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和華國鋒、鄧小平在一起（資料圖）
葉劍英比華國鋒大24歲。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葉劍英在飽受了300多天「流放」之苦後，重新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從長沙調來北京三年零四個月的華國鋒升遷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公安部長，早已當選為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同時兼任國防部長。華國鋒此時與葉劍英的高層政治接觸依然不多，這主要是因為兩人工作的職責範圍不同。
葉帥點醒夢中人
1976年，黨內健康力量與江青集團的鬥爭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這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使葉劍英和華國鋒的名字同時成為國際傳媒關注的焦點，因為在這個文件中，黨內排名僅在毛澤東、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筆畫來排名的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則成為毛澤東之下8億人之上的“正面主角”：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一、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中央軍委的工作。
此時，葉劍英、鄧小平等「靠邊站」的老一輩革命家，對於個人的榮辱升降早已置之腦後，他們擔心的是毛澤東的身體情況，黨、國家和軍隊的前途命運。葉劍英對自己的“生病掛職”早有思想準備。他想到，在險象環生的關鍵時刻，毛澤東畢竟沒有把大權交給江青集團而是交給了華國鋒，沒有讓江青集團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葉劍英知道，華國鋒既有基層工作經驗，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經驗，對最高領袖忠心耿耿，為人也老實。他也聽毛澤東說過，華國鋒辦事“公道不蠢”。葉劍英覺得，毛澤東選擇華國鋒可能還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考慮，就是毛覺得華是各方面都能夠接受的人。對這樣一個“接班人”，葉劍英自然會採取支持和合作的態度。
華國鋒初接代總理之位，非常謙虛，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地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以爭取毛澤東的進一步肯定。
華國鋒按照毛澤東的意圖，領導了一場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毛的意圖“批是要批，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因而江青集團想利用毛澤東決定公開批鄧的機會致鄧小平於死地的陰謀始終沒有得逞。就是到了4月初，毛澤東在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錯誤判斷，江青等叫嚷要開除鄧小平黨籍的時候，毛澤東依然對鄧小平留有餘地，與此同時，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被正式確定為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
隨著局勢的演變，華國鋒與江青集團的矛盾慢慢開始出現了。進入夏天，毛澤東的健康狀況更趨惡化，經常昏迷。為了使黨內高級幹部了解情況，中央政治局決定發一份通報，可是有江青等參與起草的通報卻不顧事實地稱毛澤東的病情已經好轉，不久可以恢復工作。討論時，葉劍英等堅決反對這種寫法，同江青、張春橋發生爭執。最後，簽署通報的華國鋒刪去了原稿中「病情好轉，可以恢復工作」等文字。9月9日，毛澤東去世。就在全國人民深切哀悼毛澤東的時候，江青集團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本來，華國鋒“資本”單薄，毛澤東重病時給他寫了三條，它們是：1、“慢慢來，不要招（著）急；”2、“照過去方針辦”；3、“你辦事，我放心。”有了這三句話，華國鋒就像吃了定心丸。然而，江青集團卻打出“按既定方針辦”的旗號，妄圖取代華國鋒對毛澤東臨終囑咐的專有詮釋權以及接班人的地位。在葉劍英一而再的提醒下，華國鋒猛然醒悟，於是他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組織反擊。為了制止這一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華國鋒和葉劍英終於走到一起，執行了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團。
他終於成了政治上的過渡人物
粉碎江青集團後，華國鋒的確需要葉劍英來輔助他。陳錫聯回憶：「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寫報告：要求不再主持軍委的工作，還是請葉帥來主持。華國鋒同志說，你這個報告先不要寫，葉帥還要協助我處理國內問題，軍隊的事情你還要繼續管一下。」葉劍英輔助華國鋒，純粹從大局出發，從黨的千秋大業著想，沒有夾雜半點私心。端掉江青集團後，面對一片歡呼聲，葉劍英異常冷靜和謙虛。每當人們向他豎起大拇指的時候，他總是將勝利的功勞歸於黨和人民，從不誇耀個人的作用，特別令人敬佩的是，當黨內外一些領導人要求葉劍英主持黨中央工作時，他總是婉言謝絕說：“我是軍事幹部，搞軍事的，如果那樣做，不就讓人說是‘宮廷政變’嗎？”當然，葉劍英根據毛澤東的交代，在宣傳華國鋒方面也有些過頭的地方。不過，查閱有關史料，也可以看到，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不僅是葉劍英一個人說了過頭話。其他領導人也同樣說了過頭話。
事實上，這些文章、報告反映出當時全國人民對華國鋒的熱愛和信任，人民群眾熱切希望華國鋒帶領自己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開創新的局面。那麼，華國鋒能否承擔起歷史的重託，不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呢？1976年，華國鋒55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也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但令人遺憾的是，他始終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的框框，未能把握住歷史發展的契機和時代發展的脈搏，因而不可能開創一個新的時代。葉劍英與華國鋒開始了漸行漸遠的歷程。
葉劍英同華國鋒發生了分歧，尤其是關於鄧小平復出和平反冤假錯案、「兩個凡是」、真理標準討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發生了原則性的分歧。
