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華國鋒公開提出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資料圖）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擁鄧聯盟」步步進逼
在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運動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時候，擁鄧的聯盟也組成了。葉劍英顯然已對華國鋒失望。當華將他的意見棄置一旁的時候，他就意識到他身邊的那些同事已經不能依靠，必須尋找其他的辦法。他在玉泉山設立了新的大本營。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還要走上幾十公里。山上高牆環繞，草深林密。密林深處的座座小樓，一向為軍隊高級將領所擁有。實際上這裏是中央軍委辦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文官們不可一世的時候，他們也很難涉足此山。
1977年早春時節，當鄧小平再一次成為矛盾中心的時候，葉劍英把他從三〇一醫院接到玉泉山上，住進了25號樓。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時局來說，這個行動的意義非同小可。因為，就從這時起，擁護鄧小平的人不停地來到玉泉山。毫無疑問，報紙上所說的「緊密團結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全是說給老百姓聽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政治中心，與城中心的中南海遙遙相對。比如1977年2月18日這一天，春節，鄧小平的25號樓就分外熱鬧。葉劍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萬里，他們都來了。鄧小平笑著說，老帥也都來了。老帥卻說，鄧小平是老帥的領班。鄧小平此時儘管還沒有任何權力，但他心情舒暢，知道有了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幹一番的日子不會遠了。
城裏城外兩個陣營遙遙相對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三個星期以後，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華國鋒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爭執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擁護鄧小平的聯盟蓄勢已久，準備發起新的攻擊。開始的時候，大家互相都不願意撕破臉皮。葉劍英的話說得也挺委婉。他要求華國鋒在報告裏面把對鄧小平的說法改寫一下，說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夠更快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而世人也不至於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還說，「兩個凡是」不行，「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應當予以平反。後來人們在談論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多把鄧小平作為反對「兩個凡是」的第一人，現在看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鄧是反對「兩個凡是」的，這不假，但是，從現有的記錄來看，公開表明不能同意「兩個凡是」的，以葉劍英此次講話為最早，他比鄧小平在5月份直接說出“‘兩個凡是’不行”的話，要早大約兩個月。
然而問題在於，黨的主席華國鋒不能同意葉的看法，他表面對葉點頭稱是，可是卻不肯按照葉的意見修正報告。他不肯直接地論辯鄧小平的是非，但卻採用聲東擊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發給與會者。“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華聳人聽聞地說，“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汪東興副主席則拿出毛澤東的話來對付現在的對手：“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幹。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後毛主席才選定華國鋒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個回合就這樣結束了。但是「擁鄧聯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卻。至於華國鋒所說“上階級敵人的當”，在這些政治老手看來，簡直就是騙騙小孩子的把戲。小組會討論華的報告的時候，輪到大家來說話了。3月17日，陳雲說：“我認為當時絕大多數群眾到天安門去是為悼念周恩來總理。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王震舉出毛主席的一些話來對抗汪東興，話也說得更加難聽了：“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是革命的，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胡耀邦原本準備一個長篇發言，事到臨頭卻沒有說。他也許覺得自己的地位和資歷都還不能和陳雲這些人並論，又是鄧小平的“錯誤道路”上的人，眼下還需靜觀時變，等待時機。
葉劍英的意見未被採納。陳雲和王震雖然說了，但他們的發言卻被華國鋒擱在一邊，連會議的簡報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出口。華批評這些人一味在「天安門事件」上糾纏不休，讓大家不要再爭論這些問題。不過，「擁鄧聯盟」的行動還是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鄧小平的問題上，有了明顯的迴旋餘地。華國鋒許諾，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讓他出來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8個月的「批鄧」全都白費了
