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夫婦與長女鄧林、長子鄧朴方在武安期間
鄧朴方在北京殘奧會聖火採集啟動儀式上致辭
「鄧朴方」這3個字，和中國的殘疾人事業緊緊相系。鄧朴方無疑是個富於傳奇色彩的名門之後。他的家庭比較特殊，但是他從來沒有享受過特權。高位截癱的他不屈從於命運，拖著病殘之軀為改善殘疾人的生活而奔走呼號。他致力於弘揚人道主義，卻曾遭受過不人道的待遇。有人說，他個人的大不幸，因此成為中國殘疾人這個弱勢群體之大幸。
這位中國殘疾人事業開拓者坦承自己能有今天，離不開父親鄧小平的背景。「我不能說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沒有父親這個背景。起碼一點，我要去見某個領導人，人家肯見嗎？這隻能是給你一個背景，給你一個條件，給你一個便利，但你用不好還是做不成事。當時我做殘疾人工作時就有一種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親，要依靠自己來做事情。」鄧朴方坦言：“我要請老爺子題詞，他當然會，這是善事嘛，有什麼不好呢？但是我這個人可能有點彆扭，就是不想，所以這是我的一個私心。”
未名湖畔的悲劇
鄧朴方出生在戰爭年代，幼小的他隨著父親轉戰遷徙，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舉家遷往北京。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學讀書時，很少有同學知道他是總書記的長子。鄧朴方和其他中學生一樣，顯得極為平常，他經常留個小平頭，穿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大褂，騎一輛自行車。如果不是他成績出眾、人緣又好的話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處在三年困難時期。在當時面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發展核武器、走富國強兵之路成為中共決策層的共識。和當時的一些有志青年一樣，鄧朴方也對核武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62年秋，鄧朴方以每門功課平均90分的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
大學裏，鄧朴方夢想成為一名科學家，他勤奮學習，認真鑽研，成績一直保持優秀。他興趣極廣，經常與同學們一起縱談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畢業後獻身於祖國原子能事業之時，中國大地上一場史無前例的民族大劫難猝不及防地爆發了。
1966年6月1日，已經是大學四年級的鄧朴方和同學們結束了在大渡河畔峨縣的「四清」工作，告別山鄉和漢彝兩族的鄉親們，乘火車返回北京。車廂里歡聲笑語，大家回味著幾個月的農村生活。突然，廣播裏播出《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鄧朴方和他的同學們熱血沸騰。
回到學校，鄧朴方和其他對政治很積極的同學一樣，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選為系裏的文革小組副組長。
隨著這場「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鄧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著的時候，“四人幫”的魔掌悄悄地向他和他的家庭伸了過來。
很快，父親鄧小平成為鬥爭核心，被批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鄧家子女就此捲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中心。鄧朴方以及姐姐鄧林和妹妹鄧楠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試圖從他們身上拿到父親鄧小平的罪證。
在揭發鄧小平「罪行」時，鄧朴方在苦悶中不知不覺喝上了酒，並能一口氣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園裏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頤和園的後湖。坐在山腰的樹林裏，喝了一通酒後，鄧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這麼多人，毛主席這麼搞，必定要騎虎難下。”“林彪、江青這樣干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他們一定要垮台。也許要有很長的時間，國家怎麼能經得起他們這樣鬧！”