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在真理標準討論和「兩個凡是」的問題上做自我批評，還針對有人對他搞個人崇拜提出的批評，作了回答，表示今後“不要宣傳我個人”，向上和下發文件的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只寫黨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希望文藝作品多歌頌黨、歌頌老一輩革命領袖與工農兵英雄事迹，不要宣傳我個人。
華國鋒的能力、經驗和水平，特別是「左」的思想決定了他未能與時俱進，而且總以堅持錯誤的立場觀點開始，以無可奈何接受批評告終。華國鋒這個被動轉變的過程，也是華國鋒被不斷否定的過程。1980年8月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建議，決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和批准了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
「我確實把他當做‘後主’」看待了
細心的讀者會有疑問，為什麼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要開25天那麼長的時間呢？原來要說服華國鋒承認錯誤和要他辭去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職務都需要一個過程，這次會議也因此連續開了9次會。
葉劍英對會議的圓滿成功起了任何人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針對華國鋒過多的辯解，葉劍英說：這次政治局會議確實開得很熱烈。華國鋒同志犯錯誤，我也是有責任的。當初剛剛粉碎「四人幫」，我的頭腦里也有愚忠愚義思想，有時明知華國鋒同志的意見不對，但給他提出來後，他一拒絕，我也沒有堅持，就這樣釀成這樣的局面。所以，這種情況，我也有份。今天，我們繼續討論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以來所犯的錯誤，這也是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對華國鋒同志，而且對我，對每一個在座的同志，都是有重要意義的。他還說：“如果國鋒同志不願意承擔責任，那就由我承擔好了。所有中央這4年來的錯誤都是我造成的，你們怨我，批評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辭職，今天在這個會上我再提一遍，我請求黨中央讓我離休。這是我雷打不動的意見。”經過葉劍英這樣一說，華國鋒表示不再辯解，願意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接受批評。
葉劍英在發言中還做了自我批評，檢討自己在宣傳華國鋒中說過過頭話，作了過高的讚譽，有「周公輔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他說：據《三國志》第三十五卷《諸葛亮傳》里記載，劉備在白帝城臨終託孤時，對諸葛亮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後，諸葛亮並沒有照劉備的話去辦，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毛主席臨終的時候說，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體同志到毛主席那個房子，排隊一個一個見主席。那時，他的心臟還沒有停止跳動，看完後，退回休息室。過了一會，護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當時主席看了我一眼，說不出話來，我又退了出來，不久，主席心臟就停止跳動了。當時我就想，主席為什麼要第二次叫我呢？還有什麼囑託（葉劍英講到此處，心情很激動，流下了眼淚。）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時自己的心情，我確實把華國鋒同志當做「後主」看待，儘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還是想儘力扶助他。我對他還講過一些過譽的話，這是一種舊的封建思想在作怪，藉此機會，我應作自我批評。葉劍英的這番話感動了每一個與會者，也感化了華國鋒。華國鋒聽了大家對他的批評以後，感到難以繼續擔任黨中央的最高領導職務，提出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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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劉少奇同高崗、王稼祥在莫斯科合影（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12期，原題為「高崗的1953年」
「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裏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與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隨著朝鮮戰局的穩定和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從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東北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代理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先後奉調進京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其中，高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國家計委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與政務院平行。因此，高崗的地位更為特殊。所以，也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這次奉調進京，對於47歲的高崗而言確實是人生的重大轉折。
高崗的人生經歷並不複雜，從黃土地到黑土地，從西北到東北，偶爾路經華北，高崗在中國版圖上的活動軌跡幾乎就沒有離開過「三北」。雖然高崗在新中國成立時擔任了國家副主席的高級職務，但高崗在六位國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沒有駐京而在大區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崗結束了在東北的工作，來到北京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3年1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籌建工作已經基本完成。
此時的計委已經是一個編製1225人、內設16個廳局和一個直屬處的龐大機構，確實是兵強馬壯。
高崗居住的東交民巷8號，一時間成了京城人們關注的要地。
新稅制風波
一場由新稅制引起的風波，使高崗的許可權進一步加大。
