西直門以後，便加速飛奔，揚起一片塵土。10點多鐘卡車停在萬安公墓門前。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卧佛寺，這裏遠離市囂，十分幽靜。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裏當作身後安息之地。高崗之所以能安葬在這裏，是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只寫「高崗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整個墓區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高崗的墓穴，在墓區中央地段，地勢高，向陽，位置很好。幾個青壯年把高崗的靈柩從卡車上移下來，扛到墓穴處，緩緩放入，掩上穴蓋，安葬就算完成。沒有告別儀式，沒有哀樂，也沒有慟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進行。最後，人們不聲不響地、平平靜靜地離去。這是一個不成葬禮的葬禮，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隊伍。當人們回到卡車上時，已是下午1點半多了。
當天沒來得及立碑，後來機關事務管理局派人做了一個墓碑，沒有墓主的名字，沒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沒有碑文，是一個真正的無字碑。
定 論
對高、饒問題作出最後結論的，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這個對高崗蓋棺定論的日子，距他自殺身亡過去了7個月的時間。
毛澤東在這次黨代會的開幕詞中說：高崗、饒漱石事件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全黨應該引為鑒戒，務必使黨內不要重複出現這樣的事件。高崗、饒漱石在黨內玩弄陰謀，進行秘密活動，在同志背後進行挑撥離間，但在公開場合則把他們的活動偽裝起來。我們是共產黨人，更不待說是黨的高級幹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於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學高崗、饒漱石那樣玩弄陰謀手段。鄧小平在會上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與會的發言者一致主張開除高崗、饒漱石兩人的黨籍。
會議最後一天，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聽取了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第七屆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所採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舉了高、饒的反黨主要事實之後，《決議》指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的唯一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會議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進行陰謀活動的時候，也是隨時隨地變換自己的手法。他們是在目前階級鬥爭的特殊環境中在黨內產生的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的毫無原則的陰謀集團。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一致決議：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崗的黨籍，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並撤銷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