鄧朴方吐出的這番酒後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聶元梓一夥所掌握。此時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鄧朴方的言論列為重大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受到聶元梓一夥的重點專案追查。於是，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預備黨員資格。他們把鄧朴方秘密押在北大東門外那座灰色的大樓里，企圖誘脅他說出更多類似酒後真言的言論，並把這些言論強加到鄧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對鄧小平等人的迫害。為達到罪惡目的，聶元梓等人不惜採用各種卑鄙手段，使鄧朴方無法吃，無法睡，無法坐，無法立。長達四五個月的監禁，鄧朴方堅貞不屈，使他們一無所獲。他們竟殘忍地把鄧朴方往死里整，往絕路上逼。
無法忍受的鄧朴方，只能以死抗爭。1968年5月，他在絕命書中寫道：「我無限忠於黨，忠於毛主席。但是，由於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別是對我父親的問題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這些話涉及到無產階級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這些不能擴散。現在造反派非要我講（不可），我不能講。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無路可走了……」
寫完絕命書，鄧朴方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推開一扇窗，從三層樓上一躍而下。他的身體在空中被一根鐵絲於腰部攔了一下，之後翻了一個滾，背部先落地。「嘭」的一聲，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斷了。
這一摔，改變了他的一生。曾傳說當時是有人把他從樓上推下去的，鄧朴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坦誠地說：「沒有。我當時實在無路可走，我絕望了。我是自殺的。」
對那段夢魘般的往事，鄧朴方曾這樣回憶：「開始被送到北醫三院，住了一段時間，沒有做手術，後來就被送到北京大學校醫院。蘇醒過來以後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經無所謂了，哀大莫過於心死，真是一種心死都不會感到痛苦的狀態。」
因為得不到及時治療，鄧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造成了無可挽回的高位截癱。這時，有一個人讓鄧朴方終生難忘，他是北大工宣隊的王鳳梧師傅，他一直幫助朴方，給了他生活的勇氣和希望。後來，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濟院的日子裡，同屋的病友們不但沒有歧視他，反而對他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時候，正是這些樸實善良的殘疾病友們，給予了他世間最珍貴的溫暖。
父親特別的愛
1969年，林彪發佈了著名的「一號命令」，並假借中蘇局勢緊張為名，宣佈在首都北京實行“戰備疏散”，命令將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當時，鄧家只剩下鄧小平、卓琳及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們在接到命令後絲毫不敢怠慢，在稍事收拾之後便於10月20日飛抵江西省新建縣望城崗，被下放到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這時，鄧朴方在清河救濟院過著艱難而孤獨的生活。
鄧小平到江西後，心裏依然牽掛著數千里之外的兒女們，特別是他得知鄧朴方被迫害致殘的消息時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經過父親鄧小平的多次爭取，中央最後同意把鄧朴方送到江西。
在江西的這段日子，鄧朴方感受到了鄧小平深深的父愛。鄧朴方記得，見面時，「老爺子沒說什麼，我也沒說什麼，就是眼睛看我，無言相對。我不記得當時是流淚的，但是心裏面的淚是在流，也許淌的是淚，也許淌的是血。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黨籍也開除了，又沒有職業，別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資，我也沒有工資，拿中辦發的生活費，還有老爺子工資里扣除的生活費，等於是一個無業的人了」。鄧朴方來到江西以後，夏天最難熬。鄧小平夫婦上午要到工廠上班，下午才能照顧他。鄧朴方下肢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為他擦澡、換衣服。當時，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已經70多歲了，每天燒菜做飯已忙得不可開交了，卓琳的體質又差，所以鄧小平成了主要勞動力。每天下午擦澡時，卓琳將水熱好，然後組織全家人一起將鄧朴方抬到洗澡間。常常是擦乾淨了兒子的身子，父親出了一身汗。鄧朴方回憶說：“老爺子並不說什麼，他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認真細緻，有時候就會感到心裏面酸酸的。”