新中國的稅制，是按照「暫時沿用舊稅法」的方針於1950年初制定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原有稅制滯後於經濟發展的弊端日漸顯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佈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當時任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將新稅制闡述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毛澤東對新稅制提出了嚴厲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不但對新稅制的實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且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並且在組織上對中央政府進行了重大改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八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因此，當時由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雖然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仍要對政府全面工作負總責，但他只能具體管涉外的幾個部門，其他各部均直接對中央負責。
毛澤東為什麼要作如此重大的調整?難道僅僅是對實行新稅制不滿嗎?
如果我們回到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1953年，聯想到高崗在進京之前與劉少奇發生的幾次爭論和毛澤東對爭論雙方的態度，就會發現，毛澤東的一個基本觀點不變，那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應當觸動私有財產，逐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雖然也批評了急躁冒進情緒，但他著重批評了脫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右傾錯誤。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
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在推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進程中，是認事不認人的。至少在發生新稅制風波的1953年初，毛澤東對劉少奇以及周恩來的某些言行是不滿意的，而對基本上能夠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崗則是比較欣賞的。
而恰恰相反，高崗是認人不認事的。他自認為有了毛澤東這個最高統帥的欣賞，別人統統不在話下了。
實際上，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捨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對高崗的提拔重用，既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批評，更是對他們二人的激勵。
然而，剛剛踏上北京這片土地的高崗未能準確理解毛澤東的深邃思路。
1953年財經會議
1953年財經會議本來只是一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但這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在高崗的一生中，卻有著極不尋常的意義。所謂的「高饒事件」，一般而言就應當從這次會議講起。
由於缺乏經驗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財政經濟工作出現了一些問題，上半年國家預算執行的結果，出現了21.5萬億元的赤字。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財政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從6月13日一直開到8月13日，足足開了兩個月。
批評新稅制逐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批評意見也自然集中到了負責新稅制實施的中財委和財政部部長薄一波身上。批評的調子居高不下，而且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了劉少奇。
在經過精心準備後，高崗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做了「指桑罵槐」的長篇發言。
高崗在發言中指責薄一波在農村政策上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薄一波的主張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於富農經濟的發展”。
高崗還認為薄一波的錯誤是「在個人與黨的關係上擺錯了位置、對黨不老實的態度、不民主的作風和行會主義的情緒」。
據高崗的秘書回憶說：高崗在財經會上的發言稿，是我們幾個人參加起草的。高崗說，講話要站得高些，要從思想上、理論上批判薄一波。財經會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報告中講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講了要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我們在起草高崗的講話時，注意到了與毛主席講話的一致性，有的話確實不是單純批薄，而是批劉少奇右傾。這個稿子拿出來後，毛主席、周總理看後都是同意的，毛主席還在「右傾」之前添了“資產階級”四個字。(筆者1999年2月2日訪問趙家梁同志談話記錄。)
高崗在後來寫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認說：我在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澤東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鬥爭」，雖然起因是新稅制風波，但深層次原因，仍然是要解決黨內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不同認識問題。在貫徹總路線這個大的方向問題上，毛澤東既不允許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許高崗等向左偏。所以，當看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處於既不好公開為薄一波解圍，又難以駕馭會議局面而兩難時，毛澤東便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裏休息的陳雲、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
陳雲於8月6日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說：新稅制的結果是明顯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薄一波在中財委做了很多工作，儘管有許多是事務性的，但如果沒有人做這些工作，中財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個別不同意見是有的，但不能說中財委內部有兩條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於8月3日回京後，也在會議上發言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本來毛澤東搬來的「兵」起到了預定的效果，會議氣氛起了變化，高崗也應當有所收斂。但在8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高崗仍然對薄一波進行指責。