看來，就連華國鋒也已經意識到，鄧小平的出山已經無法避免。不過，華仍然不願操之過急，其實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階級敵人正在等待著鄧小平上台之後，一舉為「四人幫」翻案之類的說法。他只是在擔心，承認鄧小平沒有錯誤以及承認「天安門事件」中的幾百萬群眾沒有錯誤，也就等於承認毛澤東主席和整個黨錯了。
事情就這樣僵持下來。現在輪到鄧小平本人說話了。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再次寫信，不過，這一回不是寫給華國鋒一人，是寫給「華主席、葉副主席並轉黨中央」。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他還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發給全黨。鄧小平已經看準了自己復出的障礙在於毛澤東認定的「天安門事件」，所以他打算繞開這些具體的問題，讓自己的昭雪不至於影響毛澤東的偉大。鄧小平的信在權力中樞流轉了23天。這一次華國鋒和汪東興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們把鄧小平在六個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來，用黨中央的名義將鄧小平的兩封信一併下發了。在那一封信裏面，鄧小平不是為華國鋒成為黨中央主席歡呼過么?有了這些，當然可以認定華國鋒的核心地位仍然會牢不可破。
5月間，華國鋒召見汪東興和李鑫，要他們去找鄧小平面談，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既可以讓鄧小平出山，又能將鄧小平老老實實地約束在自己麾下。於是這兩個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鄧小平家中。談話持續了好半天，卻什麼也沒有得到。他們告訴鄧小平可以出來工作了，但又要求鄧在此前寫個書面聲明，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等於是要鄧承認毛澤東對他的批評乃是英明決策。他們也許以為這個要求並不過分，因為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
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後，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自稱自己錯誤嚴重。華國鋒和汪東興現在也許認為，鄧小平如果能夠再次認錯，一切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鄧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們這些人中的一員。原來，華國鋒的兩個使者說來說去，就是想把鄧小平拉上這條快要沉沒的「文化大革命」之船，這被鄧小平一口拒絕。“我出來不出來沒有關係，”鄧小平說，“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他還堅決地告訴眼前這兩個人：“‘兩個凡是’不行。如果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汪東興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覷，他們終於明白，華國鋒不是毛澤東，至於鄧小平本人，不僅已經不再是1971年的樣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給華國鋒寫第一封信時的樣子了。
鄧小平把這兩個人打發走了之後，就坐在家裏靜觀時變。如果他的眼光沒有足夠的敏銳，看不出大局已定，萬事俱備，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協，那麼他就不會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個春夏之交的季節，他就正好具備這樣的眼光。他並沒有等太長的時間，到了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全體中央委員都同意恢復鄧小平的職務，包括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以及總參謀長。鄧把他18個月前被剝奪的一切全都拿了回來，既不多一點，也不少一點。這種方式的象徵意義是不能小看的。這等於是宣佈毛澤東在18個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錯了，所謂凡是毛主席說過的就一律不能動的邏輯，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佈，舉國為之震動。在北京，官員們也許要約束老百姓的喜悅之情，不肯像組織「雙慶大會」那樣鼓勵大家上街遊行，但有些城市還是出現了盛大的集會遊行。7月30日晚上，鄧小平出現在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閉幕式上。一時間，歡聲雷動，這哪裏還是一場球賽呢?分明是一場政治集會。為了這一天，他忍辱負重又嘔心瀝血，如索爾茲伯里所說：“使用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計謀、策略，去搏鬥、鬥爭、交談和激烈地爭論。他再次掌了權。”他還是剪著平頭，微笑著，樣子和衣著全都沒有什麼變化。這個人在過去的18個月裏承擔著所有的罪名。黨領導的所有報刊都宣佈他是一個壞蛋。可是這才一轉眼間，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熱烈的歡呼。看來，過去18個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費了。
鄧小平官復原職。可是他還沒有能夠遏制我們龐大國家的歷史慣性。這時候，掌握著中國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領袖」華國鋒，大政並未就緒，「文化大革命」“積重”尚未返還，階級鬥爭仍然是“綱”。鄧的威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取代華的程度。鄧的理論體系也還沒有最後形成，更不要說成為社會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誡中國人：“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但是這話讓人聽來還有些籠統和含混，距離徹底否定「兩個凡是」和開創新的時代，還遠著呢。那些政治老人們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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