廠里知道了這個情況，特意派了一位身體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婦女繆發香來專門護理鄧朴方，這才使鄧小平稍稍輕鬆了一些。
體力上輕鬆了，思想上卻怎麼也松不下來。看到躺在床上的兒子，鄧小平總在想，本應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卻躺在這裏一事無成，他的路還很漫長，該怎麼走呢？要讓兒子堅定地活下去就應當讓他感到充實。從來很少求人的鄧小平為了兒子向工人師傅求助了。
一天上午，鄧小平試著對所在修理車間負責人陶端縉說：「陶排長，廠里有沒有電機方面的工作？」陶端縉很詫異，鄧小平為什麼突然問這個呢？莫非他不想當鉗工了。但他搜腸刮肚地想，廠里也沒有電機方面的活，只好老老實實地說：“我們這兒沒有。”
「那有沒有無線電方面的技術或者收音機方面的的事情可乾乾？」鄧小平又問。陶端縉更奇怪了，老鄧怎麼了，以前從來沒有提過這麼多問題啊！他問道：“老鄧，您打聽這些幹什麼？”
鄧小平如實說：「孩子在家裏閑著。這孩子很聰明，學的又是這個專業，能在這方面干點活兒就好了。」看著鄧小平那雙充滿父愛的眼睛，陶端縉又是同情，又是著急，但他又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看到陶端縉著急，鄧小平也有些歉疚。但是，對兒子的關心使他忍不住又問：「陶排長，你有沒有收音機，讓他修理一下。」陶端縉說：“老鄧，不瞞你說，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資收入，上有老人，下有4個孩子，哪有錢買收音機啊！”
鄧小平點點頭，輕輕說「我知道了」，又干起鉗工活來。
適合兒子的活兒沒找到，但鄧朴方的事卻掛在了工人的心中。工人們為鄧朴方翻砂做了一副啞鈴，還特意為他做了一副床架，安上拉力器，便於他鍛煉上肢。
鄧朴方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時父親母親還想讓我做點什麼事，我也想找到什麼事做做，讓我在工廠當修理工，修理收音機什麼的。結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窮，父母到處搜集，沒找到，家家都沒有收音機。後來想做個什麼東西，就把家裏的照相機拆了，拆了再裝，裝了再拆，把一個破的照相機給修好。家裏書多，從家裏走時就把書背出來了，一個禮拜能看這麼一摞書吧，那時候看書看得比較多。」
父母的慈愛，工人的關心，使鄧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張起了風帆。他每天堅持鍛煉身體、讀書學習，表現出了頑強的毅力。工人們聽說了，都讚歎：別看鄧朴方殘疾了，但將來准能幹大事情。這個大事情，十幾年後果然被鄧朴方干成了。他主持創建了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闖出了殘疾人自強自立的一條新路。
投身於中國殘疾人事業
鄧朴方是中國殘疾人事業的開拓者，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就是他一手創建的。當年，他在301醫院住院的時候，一個叫陳晉雲的教授曾經三次提出中國應當發展康復醫學，這給了鄧朴方很大的啟發。
自1983年起，鄧朴方和同為殘疾人的王魯光（王樹聲大將的兒子）等開始籌建中國康復研究中心。
鄧朴方創業之初只是想成立一個殘疾人康復中心，但隨著對中國殘疾人狀況的深入了解，他決定把殘疾人的福利工作當作一項長期的工程，推向全國的各個角落。1984年3月，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正式成立，4年後這個基金會與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合併，組成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鄧朴方任首任主席。「當時，一方面籌備康復中心，進行規劃設計開始找了國內少數一些康復專家，把他們都集中起來，探討康復中心怎麼做。另外一方面做個基金會要籌集資金，在籌集基金的過程中就要宣傳，這時不斷有殘疾人找到我們，他們很痛苦，碰到這些事情又不能不管，於是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下來，就把我拽下水了。」
鄧朴方在給殘疾人籌集資金時，曾給他本人帶來不小的麻煩。鄧朴方說：「1988年的時候，就說我是全國最大的貪污犯，1989年動亂的時候也說我是全國最大的貪污犯，說我在國外的個人存款達到300多億美金。我後來開過記者招待會，我說你們誰去把這300多億存款找出來，我只留1%就夠了，其他都捐獻給國家。」