這次政治局會議的議題是討論周恩來的會議結論稿。會上，毛澤東問大家有什麼意見，薄一波表示他有錯誤，但有些具體事情還說不清楚。此時高崗站起來批評薄一波態度不好，毛澤東則打斷高崗的話說：你的態度也不好。
「三月名單」事件
高崗還不顧毛澤東的禁令，在這次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傳播「三月名單」。
關於神秘的「三月名單」事件的由來，有著不同的傳說版本。
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中寫道：「高崗在反省時談到，大約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送來一份文件，要他親自簽收，並立等閱後收回。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央傳閱文件，即使是很機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機要局派專人傳遞，由秘書籤收。唯有這一次例外，是由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直接送給高崗本人，而且閱後馬上收回。可見毛澤東對此文件之重視，也說明此文件之特別機密和重要。後來得知，這就是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擬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和各部委分工名單。高崗驚奇地發現，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而沒有林彪。這個名單，他以前從未見過。」
是安子文擅自做主還是誰指使安子文擬定的名單，目前仍是謎團。但高崗顯然認為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擬定的名單。他在《我的反省》中說：我主觀地以為，安子文怎敢擅自擬定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安子文身後還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認對林彪說過：我記得那單子上沒有你。
然而，不管名單是如何產生的，高崗確實是看到了這份名單，而且還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播。因此，在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中央組織部部長)突然質問，「三月名單」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劉少奇、周恩來都表示事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份名單，感到震驚，當即向安子文查問此事。
安子文在會上承認了確有此事，在會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中央給予撤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的處分。中央認為安子文私擬名單確實違背了黨的紀律，於7月末給予其黨內當面警告處分。毛澤東也宣佈：此事到此為止，不許擴散。
本來事情到此可以終止了，但高崗竟然不顧毛澤東「不許擴散」的禁令，在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利用與一些地方和軍隊領導幹部接觸的機會，傳播了這份名單。高崗這種行為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黨內的混亂，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和高度警覺。
毛澤東決心解決高饒問題
高崗於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謂其人生旅途的最後風光。
高崗來杭州休假時，林彪正住在西子湖畔一處環境幽雅的二層小洋樓中養病。高崗與林彪進行了多次交談。
林彪是高崗的老領導，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二人就配合默契，關係親密。新中國成立後，高崗坐鎮東北，林彪鎮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較密切的關係。
據後來召開的高崗問題座談會所揭發，高崗在一個月的休假期間，「向那裏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捏造散佈所謂‘軍黨論’，說中國共產黨里有‘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以及‘白區的黨’兩個部分，並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自居;還說現在黨中央和國家機關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裏，應徹底改組，由他擔任黨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並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
高崗的言行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高崗的問題已經不能再拖延。
據《陳雲年譜》記載：1953年12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決定派陳雲沿著高崗外出的路線，代表黨中央向高崗遊說過的幹部打招呼。毛澤東要陳雲轉告在杭州養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彪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陳雲向林彪原原本本轉達了毛澤東的話，並向他介紹了高崗利用「四野」旗幟，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煽動各大區負責人攻擊中財委的種種問題。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崗。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地向與會者點出了高崗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同凡響地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毛澤東的論述大大出乎高崗的預料，打得高崗暈頭轉向，但毛澤東對於自己的極端不滿，高崗終於明白了。
(授權摘編自陝西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高崗傳》。作者戴茂林、趙曉光現就職於中共遼寧省委黨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