後來，鄧朴方想通了：「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變得了嗎？而且我也想了，我都死過的了，剩下的都是賺的，我沒想到我能活到現在。」
央視記者曾這樣問鄧朴方：「您是連續四任中國殘聯主席，一度有人用轟轟烈烈來形容中國殘聯事業的發展，您覺得您的特殊身份幫了您嗎？」鄧朴方回答道：“作為我父親，我也知道，他是願意我做這個事情的。但是我從來沒有請他為殘疾人專門說過什麼話，也沒有請他為殘疾人題過什麼詞，這也許是自己的一種想法吧。覺得要幹事業，要我自己來干，不能靠父親的聲望。那麼當然，我有很多機會，可以見到一些我想見到的人，那麼這是非常好的機會，我不能見到這些領導人，我就沒法向他們來解釋殘疾人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和我們需要做什麼。現在我也正好有了這樣的機會，那麼把這個機會利用上，就可以使殘疾人事業的發展過程，能夠減少一些困難，或者稍微順利一點。”
鄧朴方為了殘疾人事業的發展，付出了許多感情。他看到殘疾人不能就業、不能上學，沒有錢擺脫貧窮，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對待、歧視、偏見，他感到痛苦。更讓他痛苦的是，有時沒有力量去幫助他們解除痛苦。而每做成一件事情，看到他們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那種激動的心情常人無法體會。他說：「殘疾人事業是讓人流淚的事業。做不成事情要流淚，做成事情也要流淚，每一件事情都激勵我繼續前進。」
在殘聯初建時沒有基層組織，他決心把縣級殘聯建立起來，親自去湖南考察工作。他發現每次開會討論，與他隨行的一位副理事長總在打盹。鄧朴方因此對他的工作表現不滿意。一年後，湖南省縣級殘聯卻在這位副理事長的努力下全部建立起來了，他也因病去世了。得知真相後，鄧朴方說：「他忍著病痛，把縣級殘聯建立起來，這樣的人是非常偉大的。而我當時卻有歧視的想法，我現在想起他是很內疚的。」每每談到動情處，他的眼睛濕潤了。
眾多國際榮譽的背後
中國殘疾人事業由小到大，從單一的收養救濟型發展為以「平等、參與、共享」為目標的綜合性社會事業；殘疾人由受助者成為參與者，生活狀況發生了深刻變化。外界認為，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與鄧朴方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鄧朴方曾在多個場合表示，他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建立起人道主義的思想體系，只有在人人相互尊重、大家共同富裕的社會環境中，中國殘疾人的生活才會得到根本的改善。在他眼裏，人道主義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以人為本」，是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是倡導平等、反對歧視、關懷弱者、尊重人權。他說，人道主義思想中有值得注意的一個範疇是博愛，愛生命，愛他人，愛人類，愛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
這些年來，鄧朴方以殘軀詮釋著博愛，經常到基層調研。所到之處，鄧朴方與各級黨政領導座談，聽取殘疾人工作情況彙報，查看各種材料，詳細了解殘疾人工作生活的情況，並深入社區、工廠、貧困殘疾人家庭，與殘疾人工作者和殘疾人面對面交談，了解他們的困難，傾聽他們的心聲。2002年2月，鄧朴方坐著輪椅，深入到廣州、順德、佛山、惠州、汕頭、潮州、揭陽等地的城市、鄉村，調查殘疾人的工作、生活狀況，研究廣東省殘疾人事業的發展前景。10天的嶺南之行，鄧朴方風塵僕僕，從珠江畔到南海邊，不顧疲弱之軀，連續考察了廣東省7個城市的殘疾人工作，留下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兩天的汕頭考察中，鄧朴方對這裏的殘疾人工作普遍感到滿意，惟獨為一件「小事」發了脾氣。
在汕頭市舉行的殘疾人工作座談會上，殘疾人高光漢反映：因為許多健全人假冒殘疾人用三輪車搞營運，擾亂了城市交通秩序，有關部門說一時真假難辨，為了維護特區形象，乾脆取消了三輪車營運，使一些靠三輪車營運謀生的殘疾人的生活成了問題。聽到這裏，一直樂呵呵的鄧朴方臉色凝重起來。耐心聽完有關部門解釋後，他嚴肅地對有關部門負責人說：「你們說這樣決策是因為真假難辨，這話很不負責任。六部委早有文件，過渡期內，允許部分殘疾人有條件地搞營運，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怎麼能把孩子和髒水一起倒掉呢？關鍵是認識問題，管理問題。」他又語重心長地說：“同志們，作為人民的公僕，我們考慮問題，一定要周全哪。殘疾人是困難群體中的困難群體，任何時候都要優先考慮到他們的利益。”懇切的言辭，令在場者為之動容。
2008年5月，中國四川發生特大地震。鄧朴方在第一時間要求儘快組織力量，做好殘疾人受災情況的調查和救助工作。次日，中國殘聯、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向災區提供300萬元慰問金，各直屬單位及職工踴躍捐贈善款41.8萬元，用以支持災區抗震救災工作，並準備大量輪椅、拐杖、頸托及腰圍等物品運往災區，幫助殘疾人受災群眾解決生活急需問題。鄧朴方一次次聽取了殘聯繫統抗震救災的工作彙報，就殘聯繫統做好抗震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級殘聯要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部署，積極行動起來，全力做好抗震救災工作，派遣抗震救災工作組多次前往災區，查看殘疾人和殘聯繫統災情，了解受傷人員康復需求，慰問受災殘疾人和殘疾人工作者，鼓勵受災殘疾人樹立信心，重建家園，努力工作。
回望中國殘疾人事業所走過的路，鄧朴方為之興奮，認為殘疾人事業和我們的國家一起，走得紮實，走得精彩。
鄧朴方領導中國殘疾人事業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為他贏來了眾多的國際榮譽。1988年，鄧朴方獲得聯合國秘書長特別獎；1990年獲得國際第15屆年會授予的康復國際主席獎；1992年獲得康復國際第17屆世界大會授予的亨利·凱斯勒獎；1993年11月，獲得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獎牌，以表彰他對「亞太殘疾人10年」活動作出的傑出貢獻；1999年9月，獲得韓國“一家紀念獎財團”頒發的“一家獎”，成為獲得這一獎項的第一位中國人。鄧朴方對這些榮譽看得很重，他經常說，這些榮譽不只是給他個人的，是對中國殘聯和整個中國殘疾人事業的褒獎。
2003年12月3日，國際殘疾人日。這一天，鄧朴方獲得2003年「聯合國人權獎」。
2005年5月14日，美國博伊斯州立大學向鄧朴方頒授人文科學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在人道主義思想研究與實踐等方面取得的學術成果和突出貢獻。同年11月19日，國際傷殘奧林匹克委員會授予鄧朴方國際殘奧委最高榮譽獎「國際殘奧委勳章」，以表彰他為推動國際殘奧運動的發展作出的傑出貢獻。2007年10月，獲美國社會心理康復協會授予的“格拉爾尼克獎”，以表彰他在改善中國精神病患者生活狀況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創造一個「沒有鄧朴方」的中國殘疾人事業
2008年9月6日，北京2008年殘奧會開幕式在國家體育場隆重舉行。
作為北京奧運會組委會執行主席的鄧朴方目睹這一切，心情顯得十分激動。
7年間，北京奧組委為實現「兩個奧運，同時籌辦，同樣精彩」的承諾付出了心血。開幕前夕，北京殘奧會各競賽場館及殘奧村等非競賽場館無障礙設施全部達標。很多細節令人動容：輪椅觀眾進入場館接受安檢時，安檢員都是蹲下乃至單膝著地，以使自己能夠用目光與觀眾交流，目的是讓殘疾觀眾感覺到應有的尊重，心情愉快。這樣充滿人性光輝的細節，在殘奧賽場內外，隨處可見，向世界呈現了一座愛心之城。
提到殘疾人體育運動，人們通常會問：那些身體已經殘疾的人為什麼還要從事體育競技比賽？觀看殘疾人體育競賽會不會讓人感到很「揪心」？鄧朴方認為，開展殘疾人體育運動，有四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康復治療、強身健體，二是突破局限和障礙，三是融入社會，四是影響和改變社會。殘疾人參加體育運動，最早是從康復治療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醫生髮現傷殘軍人參加體育活動有利於身體康復，這催生了現代康復醫學。以康復為目的的體育活動，產生的效果不僅僅是康復。在體育運動中，殘疾人不斷突破身體的局限和心理的障礙。體育讓很多殘疾人實現了雖然沒腿，但是能跳；雖然看不見，但是能跑。殘而不廢，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片嶄新的天地。他說，殘疾人參與體育運動，是用身體和意志，證明自己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是用精神和毅力，表現自己的人格尊嚴、突破生命局限的志氣和勇氣。
靠輪椅行走的鄧朴方為人處事一向低調，但談起我國舉辦第13屆殘奧會時他卻十分激動，嗓音洪亮，鏗鏘有力。
2008年3月13日，全國政協第十一屆第一次會議選舉鄧朴方為全國政協副主席。8個月後，即同年11月13日，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朴方當選為中國殘聯名譽主席，張海迪當選為中國殘聯主席。至此，自中國殘聯創辦以來連任了4屆殘聯主席的鄧朴方功成身退。
早在2006年12月，鄧朴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一定要創造一個‘沒有鄧朴方’的中國殘疾人事業。中國殘疾人事業的發展會有個人的因素在其中，但是要創造一個不因個人因素而運轉的機制，這是我的目標。這種機制健全了，我退休了也就沒關係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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